我心中的《走西口》

    偶然在报上读到梁衡先生的《大道无形  真情无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让我止不住潸然泪下。

    我心中早就有一支《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那伤心的泪，

    一道一道往下流……”

    五十年代初，由于生计所迫，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随着西去的移民，来到二人台《走西口》的故乡。这是一个“荒边无树鸟无窝”的地方，一下火车便坐上老牛拉的木轮车，牛铃“叮呤”、“叮呤”地响上半天，也走不了几里路，大约还赶不上汉代的“朱轮”。每到村口，很多人围着我们这帮“天外来客”看“稀罕”，许多十四五岁的大闺女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穿着烂皮袄赤着脚在街上跑……

    然而，这就是《走西口》的故乡。多少男女，仅仅为了糊一张口，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西口另谋生路。这里的莜麦面山药蛋养人，老天爷多少降下点儿雨水就饿不死人。莜麦面山药蛋也养育了这里的艺术，当地人民百看不厌的传统剧目就有二人台《走西口》。这不到十分钟的小剧，不知多少世代，竟感动得无数青年男女怆然泪下……

    我就是咀嚼着莜麦面山药蛋、哼唱着《走西口》长大的一个。内蒙有句逸语：“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指二人台《走西口》和《打樱桃》)，表明当地人民对二人台的情有独钟，他们生就喜欢二人台。多少年来，每逢正月，各村青年男女就自动组织起来，搭起台子，垒起旺火，挨家挨户地唱，挨家挨户地演，整整红火它一正月。在这种社风的熏陶下，耳濡目染，含英咀华，又怎么能落下我，我又怎么能够不会哼唱几句二人台？

不仅是民间，就连我们县城中学，也有唱二人台的社风。记得初中时的一次晚会上，文艺委员硬是推搡着我和女生文兰演了一回《走西口》。初中毕业那年，那女同学本来功课挺好，满能考上高中。但她大(父亲)却把她嫁到包头去了。收了人家多少彩礼？不得而知，反正是毕业一分手就没有音讯了。

十五六年后，我已年近三十，竟又得到机会来北京上了大学。有一天在校园里漫步，忽听广播里播唱《走西口》，那深情的女中音顿时让我泪流满面。我赶紧跑回宿舍，立即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散文习作《又闻<走西口>……》，发表在我们学院的院刊上。文中我曾描写到，女同学文兰“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说服了她的糊涂家长。那一年，她考上了一所卫生学校，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写那篇小文时，正值八十年代第一春，我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脑子里充满了罗谩谛克的美好理想。事实上，文兰考上卫校云云，完全是我的演绎和杜撰，实在纯属我的一厢情愿!回想起来，一代又一代，有多少农村女孩在重复着文兰的命运啊？

    “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走西口》于我实在是刻骨铭心。就这么一支《走西口》，我能哼唱它一百遍依然以为是头一次唱它。就这么一支《走西口》，不论是自己哼唱，还是听别人吟唱，都会让我泪如泉涌。这真是说不明，道不白，我本想止住泪水，便紧闭双眼，但泪珠还是从眼角眼缝溢出来。莫非它的艺术魅力真有这么大，真如梁衡所说的，“大道无形，真情无文”？

    也许，《走西口》对我们这一代一代吃莜麦面山药蛋长大的青年来说就是刻骨铭心的。你不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一曲《走西口》，便使你觉得什么都不如这一支来得那么令人心灵震颤。真的，我曾喜欢过三毛的《橄榄树》，喜欢过苏芮的《牵手》。我曾对着麦克风大声吼：“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也曾学着别人的样儿拿腔拿调：“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但是，我唱什么流行歌曲，人家都说我像是在唱二人台，一口山药蛋味。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唱了，联欢晚会上有人硬让我出节目，我就唱我的《走西口》。

    有人说，“音乐是一种心境。”确实，《走西口》代表了我们那一方人的一种心境。那悠长婉转的旋律一经响起，我就立即回到故乡那“男人拔麦子，女人坐月子”的八月，回到那杀猪宰羊的腊月和那聘闺女娶媳妇的正月，回到那逝去的父老乡亲身旁和那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一种涌遍全身心的、无以替代的情感，便整个儿地占据了我、吞噬了我。只有这时，我才好像找到了我自己，找到了一种质朴朴、赤裸裸的自我。

    一位指挥家说：“音乐不在谱子里，它在你的心里!”哦，《走西口》，你就是在我心里——我心中的《走西口》……

（此稿写于1996年夏，发表于1996年11月1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