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寫這篇博文，也許不夠應景。但卻是我的心裏話。
1997年7月1日，應該是中英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為香港主權從此迴歸中國。
從當年的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經過百多年的發展，英國人的謀劃和幾代香港人的努力，香港終於一躍而起，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東方國際大都市。
我在想：自1842年《南京條約》開始，清朝政府陸陸續續就割讓香港為英國殖民地。直到迴歸的那一天，屈指算來，好歹都超過130餘年，應該不算短。
我在想：英國人到底給香港留下了什麼？
你說資產也好，負債也罷，有三樣東西，可能是不爭的事實：
一是英式教育和文明秩序。
聽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是英聯邦國家，教育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香港自然也不例外。一個模式下的兩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教育內容和形式，還是文明秩序的守望，一定是一脈相承的。
比如一直以來，被很多香港中產家庭引以為豪的DSE應試教育，曾經被眾多的家長詬病為“不盡人性”。然而，就這種“不盡人性”，卻鬼使神差般成就了香港的DSE應試教育，得到了世界承認。不然，香港也不會吸引大陸很多“非富即貴”的家庭的孩子，跑來香港讀書。
的確也是如此。我的兩個孩子之前在香港的ben1教會中學讀書。他們也說在ben1中學讀書，猶如煉獄一般。
一是功課太多，考試壓力大，老師要求嚴，很多孩子都頂不住，搞到要看精神科醫生；二是香港的學業設計，永遠是開放式的。老師辛苦不說，對學生要求就更嚴；開放式思考，開放式答題，難度自然大了很多。
我女兒說，懂得捷徑抄作業，都要動腦筋。可見中學的孩子們也是絞盡腦汁。
很多孩子，因為趕不上學業，無奈花大價錢參加各種補習班，搞到父母辛苦，自己沒有休息，身體素質弱，也就成為必然。
比如我女兒六年的ben1中學生活，就是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戰勝各種困難，終於完成了學業。好彩DSE考上了本地的大學。也算“苦盡甘來”。
我有時會問兒女：“中學六年，你們最想要什麼”？
孩子們都會說：放假。“唔嗮番學”。這也許就是香港殘酷的應試教育的真實寫照。
說到港人的文明秩序，也不能怪香港人崇洋媚外。150多年的香港開埠，按照人均壽命估算，中西合璧的文明秩序的傳承，怎麼說都有4-5代人。好多習慣都融入到血液裏。你說一時半載要他改變過來，其實不容易的。
另外，我還知道，與大陸不同，香港的有神論者特別多。早年的天主教，基督教就多得不得了。保守估計，迴歸之前，香港社會，每五個香港人可能就有一個宗教徒。走在香港的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教會小學和中學便知一二。
好像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人不是很多。由於英國殖民特點，香港人歷來就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也衍生出很多教會性質的社團組織，加上公民社會的NGO機構，以及依賴政府資助的各類服務組織。我想不下上千家。聽說過往好幾任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履職前都具有有神論者的教徒背景。
客觀說，香港的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機構，多少為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社會化服務做了一定的貢獻。因為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小政府，大市場”的運營模式。凡事都喜歡外包，只做規劃和佈局。至今也是如此。
二是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
不管走到哪裏，我眼中的生活方式，始終三樣東西：一是物質的；二是精神的；三是靈魂層面的。
先說物質層面的。
香港因為自由港的特點以及低稅制，商品多半來自世界各地的，都是舶來品，進口貨，永遠是優質而便宜。小到嬰兒奶粉，日用品，藥品；大到家用電器，消費電子和汽車，決定了香港的東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人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永遠用好東西。
所以，香港歷來都號稱自己為購物天堂。東南亞國家以及大陸的遊客，到香港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購物。買東西永遠排第一位；玩還是次要的。這都是客觀事實。
再說精神層面。
我印象中，從80年代開始到2000千禧年，香港一直都是鏈接東西方文化的一個中轉站。歐美的流行文化以及自由風，第一站一定是先到香港，醞釀幾個月後，再掛到內地。從服裝到時尚。
也許香港人天生習慣了承接西方文化的聯繫人角色。從學校的禮儀教育，到各類社會化服務的文明禮貌，小到排隊這種小事，在香港人看來，都體現一種公平和秩序。
有時你可能難以理解：一個不起眼的插隊打尖，可以引發香港人的嫉惡如仇，群起而攻之，
其實都是香港人捍衛自己的公平和秩序而已，並不存在歧視之說。
我原來也不知道香港人有私隱特別的忌諱。
三是買辦式的做事做人的風格。
我來香港生活了20年，多少接觸了一些本鄉本土的香港人，以及當年捨命偷渡，和迴歸後以各種理由來港定居的人。
說說我的第一感受。
我發現，香港人很喜歡談錢。無論在公園裏跟香港老人聊天；還是和朋友喝酒吃飯談生意；還是街市和超市購物聽到香港夫妻八卦，“揾錢”，是香港人每天說得最多的詞彙。
後來我看了資料才知道：50-60年代的香港經濟也是捉襟見肘，居民生存環境不比大陸好多少甚至更糟，十幾戶人家，分別擠在一間大房隔成的若干小屋，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在香港可謂比比皆是。
沒有想到，當年資本主義的香港殖民地，也非遍地黃金，而是需要找事做，掙到當天的人工，才有可能買到食品。沒有工開，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沒有東西吃。
原因很簡單：
香港沒有大陸的鄉下之說。找不到事做，就得餓死。我聽說，當年就有人真的找不到事做，便跑回大陸去了。這可能是真的。
也許當年祖輩的打拼文化，一代一代傳承到今天。今天的香港後生仔，似乎天生具有比大陸年輕人更大的壓力感，尤其是沒有本事讀到書，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大部分人都非常懂事，早早就出來打工掙錢。這樣的情形在香港大有人在。
也許早年的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香港人的務實和吃苦耐勞的精神，香港人叫“勤力”。在香港，“勤力”程度第一是福建人，然後是廣東人，這個排序相信很多人認可。
說到香港人的洋買辦思想，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性質不無關係。我在想，當年的洋人，一定是充分依靠香港人的中西合璧，既懂西方法治，又懂華文世界，發展了香港，也成就了香港。
所以，一直以來，香港人就比較高看西方人。都是傳統。
自然，百多年來，港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買辦思想。就是凡事循規蹈矩；做生意注重輕資產，喜歡做中間人，以知識和技能賺錢；工程項目更是亦步亦趨，動作很慢，但香港人說“慢工出細活”。所以，香港沒有大企業，都是打工者。至今也是這樣。
我看很多來港旅遊的大陸遊客，很不理解香港人為何特別喜歡打工。說香港人沒有一點創新創業的勁頭。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由於香港早年都是貿易和船運生意，更多的西方人在香港生意都很成熟，法治和仲裁都比較健全，創新和創業的渠道是很窄小的。幾代香港人為了生存，無風險，便以中間商的方式，或東或西，香港人自己稱作“穩振”。
這種亦西亦東，不倫不類的生存方式，多半來自於西方人的商貿傳統———一切都以生意的方式來往。即便到了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承接了大量的西方製造業訂單，如製衣和電子，也多半作坊式的家庭生產，並未形成工業化的生產規模。這些都是香港人非常注意防範風險的生存方式。
這三樣東西，百多年來，深深浸入到香港人的血液裏，成為雖然一個面孔，但思維方式卻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文化標籤。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這些客觀存在的東西，都是短期內不容易改變的歷史事實。
（未完待續）詳見下篇。
香港是中國的名片：理應比英國人搞得更好（上篇）
Billzhou (2026-03-27 00:40:55) 评论 (0)我今天寫這篇博文，也許不夠應景。但卻是我的心裏話。
1997年7月1日，應該是中英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為香港主權從此迴歸中國。
從當年的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經過百多年的發展，英國人的謀劃和幾代香港人的努力，香港終於一躍而起，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東方國際大都市。
我在想：自1842年《南京條約》開始，清朝政府陸陸續續就割讓香港為英國殖民地。直到迴歸的那一天，屈指算來，好歹都超過130餘年，應該不算短。
我在想：英國人到底給香港留下了什麼？
你說資產也好，負債也罷，有三樣東西，可能是不爭的事實：
一是英式教育和文明秩序。
聽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是英聯邦國家，教育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香港自然也不例外。一個模式下的兩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教育內容和形式，還是文明秩序的守望，一定是一脈相承的。
比如一直以來，被很多香港中產家庭引以為豪的DSE應試教育，曾經被眾多的家長詬病為“不盡人性”。然而，就這種“不盡人性”，卻鬼使神差般成就了香港的DSE應試教育，得到了世界承認。不然，香港也不會吸引大陸很多“非富即貴”的家庭的孩子，跑來香港讀書。
的確也是如此。我的兩個孩子之前在香港的ben1教會中學讀書。他們也說在ben1中學讀書，猶如煉獄一般。
一是功課太多，考試壓力大，老師要求嚴，很多孩子都頂不住，搞到要看精神科醫生；二是香港的學業設計，永遠是開放式的。老師辛苦不說，對學生要求就更嚴；開放式思考，開放式答題，難度自然大了很多。
我女兒說，懂得捷徑抄作業，都要動腦筋。可見中學的孩子們也是絞盡腦汁。
很多孩子，因為趕不上學業，無奈花大價錢參加各種補習班，搞到父母辛苦，自己沒有休息，身體素質弱，也就成為必然。
比如我女兒六年的ben1中學生活，就是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戰勝各種困難，終於完成了學業。好彩DSE考上了本地的大學。也算“苦盡甘來”。
我有時會問兒女：“中學六年，你們最想要什麼”？
孩子們都會說：放假。“唔嗮番學”。這也許就是香港殘酷的應試教育的真實寫照。
說到港人的文明秩序，也不能怪香港人崇洋媚外。150多年的香港開埠，按照人均壽命估算，中西合璧的文明秩序的傳承，怎麼說都有4-5代人。好多習慣都融入到血液裏。你說一時半載要他改變過來，其實不容易的。
另外，我還知道，與大陸不同，香港的有神論者特別多。早年的天主教，基督教就多得不得了。保守估計，迴歸之前，香港社會，每五個香港人可能就有一個宗教徒。走在香港的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教會小學和中學便知一二。
好像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人不是很多。由於英國殖民特點，香港人歷來就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也衍生出很多教會性質的社團組織，加上公民社會的NGO機構，以及依賴政府資助的各類服務組織。我想不下上千家。聽說過往好幾任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履職前都具有有神論者的教徒背景。
客觀說，香港的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機構，多少為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社會化服務做了一定的貢獻。因為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小政府，大市場”的運營模式。凡事都喜歡外包，只做規劃和佈局。至今也是如此。
二是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
不管走到哪裏，我眼中的生活方式，始終三樣東西：一是物質的；二是精神的；三是靈魂層面的。
先說物質層面的。
香港因為自由港的特點以及低稅制，商品多半來自世界各地的，都是舶來品，進口貨，永遠是優質而便宜。小到嬰兒奶粉，日用品，藥品；大到家用電器，消費電子和汽車，決定了香港的東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人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永遠用好東西。
所以，香港歷來都號稱自己為購物天堂。東南亞國家以及大陸的遊客，到香港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購物。買東西永遠排第一位；玩還是次要的。這都是客觀事實。
再說精神層面。
我印象中，從80年代開始到2000千禧年，香港一直都是鏈接東西方文化的一個中轉站。歐美的流行文化以及自由風，第一站一定是先到香港，醞釀幾個月後，再掛到內地。從服裝到時尚。
也許香港人天生習慣了承接西方文化的聯繫人角色。從學校的禮儀教育，到各類社會化服務的文明禮貌，小到排隊這種小事，在香港人看來，都體現一種公平和秩序。
有時你可能難以理解：一個不起眼的插隊打尖，可以引發香港人的嫉惡如仇，群起而攻之，
其實都是香港人捍衛自己的公平和秩序而已，並不存在歧視之說。
我原來也不知道香港人有私隱特別的忌諱。
三是買辦式的做事做人的風格。
我來香港生活了20年，多少接觸了一些本鄉本土的香港人，以及當年捨命偷渡，和迴歸後以各種理由來港定居的人。
說說我的第一感受。
我發現，香港人很喜歡談錢。無論在公園裏跟香港老人聊天；還是和朋友喝酒吃飯談生意；還是街市和超市購物聽到香港夫妻八卦，“揾錢”，是香港人每天說得最多的詞彙。
後來我看了資料才知道：50-60年代的香港經濟也是捉襟見肘，居民生存環境不比大陸好多少甚至更糟，十幾戶人家，分別擠在一間大房隔成的若干小屋，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在香港可謂比比皆是。
沒有想到，當年資本主義的香港殖民地，也非遍地黃金，而是需要找事做，掙到當天的人工，才有可能買到食品。沒有工開，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沒有東西吃。
原因很簡單：
香港沒有大陸的鄉下之說。找不到事做，就得餓死。我聽說，當年就有人真的找不到事做，便跑回大陸去了。這可能是真的。
也許當年祖輩的打拼文化，一代一代傳承到今天。今天的香港後生仔，似乎天生具有比大陸年輕人更大的壓力感，尤其是沒有本事讀到書，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大部分人都非常懂事，早早就出來打工掙錢。這樣的情形在香港大有人在。
也許早年的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香港人的務實和吃苦耐勞的精神，香港人叫“勤力”。在香港，“勤力”程度第一是福建人，然後是廣東人，這個排序相信很多人認可。
說到香港人的洋買辦思想，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性質不無關係。我在想，當年的洋人，一定是充分依靠香港人的中西合璧，既懂西方法治，又懂華文世界，發展了香港，也成就了香港。
所以，一直以來，香港人就比較高看西方人。都是傳統。
自然，百多年來，港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買辦思想。就是凡事循規蹈矩；做生意注重輕資產，喜歡做中間人，以知識和技能賺錢；工程項目更是亦步亦趨，動作很慢，但香港人說“慢工出細活”。所以，香港沒有大企業，都是打工者。至今也是這樣。
我看很多來港旅遊的大陸遊客，很不理解香港人為何特別喜歡打工。說香港人沒有一點創新創業的勁頭。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由於香港早年都是貿易和船運生意，更多的西方人在香港生意都很成熟，法治和仲裁都比較健全，創新和創業的渠道是很窄小的。幾代香港人為了生存，無風險，便以中間商的方式，或東或西，香港人自己稱作“穩振”。
這種亦西亦東，不倫不類的生存方式，多半來自於西方人的商貿傳統———一切都以生意的方式來往。即便到了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承接了大量的西方製造業訂單，如製衣和電子，也多半作坊式的家庭生產，並未形成工業化的生產規模。這些都是香港人非常注意防範風險的生存方式。
這三樣東西，百多年來，深深浸入到香港人的血液裏，成為雖然一個面孔，但思維方式卻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文化標籤。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這些客觀存在的東西，都是短期內不容易改變的歷史事實。
（未完待續）詳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