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有个圆型大闹钟，里面住着只色彩斑斓的公鸡，随着表针的走动，公鸡的头也一伸一缩的，看上去很有趣。我那时不过是几岁的孩子，经常看着这只鸡发愣，总希望能把它弄出来，拿在自己的手里把玩才过瘾，钟表那时可是贵重物品，我只能想，却不敢做。要说贵重，还是爸妈的手表更值钱，爸带的是欧美茄金表，妈的是英哥牌的，都是瑞士的名牌表。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大款，那表都是战利品，不知是从国民党军官还是美国人、日本人手里缴获而来的，仗打赢了，战利品也就奖励官兵了？我妈说过，当时沈阳有俄罗斯人开的店，里面的商品都是外国货，也可能是从那里买来的。爸的欧美茄大大圆圆，金光闪闪，看起来很有气派，妈的那只小巧玲珑秀气典雅。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给表上发条，往前拧一圈，还要向后倒半圈，动作很小心，态度很认真，上劲时发出的声音嚓啦啦的，小河流水似的韵律很动听。问他们为什么要倒半圈？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只听说那样对表好。在德国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和先生聊起此话题，才知道以前德国人给机械表上劲时，也是像跳舞似的，前一下，后一下，先生也说不出到底为什么，看来只好要去瑞士打听了。

五岁时，全家随爸的工作调动来到北京，那只大公鸡闹钟没有跟来，大概是留给什么人作纪念品了吧。到了北京，家里换了一只方型的绿色闹钟，无论从工艺还是外表都显得细腻多了，里面的转盘是朵莲花，随着秒针的跳动，那朵莲花不停地变幻出各种图案，像个大万花筒似的让我着迷，把大公鸡忘到脑后去了。家里只有这么一个闹钟，一向被摆在阿姨的房间，她是家中起得最早的，等她把早饭弄好后，就叫我们起床准备上学了。那时的日子不像现在，吃的、穿的、玩的、用的都很简单，学习也挺紧张，可是生活却很愉快，至少我这样认为。那会儿几乎没什么人家中有冰箱，冬天我们常把加了糖的牛奶放在凉台上冻一夜，第二天就能吃到又甜又脆的冰奶了，其味道之鲜美，让人终生不忘。我想知道牛奶需要多少时间就可以冻在一起，傍晚把牛奶放到外面后，就开始计算时间，时不时到阿姨房间去看莲花钟，然后再去看牛奶，记忆中，不曾有一次在睡觉前就能吃到自制的冰奶的。

闹钟走起来声响挺大，从阿姨的房前走过，即使门关着，也能听到它嘀嘀嗒嗒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像个老实忠厚的汉子，只知道埋头苦干。爸妈的手表走起来则轻巧得多，尤其是妈的那块小昆表，要把它放在耳朵上才可听到急速而清晰的嘁嘁嚓嚓声，好像里面住着的小精灵遇到了紧急情况，正在匆忙赶路寻找援兵似的。我经常很纳闷，为什么同样是表，一个听上去沉着稳重，大将军临阵不慌，另一个却慌乱急促，像颗受了惊吓的小心脏，虽然它们大小不等，可时间的规格是同等的，都应该是一分钟跳60下才对呀，听上去竟会是那样的不同！爸妈回家后，总是习惯摘下手表放在书桌上，那就是我玩表的时候了，最喜欢妈的手表，爸的表对我的小细胳膊来说太宽松了，戴在手上会滑脱下来，万一掉在地上被摔坏了，可就不再是一件好玩的事了。我戴上妈的表，穿上她那双苏联出的白色高跟皮凉鞋，在客厅神气地走来走去。皮凉鞋质地优秀，穿在脚上凉凉的，滑滑的，爽快得如同吃了根冰棍，鞋跟敲在水磨石的地面上，发出脆生生的哒哒声，显得特别地有声势，明明是一个人在屋里走动，感觉上却好像有一班人在闹腾，所以，神气不了多一会儿，就会被大人禁止了。

有一年暑假，住在北京的两个姨家的孩子，都到我家来度假，家里一下子闹翻了天，好像是花果山水帘洞，一群小猴搅在一起，快乐到了极点。文表哥那年刚刚考过中学，在家等候通知，他是那种从小就样样优秀，德智体统统出类拔萃的人，有理想，多抱负，还不怕吃苦，一句话，他若是生在美国，肯定就是当总统的人选。他把我爸的呢军装翻了出来，肩章、壳帽、板带、勋章，除了裤子太大被他舍弃，其他各式行头一样不少，全身披挂地穿戴起来，文表哥那年13岁，长得虎虎实实，胳膊腿上的肌肉都硬硬的，小胸脯也挺得鼓鼓的，爸那件大军服穿在他身上，仗着垫肩的帮助，居然也被他撑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半天都不出声，深深地陶醉沉迷在自己的威武形象中。

“啊呀！这个军官太神气了，不能没有太太啊！”

镜中文表哥的身后，冒出了一个带着花头巾的“女人”，龇牙咧嘴地做着怪相，那是毛表哥，身体细瘦，两眼细瘦，小眼一转就出个捣乱的坏主意。两个男孩的岁数只差几个月，可二人的秉性有着天壤之别。毛表哥趁着大家都欣赏文表哥之际，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妈挂在衣架上的旗袍扯下穿在身上，纱巾系在头上，顺手捞起妈放在桌上的表戴在手腕上，妈的高跟鞋自然更不会落下，然后就袅袅婷婷地出现在威风凛凛的文表哥身后了。那天我们笑得差一点儿就断了气。文表哥腰板挺得笔直，上身穿得威严气派，下面光腿穿着短裤，一只臂膀像阅兵式似的甩得端庄有力，另一手臂挽着她的“太太”，“太太”起劲地扭着屁股，不知是谁把妈的小皮包也送来让他挎在手上，他嗲声嗲气地指着妈的手表对文表哥说：“你就不能快一点呀，电影就要开演了！”

我慢慢地长到十多岁，少女的爱美之心滋生了，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时期，漂亮摩登的衣服是见不到的，人们的穿着好像被编了队的囚犯，一身蓝，一身绿，一身灰，一身黑，再加上北京街道两旁房屋的暗灰墙，看上去色彩荒凉，好像一个没有晴天的世界似的。没有五彩缤纷的衣物，没有手镯项链之类的小装饰品，女孩们仍旧有办法讲究革命的时髦，今天流行黑色方口鞋配白色锦纶丝袜，明天是披长围巾梳蓬松盖耳的辫发，谁要手上还带着一块表，那可更是狂大发了，那时挣钱工作的大人都不见得能有一块表，更不要说孩子了。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不知何时买了块表，得意得喜形于色，进教室来上课时，步子都是飘飘的，他真想挽起袖子向全班的同学宣告，他终于也有一块表啦！可做老师的尊严使他不能像孩子似的在人面前得意显摆，那种急于想和他人共享快乐的心情被压抑着，让他几乎都不知该如何授课了。终于，他注意到，我们班那天得了面卫生红旗，才使他从困境中挣了出来。

“今天，咱们班得了卫生红旗奖，这是和同学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边说边向门口走去，离门还有几米远就伸出手准备去开门，因为那面被剪成旗状的小红纸片，被贴在门外的玻璃窗上。他把胳膊伸得长得不能再长，恨不得把半个手臂都裸露出来，腕上那块新买的表，特别争气地为老师拼命地闪着。

“别小看这张红纸，它是我们全班同学的荣誉啊！”老师打开门后，又把手臂高高举起，指点着那面旗，腕上的表立刻善解人意地窜出袖口，努力亮相着，老师动作夸张地把门重新关好后，又回到讲台前。

“有了这面旗我们不能骄傲，还要保住它，让它长久地住在我们班的门上。”一说到门，他又伸长胳膊向门走去，把先前那一幕又重演了一边。我一点也不夸张，他来来回回把门开关了不下五次，直到他认为，全班同学大概都看清楚了，才不再提那面卫生红旗了。由此可见，手表的地位在当时实在不低，光有钱还不够，你还得有工业券，而工业券又是按工资比例配给的，不知张老师以他做教师的微薄薪水，攒了多久才能如愿，他借旗显表之心，让人十分理解。

妈的表已经带了几十年了，表盘也渐渐变黄，时不时还会罢工止步，必须送到表店去擦洗，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渴望能占有它，毕竟是进口名牌产品啊，等到那块表真正戴到我手上时，已经是老牛拉破车，一走三晃荡，可当我甩手走在街上，或是在公交车上抓住车顶的扶手时，仍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带进口手表，在那时是不多见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张老师以前大讲特讲卫生红旗的良苦用心，才真正得以理解。现在上幼儿园的孩子都戴着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之从前真是鸟枪换炮了，孩子们的愿望轻易就会得到满足。东西来得太容易，丢得也会轻松，过去那种对某物的渴望与期待，以及有朝一日梦想成真时的喜悦之情，变得淡之又淡。再者，得物的欢喜和对其之珍重是成正比的，如得时轻而易举，丢时自然弃若敝屣，如此心态若延伸到人际亲情，倒应了老庄之学说，有无两便，处之泰然，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厉害呀。

大姐有男朋友了，一到周末就来拜访，后来大姐当兵走了，姐夫仍旧常来常往。恋人走了，恋人的妹妹们还在，长得反正都有点像，大家热闹成一片，比他自己害单相思强。听到我这个美丽妹妹总抱怨自己的表不争气，居然慷慨地把他那块锃新的瑞士进口高级表让给我戴。

“我有两块表，你替我戴一个，就省得我每天特地给它上发条了。”

爱情的力量多么伟大！姐夫爱屋及乌，我理所当然地从中渔利，不管妈的强烈反对，不等姐夫后悔，我飞快地拿来，美美地带上，并且从不透露是姐夫借我的，俨然以表主自居，就这样，我戴着它进了北京的一家大工厂做了工人，结束了几年在家养病的逍遥日子。

后来，因为姐夫当年借表有功于我，一路青云，官做得比他爸都高，文表哥也才学兼备，成了风云人物，只有毛表哥混不出来，年纪过了半百有余，仍旧轻飘飘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越混眼睛越小。我呢，无能自己置办总沾光他人的家伙，最是一事无成，不定何时还会客死他乡。本地前些年大修千年教堂，做了不少象征性的物品征集资金，我买了一只表，表盘上有教堂的图像，还有一小块当年盖教堂用的红沙石，每当接到导游事宜，我都要向同胞们亮那块表，告诉大家它是有神力的，即使跳不出个石猴，也能化作美玉，投生到什么人家里，成就一段美谈也未可知，当然最好静坐在表里陪伴着我共度流水，等我消失后仍旧留守，好像一块小小的碑。

19、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