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在Costco 买的蝴蝶兰，每盆有两种花色，每株有两个花枝。
先向大家汇报一下，蝴蝶兰现在依然长势良好，黄色品种的尤其生机勃勃。
家里有一对日本漆碗，静静躺在装饰柜中，多年无人问津，终于有天引来关注。
周日在教会吃午饭，我们桌的几个朋友聊得正火热，段伯母走过来，大家挤挤给让个位子坐下。
段伯母开口问道：“你们几个年轻人看能不能帮上忙，我呢家里从上辈留下了一些旧版美钞和一些袁大头，纯银的正版，随便测。想问问你们知道有什么门路鉴定和出售吗？”
然后段伯母详细讲述了她的银元怎么放在耳边敲击，发出声音是何等悦耳动听，洪亮悠长，等等。
有人建议把旧版美钞直接拿到银行去，至少应该承认纸面价值，也许还愿意把它当古董一样升值？或许银行会推荐一个收购旧美元的古董机构？
之后，段伯母还讲起了他们家里的一些往事。原来段伯伯的父亲曾在他们省会做工业局长，家学渊源，他四伯父早年去美国留学，七年之后回国工作。国家对这种归国人才也不待见，各种运动时更是残酷。情急之下四伯父就把自己存的美元交给他三哥保管，也就是段伯父的三伯父。可是运动风头最紧的时候他三伯父也很紧张，就偷偷把那些美元烧掉了。后来段伯父的四伯父到底没能躲过运动而早早去世。而他三伯父因烧掉弟弟所托之物，愧疚地把他女儿一直供养到大学毕业。
段伯姆说起这段很是可惜：“真的呀，全都烧了！怕被发现，怕不仅保不住财还给定罪。说你企图复辟呀，等变天呀等等，上纲上线，罪加一等，罪不可赦。”
先生说：“文革时，厂里的工人造反派冲到我家里抄家，第一次从箱底搜出两块欧米伽手表，有一块已经坏了，是我父母结婚时的纪念品，所以留着没扔。另外一块后来买的，也不敢戴。幸好没被抄走，只是厂里相当一段时间传说着我们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还不忘酸老公：“看看，爸妈结婚的时候，买的可是欧米伽手表啊，爸和妈谈恋爱的时候，爸穿的还是美国空军飞行员的皮夹克呢？怎么到你这儿全都给降级了？”
我接着说我家：“我姥姥说先是土改给分了家产，后来说要建设祖国，号召大家捐家里的金银铜铁锡，几次下来交个干净。大练钢铁的时候，连锅和秤锤都上交了。哪里敢等到文革时人家上门抄家呀。”
从教会回来，我对先生讲：“咱们家也有一样东西，不知是否需要我们费心。”先生瞪大双眼问：“是啥？”我说：“咱家那对日本漆器，你还记得吧？”说到这里，他恍然大悟。
我们结婚没几年，有年寒假回公公婆婆家过年，公公讲起一件往事。抗战时，一家人跟着爷爷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贵州，几年之后，抗战胜利。爷爷一家回上海，当时爷爷作为院长，去上海铁路医院做接收大员，对接方院长是个日本人。他跟爷爷交接完之后，深深鞠了一躬，郑重捧上一套日本漆器，说送给爷爷作纪念。
公公说，这套漆器家里依然保存着。当时听到这儿，我就跟公公婆婆说：“哇，还有这事儿？太好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有许多宝贝，都留给小妹吧。唯有这一件我想留下作纪念。"当时我公公喜出望外，满口答应。
顺便说一句，先生还有一个妹妹，早年移民澳洲，我们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而爷爷早年去日本留学读医科大学，现在网上用爷爷的名字还可以得到如下资料，还由此知道爷爷在浙江公济医院工作过，难怪家里说当年爷爷在杭州六合塔边上置有房产。
爷爷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留学时和同乡，年轻的蒋委员长自然有交往。爷爷说起过当年的蒋委员长向他借钱，第一次应允了，后来再借就婉拒。认为对方不务正业，后来才明白，原来人家热衷于闹革命。
先生的大伯1947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同年考得最后一年的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并得到美国耶鲁大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无奈因当时战火连天，没能成行。但是耶鲁大学一定保留有他们的名单和相关资料，所以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就被耶鲁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访问学者。回来以后继续在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从事临床、科研、教学，是学科奠基人的核心人物。2010年11月28日，湘雅医院与湖南省泌尿外科学会等单位举办庆典，庆祝湘雅泌尿外科建科 58周年、伯父 90华诞 以及他从医、著书执教 63周年。
先生还有一位姑姑在北京，姑夫是归国留捷克学者，和李铁映是同学。我们来美之前，先生特意到姑姑家道别，姑父和他讲了很多当时的热点新闻李文和，一再叮咛他要引以为戒。
公公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后来从事医药研究和生产工作，在我国把青霉素从实验室到批量生产的环节做出重大贡献，对此国家医药志有记载。
公公去逝后，婆婆去澳洲前先来和我们住，带来了这对漆腕，还有一个公公1979年从瑞士带回来的铜铃铛。公公生前多次出国公干，几乎遍及欧洲各国。
说话的功夫先生摆弄着那对漆器，说：“记得当时是一套的。”我问：“是一个托盘，上面有几个不同形状的漆器？”先生说：“只记得有一套，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好几件，但是具体怎样?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又问：“记得你跟我说，爷爷是上海铁道医院的儿科主任吗？怎么又变成院长了？”先生说：“后来解放了，当然得连降三级。”旋即，他语气一转：“如果爷爷是地下党，那肯定得连升三级啊！”
从不知怎样一套的漆器到现在只剩两个碗，恐怕也只能自己留个念想了。感觉这对漆碗不一定有价值，只有这段来历才有意义，但是这种经历口说无凭，难以佐证，所以应该无法变现吧。
唯一的结果就是留给儿子，但是儿子和儿媳接受吗？能喜欢吗？
稍带提一下这个叉子：
当年抗战胜利时，美军在上海把剩余物资开箱卖给市民，家里买了不少东西。先生上大学时从中拿了一只勺子和一只叉子。后来那只勺子不知所踪，只留下了这只叉子。我们现在还在用，把柄上的刻字U.S. 清晰可见，背后的图案和刻字SILCO STAINLESS依稀可见，质量完全没问题，只是看起来不那么新而已。
一对传奇的日本漆碗
晴朗见南山 (2026-03-27 15:00:00) 评论 (2)春节前在Costco 买的蝴蝶兰，每盆有两种花色，每株有两个花枝。
先向大家汇报一下，蝴蝶兰现在依然长势良好，黄色品种的尤其生机勃勃。
家里有一对日本漆碗，静静躺在装饰柜中，多年无人问津，终于有天引来关注。
周日在教会吃午饭，我们桌的几个朋友聊得正火热，段伯母走过来，大家挤挤给让个位子坐下。
段伯母开口问道：“你们几个年轻人看能不能帮上忙，我呢家里从上辈留下了一些旧版美钞和一些袁大头，纯银的正版，随便测。想问问你们知道有什么门路鉴定和出售吗？”
然后段伯母详细讲述了她的银元怎么放在耳边敲击，发出声音是何等悦耳动听，洪亮悠长，等等。
有人建议把旧版美钞直接拿到银行去，至少应该承认纸面价值，也许还愿意把它当古董一样升值？或许银行会推荐一个收购旧美元的古董机构？
之后，段伯母还讲起了他们家里的一些往事。原来段伯伯的父亲曾在他们省会做工业局长，家学渊源，他四伯父早年去美国留学，七年之后回国工作。国家对这种归国人才也不待见，各种运动时更是残酷。情急之下四伯父就把自己存的美元交给他三哥保管，也就是段伯父的三伯父。可是运动风头最紧的时候他三伯父也很紧张，就偷偷把那些美元烧掉了。后来段伯父的四伯父到底没能躲过运动而早早去世。而他三伯父因烧掉弟弟所托之物，愧疚地把他女儿一直供养到大学毕业。
段伯姆说起这段很是可惜：“真的呀，全都烧了！怕被发现，怕不仅保不住财还给定罪。说你企图复辟呀，等变天呀等等，上纲上线，罪加一等，罪不可赦。”
先生说：“文革时，厂里的工人造反派冲到我家里抄家，第一次从箱底搜出两块欧米伽手表，有一块已经坏了，是我父母结婚时的纪念品，所以留着没扔。另外一块后来买的，也不敢戴。幸好没被抄走，只是厂里相当一段时间传说着我们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还不忘酸老公：“看看，爸妈结婚的时候，买的可是欧米伽手表啊，爸和妈谈恋爱的时候，爸穿的还是美国空军飞行员的皮夹克呢？怎么到你这儿全都给降级了？”
我接着说我家：“我姥姥说先是土改给分了家产，后来说要建设祖国，号召大家捐家里的金银铜铁锡，几次下来交个干净。大练钢铁的时候，连锅和秤锤都上交了。哪里敢等到文革时人家上门抄家呀。”
从教会回来，我对先生讲：“咱们家也有一样东西，不知是否需要我们费心。”先生瞪大双眼问：“是啥？”我说：“咱家那对日本漆器，你还记得吧？”说到这里，他恍然大悟。
我们结婚没几年，有年寒假回公公婆婆家过年，公公讲起一件往事。抗战时，一家人跟着爷爷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贵州，几年之后，抗战胜利。爷爷一家回上海，当时爷爷作为院长，去上海铁路医院做接收大员，对接方院长是个日本人。他跟爷爷交接完之后，深深鞠了一躬，郑重捧上一套日本漆器，说送给爷爷作纪念。
公公说，这套漆器家里依然保存着。当时听到这儿，我就跟公公婆婆说：“哇，还有这事儿？太好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有许多宝贝，都留给小妹吧。唯有这一件我想留下作纪念。"当时我公公喜出望外，满口答应。
顺便说一句，先生还有一个妹妹，早年移民澳洲，我们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而爷爷早年去日本留学读医科大学，现在网上用爷爷的名字还可以得到如下资料，还由此知道爷爷在浙江公济医院工作过，难怪家里说当年爷爷在杭州六合塔边上置有房产。
爷爷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留学时和同乡，年轻的蒋委员长自然有交往。爷爷说起过当年的蒋委员长向他借钱，第一次应允了，后来再借就婉拒。认为对方不务正业，后来才明白，原来人家热衷于闹革命。
先生的大伯1947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同年考得最后一年的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并得到美国耶鲁大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无奈因当时战火连天，没能成行。但是耶鲁大学一定保留有他们的名单和相关资料，所以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就被耶鲁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访问学者。回来以后继续在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从事临床、科研、教学，是学科奠基人的核心人物。2010年11月28日，湘雅医院与湖南省泌尿外科学会等单位举办庆典，庆祝湘雅泌尿外科建科 58周年、伯父 90华诞 以及他从医、著书执教 63周年。
先生还有一位姑姑在北京，姑夫是归国留捷克学者，和李铁映是同学。我们来美之前，先生特意到姑姑家道别，姑父和他讲了很多当时的热点新闻李文和，一再叮咛他要引以为戒。
公公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后来从事医药研究和生产工作，在我国把青霉素从实验室到批量生产的环节做出重大贡献，对此国家医药志有记载。
公公去逝后，婆婆去澳洲前先来和我们住，带来了这对漆腕，还有一个公公1979年从瑞士带回来的铜铃铛。公公生前多次出国公干，几乎遍及欧洲各国。
说话的功夫先生摆弄着那对漆器，说：“记得当时是一套的。”我问：“是一个托盘，上面有几个不同形状的漆器？”先生说：“只记得有一套，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好几件，但是具体怎样?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又问：“记得你跟我说，爷爷是上海铁道医院的儿科主任吗？怎么又变成院长了？”先生说：“后来解放了，当然得连降三级。”旋即，他语气一转：“如果爷爷是地下党，那肯定得连升三级啊！”
从不知怎样一套的漆器到现在只剩两个碗，恐怕也只能自己留个念想了。感觉这对漆碗不一定有价值，只有这段来历才有意义，但是这种经历口说无凭，难以佐证，所以应该无法变现吧。
唯一的结果就是留给儿子，但是儿子和儿媳接受吗？能喜欢吗？
稍带提一下这个叉子：
当年抗战胜利时，美军在上海把剩余物资开箱卖给市民，家里买了不少东西。先生上大学时从中拿了一只勺子和一只叉子。后来那只勺子不知所踪，只留下了这只叉子。我们现在还在用，把柄上的刻字U.S. 清晰可见，背后的图案和刻字SILCO STAINLESS依稀可见，质量完全没问题，只是看起来不那么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