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至1940年间，社会动荡不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也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关键时期，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新西兰于1893年，澳大利亚1902年，英国1928年，法国1944年先后赋予了妇女投票权。在艺术领域，自然主义、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相继兴起，各领风骚。在当时尚处化外之地的澳大利亚，一批追求艺术的女性为了寻求新的挑战和自由，她们前往欧洲的艺术中心，在海外接受专业艺术训练，并将变革性的现代理念带回了自己的家乡。
“这些艺术家真的渴望登上世界舞台，”南澳美术馆澳大利亚艺术副策展人艾莉·弗里克这样对记者介绍道：“在巴黎的波西米亚圈子里，她们拥有更多自由生活的机会 - 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艺术还是性方面。” 无疑当时位居世界舞台中央的欧洲，让这些澳大利亚女性大开眼界，激发了她们旺盛创造欲望。《危险的现代》展出的绘画、版画、素描、陶瓷和雕塑作品，展现了50位勇于挑战时代性别刻板印象的女性艺术家的艺术之旅。她们将全新的艺术理念带回澳大利亚，并在自己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但是往往被忽视的作用。
Margaret Preston的作品占据了展览的重要位置。Preston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艺术家，她的作品融合了原住民艺术元素与现代主义美学。她的静物画系列让我驻足良久，在《土著静物画》系列中，澳大利亚本土植物以装饰性的方式呈现，色彩鲜艳而富有节奏感，构图简洁有力。Preston对原住民艺术的借鉴在当时是极具争议的，但她坚持认为澳大利亚艺术应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她的木刻版画作品展现了卓越的技术，线条果断，色彩对比强烈，每一幅作品都像是在宣告：澳大利亚艺术不应该只是欧洲艺术的附庸。
画展中有许多出色的人像画，而Nora Heyson的自画像前总是有许多人在认真观赏。这幅1932年在其父亲工作室创作的自画像，是她20世纪30年代作品的典型代表。这幅自画像通过她深邃的目光，展现了她作为一名年轻艺术家的身份认同和抱负。这幅自画像构图有力，线条精准有力，色彩质朴自然，令人联想起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师。在另一幅创作于伦敦的自画像里，Heyson睁大眼睛，无所畏惧地凝视着前方。在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Heyson通过自己的画笔展示了女性的自信和才情。也正是由这样的精神力量所推动，她在1938年凭借为埃林克·舒尔曼夫人创作的肖像画荣获著名的阿奇博尔德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她还是二战期间首位被任命为官方战地艺术家的女性。
当许多女画家热衷在室内作画时，身为女权主义者的Dora Meeson，却决心进行户外写生。她的决定既出于艺术考量，也出于经济考虑，因为她与同为艺术家的丈夫乔治·科茨共用一间位于伦敦切尔西的画室，“那间斗室容不下他们俩”有人曾这样评论。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Meeson反复描绘泰晤士河沿岸的景色，《切尔西河段的泰晤士河》便是其中一幅作品，创作于1913年左右。这幅作品展现了泰晤士河上美妙的银灰色景象，雾霾在光线的映衬下更显迷人。画面的焦点在于那些黑色的作业船只，它们被光影和氛围所环绕。她运用了非常明显的笔触，将颜料推向画面，使观者能够感受伦敦工业化机械带来的力量和压迫感。Meeson一生中多次返回澳大利亚，举办展览并出售作品。尽管她创作的主题在当时被认为是男性化的，但她的技艺却备受赞誉。
在展厅中穿行，我不断思考着”危险”这个词的含义。对这些女性艺术家而言，危险来自多个层面。首先是社会层面的危险，在保守的社会氛围中，女性从事艺术创作本身就被视为不务正业,更不用说那些打破传统美学规范的前卫实验了。许多艺术家面临着家庭的反对、社会的质疑和经济的困境，其次是艺术层面的危险。她们选择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拒绝迎合市场和评论界的口味，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最后是存在层面的危险，艺术创作要求她们不断审视自我、质疑传统、挑战权威，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风险。
但正是这种”危险”，赋予了她们作品强大的生命力。这些艺术家没有因为性别而自我设限，她们与男性同行一样，积极参与到现代主义的各种运动中，吸收欧洲前卫艺术的养分，同时努力建立澳大利亚艺术的本土特色。她们的作品既有国际性的视野，又保持着对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注。她们不满足于做男性艺术家的追随者，而是要成为艺术史的书写者。Grace Crowley和Dorrit Black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两位艺术家曾在巴黎跟随André Lhote学习立体主义，“我第一次看到一幅画被简化成几何形状后所获得的力量…….。“ Crowley曾这样写道，在巴黎看到现代艺术让她“坐直身子思考”。她们一起在奥德萨街的安德烈•洛特学院学习立体主义，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平面几何立体主义风格，这种风格较少受具象的束缚。Black从欧洲返回悉尼几个月后，她创作了澳大利亚第一幅立体主义风景画《桥》。从鲍尔斯角望去，这座城市未完工的建筑地标和风景如画的海港以一系列简化的形式呈现。从左到右，碎片化的色块逐渐变暗、变亮、再变暗，暗示着地球的每日自转和时间的宇宙脉动。
她们两人的作品理性而克制，却又不失感性的韵律，主题被解构成几何形状，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音乐般的节奏感。完成《桥》一年后，Black在悉尼玛格丽特街建立了现代艺术中心，这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在其名称中使用“现代”一词的艺术机构。该中心包括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是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艺术的一个虽小但强大的中心。尽管在1930年代的悉尼，抽象艺术几乎得不到任何理解和支持，但她们作为澳大利亚现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站在这些作品前，你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些女性艺术家在追求艺术创新时所展现的勇气和坚持。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艺术学校和画廊都关闭了。对于流亡海外的女艺术家来说，是留下还是撤退，成了一个改变人生的问题。对于自己的战时经历，她们没有顺应官方的宣传口径，而是用自己手中的画笔，留下了未经审查的个人记忆和感受。其中Hilda Rix Nicholas的画作最让人动容，一个年轻军官毫无生气地躺在战场上，他的身体呈现十字形般伸展，旁边是另一名面朝下的土兵。两人都沐浴在淡淡的烟雾之中，让人感到战争的恐怖和荒诞。这幅名为《这些画作泄露了世界》既是哀悼之作，也是爱的见证。大战爆发后，Nicholas的妹妹和母亲相继去世，紧接着丈夫乔治-马特森-尼古拉斯少校在法国索姆河谷的战壕中被一枚流弹炸死，当时距离他们结婚仅几周时间。亲人们的噩运没有让女艺术家沉沦，她饱含热泪，描绘了自己丈夫战死沙场的惨状，展现了对悲痛的反思，从私人痛苦反映出战争带给人民不可承受的代价。
展览中最小的一幅画作却让我驻足良久，这幅画来自一位亚裔女画家贾斯汀·孔·辛(Justine Kong Sing)，她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第一位职业华裔女艺术家。这是一幅水彩微型肖像画，尺寸仅为6.1 x 4.5厘米，创作于1912年，这是她抵达英国不久之后创作的袖珍画作，名为《我》。画中孔·辛本人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眉毛高挑，头微微歪向一边，带着一丝疑惑地凝视着观者。在画幅的右边有2个模糊的汉字“大子”，不知什么意思。“她一生都怀揣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尽管这与她的出身毫无关系，”策展人是这样介绍的：“这些微型画作虽然很小，却蕴含着完整的世界，饱含着她的人生经历以及她与世界的互动。” 虽然我们不知道孔·辛的家庭情况和她的私人生活。但是可以想象一个认知敏感的华裔女子，生活在19世纪末狂热排华的澳大利亚，生活绝不会是一条坦途。
孔·辛于1868年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偏远地区，父亲是一位华裔矿工兼商人。她曾在悉尼学习绘画，并在墨尔本国家美术馆学院完成学业。孔·辛于1905年、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新南威尔士皇家艺术协会举办展览，不幸的是她的画作很少留存于世。孔·辛靠做家庭教师攒够了旅费，43岁时孤身前往欧洲。6个星期的轮船生活将她带入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时，这位中年华裔女性立刻意识到，在这座“喧嚣熙攘”的城市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给家人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抵达伦敦时无人注意的情景，这与她在澳大利亚遭受的种族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殖民地，外国人受到区别对待，东方人会因为肤色而遭受异样的目光，甚至常常遭到攻击，这种羞辱令人难以忍受！”她这样写道。孔·辛在英国和西班牙生活了二十年，最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殖民地”，于1960年在悉尼去世。她的侄女于次年将她的作品《我》捐赠给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今天她有机会再次凭借水彩画，而非她的肤色在家乡引起轰动，成为澳大利亚艺术史的另类经典。
这场被誉为2026年悉尼最精彩的艺术展览内容丰富，实难一一笔录，只能记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几则。同时展览的布置也值得称道。墙面的颜色选择、灯光的设计、作品之间的呼应，都经过精心考虑。每件作品旁边都有详细的说明文字，不仅介绍作品本身，还提供了艺术家的生平背景和创作时的社会环境。许多清晰的历史照片，让观众可以了解当时的艺术教育状况、女性艺术家面临的具体困境等。这些辅助材料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也让整个展览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历史的回顾和教育。
离开”危险的现代“展览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我为这些艺术家的才华和勇气而感动，她们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创造出如此出色的作品，她们的坚持和付出值得被铭记。另一方面，一种莫名的担忧油然而生，随着AI的降临，在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时代，人最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尺度。而尺度，最终会以审美的形式，藏在那些不肯被算法完全说服的心里。人类面对的将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不是“最优解”，而是“值得的解”。AI 可以给你一万种方案，但它不承担后果，也不感受羞耻、悲悯和崇高。如果说这些勇敢的女性艺术家是踏入现代化之河的先驱，那我们已经步入足以没顶的深水区，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