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时代，作协很可能并不是被什么人“取消”，而是自然地走向它的消亡。

 

作协的历史功能，从来不只是文学联谊，而是一种组织化写作机制。它通过你的身份认证（也就是资格，有年龄、作品和名额等许多的限制）、资源分配和话语引导，把文学纳入一种政府可管理、可预期的轨道。在这种政府的行政编制结构下（说是群众组织但它的组织管理部门和大牌作家都是吃皇粮的有薪水发），写作首先是一种正能量的角色行为，其次才是个人表达。唱赞歌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制度内写作的必然结果。

 

正因如此，当AI出现之后，作协所承担的那部分“功能性写作”，反而最先失去不可替代性。主题明确、立场安全、语气规范、逻辑完整——这些恰恰是AI最擅长完成的部分，而且更高效、更稳定，也不需要编制与拨款。当一种写作只剩下“正确表达”，那么由人完成，反而显得成本过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的终结。恰恰相反，AI正在迫使真正的文学与体制化写作分道扬飚。

 

在实际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AI协作并没有削弱作者，反而重新确认了作者的核心位置。人提供材料、经验和判断，AI完成语言展开。这种协作关系，使“作者”不再等同于文字工匠，而回归为问题的提出者和立场的承担者。材料是否真实，问题是否尖锐，判断是否经得起推敲，成为作品能否成立的关键。

 

这正是作协结构最难适应的地方。组织可以统一口径，却无法统一经验；可以分配任务，却无法生产判断。而AI恰恰放大了这一差异：没有经验与思想输入，AI只能生成空洞文本；而一旦输入来自个人真实世界，作品的原创性便不再依赖写作工具。

 

因此，AI淘汰的并不是文学，而是一种早已脱离个人经验、仅靠组织运转维系的写作形态。作协之所以显得多余，并非因为AI太强，而是因为它长期承担的，并非文学必须由人完成的那一部分。即使没有AI，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只不过AI的到来提前宣判了作协的消亡。

 

当写作重新回到个体判断，当作者重新为自己说话，文学反而摆脱了机构的庇护，也摆脱了机构的限制。AI并没有夺走作者的位置，而是让那些本就不在作者位置上的人，无处可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协的消亡不是文化衰败的标志，而是文学重新变得诚实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