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焘先生，1921年出生，字左田，福建长乐人，林家在福建是大户。林先生本人是地道的北京人，一口京腔。林先生一辈子与声音结下了不解之缘，1946年起在燕京大学从事音韵学研究，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7年发表《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提出语音、语义与语法综合研究方法 。参与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推动普通话推广及汉语拼音方案实施 。改革开放后组建北京大学语音实验室。

其实，林先生与声音的缘分应该是起源于昆曲。抗战时期林先生在燕京大学随高步云先生习曲，工旦、巾生，擅唱《楼会》、《琴挑》。后来一直是北京昆曲研习社西郊小组成员、召集人之一。林先生曾借为李方桂先生《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印本写序，追忆抗战中他如何带上这部大书，加上一套昆曲曲谱和一支笛子，辗转到成都复学。“（李）先生有时兴致好，学习完了就请出师母徐樱，三人一起吹起笛子唱两段昆曲。跟从先生学习的三年，那种温馨和谐的学习气氛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无穷。”林先生和夫人杜荣同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两人在大学时就喜爱昆曲，还经常一起登台演出。据杜先生回忆，他们俩人一辈子喜欢昆曲，他们每天下午唱昆曲，晚上则看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林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喜欢昆曲，他们之间因昆曲而成为知音，高山流水，万世流芳。

林先生的夫人杜荣先生，出生于天津，194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专业。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之一。享年102岁。林先生与夫人可谓志同道合，神仙伴侣。

上本科时，林先生给我们讲语音学。这是一门听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但是我们第一节课就被林先生那纯正的北京话给吸引住了。先生讲课慢条斯理，条理清晰，总是用形象生动的比如把枯燥的概念讲得有声有色，标语牢记。比如讲北京话轻声的时候，比较豆腐和英文里的of，准确地指出了轻声的特征，那就是短而轻。讲儿化的时候，让我们比较“白面”和“白面儿”的不同，使我们很快便记住了儿化的功能和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京话和普通话并不等同，虽然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很多北京话里的很多轻声和儿化现象并没有被普通话接纳。

林先生曾写了几篇探讨北京话起源的文章，比如《北京官话溯源》等论文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进而对普通话的定义提出讨论，给我们很多启发。上研究生时，林先生开设实验语音学，我们跟着林先生做实验，测量普通话声调的长度，通过科学手段来证明普通话四声的不同特质。我的实验报告拿了全班第一，得到了先生的鼓励。我后来虽然没有继续普通话语音的研究，但是一直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到澳洲后，写过一篇介绍澳洲中文教学的文章，寄给林先生后，给我推荐发表了。

汉语里有这样一个成语，叫金声玉振。金：指钟。玉：指磬。《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这本是孟子赞扬孔子的话，认为孔子德才兼备，譬如奏乐，敲钟发出先声，击磬收尾，集众音之大成。后用“金声玉振”比喻才德纯美，声誉远扬。也比喻音韵和谐或声音优美响亮。比如黄庭坚《题子瞻书后诗》：“诗就金声玉振，书成虿尾银钩。”明朝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

陈平原先生曾这样介绍林焘先生：我对先生的了解，是在专业以外――丰神俊朗，潇洒飘逸，喜美食，善昆曲，会吹箫。史有为先生曾说，做语言学大学者须有一条件，就是会音乐。例子之一是语言学大师赵元任赵先生，他是音学和音乐天才，作曲是他的拿手，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即是其杰作。例子之二当然就是朱先生。

我想林焘先生可以算第三个例子。用金声玉振来概括林焘先生的一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