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郭沫若先生的褒贬不一，但本文只是讨论他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贡献。 郭先生于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 1914年东渡日本学习医学； 此后弃医从文，追寻浪漫主义、自我表现和文学革命， 1924 年后从浪漫主义文人转向革命文艺的战士。 1926 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此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 还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反蒋。起义失败后，郭被南京政府通缉， 不得已于1928年 2 月被迫流亡日本。
此后的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从不甚了解，到成为“甲骨四堂” 之一：1929年发表 《甲骨文字研究》，系统考释甲骨文字，奠定个人的甲骨学基础； 1933年发表《卜辞通纂》，分类整理、考释卜辞，建立了科学释读体系；1931年发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铭文证史，考释关键金文；1932年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首创按时代、国别编排青铜器铭文， 1937年出版《殷契粹编》，由此确立了两周青铜器分期与断代的科学框架，成为后世典范。此时期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还不仅于甲骨文，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甲骨文作为第一手史料，对当时的奴隶制度、私有财产、氏族贵族等有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考证了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婚姻家庭形态等，并得出殷商时期为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的结论， 由此开启了 “以字证史” 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这十年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甲骨学和金文研究的宗师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日救亡，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任副部长），1940 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统区领导进步文化。与此同时他也继续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1939年出版《石鼓文研究》， 1945年出版《十批判书》和 《青铜时代》， 用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先秦社会、宗教、思想，在甲骨金文、先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均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1948 年 3 月，经胡适、傅斯年和李济等著名学者的联合推荐，郭沫若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当时在人文组的考古学领域共评选出四位院士：李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主持殷墟发掘）。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开拓者，后岗三叠层发现者）、郭沫若 （“甲骨四堂” 之一）和董作宾 （殷墟甲骨分期体系创立者，“甲骨四堂” 之一）。此次选举被视为超越党派、以学术为本的典范，也是对郭沫若学术地位的最高官方认可。
1949 年以后，郭沫若身兼党政、科教、文艺、外交多领域要职，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49.10—1978.6），同时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和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学术职务。他以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学科的地位：
首先是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把此前分散的考古力量整合成国家级学术体系，奠定了今天中国考古的组织基础。 其次是推动全国性考古调查和发掘，让考古从 “挖宝” 变成国家支持的历史科学。 他长期领导全国考古与文物工作，支持殷墟、仰韶、龙山和周口店等重要遗址发掘，用考古成果重建了上古史； 与此同时还重视文物保护，推动建立了博物馆体系。再次是培养新一代考古人才， 他支持北大等高校设立考古专业， 推动开办考古训练班，培养了大批考古骨干。他还亲自培养了一批古文字、考古、历史领域的杰出学者： 如郭若愚（1921—2012，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金石书画家）、胡厚宣（1911—1995，甲骨学大家），李瑾（1930—2003，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宋镇豪（1955— 当代甲骨学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等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而夏鼐（1910—1985，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苏秉琦（1909—1997：考古学泰斗）、 尹达（1906—1983，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李学勤（1933—2019,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权威）等大家，都曾长期收到郭沫若的指导和支持。
1955 年 10 月，郭沫若领衔署名，与吴晗、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联名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主张发掘明长陵以研究明史、建设地下博物馆、展示新中国的考古能力。经周恩来总理批示 “原则同意”后， 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协调资源、组建队伍，于 1956 年 5 月正式启动发掘。 他本人未进入地宫、也不负责具体发掘，但高度关注进展，多次听取汇报、指导方向。 ?定陵出土了三千余件文物，为明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但因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严重不足，大量丝织品、木器、书画在出土后迅速氧化、碳化、损毁；发掘后又仓促开放、保护不善，加剧了出土文物的毁损。此后国家严禁主动发掘帝王陵墓，仅允许抢救性发掘，此原则沿用至今。 郭沫若晚年亦反思：“定陵一役，失策也”。
在1966年后的那段特殊时期， 郭沫若在考古领域呈现出双重角色：一方面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做出妥协与迎合，另一方面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在1968年主持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他亲自协调军队、地方与考古所资源，组建队伍，亲赴现场指导，审定发掘方案， 促成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国宝出土；1972年推动马王堆汉墓发掘与保护，协调资源解决女尸、丝织品、帛书的保护难题。他还支持殷墟、周原、云梦睡虎地秦简等重要遗址的抢救性发掘，避免文物遭基建的破坏。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郭在1972年推动《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学术期刊复刊，还重建了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在那段时期的考古角色是政治妥协与学术坚守的矛盾体。在当时的形势下，郭沫若作为一位领导人和学术权威，成为在动荡年代中维系中国考古事业的关键力量。
1977年后，郭沫若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如既往地重视考古工作。 1978—1983年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编辑并出版，这是甲骨学集大成的里程碑巨著。全书共 13 卷，收录海内外甲骨41956 片，是迄今最完整的甲骨文资料总集，为殷商史与甲骨学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础。此书的出版当然和郭沫若长期的政治身份有关，但作为年的“甲骨四堂”之一，由郭先生担任主编也无可厚非。
作为考古学家，郭沫若一直有不少古董收藏，尤其聚焦金石、甲骨、青铜器等与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物，但他是 “为研究而收藏”，而非单纯的雅玩或投资。 郭沫若在1949 年后，将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逐步悉数捐赠，现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和郭沫若纪念馆等机构，包括甲骨与金文手稿，青铜重器与石刻，古砖、石狮、石墩、碑帖与古籍、大量历代碑刻拓片与善本古籍等。郭沫若的收藏是学术研究的 “活资料”，他以藏治学、最终捐藏于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收藏 — 研究 — 奉献” 的典范。
1978年4月，郭沫若病重，他向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郑重交代了身后事：“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当年6月12日，郭沫若以86岁高龄去世。葬礼之后，他的亲人根据郭沫若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照片，郭沫若于1977 年（85 岁）在家中欣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显示他一生对考古与古文字的热爱贯穿始终。
郭沫若虽不是田野考古学家，但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开创了“以出土文字材料重建上古社会”的路径。1949年后，他以国家领导人和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奠基人。无论后世对他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杰出贡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郭沫若与中国考古事业
长岛退休客 (2026-02-20 17:06:48) 评论 (3) 国人对郭沫若先生的褒贬不一，但本文只是讨论他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贡献。 郭先生于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 1914年东渡日本学习医学； 此后弃医从文，追寻浪漫主义、自我表现和文学革命， 1924 年后从浪漫主义文人转向革命文艺的战士。 1926 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此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 还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反蒋。起义失败后，郭被南京政府通缉， 不得已于1928年 2 月被迫流亡日本。
此后的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从不甚了解，到成为“甲骨四堂” 之一：1929年发表 《甲骨文字研究》，系统考释甲骨文字，奠定个人的甲骨学基础； 1933年发表《卜辞通纂》，分类整理、考释卜辞，建立了科学释读体系；1931年发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铭文证史，考释关键金文；1932年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首创按时代、国别编排青铜器铭文， 1937年出版《殷契粹编》，由此确立了两周青铜器分期与断代的科学框架，成为后世典范。此时期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还不仅于甲骨文，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甲骨文作为第一手史料，对当时的奴隶制度、私有财产、氏族贵族等有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考证了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婚姻家庭形态等，并得出殷商时期为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的结论， 由此开启了 “以字证史” 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这十年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甲骨学和金文研究的宗师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日救亡，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任副部长），1940 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统区领导进步文化。与此同时他也继续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1939年出版《石鼓文研究》， 1945年出版《十批判书》和 《青铜时代》， 用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先秦社会、宗教、思想，在甲骨金文、先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均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1948 年 3 月，经胡适、傅斯年和李济等著名学者的联合推荐，郭沫若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当时在人文组的考古学领域共评选出四位院士：李济（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主持殷墟发掘）。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开拓者，后岗三叠层发现者）、郭沫若 （“甲骨四堂” 之一）和董作宾 （殷墟甲骨分期体系创立者，“甲骨四堂” 之一）。此次选举被视为超越党派、以学术为本的典范，也是对郭沫若学术地位的最高官方认可。
1949 年以后，郭沫若身兼党政、科教、文艺、外交多领域要职，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49.10—1978.6），同时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和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学术职务。他以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学科的地位：
首先是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把此前分散的考古力量整合成国家级学术体系，奠定了今天中国考古的组织基础。 其次是推动全国性考古调查和发掘，让考古从 “挖宝” 变成国家支持的历史科学。 他长期领导全国考古与文物工作，支持殷墟、仰韶、龙山和周口店等重要遗址发掘，用考古成果重建了上古史； 与此同时还重视文物保护，推动建立了博物馆体系。再次是培养新一代考古人才， 他支持北大等高校设立考古专业， 推动开办考古训练班，培养了大批考古骨干。他还亲自培养了一批古文字、考古、历史领域的杰出学者： 如郭若愚（1921—2012，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金石书画家）、胡厚宣（1911—1995，甲骨学大家），李瑾（1930—2003，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宋镇豪（1955— 当代甲骨学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等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而夏鼐（1910—1985，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苏秉琦（1909—1997：考古学泰斗）、 尹达（1906—1983，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李学勤（1933—2019,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权威）等大家，都曾长期收到郭沫若的指导和支持。
1955 年 10 月，郭沫若领衔署名，与吴晗、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联名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主张发掘明长陵以研究明史、建设地下博物馆、展示新中国的考古能力。经周恩来总理批示 “原则同意”后， 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协调资源、组建队伍，于 1956 年 5 月正式启动发掘。 他本人未进入地宫、也不负责具体发掘，但高度关注进展，多次听取汇报、指导方向。 ?定陵出土了三千余件文物，为明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但因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严重不足，大量丝织品、木器、书画在出土后迅速氧化、碳化、损毁；发掘后又仓促开放、保护不善，加剧了出土文物的毁损。此后国家严禁主动发掘帝王陵墓，仅允许抢救性发掘，此原则沿用至今。 郭沫若晚年亦反思：“定陵一役，失策也”。
在1966年后的那段特殊时期， 郭沫若在考古领域呈现出双重角色：一方面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做出妥协与迎合，另一方面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在1968年主持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他亲自协调军队、地方与考古所资源，组建队伍，亲赴现场指导，审定发掘方案， 促成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国宝出土；1972年推动马王堆汉墓发掘与保护，协调资源解决女尸、丝织品、帛书的保护难题。他还支持殷墟、周原、云梦睡虎地秦简等重要遗址的抢救性发掘，避免文物遭基建的破坏。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郭在1972年推动《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学术期刊复刊，还重建了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在那段时期的考古角色是政治妥协与学术坚守的矛盾体。在当时的形势下，郭沫若作为一位领导人和学术权威，成为在动荡年代中维系中国考古事业的关键力量。
1977年后，郭沫若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如既往地重视考古工作。 1978—1983年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编辑并出版，这是甲骨学集大成的里程碑巨著。全书共 13 卷，收录海内外甲骨41956 片，是迄今最完整的甲骨文资料总集，为殷商史与甲骨学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础。此书的出版当然和郭沫若长期的政治身份有关，但作为年的“甲骨四堂”之一，由郭先生担任主编也无可厚非。
作为考古学家，郭沫若一直有不少古董收藏，尤其聚焦金石、甲骨、青铜器等与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物，但他是 “为研究而收藏”，而非单纯的雅玩或投资。 郭沫若在1949 年后，将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逐步悉数捐赠，现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和郭沫若纪念馆等机构，包括甲骨与金文手稿，青铜重器与石刻，古砖、石狮、石墩、碑帖与古籍、大量历代碑刻拓片与善本古籍等。郭沫若的收藏是学术研究的 “活资料”，他以藏治学、最终捐藏于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收藏 — 研究 — 奉献” 的典范。
1978年4月，郭沫若病重，他向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郑重交代了身后事：“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当年6月12日，郭沫若以86岁高龄去世。葬礼之后，他的亲人根据郭沫若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照片，郭沫若于1977 年（85 岁）在家中欣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显示他一生对考古与古文字的热爱贯穿始终。
郭沫若虽不是田野考古学家，但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开创了“以出土文字材料重建上古社会”的路径。1949年后，他以国家领导人和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奠基人。无论后世对他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杰出贡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