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编者按】缅怀一段在烽火中奋力守护中华文脉的历史

【“亚贡氏”编者按】本文缩减版以《居延汉简如何历经波折送抵港大》为题，2025年11月11日发表于“上观新闻·文汇学人”；2025年12月14日,《文汇报》第7版“文汇理论/学人”，刊登了同标题但进一步浓缩的版本。感谢作者惠赐更早原稿，现将分（上）（中）（下）连载。

沈仲章将居延汉简转移至港大

——从靠岸到入存日期考

谢荣滚 沈亚明

本篇主标题浓缩摘引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院史“大事记”1937年，原文如下：

卢沟桥事变后，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链接）

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或“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也见著名学者或机构称其为“东方文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

2025年8月15日，我们为筛选措辞，搜索谷歌。先看到AI概述，最后一句是：“‘四大发现’中，前三项的宣传和影响较大，相对来说，对居延汉简的宣传较少?”。17日再查，结果接近：“居延汉简……相对其他三个发现，对它的宣传较少，知名度较低”。依常例，AI概括常见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现状。

我们很愧疚——沈亚明《沈仲章与居延汉简：从北平到天津》2023年底已出版，而续册“从天津到香港”及我们合作的《陈君葆与沈仲章·居延汉简运港》组文，均迟迟未能面世。

过去定义抗日战争，曾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端。无论新老定义，都定抗战胜利日为1945年8月15日，而2025年恰逢八十周年。

存世两千年的居延汉简在烽火中得救，是文化抗战的胜仗，是斗智斗勇的漂亮仗，也是惊险跌宕、有伤有痛的艰难仗——这批国宝免遭北京人遗骨的命运，包含一个中国平民的生命代价。可惜，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原本鲜有人知，后来又被误传低化湮没。我们有责任让世人了解相关实情及血肉深情，体会中华文脉与血脉相联。古往今来，及微及真。

我们对自己之不力，更感愧疚。而可稍补歉意的是，针对居延汉简转移的最后阶段，现已基本厘清了从靠岸香港码头到入存香港大学的三个日期。

本篇主要讨论三个日期，但先在小引简说四大发现之一是怎么发现的，又是怎么开始转移的。

1930年，中国西北古地名“居延”一带，西北科考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发现大量简牍。至1931年，共出土一万余枚，5月运入北平。这批文物被遗弃约2000年，遂称“居延汉简”。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先控制要害部门，包括北京大学。当时，居延汉简仍在该校文科研究所。沈仲章是该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兼任西北科考团理事会干事。他抓住敌方脚跟未稳的短暂窗口，带领两名助手，把万余枚简牍偷偷运出北大。

为保护脆弱的出土物，沈仲章精心设计了两个特制箱。外壳用木板，内衬一层瓦楞状铁皮，防震防潮，作用犹如“方舟”。



【图1：沈仲章精心设计的两个特制箱的缩小模型  中央电视台《他们与天地永存》纪录片摄制团队提供】

沈仲章（笔名亚贡）计算万余枚简牍及填充物所需容积，设定“亚贡方舟”尺寸。他与助手周殿福清点简牍，包裹安放。封箱前，反复实验焊接方法，确保不渗水。

封盖后，约半年未曾打开，直至运入港大，由沈仲章亲自启封。沿途，无论在寄存还是托运的单据上，所报都是个人衣物，不见“汉简”等字样。全程除了沈仲章自己：没人碰到简牍实物，没人看到简牍影子，没人知道简牍行踪（简称“三个没人”）。

略过怎么出北京，就说“方舟”作为托运行李，在天津上船：沈仲章亲到码头，与中国检察员并搬运工合作，护卫两个箱子闯过海关，亲眼看着搬上船。然后，他自己登上同一条船——终点是香港。

一、运简之船靠岸香港的日期

载运居延汉简之船靠岸香港码头，应不晚于1938年1月10日——必须提醒，船“靠岸”不等于居延汉简“上岸”。下面先摘1938年1月12日陈君葆日记，再解释如何推算。

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祯把东西带来。吴景祯是谁大家都不知到。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



【图2：陈君葆日记1938年1月12日（局部）；谢荣滚捐赠香港大学】

不少人读这段话，误以为“吴景祯”所带“东西”就是“汉代木简”——难道，不是？

不是，沈仲章“托”带上岸的“东西”不是居延汉简！

但是，吴景祯所搭之船就是沈仲章所脱之船。读“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如果“两”为确数，该船1938年1月10日抵港。

虽然“两”也有概数功能，但按常理解读“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船应在昨天（11日）之前已到。不排除早于10日，但有迹象应在1月6日之后。

接下来，浅议陈记中若干语句（引号内摘陈）：

“沈仲章”怎么会“在青岛脱了船”？

沈仲章所搭之船，中途停靠青岛，装运一批货物。船开进胶州湾，天还没亮。沈仲章问了船长与买办，要停十几个小时，天黑后才起锚。青岛尚未沦陷，沈仲章上岸办两件要紧事，结果遇到意外的第三件事。

第一事，去电报局发电报：沈仲章要通知后方，居延汉简已提前启运，预计何日抵达香港，请接应人员做好准备。

要解释提前启运，得折回1937年8月：万余枚汉简装箱封箱后，沈仲章担心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想起自己因曾协助德国教授翻译佛经，在德华银行有个户头。估计日方对盟友企业会客气些，便把两个“方舟”寄存在那里。

8月12日，沈仲章带着寄存凭证，只身逃离北平，南下寻找北大领导。火车时走时停，第二天凌晨才抵达天津。“八·一三事变”爆发，沈仲章滞留天津。他往长沙发信，托徐森玉转北大领导，后方回电就地等候。

12月上旬，徐森玉来津传达上层决定：由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简牍，终点是香港大学。徐森玉走后，约12月中旬，沈仲章潜回北平，把两个“方舟”原封运到天津，寄存在托运商库房。

因后方一度重议终点，沈仲章得等。而日人早已接管塘沽码头，关卡道道，眼线处处，他也需反复排算敌情规律，设想对策。“方舟”内衬铁皮，焊锡封死。一旦拆封，全功尽弃。罕见的出土物一经暴露，即便不被扣押，被缺乏理简经验的人拨弄，也会大受损伤。沈仲章为确保不开箱检查，绞尽脑汁，力求环环落实——原计划在1938年春节后启运。

岂料，12月下旬，日方情报部门发出通缉令，追捕沈仲章。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躲过一劫，但必须立刻离津。沈仲章岂能只顾自己逃命，他决定带居延汉简一起走。一连串行动都是应急之举，“方舟”能否安全上船，自己能否活着离津……在船驶离日军控制水域前都是未知数，无法与后方通气。而船停青岛，给了他机会。

第二事，到火车站追查转运物品：沈仲章自8月13日到12月末，滞留天津近五个月。义务自设中转站，协助北大与其他院校师生转移……11月，北大教务长郑天挺托沈仲章代运校方档案，教授罗常培托他代运诸多教授的书籍。沈仲章离津前，获悉部分资料已运到，部分搁在半途。青岛是海运转陆运交接点，他要去火车站查查。

第三事，回码头见意外：沈仲章办完事走回码头，才下午两三点钟。岂料，船跑了！

“吴景祯是谁”？

吴景祯是北大地质系新生，1937年入校。当时一票难求，沈仲章帮吴景祯买到了船票。吴景祯随身携带了些北大教学仪器与课本，上船后听说日本海军检查极其野蛮，来找沈仲章想办法。

沈仲章把吴景祯所携物品，放入自己的手提皮箱。箱子里面装着与居延汉简相关的重要物件，还有领取托运行李即两个“方舟”的托运单。

沈仲章靠能说方言，一上船就与广东买办交上了朋友，帮他们做事，住进了买办舱。他向买办请教：有没有日本海军不查的地方？买办说：船长室。沈仲章靠能说外语，去向英国船长求助。船长接过皮箱，藏在卧床下。

“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哪个“电报”？

沈仲章在青岛，一共发了三个电报。

上岸之初，沈仲章发出第一个电报，发给后方。告知自己与居延汉简（估计也会采用“东西”之类代用词）已逃离敌占区，搭哪条船，哪天可抵达香港……但应不会写简牍在什么箱子里，箱子什么样子。电文长达几百字，把兜里的钱用去了一半。

脱船之后，沈仲章发出第二个电报，用英文，是海底电报，发给英国船长。要求他把代管的箱子交给三等舱的吴景祯，请吴把箱子交给香港大学的许地山妥为保管。电文明确扼要，但因海底电报特别贵，把另一半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为双重保险，沈仲章发出第三个电报，发给接应方。从上摘陈记，可反向估测大意。因为快没钱了，电文极短。

陈记明确留录，徐森玉肯定接到了第三个短电。从陈记与别处寻痕，他应接到第一个长电或知道内容。第二个海底电报发往船上，陆地上的人如果见到吴景祯，便会了解大意。

问题在于，即使接应方见到吴景祯，“撬”开皮箱（钥匙在沈仲章那里），恐怕也想不到去找托运单。就算想到了，箱内满是纸片，大包小叠、簿册书本、封套层层……大概也找不到的，沈仲章会把那张纸藏在别人难以想到的地方。

沈仲章为什么不在电报里写清楚？一因钱不够，二不宜转传，三怕日方破译，万万不可泄露真情！所以，他只要求妥为保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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