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周恩来总理为我平反
转机终于到了，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奇怪的是，票子发下来时，学校却指定有我一张。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人民大会堂，尽管系里指定两人一路上看守着我，也丝毫改变不了我兴奋的心情。
大会庄严地开始了，原来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检查，其内容是一致的：对文化大革命理解不深、贯彻不力，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工作组把一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责任不在下面而在上面……
尽管在这之后，不少人批判他们检查不深刻，但在当时，已足以使我感动之至。尤其是当周总理讲到“今天的大会，中央特地决定要那些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参加，向他们表示道歉”时，我已经完全忘却了挨整的痛苦，内心充满了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和其他首长相比，他显得那样高大、威武。他没有讲话，只是频频向大家招手、点头，他的出现无疑是对本次大会的肯定，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喊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许多人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
会议结束回学校时，守在我两边的“岗哨”自动撤了。我恨不得一步赶回学校，尽早向同学们报告这一喜讯。
顷刻，清华园里再次出现了沸腾的场面。当晚，王光美在清华园七饭厅亲自掌勺给学生们打菜，做出了承认错误的姿态。
这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焊零班《叛逆者战斗队》十七人乃至更多的人聚集在七号楼男生宿舍里议论着，欢呼着。
我知道，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会和历史上的“右派分子”一样，被王光美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反革命”，由此断送了我们的一生。是毛主席、党中央把无数一心一意跟着党中央闹革命的青年学生解救了出来。
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苦尽甘来的味道，当时我满以为毛主席纠正了党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错误，给受冤屈的学生平了反，我们的灾难就结束了，一切就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哪里会料到等待我们的仍然是风风雨雨、坎坷与泥泞以及二十年来漫长的审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大字报传出后，轰动了清华、北大，北京乃至全国。
此时清华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在予以平反，冶金系工作组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承认了错误，请求我们谅解，我们也诚心诚意地原谅了他们，他们毕竟都是好人，是执行上面命令的。
周赤萍—— 这个十三岁就参加红军的开国将军，特地来到冶金系找到马小庄，诚恳地向他赔礼道歉，请求他原谅。
之后周赤萍又找到我，他对我说：
“前一阶段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代表学校工作组给你平反，向你道歉。”又说：“咳！说真的，我们整你真是不应该，昨天我看了你的档案，才知道你是陈风翔的女儿，对你爸爸，我十分熟悉。”
他看我愣住了，便得意地笑了，接着说：
“你不知道吧，我以前一直在东北空军政治司令部任政委，你爸爸是专门给我和司令员做小灶的厨师呀，他手艺实在好，人也特别忠厚。我们对老陈都非常好，哪曾想到你是他女儿啊！咳，我真是昏了头、整错了人，向你道歉！也向你爸爸道歉！你给家里写信时一定替我向你爸爸问个好！”
“哼，整错了人！就因为认识我爸爸，就不该整我，难道不认识我爸爸就该整我吗？”我忿忿地想，但望着他那花白的头发，想想他毕竟是老革命，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一生戎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爸爸的奖状 能获得军功奖的厨师还是很少见的
全校唯有蒯大富的平反最为费劲，因为他直接触动了王光美。
8月4日，正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兵分两路，分别开赴清华、北大，宣讲文化大革命，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再次平反。
周恩来、陈伯达、董必武、邓小平、王力等人来到清华，在东大操场召开了全校大会，周恩来、陈伯达等人讲了话。周恩来特地点了蒯大富的名，为他平反。
会议从8月4日晚8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2时，在8月5日拂晓到来之际，周恩来总理郑重宣布：“清华大学新生了！”
8月5日，周赤萍再次来到我们冶金系，在全系大会上作检查。
8月8日，党的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这个中共中央发出的历史性文件中规定：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次全会选举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
8月10日传来通知，说周总理要在人大会堂接见清华大学的陈育延、唐伟、陈继芳和段云富四名学生。
此前，陈育延（中共中央中联部办公厅主任陈华之女）、唐伟（烈士子弟）二人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大胆提出要和工作组辩论，要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要揭开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一时间在清华园很受拥护。
我们下午四点多钟到达人大会堂，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周总理让我们先吃饭，然后再谈话。在大会堂明亮的餐厅里，我们由总理办公室的一位领导同志陪同吃饭。他告诉我们，总理非常忙，就在此刻，他正在接见一个非洲代表团，那位领导同志代表总理让我们吃饱、吃好。
饭后，我们来到江苏厅，工作人员递过纸、笔，让我们填写姓名、年龄、家庭等自然情况。刚刚填好，总理就大步走进来了。他上身穿着天蓝色短袖的确良衬衫，下身穿着灰色哔叽裤子，脚上穿着布鞋。没有我在银幕上看到的那么魁梧，但却显得格外慈祥、温和。
当他握住我的手时，工作人员在旁边介绍着我的名字和他们掌握的内部资料，我感到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
大家坐好后，总理说：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准备不足，认识不够，所以领导不利。这场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必须紧跟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要活到老，改造到老。”总理还说：
“听说前一段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候你们，对你们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
总理逐个问了我们的情况，问到我时，很仔细，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也全问到了。我想也许因为那几人都是干部子弟，也许因为只有我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总理对我说：
“你出身工人家庭很好嘛！但是可不要有自来红思想啊！你们班上有多少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我说：有二十个。
“占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六十多呢！”
总理说：“比过去好多了，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以后，我们注意了要增加劳动人民子弟的比例。当然喽，我们是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我就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我背叛了它嘛！”总理还叮嘱我说：“你可要把班上其他成份出身的同学团结好哟！”
我说：“我们战斗队里就有两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我们都团结的很好。”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周总理鼓励我们说：
“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历史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英明的、正确的，我们都不如他，所以我们都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总理那温暖的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燃烧着我的心。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谈话，目睹了他的风采，看到了他那颗忠于人民、忠于党、竭力维护毛主席的一片赤胆忠心，这一直激励着我前进。
这次接见还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高的领袖、再神秘的人物不过都是凡人，之所以传奇，是因为没接触、不了解罢了。这使我在日后也许要比同龄人聪明一些，看穿了一些事物，不再盲目崇拜什么。
由于清华园对蒯大富的平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8月21日周总理冒雨第二次来到清华园，再次宣讲文化大革命，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在东大操场上，周总理站在露天主席台上讲话，旁边有人过来为他打伞，总理轻轻地推开了他们，说：
“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
顿时台上、台下，一把把雨伞全都收了起来，大家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总理说：
“毛主席派我负责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清华大学的运动至今还不能健康发展，我是有责任的。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可以找我反映。”
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在结束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之前，总理说：“最后，我来指挥大家唱个歌好不好？”说着，他挥舞着右臂，单手
打着拍子，指挥着激昂的人群，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风靡一时
的革命歌曲。
全清华园分布在各个角落收听总理讲话的人都随着周总理那浑厚的声音唱了起来。此后，周总理曾多次用这只手臂指挥着红卫兵唱这支歌曲。
我们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心情之激动，大概不亚于当初参加抗日救亡、参加保卫延安的革命青年。我们生怕在这场大革命中掉了队，每天都十二分地注意电台广播、报纸社论和一切来自党中央的信息。
自此以后，从总理、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到各大报社的记者都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向清华园传递信息，引导着清华大学的运动方向，各种信息也在交织、博弈。
突然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起云涌。
1966年5月29日夜晚，清华附中的十几名中学生在圆明园旧址的废墟上，讨论决定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意思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8月1日，毛主席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其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
此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红卫兵。
北京市各中学的高干子弟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还有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主要头目都是一些著名的高干子弟。
他们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在北京城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砸牌楼、烧旧书；见到裤腿瘦的便用剪刀豁开；见到所谓奇装异服便用刀子划破；见到头发长的、烫发的，立刻剪成“阴阳头”。
他们把那些出身不好的，更甭说资本家、地富分子本人，尝过“革命的皮鞭”后，再遣送回乡。对这些“红卫兵”，我们由嗤之以鼻到恨之入骨，但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是最“革命”的。
“北京城响起了革命的皮鞭声”，他们这样自豪地吹嘘着自己的行动。一时间人心惶惶，被他们划作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的子女暂且不说，就是出身资本家、中农、知识分子，职员的，也都惶惶不可终日，害怕随时飞来“革命的皮鞭”。
“红色恐怖万岁！“ “革命的皮鞭声万岁！”他们居然喊出了这种口号，既便是出身于红五类的我们，也感到一阵发指。
这些红卫兵凶得很，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6年8、9月份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死于他们“革命的皮鞭”下。
然而，这批在文革初期制造无数惨案的高干子弟们，无论是“西纠”，还是“联动”，还是那些“老兵”，却几乎无一受到刑事追究，和大学的“五大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均被免于法律制裁，因为他们是“自家人”。
他们在“不满十八周岁的红卫兵……群众性打人致死的，不作为问题提出”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下逃之夭夭了，因为我们党内那位元老级的领袖说了：“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可靠，他们不会掘我们的祖坟”。
所以，官方将他们的暴力行为说成是林彪、江青的“煽动”、“迫害”，把这批红二代从加害者一下子变成了“受迫害的革命后代”。
诚然，他们年龄小，更容易被蒙骗，但是历史不能颠倒黑白，不能隐瞒真相。他们被洗白了，他们华丽转身了，可是他们的形象却成了“红卫兵”的标准形象，他们的罪行成了“造反派”的标准行为，被永远留在了史书里和舞台上。
和他们相比，大学里的“老兵”（也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总还是讲点儿文明，不到社会上去乱打人，那么以什么表示革命性呢？
清华大学以刘涛、贺鹏飞、刘菊芬（刘宁一的女儿）为首的《八·九》派红卫兵，也适当地做出了“历史贡献”：
1966年8月24日，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彻底性，召集来了北京市各中学的老红卫兵，一举推翻了刻有“清华园”的美丽的二校门。
随着那轰轰的响声，“美丽的清华园 —— 工程师的摇篮”，那美丽多姿的二校门，历年招生简章的扉页，从此不复存在了。
我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该吹呼，理智告诉我，这是革命行动，应该支持，感情上却是那样留恋倒下的一切，更多的还是惶惑与恐惧。推翻的是自己崇拜与留恋的，也许意味着自己也要被推翻了？
这一天，无数身穿绿军装、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不仅把清华园里的大字报撕了个精光，还让许多干部、群众都尝到了他们的皮鞭与拳头，清华园到处是灯火，到处是人流，到处是废墟，到处是惶惶然。
这一天，马小庄外出到建工学院深夜一直未归，我们十分担心他有什么意外，于是便骑车沿途去寻找他。途中看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到处发出轰轰的“推翻旧世界”的声音。
此刻，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成了革命的对象了。
到民族学院门口时，看见马小庄正匆匆忙忙往回赶路，我们这才放下心来。
落日归舟摄影 马小庄
本文选自
马小庄 陈继芳《潮起潮落》
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