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农民 进中学 1942年夏天，我家从茨河镇迁回了故乡竹条铺。因为，回来也是临时起意，躲避地痞逼婚。所以，到了故乡后，一时之间竟连落脚处都没有。 当年，我爷爷分给我家的房屋，已在1931年涨洪水时，倒塌了。因为，父亲长期不回故乡，一直在外地做事，也就没有再建。 这时候，突然就返回来，真是草窝都没有一个。 幸好，后湖二叔鸿禄闻听后，伸出了援手。他跟我父是同一个祖父，也就是我曾祖父，关系近。他家房子多，准备了为他家三儿子成亲用的，因为三儿发有还不到娶亲的岁数，正好闲置。 他就邀请我家去他家暂住，这才算是有了落脚处。 我家在后湖有几亩地，给三爹家种。现在我们回来，没有别的生计，只好去跟三爹家收回来，自家耕种。 而父亲又跑到他的发祥地，双沟，重新做回教书匠。此地距离襄阳城约十五里远近。 所以说，我家只剩下我跟嫂子在家务农。我们靠着三爹帮忙播下种子，然后，姑嫂二人锄草，田间管理。到了收割季，打场还得靠三爹家两个姐姐帮忙，就这样凑合着算是过上了农家的生活。 后湖地势低洼，雨季一来，后山上的雨水就冲刷下来，农地就变成泽国，每年只能收割一季麦子，到了秋天，眼看着快要丰收的谷子被洪水浸泡，只能干着急，等洪水退却，谷子也不能吃了，我们算是白辛苦了一场，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农闲时候，我们就搞点家庭副业，主要是纺棉线，供叔伯嫂子们织布。那年月，农民买不起洋布，只能靠土布敝体，穷人众多，对土布的需求量很大。我纺的棉线很细很匀，每斤可以赚个几角钱，但也就只够补贴家用买盐吃。 三爹家的两个姐姐，快要出嫁了，农闲时，请我给她们绣花枕头，绣花鞋，做嫁妆等。汤许家岗三叔家也有两个女儿，是我的姐姐和妹妹，她们也请我帮忙做嫁妆，我经常为了赶工，就住在她们家里。 到了1943年的秋天，我父亲在双沟又找到个后妈，她姓雷，本是谷城人，后来嫁到贾姓人家，奈何这个丈夫是个懒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竟然养不活她母子二人，雷女只好带着幼儿离家出走，去给人家当奶妈，混口饭吃。父亲娶了她回家，把双沟的教书工作也辞掉。 他们回来，我家就由汤许家岗搬回到了原先的老家，一开始租住在别人家的房屋。1943年底，在我家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两间草房，这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又把自己的出租地收回来自己种，生活这才算是安定下来。 1944年，父亲又在竹条铺镇子上找到一所私塾的工作，我就没有在家务农了。我跟他去镇上生活，负责为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顺便插班高小六年级下学期学习，拿到了毕业文凭。当年秋季，我就报考了襄阳市第一中学，结果，一试中的，我幸运的榜上有名，考进了一中，成为了初中生。 襄一中是在抗日期间成立的公立中学，学校规模大，师资齐全，每年有很多学生报考。1944年前，都是由学校自主命题考试。校长王伯华和主考老师，都从考生处收取了许多红包，从而降低录取分数线，为红包考生大开方便之门。我考的这一年，襄阳专署剥夺了襄中的命题阅卷权，改由县政府组织监考，实行统考，所有考生集中到襄阳，分两个考场考试，榜上有名者，分配到一中，二中和师范等校入学。 这样一来，许多与校长或主考老师有关系的考生都傻了眼，红包没有处使力了。而那些与专署或县政府有交情的考生就可以红包开路了。所以，入学的路子还是一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我可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考试前一天来到襄阳，找到家门同族孙子信，借宿在他家，然后，去看了考场，回来后，晚上很早就睡下。次日早起，进入考场，头脑清醒，考试过后自我感觉良好。比起我们竹条铺一起来城里考试的同学，她他们昨夜临阵磨枪，睡眠不足，进入考场后，头昏脑胀。她他们都是住在旅馆里，有人通过关系，竟然弄到了考题，彻夜做题，忙乱了一夜。及至考场上，发下试卷，蓦然发现试题全然不是所谓关系泄题，这一家伙，犹如当头一棒，立刻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无法答题，许多人最后都交了白卷，名落孙山，懊悔不已。 我因为家里贫穷，没钱和她他们去住旅馆，才找的同族家去叨扰过夜，反倒没有受到所谓内部泄题的影响，凭着所学，临场正常发挥。结果，张榜那天，先是遇见那几个同学，一个个唉声叹气，有的还掉下来眼泪，显然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后了。我倒还先去安慰她他们，莫要灰心，明年再考。因为他她几个情绪的影响，我在看榜时，从榜尾看起，一直往上看，最后看到前十名，才发现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很是高兴，这说明我还是学有些真才实学，而且，这也为我奠定了公费读书的基础。 |
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望乡客人 (2026-06-01 18:25:20) 评论 (0)| 当农民 进中学 1942年夏天，我家从茨河镇迁回了故乡竹条铺。因为，回来也是临时起意，躲避地痞逼婚。所以，到了故乡后，一时之间竟连落脚处都没有。 当年，我爷爷分给我家的房屋，已在1931年涨洪水时，倒塌了。因为，父亲长期不回故乡，一直在外地做事，也就没有再建。 这时候，突然就返回来，真是草窝都没有一个。 幸好，后湖二叔鸿禄闻听后，伸出了援手。他跟我父是同一个祖父，也就是我曾祖父，关系近。他家房子多，准备了为他家三儿子成亲用的，因为三儿发有还不到娶亲的岁数，正好闲置。 他就邀请我家去他家暂住，这才算是有了落脚处。 我家在后湖有几亩地，给三爹家种。现在我们回来，没有别的生计，只好去跟三爹家收回来，自家耕种。 而父亲又跑到他的发祥地，双沟，重新做回教书匠。此地距离襄阳城约十五里远近。 所以说，我家只剩下我跟嫂子在家务农。我们靠着三爹帮忙播下种子，然后，姑嫂二人锄草，田间管理。到了收割季，打场还得靠三爹家两个姐姐帮忙，就这样凑合着算是过上了农家的生活。 后湖地势低洼，雨季一来，后山上的雨水就冲刷下来，农地就变成泽国，每年只能收割一季麦子，到了秋天，眼看着快要丰收的谷子被洪水浸泡，只能干着急，等洪水退却，谷子也不能吃了，我们算是白辛苦了一场，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农闲时候，我们就搞点家庭副业，主要是纺棉线，供叔伯嫂子们织布。那年月，农民买不起洋布，只能靠土布敝体，穷人众多，对土布的需求量很大。我纺的棉线很细很匀，每斤可以赚个几角钱，但也就只够补贴家用买盐吃。 三爹家的两个姐姐，快要出嫁了，农闲时，请我给她们绣花枕头，绣花鞋，做嫁妆等。汤许家岗三叔家也有两个女儿，是我的姐姐和妹妹，她们也请我帮忙做嫁妆，我经常为了赶工，就住在她们家里。 到了1943年的秋天，我父亲在双沟又找到个后妈，她姓雷，本是谷城人，后来嫁到贾姓人家，奈何这个丈夫是个懒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竟然养不活她母子二人，雷女只好带着幼儿离家出走，去给人家当奶妈，混口饭吃。父亲娶了她回家，把双沟的教书工作也辞掉。 他们回来，我家就由汤许家岗搬回到了原先的老家，一开始租住在别人家的房屋。1943年底，在我家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两间草房，这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又把自己的出租地收回来自己种，生活这才算是安定下来。 1944年，父亲又在竹条铺镇子上找到一所私塾的工作，我就没有在家务农了。我跟他去镇上生活，负责为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顺便插班高小六年级下学期学习，拿到了毕业文凭。当年秋季，我就报考了襄阳市第一中学，结果，一试中的，我幸运的榜上有名，考进了一中，成为了初中生。 襄一中是在抗日期间成立的公立中学，学校规模大，师资齐全，每年有很多学生报考。1944年前，都是由学校自主命题考试。校长王伯华和主考老师，都从考生处收取了许多红包，从而降低录取分数线，为红包考生大开方便之门。我考的这一年，襄阳专署剥夺了襄中的命题阅卷权，改由县政府组织监考，实行统考，所有考生集中到襄阳，分两个考场考试，榜上有名者，分配到一中，二中和师范等校入学。 这样一来，许多与校长或主考老师有关系的考生都傻了眼，红包没有处使力了。而那些与专署或县政府有交情的考生就可以红包开路了。所以，入学的路子还是一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我可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考试前一天来到襄阳，找到家门同族孙子信，借宿在他家，然后，去看了考场，回来后，晚上很早就睡下。次日早起，进入考场，头脑清醒，考试过后自我感觉良好。比起我们竹条铺一起来城里考试的同学，她他们昨夜临阵磨枪，睡眠不足，进入考场后，头昏脑胀。她他们都是住在旅馆里，有人通过关系，竟然弄到了考题，彻夜做题，忙乱了一夜。及至考场上，发下试卷，蓦然发现试题全然不是所谓关系泄题，这一家伙，犹如当头一棒，立刻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无法答题，许多人最后都交了白卷，名落孙山，懊悔不已。 我因为家里贫穷，没钱和她他们去住旅馆，才找的同族家去叨扰过夜，反倒没有受到所谓内部泄题的影响，凭着所学，临场正常发挥。结果，张榜那天，先是遇见那几个同学，一个个唉声叹气，有的还掉下来眼泪，显然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后了。我倒还先去安慰她他们，莫要灰心，明年再考。因为他她几个情绪的影响，我在看榜时，从榜尾看起，一直往上看，最后看到前十名，才发现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很是高兴，这说明我还是学有些真才实学，而且，这也为我奠定了公费读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