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已然是过去的事了，而公元二〇二六年的初夏，北京的微风里，依稀还带着些宿墨与冷雨的腥气。

我正徘徊在无话可说的门外。

有些时候，有些日子，活人是不大愿意提起的，仿佛提起了一字，便要从喉咙里呕出血来。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你又不能不写一点东西。不为别的，单为了在这漫天飞舞的“正确”与“遗忘”的纸屑中，给那些曾经年轻过、热烈过、最终却化为长安街头一抹暗红的青年们，立一块无字的碑。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可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夜，那些躺在血泊中的人们，究竟算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猛士，他们不过是一群学生。是一群以为凭着几声呐喊、几纸请愿，就能唤醒沉睡铁屋的青年。他们甚至还带着孩子的稚气，以为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前，就能讨来一点关于“廉洁”与“公义”的药方。

然而，执政府给他们的回音，是密集的枪声与履带的轰鸣。

有些文人说，那是“为了大局的断然措施”；有些学者说，那是一场“不幸的政治风波”。现在的青年们，大约也多半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这回事了。他们正忙着在数字的牢笼里打滚，在光鲜的PPT里赞美盛世。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换来一声低低的、惊恐的“嘘”声。

遗忘是如此之快，正如血迹在柏油路面上被洗刷得如此干净。

但我知道，历史的账本从来不会因为墨水的稀释而变得空白。那不是一团抽象的数字，那是母亲眼角的干涸的泪痕，是三十多年来不曾断绝的、在暗夜里的抽泣。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他们的母亲，有他们的爱人，有他们未竟的诗篇。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我这三十多年来，却只见到了喧嚣的歌舞与死一般的寂静。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们在走向所谓的“辉煌”时，能偶尔低下头，看看自己的鞋底。

那上面，是不是还沾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上未干的血迹？

呜呼，我说不出话，只有这几句，算是对那些倒在黎明前的青年们的吊念。洗涤江山的，从来不是枪弹与谎言，而是时间和人心。

且以此，纪念那些死去的，和那些至今仍被囚禁在遗忘里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