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国内的年轻女企业家来家里做客，80后，说话干练，思路清晰，公司经营得很成功。聊天时，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八九六四，她说，如果不是前几年去美国旅行时偶然听人提起，她根本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在美国期间，她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关于六四的照片与亲历者的叙述。她不仅震惊 ，而且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一件发生在自己国家、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重要公共事件，自己竟然从来不知道。
“国内完全没有痕迹，”她说，“看不到，听不到，也没有讨论，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到这些年她所熟悉的一些企业家，有的人突然“失联”，有的人一夜之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令她心生不安。我说官方叙事一直是“国泰民安”，她苦笑道：“被过滤后的岁月静好，岂不是一种集体的自欺欺人。”
窗外是澳洲安静的住宅区，修剪整齐的草坪，平静的夜色，偶尔有风吹过树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她后来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连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
1989年出生的人，如今也已步入中年。对于“出生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这位女企业家一样，是在出国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六四”这个词；而即便知道这个词，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那个春天与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国内的官方表述中，六四事件被定义为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所发生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总结起来一句话：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党中央旗帜鲜明，坚决采取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广场上的游行、静坐和绝食，被这样的宏大叙事定义为了“反革命暴乱”。然而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学生，并没有任何“推翻共产党”的想法。他们只是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做出些改变，希望腐败能够减少，希望社会更加公平，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向更开放、更透明、更法治的方向。
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作为影响如此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理应留下完整档案与公开数据吧？ 然而现实是，档案讳莫如深，讨论受到压制，每到纪念日前后，更是如临大敌，今年甚至禁止六四难属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三十七年过去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无法回答：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被拘捕和判刑的又有多少人？各种数字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被公开核实、完整呈现的答案。
每年六四前后，总会看到文城有不少博友写文纪念；而在大洋彼岸，围绕六四，官方所做的事情几乎只有一件：抹去任何与此有关的记录，压制任何与此有关的纪念与讨论。
不过，这种手法并非孤例。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平民百姓？疫情后期的那场仓促放开究竟夺走了多少生命？官方从未给出真实数字，这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善于在数据上玩模糊游戏。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其实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深思。时间会带来遗忘，但有些遗忘显然并不只是时间造成的。
BBC曾这样总结六四之后的中国式的“选择性遗忘”：与“六四”有关的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中长期受到严格过滤；相关书籍无法公开出版；许多记录只能依靠海外出版物、私人日记与零散口述历史才得以保存。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一代中国人经历着这样一种奇特的中国历史断层：很多年轻人熟悉遥远的欧洲中世纪，知道法国大革命、布拉格之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却对自己国家几十年前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学校不讲，课本不提，媒体不谈，公共空间中没有它的位置。久而久之，它真的像从未发生过。
但对于经历过1980-1989年的人而言，那个年代并不遥远。
那是一个物质并不丰富，但精神世界异常活跃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展开不久，旧秩序开始松动，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大学校园里充满演讲和辩论，书店里摆满各种思想译著，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改革、制度、未来、民主与法治。他们会为了一个公共议题争论到深夜，会因为一篇文章而激动不已，会认真讨论“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知识界、学生群体、部分体制内改革派，都对中国未来抱有理想主义的期待。
他们以为历史会不断向前，以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究会慢慢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法治化的社会。
1989年，成为很多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转折点。对于不少亲历者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风波，更像是一场集体理想主义的骤然终结。
当年我自己也身处帝都，从头至尾亲身经历了这场被称为“反革命暴乱”的政治风波。
我曾经在旧文中写过：记忆被拉回到我所亲历的那个夏天，那个广场，那些熟悉的一张张年轻有朝气的面庞，其中一张永远定格在那个夜晚。
他是大学学生会广播站负责人，长得瘦高而且活跃，很容易让人记住。三十七年前的那一个晚上，他听说广场有枪声，出于摄影专业学生的本能，他拿起相机和同学一起赶往天安门。他们到达人民大会堂西侧附近后，爬上附近平房的一处屋顶拍照，但正当他专心拍照时，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从此校园里再也没有他高高的身影，广播里再也听不到他清亮的声音。他们专业的毕业合影中多了一幅同学手捧的遗像。
这些年，我一直尽量避免重新触碰这段记忆。但记忆并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它更像埋藏在身体里的旧伤，看似表面愈合了，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触碰，就会隐隐作痛。
三十七年，转瞬之间。他的许多同班同学早已成为中国名记，而他却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夏天，停留在永远的二十三岁，至今仍被官方定义为“暴徒”。
他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可想而知，儿子的突然遇难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打击。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和平年代的中国，身体健康、学业优秀的儿子说没就没了，他们承受的不只是丧子之痛，还有漫长岁月里的压力以及至今无法被回答的“为什么”。
这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不幸，而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悲哀。上百位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求“真相、赔偿、问责”。
除了那些生命停留在那个夏天的死难者，还有另一批人，虽然活了下来，却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里，被彻底改变了命运。
有些人通过各种方式远走海外，应该算是“幸运的一群”。至少，他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在新的环境里继续读书、工作、建立家庭。
但更多的人在国内受到了漫长的打压。有人因为当年的经历失去了继续深造的资格；有人在毕业分配与工作安排中长期受到影响；有人从此被迫远离原本热爱的专业与理想，只能在社会边缘艰难谋生。
这些年轻人曾经都很优秀。他们读书、思考、关注公共事务，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国家，相信个人能够参与时代。但后来，有的人用了十几年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有的人则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走出那个夏天。
历史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只在于“真枪实弹对准百姓”本身，更在于多年以后，后来的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曾经发生过。
三十七年了，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当真相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时，当历史被罔顾事实的统一叙事替代时，我们就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反复提起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事情。
纪念，是为了不忘却，为了对抗遗忘。
而这种遗忘，并不只是发生在过去。
从2019年底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因公开提醒大家注意新冠病毒而遭到依法训诫开始，到武汉封城、持续三年的动态清零；再到新疆大火、上海封城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求助与绝望，再到白纸运动的出现，以及此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全面放开……
哪一步不是因为声音被压制、真相遭控制而酿成的灾难？如果在疫情初期就能实现充分的信息公开与真相披露，也许后来三年的世界会是另一种走向，多少个人、多少家庭的命运也会因此而不同。
2022年年底，防控政策在短时间内骤然转向，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期，使得十四亿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向疫情海啸。那段时间，医院爆满，退烧药断货，火葬场超负荷运转，殡仪馆外长长的车队在彻夜等待，火化炉连轴转也无法应付源源不断运进来的尸体。但官方的统计数据几乎等同于笑话。
很多家庭在短短几周内失去了老人、父母、朋友。文城众多网友也因为这场大撒把而失去了至亲好友，连临终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但更令人压抑愤懑的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痛苦，很快又被迅速掩盖。翻过年的春节晚会依旧歌舞升平，仿佛那场大规模的死亡与混乱从未发生过。
这与六四之后的状态何其相似。2023年春天，我回去送行父母，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疫情时代的种种经历和悲剧已经被迅速清除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亲历，我几乎会怀疑那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
俄裔美国记者Masha Gessen在《未来即历史：极权主义如何重新夺回俄罗斯》（《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一书中探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什么未能成功转型为民主社会，反而一步步倒退回普京领导下的新极权统治。
作者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当媒体、司法、学术及人权空间被一步步压缩，个体对现实的理解能力也随之被侵蚀；当历史不断被改写、记忆不断被重塑，一个社会终将失去理解现实的能力。未来，也就会重新变成过去。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不仅仅是曾经发生过悲剧，而是悲剧发生之后，人们被迫迅速遗忘，甚至连悲伤本身都不被允许存在。
当记忆可以被删除，伤痛可以被遮掩，苦难只能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被吞没时，这样的集体，是否会逐渐发生某种深层的异化？
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无法对过去进行反思，无法走向真正的进步与成熟，注定会在同样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跌倒。
2025：《三十六年后的回望：六四与九号院》
三十七年后的记忆：六四真的发生过吗？
麦姐 (2026-06-03 14:24:08) 评论 (9)前几天，一位国内的年轻女企业家来家里做客，80后，说话干练，思路清晰，公司经营得很成功。聊天时，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八九六四，她说，如果不是前几年去美国旅行时偶然听人提起，她根本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在美国期间，她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关于六四的照片与亲历者的叙述。她不仅震惊 ，而且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一件发生在自己国家、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重要公共事件，自己竟然从来不知道。
“国内完全没有痕迹，”她说，“看不到，听不到，也没有讨论，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到这些年她所熟悉的一些企业家，有的人突然“失联”，有的人一夜之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令她心生不安。我说官方叙事一直是“国泰民安”，她苦笑道：“被过滤后的岁月静好，岂不是一种集体的自欺欺人。”
窗外是澳洲安静的住宅区，修剪整齐的草坪，平静的夜色，偶尔有风吹过树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她后来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连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
1989年出生的人，如今也已步入中年。对于“出生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这位女企业家一样，是在出国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六四”这个词；而即便知道这个词，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那个春天与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国内的官方表述中，六四事件被定义为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所发生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总结起来一句话：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党中央旗帜鲜明，坚决采取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广场上的游行、静坐和绝食，被这样的宏大叙事定义为了“反革命暴乱”。然而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学生，并没有任何“推翻共产党”的想法。他们只是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做出些改变，希望腐败能够减少，希望社会更加公平，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向更开放、更透明、更法治的方向。
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作为影响如此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理应留下完整档案与公开数据吧？ 然而现实是，档案讳莫如深，讨论受到压制，每到纪念日前后，更是如临大敌，今年甚至禁止六四难属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三十七年过去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无法回答：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被拘捕和判刑的又有多少人？各种数字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被公开核实、完整呈现的答案。
每年六四前后，总会看到文城有不少博友写文纪念；而在大洋彼岸，围绕六四，官方所做的事情几乎只有一件：抹去任何与此有关的记录，压制任何与此有关的纪念与讨论。
不过，这种手法并非孤例。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平民百姓？疫情后期的那场仓促放开究竟夺走了多少生命？官方从未给出真实数字，这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善于在数据上玩模糊游戏。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其实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深思。时间会带来遗忘，但有些遗忘显然并不只是时间造成的。
BBC曾这样总结六四之后的中国式的“选择性遗忘”：与“六四”有关的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中长期受到严格过滤；相关书籍无法公开出版；许多记录只能依靠海外出版物、私人日记与零散口述历史才得以保存。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一代中国人经历着这样一种奇特的中国历史断层：很多年轻人熟悉遥远的欧洲中世纪，知道法国大革命、布拉格之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却对自己国家几十年前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学校不讲，课本不提，媒体不谈，公共空间中没有它的位置。久而久之，它真的像从未发生过。
但对于经历过1980-1989年的人而言，那个年代并不遥远。
那是一个物质并不丰富，但精神世界异常活跃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展开不久，旧秩序开始松动，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大学校园里充满演讲和辩论，书店里摆满各种思想译著，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改革、制度、未来、民主与法治。他们会为了一个公共议题争论到深夜，会因为一篇文章而激动不已，会认真讨论“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知识界、学生群体、部分体制内改革派，都对中国未来抱有理想主义的期待。
他们以为历史会不断向前，以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究会慢慢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法治化的社会。
1989年，成为很多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转折点。对于不少亲历者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风波，更像是一场集体理想主义的骤然终结。
当年我自己也身处帝都，从头至尾亲身经历了这场被称为“反革命暴乱”的政治风波。
我曾经在旧文中写过：记忆被拉回到我所亲历的那个夏天，那个广场，那些熟悉的一张张年轻有朝气的面庞，其中一张永远定格在那个夜晚。
他是大学学生会广播站负责人，长得瘦高而且活跃，很容易让人记住。三十七年前的那一个晚上，他听说广场有枪声，出于摄影专业学生的本能，他拿起相机和同学一起赶往天安门。他们到达人民大会堂西侧附近后，爬上附近平房的一处屋顶拍照，但正当他专心拍照时，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从此校园里再也没有他高高的身影，广播里再也听不到他清亮的声音。他们专业的毕业合影中多了一幅同学手捧的遗像。
这些年，我一直尽量避免重新触碰这段记忆。但记忆并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它更像埋藏在身体里的旧伤，看似表面愈合了，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触碰，就会隐隐作痛。
三十七年，转瞬之间。他的许多同班同学早已成为中国名记，而他却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夏天，停留在永远的二十三岁，至今仍被官方定义为“暴徒”。
他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可想而知，儿子的突然遇难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打击。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和平年代的中国，身体健康、学业优秀的儿子说没就没了，他们承受的不只是丧子之痛，还有漫长岁月里的压力以及至今无法被回答的“为什么”。
这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不幸，而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悲哀。上百位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求“真相、赔偿、问责”。
除了那些生命停留在那个夏天的死难者，还有另一批人，虽然活了下来，却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里，被彻底改变了命运。
有些人通过各种方式远走海外，应该算是“幸运的一群”。至少，他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在新的环境里继续读书、工作、建立家庭。
但更多的人在国内受到了漫长的打压。有人因为当年的经历失去了继续深造的资格；有人在毕业分配与工作安排中长期受到影响；有人从此被迫远离原本热爱的专业与理想，只能在社会边缘艰难谋生。
这些年轻人曾经都很优秀。他们读书、思考、关注公共事务，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国家，相信个人能够参与时代。但后来，有的人用了十几年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有的人则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走出那个夏天。
历史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只在于“真枪实弹对准百姓”本身，更在于多年以后，后来的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曾经发生过。
三十七年了，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当真相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时，当历史被罔顾事实的统一叙事替代时，我们就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反复提起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事情。
纪念，是为了不忘却，为了对抗遗忘。
而这种遗忘，并不只是发生在过去。
从2019年底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因公开提醒大家注意新冠病毒而遭到依法训诫开始，到武汉封城、持续三年的动态清零；再到新疆大火、上海封城中那些令人窒息的求助与绝望，再到白纸运动的出现，以及此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全面放开……
哪一步不是因为声音被压制、真相遭控制而酿成的灾难？如果在疫情初期就能实现充分的信息公开与真相披露，也许后来三年的世界会是另一种走向，多少个人、多少家庭的命运也会因此而不同。
2022年年底，防控政策在短时间内骤然转向，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期，使得十四亿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向疫情海啸。那段时间，医院爆满，退烧药断货，火葬场超负荷运转，殡仪馆外长长的车队在彻夜等待，火化炉连轴转也无法应付源源不断运进来的尸体。但官方的统计数据几乎等同于笑话。
很多家庭在短短几周内失去了老人、父母、朋友。文城众多网友也因为这场大撒把而失去了至亲好友，连临终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但更令人压抑愤懑的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痛苦，很快又被迅速掩盖。翻过年的春节晚会依旧歌舞升平，仿佛那场大规模的死亡与混乱从未发生过。
这与六四之后的状态何其相似。2023年春天，我回去送行父母，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疫情时代的种种经历和悲剧已经被迅速清除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亲历，我几乎会怀疑那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
俄裔美国记者Masha Gessen在《未来即历史：极权主义如何重新夺回俄罗斯》（《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一书中探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什么未能成功转型为民主社会，反而一步步倒退回普京领导下的新极权统治。
作者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当媒体、司法、学术及人权空间被一步步压缩，个体对现实的理解能力也随之被侵蚀；当历史不断被改写、记忆不断被重塑，一个社会终将失去理解现实的能力。未来，也就会重新变成过去。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不仅仅是曾经发生过悲剧，而是悲剧发生之后，人们被迫迅速遗忘，甚至连悲伤本身都不被允许存在。
当记忆可以被删除，伤痛可以被遮掩，苦难只能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被吞没时，这样的集体，是否会逐渐发生某种深层的异化？
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无法对过去进行反思，无法走向真正的进步与成熟，注定会在同样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跌倒。
2025：《三十六年后的回望：六四与九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