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胡风反目的缘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
本文摘自民生文创的网络文章及有关回忆记述。本文提及的人物众多，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高级干部，以后专文贴发这些人的资料。
一
1933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电文中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明确“在中国，（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兼上海远东局书记阿图尔·埃韦特于2月初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
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由民权保障同盟负责进行，杨杏佛曾两次“公开向沪上记者透露远东反战会议相关情况”。远东反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日本侵华问题，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
按理，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支持这次会议，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正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兼会议后面有苏联背景，就竭力阻扰、破坏这次会议。
杨杏佛遭暗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
为此“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具体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主持”。
冯雪峰接受任务后，成立了由冯雪峰、刘芝明、张凌青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楼适夷、江丰等人参加筹备工作，但这些人除冯雪峰外，均在8、9月份遭到逮捕。
上海中央局为避免共舞台事件的重演，决定将会议由半公开改为秘密召开，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等人出面租到大连湾路一幢新建未装修的住房作为会场（今霍山路85号）。
黄霖、叶以群、梁文若、周文、郑育之、朱姚等人成为大会的工作人员，上海中央局政治保卫局（特科）的红队担任保卫工作。
黄霖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的警卫连长，由他担任大会会场内的警备委员长，当初考虑这个人选时“省委组织部门首先开列出了一份14个干部的候选名单，经综合评议，因为考虑到你（注：黄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打过仗，又有了六年的党龄，还在上海搞了近三年党的秘密工作，比较熟悉上海的斗争情况，所以组织上才选定由你来担当这项大会警备工作的。”
冯雪峰与武胡景秘密会见了黄霖，在谈话后武胡景告诉黄霖：“联系方面，给你安排了一个内部交通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另外，晚上我们约定在一个窗户里随时点一盏灯，如果内部有情况，就把这盏灯熄灭，外面看见灯灭了，就会有人进来和你联系，帮助你。
会场外面的工作，一直到附近的巡捕房，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有人负责，你不用担心。你只是负责会场内部的事情。”
黄霖在冯雪峰陪同下来到会场，当晚就与会场内的其他人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决定：由黄霖假扮住所户主，交通员梁文若扮主妇，刘少奇、何葆贞的儿子毛毛（刘允若）假扮户主的儿子，某高个子同志假扮黄霖的弟弟，郑育之假扮弟媳，朱姚则假扮毛毛的祖母。
叶以群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次暑假回国时通过浙江人尹庚认识了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的，冯雪峰吸纳叶以群为左联会员，并委托叶以群在日本成为左联分支机构。
叶以群回到东京后，成立了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左联东京分盟，并先后吸纳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加入。叶以群回国后又在安徽设立左联分盟，周文等人加入，1933年这些人已全部聚集到上海。
丁玲派叶以群找梁文若谈话后，左联吸收了梁文若、郑育之。在此过程中，叶以群与梁文若产生感情，而周文则和郑育之萌生爱意，双双结为夫妻。
周文夫妇后来又介绍王尧山加入左联。
周扬、胡风都是日本留学回来后被冯雪峰吸纳进左联，并得到培养提拔的，但两人后来竟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曾被周扬们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体”的陈企霞，在晚年时和孩子们谈过周扬和胡风关系的片段，他说：
“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和周扬等人在一个要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小组。这一小组约有七八人，其中有两个女大学生：梅志和苏灵扬。
胡风常给文学小组上课，他口才好，知识渊博，听者莫不钦佩。梅、苏都是大家闺秀，美丽而开朗。
周扬和胡风都爱上了梅志，而梅志看不上周扬，于是周扬争风吃醋。那时，周扬任宣传部长，胡风当组织部长，梅志被调到组织部，苏灵扬调到宣传部。梅志心归胡风，周扬虽得到苏灵扬，但对胡风仍存嫉妒，后来渐渐演变成怨恨和仇视。”
胡风（张光人、谷非）与妻子梅志
周扬五十年代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定行政6级；胡风任文联委员、作协理事，文艺1级。
而左联后来的矛盾，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胡风和周扬之间的矛盾而起，后续演进使左联分化，这让郑超麟自我吹嘘的所谓“恋爱与革命”理论，又找到一证据。
冯雪峰1936年4月从陕北重回上海后，“先找党外”鲁迅、胡愈之等人，后又重用胡风、周文、聂绀弩、郑育之、王尧山等人、再又加上“两个口号之争”，则加剧了这种分化。
在远东反战会议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法国代表古久里、英国代表马莱等人抵达上海时，“宋庆龄蔑视国民党发布的外国代表一律不许登陆的禁令，亲自上船迎接外国代表并发表欢迎演说。”并将他们安排在沙逊饭店（今和平饭店）入住。
鲁迅曾到沙逊饭店会见英国代表马莱，也到河滨大楼伊罗生的住处，会见了法国代表古久里。
叶以群通知周文、郑育之他们购买两个樟木箱备用，9月27日，周文、郑育之扮作新婚夫妇将两个樟木箱搬到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购买面包、罐头、水果汽水等食品放入箱中，后在内部交通梁文若的带领下乘汽车进入会场。
9月28、29日两天时间内，参加会议的代表先后分批到达，“代表一般都是两三个人一批，分别由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巡视员（曾一凡）带来。”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也被接到会场，美共党员、 《中国论坛》报主编伊罗生也是会议代表。
李剑华解放后也是部级干部，行政8级
夏衍受冯雪峰委托，和洪深一起用借来的贴有“明星公司”标识的汽车从沙逊饭店将马莱、古久里接到会场。冯雪峰还告诉夏衍，为安全起见，鲁迅和茅盾都不参加大会了。
四五十名代表到达以后就悄悄上楼，休息等待。
30日凌晨二三点钟，宋庆龄“经过了不少曲折，”在梁文若的陪同下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全部席地而坐，唯一的小桌子给了大会记录员。这个本该在9月18日举行的会议在历经波折后终于顺利召开了。
为避免暴露，宋庆龄后来回忆这一天的会议“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
下午四点多，大会顺利结束，宋庆龄是最后一个离场的代表，黄霖是最后一个离场的工作人员。
“这次会议有一个副产品，即宋庆龄帮助胡志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胡志明当时化名李瑞，1933年化装成商人，从香港经福建厦门到上海……赴宋（庆龄）的寓所拜访，请宋把一封信转交给来上海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宋把此信交给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伐扬-古久里……从而恢复了胡与党组织的关系。”
二
远东反战会议的另一个间接“副产品”是冯雪峰的身份暴露并进入中央苏区。
江苏省委巡视员曾一凡也参与了护送远东反战会议代表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在家中被捕，冯雪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二天一早去曾一凡住处，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他经过奋力扭打，凭借熟悉地形侥幸逃脱。”这是冯雪峰之孙冯烈的记述。
也有资料记述，冯雪峰与特务扭打、挣脱后逃到街上，奋力高喊：“有绑匪！有绑匪！”
街上巡捕闻声赶来、蹲守特务犹豫之间，冯雪峰趁机走街串巷而得以逃脱。
“当时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通知他去瑞金苏区工作。他在上海与陕北来的贾拓夫同行……”
贾拓夫是因为陕西省委遭到毁灭性破坏后从西安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的。他到上海之前再三叮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要保护好自己，并同意汪锋作为省委巡视员到陕南特委工作。汪锋也由此与杜斌丞、武志平、王超北、张汉民等人有了更多的交集。
贾拓夫被上海中央局派往中央苏区后，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也参加了长征，贾拓夫由此成为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陕西人。
在瑞金参加六届五中全会的还有鄂豫皖苏区的代表成仿吾，他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教授。
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到中央苏区，也有着许多动人故事。
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撤出了鄂豫皖苏区，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成仿吾等人继续留在苏区，他们重建了红25军，经一年苦战，红25军于1933年10月“转至鄂东北地区时，仅剩下1000余人。”
身患肺结核和疟疾的沈泽民把生的希望留给只患疟疾的成仿吾，他让成仿吾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同时嘱咐成仿吾在上海要医好虐疾。
临行之时，“沈泽民用米汤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俄文书写。”
成仿吾在陈先瑞的手枪队和交通员石健民的护送下，终于在孝感的广水车站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又在石健民的护送下于1933年11月抵达上海。
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于鄂豫皖苏区，临终之前沈泽民将一块怀表送给了徐海东，并告诉徐海东，这块怀表是苏联政府赠送给瞿秋白的，自己来鄂豫皖前，瞿秋白以这块怀表相送。
这块怀表伴随徐海东一直到直罗镇战役时，徐海东遇见了彭德怀，把怀表转送给了彭德怀，并给他讲了表的来历。
1946年彭德怀遇见杨之华后，又将怀表送给了杨之华，也可算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
解放后，杨之华将这块怀表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成仿吾、石健民到上海后，原先的接头联络点已遭破坏，使病中的成仿吾困在小旅馆里，一个多月没能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
一天他想到了鲁迅，“成仿吾知道鲁迅是中共最忠诚的战友，找到鲁迅，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
在之前的三年论战中，成仿吾是最先向鲁迅开火的人，论战结束、筹备成立左联时，成仿吾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过面。
于是成仿吾便去内山书店找内山完造，请他帮忙约见鲁迅，内山完造同意了。
碰巧的是，成仿吾又在路上遇见了左联的郑伯奇，成仿吾又让郑伯奇帮忙约见鲁迅，郑伯奇也答应了。
过几天，内山完造告诉成仿吾，“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书店附近的一家白俄咖啡馆里会面。”
鲁迅又把这次会面的时间、地点分别告诉了茅盾和郑伯奇。
第二天下午，四人在白俄咖啡馆会面寒暄之后，成仿吾告诉茅盾，他弟弟沈泽民已经病逝、弟媳张琴秋已随主力西征的消息。
并轻声对鲁迅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一个党内的朋友。”鲁迅说：“你来的正好，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过几天他走了就困难了。”
鲁迅说的“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指的是瞿秋白，时冯雪峰已和贾拓夫结伴去江西苏区了，瞿秋白也已接到前往江西苏区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一职的通知，不久即将动身。
鲁迅认为瞿秋白“应该去苏联，而不是苏区”，却不想一语成谶。
成仿吾通过鲁迅，鲁迅通过瞿秋白，瞿秋白通过黄玠然，黄玠然派高文华与成仿吾接上了头，成仿吾随即被安排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以鄂豫皖苏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高文华后来出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为解决省委经费困难问题，他和妻子贾琏忍痛卖掉了仅四个月大的亲生儿子，得到50块大洋。
“这50块大洋，高文华悉数上交给了党组织，其中20块用于解决巡视外地党组织的费用，30块维持了北方局整整3个月的生活费开支。”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此时已是累遭打击和排斥，正在于都搞调查的他，没人通知他参加会议。
大会结束时，博古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新当选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排名末位。
六届五中全会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达到顶峰的会议，也是博古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登顶时刻。
瞿秋白于1934年初前往中央苏区后，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共产党人为胡风，胡风不被信任后，党组织指定吴奚如为联系人。
周扬、胡风反目的缘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
毛囡 (2026-06-04 08:18:00) 评论 (0)周扬、胡风反目的缘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
本文摘自民生文创的网络文章及有关回忆记述。本文提及的人物众多，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高级干部，以后专文贴发这些人的资料。
一
1933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电文中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明确“在中国，（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兼上海远东局书记阿图尔·埃韦特于2月初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
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由民权保障同盟负责进行，杨杏佛曾两次“公开向沪上记者透露远东反战会议相关情况”。远东反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日本侵华问题，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
按理，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支持这次会议，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正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兼会议后面有苏联背景，就竭力阻扰、破坏这次会议。
杨杏佛遭暗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
为此“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具体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主持”。
冯雪峰接受任务后，成立了由冯雪峰、刘芝明、张凌青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楼适夷、江丰等人参加筹备工作，但这些人除冯雪峰外，均在8、9月份遭到逮捕。
上海中央局为避免共舞台事件的重演，决定将会议由半公开改为秘密召开，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等人出面租到大连湾路一幢新建未装修的住房作为会场（今霍山路85号）。
黄霖、叶以群、梁文若、周文、郑育之、朱姚等人成为大会的工作人员，上海中央局政治保卫局（特科）的红队担任保卫工作。
黄霖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的警卫连长，由他担任大会会场内的警备委员长，当初考虑这个人选时“省委组织部门首先开列出了一份14个干部的候选名单，经综合评议，因为考虑到你（注：黄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打过仗，又有了六年的党龄，还在上海搞了近三年党的秘密工作，比较熟悉上海的斗争情况，所以组织上才选定由你来担当这项大会警备工作的。”
冯雪峰与武胡景秘密会见了黄霖，在谈话后武胡景告诉黄霖：“联系方面，给你安排了一个内部交通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另外，晚上我们约定在一个窗户里随时点一盏灯，如果内部有情况，就把这盏灯熄灭，外面看见灯灭了，就会有人进来和你联系，帮助你。
会场外面的工作，一直到附近的巡捕房，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有人负责，你不用担心。你只是负责会场内部的事情。”
黄霖在冯雪峰陪同下来到会场，当晚就与会场内的其他人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决定：由黄霖假扮住所户主，交通员梁文若扮主妇，刘少奇、何葆贞的儿子毛毛（刘允若）假扮户主的儿子，某高个子同志假扮黄霖的弟弟，郑育之假扮弟媳，朱姚则假扮毛毛的祖母。
叶以群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次暑假回国时通过浙江人尹庚认识了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的，冯雪峰吸纳叶以群为左联会员，并委托叶以群在日本成为左联分支机构。
叶以群回到东京后，成立了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左联东京分盟，并先后吸纳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加入。叶以群回国后又在安徽设立左联分盟，周文等人加入，1933年这些人已全部聚集到上海。
丁玲派叶以群找梁文若谈话后，左联吸收了梁文若、郑育之。在此过程中，叶以群与梁文若产生感情，而周文则和郑育之萌生爱意，双双结为夫妻。
周文夫妇后来又介绍王尧山加入左联。
周扬、胡风都是日本留学回来后被冯雪峰吸纳进左联，并得到培养提拔的，但两人后来竟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曾被周扬们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体”的陈企霞，在晚年时和孩子们谈过周扬和胡风关系的片段，他说：
“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和周扬等人在一个要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小组。这一小组约有七八人，其中有两个女大学生：梅志和苏灵扬。
胡风常给文学小组上课，他口才好，知识渊博，听者莫不钦佩。梅、苏都是大家闺秀，美丽而开朗。
周扬和胡风都爱上了梅志，而梅志看不上周扬，于是周扬争风吃醋。那时，周扬任宣传部长，胡风当组织部长，梅志被调到组织部，苏灵扬调到宣传部。梅志心归胡风，周扬虽得到苏灵扬，但对胡风仍存嫉妒，后来渐渐演变成怨恨和仇视。”
胡风（张光人、谷非）与妻子梅志
周扬五十年代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定行政6级；胡风任文联委员、作协理事，文艺1级。
而左联后来的矛盾，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胡风和周扬之间的矛盾而起，后续演进使左联分化，这让郑超麟自我吹嘘的所谓“恋爱与革命”理论，又找到一证据。
冯雪峰1936年4月从陕北重回上海后，“先找党外”鲁迅、胡愈之等人，后又重用胡风、周文、聂绀弩、郑育之、王尧山等人、再又加上“两个口号之争”，则加剧了这种分化。
在远东反战会议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法国代表古久里、英国代表马莱等人抵达上海时，“宋庆龄蔑视国民党发布的外国代表一律不许登陆的禁令，亲自上船迎接外国代表并发表欢迎演说。”并将他们安排在沙逊饭店（今和平饭店）入住。
鲁迅曾到沙逊饭店会见英国代表马莱，也到河滨大楼伊罗生的住处，会见了法国代表古久里。
叶以群通知周文、郑育之他们购买两个樟木箱备用，9月27日，周文、郑育之扮作新婚夫妇将两个樟木箱搬到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购买面包、罐头、水果汽水等食品放入箱中，后在内部交通梁文若的带领下乘汽车进入会场。
9月28、29日两天时间内，参加会议的代表先后分批到达，“代表一般都是两三个人一批，分别由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巡视员（曾一凡）带来。”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也被接到会场，美共党员、 《中国论坛》报主编伊罗生也是会议代表。
李剑华解放后也是部级干部，行政8级
夏衍受冯雪峰委托，和洪深一起用借来的贴有“明星公司”标识的汽车从沙逊饭店将马莱、古久里接到会场。冯雪峰还告诉夏衍，为安全起见，鲁迅和茅盾都不参加大会了。
四五十名代表到达以后就悄悄上楼，休息等待。
30日凌晨二三点钟，宋庆龄“经过了不少曲折，”在梁文若的陪同下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全部席地而坐，唯一的小桌子给了大会记录员。这个本该在9月18日举行的会议在历经波折后终于顺利召开了。
为避免暴露，宋庆龄后来回忆这一天的会议“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
下午四点多，大会顺利结束，宋庆龄是最后一个离场的代表，黄霖是最后一个离场的工作人员。
“这次会议有一个副产品，即宋庆龄帮助胡志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胡志明当时化名李瑞，1933年化装成商人，从香港经福建厦门到上海……赴宋（庆龄）的寓所拜访，请宋把一封信转交给来上海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宋把此信交给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伐扬-古久里……从而恢复了胡与党组织的关系。”
二
远东反战会议的另一个间接“副产品”是冯雪峰的身份暴露并进入中央苏区。
江苏省委巡视员曾一凡也参与了护送远东反战会议代表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在家中被捕，冯雪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二天一早去曾一凡住处，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他经过奋力扭打，凭借熟悉地形侥幸逃脱。”这是冯雪峰之孙冯烈的记述。
也有资料记述，冯雪峰与特务扭打、挣脱后逃到街上，奋力高喊：“有绑匪！有绑匪！”
街上巡捕闻声赶来、蹲守特务犹豫之间，冯雪峰趁机走街串巷而得以逃脱。
“当时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通知他去瑞金苏区工作。他在上海与陕北来的贾拓夫同行……”
贾拓夫是因为陕西省委遭到毁灭性破坏后从西安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的。他到上海之前再三叮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要保护好自己，并同意汪锋作为省委巡视员到陕南特委工作。汪锋也由此与杜斌丞、武志平、王超北、张汉民等人有了更多的交集。
贾拓夫被上海中央局派往中央苏区后，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也参加了长征，贾拓夫由此成为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陕西人。
在瑞金参加六届五中全会的还有鄂豫皖苏区的代表成仿吾，他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教授。
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到中央苏区，也有着许多动人故事。
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撤出了鄂豫皖苏区，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成仿吾等人继续留在苏区，他们重建了红25军，经一年苦战，红25军于1933年10月“转至鄂东北地区时，仅剩下1000余人。”
身患肺结核和疟疾的沈泽民把生的希望留给只患疟疾的成仿吾，他让成仿吾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同时嘱咐成仿吾在上海要医好虐疾。
临行之时，“沈泽民用米汤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俄文书写。”
成仿吾在陈先瑞的手枪队和交通员石健民的护送下，终于在孝感的广水车站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又在石健民的护送下于1933年11月抵达上海。
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于鄂豫皖苏区，临终之前沈泽民将一块怀表送给了徐海东，并告诉徐海东，这块怀表是苏联政府赠送给瞿秋白的，自己来鄂豫皖前，瞿秋白以这块怀表相送。
这块怀表伴随徐海东一直到直罗镇战役时，徐海东遇见了彭德怀，把怀表转送给了彭德怀，并给他讲了表的来历。
1946年彭德怀遇见杨之华后，又将怀表送给了杨之华，也可算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
解放后，杨之华将这块怀表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成仿吾、石健民到上海后，原先的接头联络点已遭破坏，使病中的成仿吾困在小旅馆里，一个多月没能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
一天他想到了鲁迅，“成仿吾知道鲁迅是中共最忠诚的战友，找到鲁迅，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
在之前的三年论战中，成仿吾是最先向鲁迅开火的人，论战结束、筹备成立左联时，成仿吾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过面。
于是成仿吾便去内山书店找内山完造，请他帮忙约见鲁迅，内山完造同意了。
碰巧的是，成仿吾又在路上遇见了左联的郑伯奇，成仿吾又让郑伯奇帮忙约见鲁迅，郑伯奇也答应了。
过几天，内山完造告诉成仿吾，“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书店附近的一家白俄咖啡馆里会面。”
鲁迅又把这次会面的时间、地点分别告诉了茅盾和郑伯奇。
第二天下午，四人在白俄咖啡馆会面寒暄之后，成仿吾告诉茅盾，他弟弟沈泽民已经病逝、弟媳张琴秋已随主力西征的消息。
并轻声对鲁迅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一个党内的朋友。”鲁迅说：“你来的正好，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过几天他走了就困难了。”
鲁迅说的“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指的是瞿秋白，时冯雪峰已和贾拓夫结伴去江西苏区了，瞿秋白也已接到前往江西苏区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一职的通知，不久即将动身。
鲁迅认为瞿秋白“应该去苏联，而不是苏区”，却不想一语成谶。
成仿吾通过鲁迅，鲁迅通过瞿秋白，瞿秋白通过黄玠然，黄玠然派高文华与成仿吾接上了头，成仿吾随即被安排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以鄂豫皖苏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高文华后来出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为解决省委经费困难问题，他和妻子贾琏忍痛卖掉了仅四个月大的亲生儿子，得到50块大洋。
“这50块大洋，高文华悉数上交给了党组织，其中20块用于解决巡视外地党组织的费用，30块维持了北方局整整3个月的生活费开支。”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此时已是累遭打击和排斥，正在于都搞调查的他，没人通知他参加会议。
大会结束时，博古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新当选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排名末位。
六届五中全会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达到顶峰的会议，也是博古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登顶时刻。
瞿秋白于1934年初前往中央苏区后，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共产党人为胡风，胡风不被信任后，党组织指定吴奚如为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