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之所以强调文革的群众史观，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文革叙事被官方和精英所垄断，以至于文革很多史实被刻意忽略和遗忘。比如：在精英眼里，文革被概括为迫害和宫廷斗争，却忽视了文革真正的开始恰恰是反迫害，而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最关心的不是宫廷斗争，而是他们自身所在的单位的斗争。正如童小溪在书中所指出的：現有文革研究的狀况，可以這樣描述 ：有關文革意義的闡述和爭論還遠遠未能基于史實，因爲有關基本史實仍處于被嚴重地歪曲、掩蓋和顛倒的狀况。僅僅以清華八二四事件爲例，這樣一個對整個文革都有重大衝擊影響和標誌意義的群衆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裏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蓋，這就相當于 ：在論述法國大革命時，竟然略去不談 1791 年 7 月 17 日在馬爾斯廣場保皇勢力對群衆的大屠殺事件，而企圖去解釋後來國王的被廢和被處决，以及去解釋後來發生的革命恐怖。P16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应当由人民书写。从群众的视角研究文革，就是群众在书写文革史。在群众的视野里，文革就不仅仅只有迫害、暴行和十年浩劫，文革也不再仅是一种简单的疯狂运动。它首先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是一次数亿普通人第一次大规模、直接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历史事件。这种视角，并不是否认迫害、武斗、冤案真实存在，而是强调：不能只看谁被整，也要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真诚地投入进去。这也是群众史观最核心的问题。
由于主流文革史的研究缺乏自然史框架，且带有强烈的立场性和主观性，从而使文革史研究沦为为了一种舆论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童小溪批评道：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這個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這樣說的根據是 ：主流的文字叙述，和歷史現場中的大多數人們對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獻所論及的問題和意義，不僅存在巨大的鴻溝，而且幾乎毫不相關。具體說，這裏面存在著四個嚴重的模糊和顛倒 ：時間順序上的模糊、顛倒，人物派別的模糊、顛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顛倒，以及精英和群衆誰起决定性作用問題上的模糊、顛倒。
官方史學的模糊、顛倒又從而導致對最基本事實的認識上的矛盾和混亂（比如 ：血統論及相關惡行是否應該歸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 ；抄家、破四舊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幫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歷史讓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渾水。認識上的最大混亂，又往往導致最大的簡單化。P162
关于文革最初的迫害，可以去读韩丁所著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这部书非常生动和翔实地记录了清华大学学生与刘少奇工作组的斗争过程。清华大学造反的学生一开始的斗争目标就不是给他们上课的老教授，而是清华大学的当权派。这也是让刘少奇和王光美十分恐慌的原因。
说话的是苏环良（音），他是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学生，现在是校党委委员。他叙述了1966年6月10日发生的事情，那时学生们欢迎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因为在这之前的10天的动乱中，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年轻的清华造反派集中攻击的不是那些给他们上课的年老保守的教授，而是集中攻击党内的当权派，象校长蒋南翔、党委副书记刘冰和胡健，他们是真正据有实权的，是应该对学生们所受的教育负责的人。见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在精英叙事里，文革中的群众往往被当作被洗脑、被煽动、非理性、狂热的乌合之众。因为在精英的眼里，只有他们才是清醒和理性的，这种自负和对群众的蔑视与刘少的群众路线如出一辙。可精英的这种叙事有一个漏洞，即无法解释为什么被煽动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愚民会如此广泛和深入的持续投入文革那么多年，而且群众组织还展现了难以想像的创造性。
还有，如果群众只是一群只知道盲从的乌合之众，就不会分成那么多派，各地的群众组织也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比如：上海和武汉，北京和广东，群众组织的表现都有很大的不同。无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群氓应该行动划一，而不是各行其是。
群众史观对文革的一个基本认识与精英史观不同，群众史观更强调文革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矛盾的大爆发。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社会，如：单位制、户籍制、档案制度、干部等级等。到了1960年代，大量普通人已经开始感受到：干部体系正在形成新的等级秩序、普通群众很难监督权力、基层有很多不公平，于是文革初期大量群众参与，并不只是简单地崇拜毛泽东，而是很多人真诚地认为：他们是在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争取平等。这也是为什么大字报、大辩论、群众自发组织会迅速蔓延的原因。这点我是亲眼看到的，文革初期的大辩论真是全民参加的，当时的沈阳中山广场上到处是一群群辩论的人群，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内容，但能看出他们认真又激动的样子。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贴了一层又一层，以至于我们大院的很多红卫兵因此都学会了书法。
群众史观的对精英史观有一个重要修正，就是反对把造反派简单妖魔化。因为造反派内部极其复杂。他们包括：理想主义青年、工厂工人、基层干部、边缘知识分子、激进的平等主义者，甚至有一些过去被处分和压制的老干部也趁机参加造反。所以造反派内部也是鱼龙混杂的，里面有大量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也也混杂了各种投机分子。
造反派的大多数并不是想搞破坏，而是希望：参与政治，争取话语权，打破干部垄断。很多工人追求的是干部参加劳动，缩小工资差别，工厂治理民主化。这些诉求都有很强的民主色彩。文革时的大民主是毛泽东赋权给民众的直接结果，文革时的民众享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自由，如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文革初期，几乎每个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小报，任何人都可以上街发传单。我小时候就跟邻居二姐在街上卖过群众组织的报纸，哪派的都卖过。在人群里撒传单成了我儿时一个快乐的记忆。那时，除了不能反对毛主席外，群众可以贴任何人的大字报。
文革的群众史观并不是要为文革翻案，更不是美化文革，而是反对对文革的单一叙事和精英对文革叙事的垄断。因为精英的单一文革叙事无法解释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因此也无助于总结教训，更无助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反思和觉悟。
如果把文革简单地解释为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阴谋（几坛上很多人就持这个看法），那根本解释不了，为啥刘少奇倒台了文革还持续了好多年。如果按官方的定义，文革是十年动乱，那也无法解释69年之后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的过程。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胡搞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也就无需担心文革会再来，因为今天已经没有毛泽东了。
对文革的真正反思应该针对的是如下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种追求民主，反特权，反压迫的群众政治运动最后演变为全面内战和秩序灾难？文革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按精英史观，只是用一句疯狂的愚民就给了结了，这根本无法解释文革这个复杂的政治运动，更别提吸取教训了。要知道文革中很多所谓的受迫害者，文革时也曾是造反派，比如季羡林。文革并不是一个阵线分明的政治运动，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势力轮番上阵的运动。最早得势的红二代为主的老红卫兵，也是最早不得势的。这说明毛泽东并不维护红二代，他支持的总是那些勇于造体制反的年青人。以至于文革成为了一个奇观，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带头向自己亲手缔造的体制开火。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
历史的真实从来不是来自单一叙事，而是多方叙事的组合。因此，群众史观的文革史，也是让文革叙事更全面、更真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革和许多政治运动一样，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文革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文革的遗产随处可见。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就是文革遗产，青年学生要参与国家政治与文革的理念一脉相承；改开后的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同样是文革遗产，因为文革导致很多人厌恶了政治；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是文革遗产，因为人民群众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厌倦了，他们需要新的生活方式。试想，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对文革的痛苦记忆，仅凭精英阶层的说教，改革开放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吗？还有，颜色革命在中国一直没有成功也属于文革遗产。苏联为啥一个新思维就给弄解体了？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免疫力。正是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无论是底层百姓，还是上层精英都对群众运动避之不及。尤其是精英阶层，宁肯忍受不自由、不民主，也不愿意推动群众运动。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形势下，一旦群众起来了，没准他们就会成为受害者。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告别革命成了精英阶层的共识。
虽然底层百姓始终在追求平等，但现在他们也不会为了平等而去冒险革命，毕竟，还没到生存不下去的时候。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造反有理在什么时候是合理的？
群众史观对文革研究的重要意义
为人父 (2026-06-01 09:14:34) 评论 (0)今天之所以强调文革的群众史观，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文革叙事被官方和精英所垄断，以至于文革很多史实被刻意忽略和遗忘。比如：在精英眼里，文革被概括为迫害和宫廷斗争，却忽视了文革真正的开始恰恰是反迫害，而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最关心的不是宫廷斗争，而是他们自身所在的单位的斗争。正如童小溪在书中所指出的：現有文革研究的狀况，可以這樣描述 ：有關文革意義的闡述和爭論還遠遠未能基于史實，因爲有關基本史實仍處于被嚴重地歪曲、掩蓋和顛倒的狀况。僅僅以清華八二四事件爲例，這樣一個對整個文革都有重大衝擊影響和標誌意義的群衆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裏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蓋，這就相當于 ：在論述法國大革命時，竟然略去不談 1791 年 7 月 17 日在馬爾斯廣場保皇勢力對群衆的大屠殺事件，而企圖去解釋後來國王的被廢和被處决，以及去解釋後來發生的革命恐怖。P16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应当由人民书写。从群众的视角研究文革，就是群众在书写文革史。在群众的视野里，文革就不仅仅只有迫害、暴行和十年浩劫，文革也不再仅是一种简单的疯狂运动。它首先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是一次数亿普通人第一次大规模、直接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历史事件。这种视角，并不是否认迫害、武斗、冤案真实存在，而是强调：不能只看谁被整，也要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真诚地投入进去。这也是群众史观最核心的问题。
由于主流文革史的研究缺乏自然史框架，且带有强烈的立场性和主观性，从而使文革史研究沦为为了一种舆论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童小溪批评道：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這個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這樣說的根據是 ：主流的文字叙述，和歷史現場中的大多數人們對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獻所論及的問題和意義，不僅存在巨大的鴻溝，而且幾乎毫不相關。具體說，這裏面存在著四個嚴重的模糊和顛倒 ：時間順序上的模糊、顛倒，人物派別的模糊、顛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顛倒，以及精英和群衆誰起决定性作用問題上的模糊、顛倒。
官方史學的模糊、顛倒又從而導致對最基本事實的認識上的矛盾和混亂（比如 ：血統論及相關惡行是否應該歸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 ；抄家、破四舊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幫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歷史讓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渾水。認識上的最大混亂，又往往導致最大的簡單化。P162
关于文革最初的迫害，可以去读韩丁所著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这部书非常生动和翔实地记录了清华大学学生与刘少奇工作组的斗争过程。清华大学造反的学生一开始的斗争目标就不是给他们上课的老教授，而是清华大学的当权派。这也是让刘少奇和王光美十分恐慌的原因。
说话的是苏环良（音），他是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学生，现在是校党委委员。他叙述了1966年6月10日发生的事情，那时学生们欢迎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因为在这之前的10天的动乱中，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年轻的清华造反派集中攻击的不是那些给他们上课的年老保守的教授，而是集中攻击党内的当权派，象校长蒋南翔、党委副书记刘冰和胡健，他们是真正据有实权的，是应该对学生们所受的教育负责的人。见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在精英叙事里，文革中的群众往往被当作被洗脑、被煽动、非理性、狂热的乌合之众。因为在精英的眼里，只有他们才是清醒和理性的，这种自负和对群众的蔑视与刘少的群众路线如出一辙。可精英的这种叙事有一个漏洞，即无法解释为什么被煽动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愚民会如此广泛和深入的持续投入文革那么多年，而且群众组织还展现了难以想像的创造性。
还有，如果群众只是一群只知道盲从的乌合之众，就不会分成那么多派，各地的群众组织也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比如：上海和武汉，北京和广东，群众组织的表现都有很大的不同。无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群氓应该行动划一，而不是各行其是。
群众史观对文革的一个基本认识与精英史观不同，群众史观更强调文革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矛盾的大爆发。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社会，如：单位制、户籍制、档案制度、干部等级等。到了1960年代，大量普通人已经开始感受到：干部体系正在形成新的等级秩序、普通群众很难监督权力、基层有很多不公平，于是文革初期大量群众参与，并不只是简单地崇拜毛泽东，而是很多人真诚地认为：他们是在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争取平等。这也是为什么大字报、大辩论、群众自发组织会迅速蔓延的原因。这点我是亲眼看到的，文革初期的大辩论真是全民参加的，当时的沈阳中山广场上到处是一群群辩论的人群，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内容，但能看出他们认真又激动的样子。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贴了一层又一层，以至于我们大院的很多红卫兵因此都学会了书法。
群众史观的对精英史观有一个重要修正，就是反对把造反派简单妖魔化。因为造反派内部极其复杂。他们包括：理想主义青年、工厂工人、基层干部、边缘知识分子、激进的平等主义者，甚至有一些过去被处分和压制的老干部也趁机参加造反。所以造反派内部也是鱼龙混杂的，里面有大量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也也混杂了各种投机分子。
造反派的大多数并不是想搞破坏，而是希望：参与政治，争取话语权，打破干部垄断。很多工人追求的是干部参加劳动，缩小工资差别，工厂治理民主化。这些诉求都有很强的民主色彩。文革时的大民主是毛泽东赋权给民众的直接结果，文革时的民众享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自由，如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文革初期，几乎每个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小报，任何人都可以上街发传单。我小时候就跟邻居二姐在街上卖过群众组织的报纸，哪派的都卖过。在人群里撒传单成了我儿时一个快乐的记忆。那时，除了不能反对毛主席外，群众可以贴任何人的大字报。
文革的群众史观并不是要为文革翻案，更不是美化文革，而是反对对文革的单一叙事和精英对文革叙事的垄断。因为精英的单一文革叙事无法解释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因此也无助于总结教训，更无助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反思和觉悟。
如果把文革简单地解释为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阴谋（几坛上很多人就持这个看法），那根本解释不了，为啥刘少奇倒台了文革还持续了好多年。如果按官方的定义，文革是十年动乱，那也无法解释69年之后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的过程。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胡搞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也就无需担心文革会再来，因为今天已经没有毛泽东了。
对文革的真正反思应该针对的是如下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种追求民主，反特权，反压迫的群众政治运动最后演变为全面内战和秩序灾难？文革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按精英史观，只是用一句疯狂的愚民就给了结了，这根本无法解释文革这个复杂的政治运动，更别提吸取教训了。要知道文革中很多所谓的受迫害者，文革时也曾是造反派，比如季羡林。文革并不是一个阵线分明的政治运动，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势力轮番上阵的运动。最早得势的红二代为主的老红卫兵，也是最早不得势的。这说明毛泽东并不维护红二代，他支持的总是那些勇于造体制反的年青人。以至于文革成为了一个奇观，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带头向自己亲手缔造的体制开火。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
历史的真实从来不是来自单一叙事，而是多方叙事的组合。因此，群众史观的文革史，也是让文革叙事更全面、更真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革和许多政治运动一样，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文革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文革的遗产随处可见。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就是文革遗产，青年学生要参与国家政治与文革的理念一脉相承；改开后的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同样是文革遗产，因为文革导致很多人厌恶了政治；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是文革遗产，因为人民群众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厌倦了，他们需要新的生活方式。试想，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对文革的痛苦记忆，仅凭精英阶层的说教，改革开放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吗？还有，颜色革命在中国一直没有成功也属于文革遗产。苏联为啥一个新思维就给弄解体了？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免疫力。正是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无论是底层百姓，还是上层精英都对群众运动避之不及。尤其是精英阶层，宁肯忍受不自由、不民主，也不愿意推动群众运动。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形势下，一旦群众起来了，没准他们就会成为受害者。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告别革命成了精英阶层的共识。
虽然底层百姓始终在追求平等，但现在他们也不会为了平等而去冒险革命，毕竟，还没到生存不下去的时候。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造反有理在什么时候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