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我和太座乘高铁到广州，距离上次来广州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在海珠广场西侧，有一座华侨博物馆，在二层展厅门口有一张《给阿嫲的情书》电影海报，当时心里对这部使用方言对白的电影能否让广东省以外其他地区的观众接受存有疑问。我对侨批的关注还是缘于太座对我描述的有关于岳母的家世。
岳母是泰国华侨，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曼谷，祖籍潮州。当时她父亲经营着一家电料行，岳母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九四一年，日军的炮火迫近东南亚，泰国的形势很严峻。为了保留家族的血脉，岳母的爷爷指派岳母的父亲（太座的外公）带领一家老小和几个兄弟的孩子返回祖籍。于是我太太的外公就带着十几口人先到了香港，一边做生意一边观望局势变化。在此期间，岳母的四弟出生。
十一月底，日军进攻香港，连日轰炸市区。一天，防空警报响起，大家都赶紧躲进防空洞，洞内逼仄，人挤人人挨人，天气炎热，洞内的空气浑浊不堪。外公忍受不了，把一家人带出去，外公说，宁愿被砸死也不想吸臭气。
外公的这一决定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第二天，新闻报道说，日军的炸弹轰塌那处防空洞，里面的人全部罹难。
眼见香港也不安全，外公便带领一大家子回到广东，在汕头落脚。开了一家钱庄，经营泰国来的侨批业务，买下一处房子安顿家人。几年后又开了一家米店，岳母又多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也成家，房子不够住，于是在大同街又租了一处大些的房子。据岳母回忆，当时的家境还不错，大哥在曼谷出生长大，回到汕头时大约二十岁左右，帮助外公照看生意，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读书上学，年幼的除外。
五十年代中期，公私合营，外公积极配合，钱庄并入中国银行，外公受到表彰。建国十周年国庆，外公做为爱国侨胞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观礼。
一九五六年，岳母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在校期间，岳母在校运会上打破了女子跳高纪录，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六零年岳母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做研究生。六四年分配到北京大学国政系，当时的北大并不想接受外校毕业的，因为同为复旦研究生毕业的岳父一年前就分配到了北京部委，岳母自然要来北京团聚。北大不得不接收岳母，但是，岳母在北大既无根基又无人脉，岳母觉得北大更偏重本校毕业的，她自己感到备受冷落，并不开心。
文革期间，北大在江西开设分校，也即干校，岳母等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前往江西，我太太也随着岳母去了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住在幼儿园，经常能吃到学校老师们送来的从湖里捞的鱼虾。上学时我们系的教授曾说起过在江西鲤鱼洲的生活，那时他们自己养猪种菜捕鱼，能吃能睡，身体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要好。师生们边劳动边学习，岳母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江西，回不了北京。
七三年夏天，江西连着数天下大雨，江河暴涨，鄱阳湖发大水，北大淹死了几个学生，上级通知，紧急撤离。当地驻军出动军车把师生及家属连夜送往上海。忙乱中，我太太连鞋子都丢了。到了上海，稍作调整，随即返回北京。也算因祸得福。
八十年代中期，岳母调入中国社科院，受到重用，调升了职称，心情也好起来。几年后做到研究所主任，博士生导师，党支书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编写的著作越来越多，视力越来越差，到了五步之外就看不清对方的脸的地步，写字的时候几乎是趴在桌子上。但是心情好，人也有趣了，因为不用坐班，一周才去一次单位，回来常说些单位的趣事，有一次说到单位里流传的一则笑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社科院的。当时社科院的待遇不高，直到李铁映来社科院当院长，为院里要来大笔经费，待遇才得到改善。
岳母这人一辈子要强，心里暗和姐姐比谁更成功，她姐姐大学毕业去了广西百色地区，从基层干起，吃苦耐劳，逐步提升，曾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是个非常干练的人。岳母的大哥却很不幸，在泰国长大，回到汕头已二十来岁了，随着国内的环境变化，他感到失落，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于是想回泰国去，因此遭到厄运，被打到胃出血，不治身亡。遭受厄运的不止是她的大哥，岳母的母亲也是泰国出生的华人，在七十年代初用剪刀自杀，没人能说清楚缘由，岳母的母亲自杀前把家里的一批文件，包括岳母四弟在香港的出生证明，都烧了。这件事成了岳母四弟心中永远的痛。还不止这些，岳母二哥在武汉工作，文革期间武斗，二哥的儿子才七八岁，一天中午正在午睡，一颗手榴弹在窗外爆炸，孩子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幸早亡。
岳母的父亲，一个典型的潮汕男人，勤奋努力，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里有个缘由，据说岳母的爷爷曾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岳母的父亲与岳母的爷爷命相相克，所以岳母的父亲在家里受到歧视）都是靠自学，六十岁还自学中医，给自己开药方。
潮汕人的重男轻女是传统，但是岳母的父亲对子女基本上做到了一视同仁，男女平等。儿子女儿都上了大学。潮汕人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岳母的母亲往生后，父亲也不得不承担起家庭责任。
岳母说起她母亲怀有愧疚，在广州读书时，她母亲来学校看望她，岳母却躲起来不愿见面，觉得自己母亲只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不是进步的时代女性，给自己丢脸。岳母一辈子积极努力工作，追求卓越，紧跟时代。退休后仍退而不休，坚持读书写作。我们劝她身体要紧，别玩儿命，反反复复地劝说，岳母多年的习惯也难改，看电视新闻都要记笔记，视力减退，写的字也是越来越大，直到后来手抖得不行了才停下来。
2024年十月，我和太座去了一趟汕头，特地去参观了侨批博物馆。馆内陈列台上有一本《泰国潮属侨批业商号印记及简况》，我想买一本。馆方的一位气质优雅的老先生听说我太太的外公曾在汕头经营过钱庄，做过侨批生意，一再询问我们手中是否还有实物，并赠送了一本给我们留念。
谢过了馆方的工作人员，我和太座捧着这本五百五十页厚的书去到小公园，寻访太座幼年时曾居住过的旧宅，可惜时过境迁，难寻踪迹。在汕头市博物馆里，在一张老旧的市区地图中发现了大同街的踪迹。面对着百余年前的地图，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家族的身影。
我岳母的家世
石竹苑 (2026-05-31 19:30:37) 评论 (0)四月下旬，我和太座乘高铁到广州，距离上次来广州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在海珠广场西侧，有一座华侨博物馆，在二层展厅门口有一张《给阿嫲的情书》电影海报，当时心里对这部使用方言对白的电影能否让广东省以外其他地区的观众接受存有疑问。我对侨批的关注还是缘于太座对我描述的有关于岳母的家世。
岳母是泰国华侨，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曼谷，祖籍潮州。当时她父亲经营着一家电料行，岳母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九四一年，日军的炮火迫近东南亚，泰国的形势很严峻。为了保留家族的血脉，岳母的爷爷指派岳母的父亲（太座的外公）带领一家老小和几个兄弟的孩子返回祖籍。于是我太太的外公就带着十几口人先到了香港，一边做生意一边观望局势变化。在此期间，岳母的四弟出生。
十一月底，日军进攻香港，连日轰炸市区。一天，防空警报响起，大家都赶紧躲进防空洞，洞内逼仄，人挤人人挨人，天气炎热，洞内的空气浑浊不堪。外公忍受不了，把一家人带出去，外公说，宁愿被砸死也不想吸臭气。
外公的这一决定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第二天，新闻报道说，日军的炸弹轰塌那处防空洞，里面的人全部罹难。
眼见香港也不安全，外公便带领一大家子回到广东，在汕头落脚。开了一家钱庄，经营泰国来的侨批业务，买下一处房子安顿家人。几年后又开了一家米店，岳母又多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也成家，房子不够住，于是在大同街又租了一处大些的房子。据岳母回忆，当时的家境还不错，大哥在曼谷出生长大，回到汕头时大约二十岁左右，帮助外公照看生意，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读书上学，年幼的除外。
五十年代中期，公私合营，外公积极配合，钱庄并入中国银行，外公受到表彰。建国十周年国庆，外公做为爱国侨胞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观礼。
一九五六年，岳母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在校期间，岳母在校运会上打破了女子跳高纪录，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六零年岳母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做研究生。六四年分配到北京大学国政系，当时的北大并不想接受外校毕业的，因为同为复旦研究生毕业的岳父一年前就分配到了北京部委，岳母自然要来北京团聚。北大不得不接收岳母，但是，岳母在北大既无根基又无人脉，岳母觉得北大更偏重本校毕业的，她自己感到备受冷落，并不开心。
文革期间，北大在江西开设分校，也即干校，岳母等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前往江西，我太太也随着岳母去了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住在幼儿园，经常能吃到学校老师们送来的从湖里捞的鱼虾。上学时我们系的教授曾说起过在江西鲤鱼洲的生活，那时他们自己养猪种菜捕鱼，能吃能睡，身体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要好。师生们边劳动边学习，岳母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江西，回不了北京。
七三年夏天，江西连着数天下大雨，江河暴涨，鄱阳湖发大水，北大淹死了几个学生，上级通知，紧急撤离。当地驻军出动军车把师生及家属连夜送往上海。忙乱中，我太太连鞋子都丢了。到了上海，稍作调整，随即返回北京。也算因祸得福。
八十年代中期，岳母调入中国社科院，受到重用，调升了职称，心情也好起来。几年后做到研究所主任，博士生导师，党支书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编写的著作越来越多，视力越来越差，到了五步之外就看不清对方的脸的地步，写字的时候几乎是趴在桌子上。但是心情好，人也有趣了，因为不用坐班，一周才去一次单位，回来常说些单位的趣事，有一次说到单位里流传的一则笑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社科院的。当时社科院的待遇不高，直到李铁映来社科院当院长，为院里要来大笔经费，待遇才得到改善。
岳母这人一辈子要强，心里暗和姐姐比谁更成功，她姐姐大学毕业去了广西百色地区，从基层干起，吃苦耐劳，逐步提升，曾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是个非常干练的人。岳母的大哥却很不幸，在泰国长大，回到汕头已二十来岁了，随着国内的环境变化，他感到失落，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于是想回泰国去，因此遭到厄运，被打到胃出血，不治身亡。遭受厄运的不止是她的大哥，岳母的母亲也是泰国出生的华人，在七十年代初用剪刀自杀，没人能说清楚缘由，岳母的母亲自杀前把家里的一批文件，包括岳母四弟在香港的出生证明，都烧了。这件事成了岳母四弟心中永远的痛。还不止这些，岳母二哥在武汉工作，文革期间武斗，二哥的儿子才七八岁，一天中午正在午睡，一颗手榴弹在窗外爆炸，孩子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幸早亡。
岳母的父亲，一个典型的潮汕男人，勤奋努力，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里有个缘由，据说岳母的爷爷曾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岳母的父亲与岳母的爷爷命相相克，所以岳母的父亲在家里受到歧视）都是靠自学，六十岁还自学中医，给自己开药方。
潮汕人的重男轻女是传统，但是岳母的父亲对子女基本上做到了一视同仁，男女平等。儿子女儿都上了大学。潮汕人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岳母的母亲往生后，父亲也不得不承担起家庭责任。
岳母说起她母亲怀有愧疚，在广州读书时，她母亲来学校看望她，岳母却躲起来不愿见面，觉得自己母亲只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不是进步的时代女性，给自己丢脸。岳母一辈子积极努力工作，追求卓越，紧跟时代。退休后仍退而不休，坚持读书写作。我们劝她身体要紧，别玩儿命，反反复复地劝说，岳母多年的习惯也难改，看电视新闻都要记笔记，视力减退，写的字也是越来越大，直到后来手抖得不行了才停下来。
2024年十月，我和太座去了一趟汕头，特地去参观了侨批博物馆。馆内陈列台上有一本《泰国潮属侨批业商号印记及简况》，我想买一本。馆方的一位气质优雅的老先生听说我太太的外公曾在汕头经营过钱庄，做过侨批生意，一再询问我们手中是否还有实物，并赠送了一本给我们留念。
谢过了馆方的工作人员，我和太座捧着这本五百五十页厚的书去到小公园，寻访太座幼年时曾居住过的旧宅，可惜时过境迁，难寻踪迹。在汕头市博物馆里，在一张老旧的市区地图中发现了大同街的踪迹。面对着百余年前的地图，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家族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