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新四军老战友
?（1）马捷叔叔
文革最黑暗时，父亲老战友马捷叔叔落难中投奔我家……
1967年初春一天傍晚，我家突然来了个衣衫破旧、眼神迷离的中年男人，父母下班还没回到家，一听是父亲的老战友，我就让他进了门。接了半盆温水请他洗掉满面灰土，妹妹帮我炒了两盘菜，热了一碗饭，一转脸间，我发觉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几天没吃饭似的。
晚上爸爸回来他俩关起门谈话，妈妈一个一个叮嘱我们五兄妹出去不准对人说。后来我才知道，来客是洛阳拖拉机厂的创办人、当时的厂长、改革开放后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马捷叔叔。1967年厂里派仗正酣，哪派都不肯戴保皇派帽子，比着狠地折磨他，一天凌晨两位老工人趁夜帮他上了一列货车，辗转逃到北京来我家避难。妈妈让我和妹妹负责他的饭食，说他是回民，要想办法买牛羊肉和鸡蛋给他吃，我这才想起刚给他炒的菜里放了猪肉丝，他吃得那么香！若不是受了大罪不会那样。
我家住的机关大院，人员复杂，造反派时不时来骚扰。战战兢兢勉强住了不到一个月，马捷叔叔怕连累我们执意要走，父亲打算把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部队大院去躲避，于是带上我去四师老战友丁永年伯伯家探路。丁伯伯时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家住西郊军科院大院内一栋三层小楼，比我家条件强多了。那次丁伯伯和爸爸商量后，马捷叔叔并没有转移到他家，而是去了另一位住在三里河部长楼的老战友欧阳宇家，彼时军队已被卷进动乱，表面平静其实蕴藏着更大风险，欧阳宇恰巧正被国家重用，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军管会主任。
马捷叔叔是于明新四军四师老战友，在于明之前当过两年豫皖苏军区政委吴芝圃的秘书，于明接他的班当了六年多吴芝圃秘书，他俩前后相接担任同一领导的秘书，私下二人对吴芝圃的评价也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起用懂科技、善管理的人才，马捷叔叔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那些年只要我父母从国外回北京述职，重任在身的马捷叔叔总会抽空来我家坐会儿。
我父母和马捷叔叔两家都是多子女，我哥哥比马捷叔叔的长女年龄大两岁，马捷夫妇希望两家结成儿女亲家，我父母给我哥哥写信催过此事。那几年我哥哥远在昆明军区当作战参谋，没能及时回京相亲。当时我父母在越南工作，中国驻越南商务参赞夫妇的女儿小莲刚巧在昆明军区话务班当班长，近水楼台的小莲成为我的嫂嫂。
我大妹妹1975年从云南军区复员回京后，被分配到京西首都钢铁厂当仪表检测工，多年后的1986年因严重汞（水银）中毒命悬一线，工厂置之不理时，马捷叔叔的夫人出手相助，把我妹妹调进她当社长的测绘出版社，看到我妹妹能打一手好算盘，社长安排她进入财务处，我大妹妹的命运得以改善。
2003年12月7日，爸爸病逝后的追悼会上，为尽量不打扰别人，哥哥和我只通知很少几家亲属，来的人不多，两位老战友都是不请自来。马捷叔叔准时到场，颤颤巍巍由警卫员搀扶着全程出席了追悼会。那两天寒潮来袭，京城滴水成冰，我见妈妈握着他枯干的手，埋怨道“这么冷您不该来呀！”马捷叔叔说“要来，要来。”谁知那天之后刚过两三天，马捷叔叔也故去了。
我父亲与老战友马捷叔叔前后脚辞世，他俩不正是传说中的生死之交吗？文革最黑暗时，马捷叔叔落难中选择投奔我家，那是对我父母多大的信任啊！
（2）丁伯伯
两位老战友同生共死的豁达与豪迈感人肺腑……
我第一次见到丁永年伯伯，是1967年马捷叔叔执意要离开我家，爸爸带我去丁家探路。丁伯伯时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家住军科院北面山坡下一栋绿荫覆盖的三层小楼，14岁的我认为马叔叔住在这里比我家强多了！先见到丁伯伯的小儿子，5岁男孩一见面朝我们立正敬礼喊了声“报告”，随后一个高大威武的军人笑眯眯走进客厅，“这么多年不来找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两位老战友相互用大拳头使劲捶打对方的肩背，“不让你转业偏不听，后悔了吧？”爸爸说“后悔个啥，你自己当军人没当够，把儿子也训练成小兵。”从那以后，丁伯伯经常来我家，我们有时也去他家玩，和他夫人林阿姨及孩子们混得越来越熟。
爸爸和丁伯伯17岁就同在游击大队，后来丁伯伯在新四军四师当作战参谋，我爸爸先后办了两三份报，他俩和徐树森叔叔三人同住一屋，关系很好。丁伯伯生性幽默，爸爸说“老丁的衣服常常是我或老徐帮他洗，他把衣服往盆里一泡，笑着说‘我的衣服不用洗，三天不洗自己干’，还不是我们帮他洗。”“他提出的作战思路棋高一招，后来在朝鲜战场也立过战功！”丁伯伯爱写毛笔字，书法别具一格，属狂草中龙飞凤舞那款，当时不少将校喜欢他的字，争相在客厅挂上装裱过的丁式墨宝。
1971年，15岁的我大妹妹和几个女孩子拿着丁伯伯写的推荐信去云南当兵，丁伯伯亲自去北京火车站送行，他笑着逢人就夸“瞧见没，几个丫头里顶属我闺女最聪明最漂亮！”毫不隐讳地把我妹妹说成是他闺女。1973年越美激烈交战，新华社派我父母常驻河内。爸妈在越南那几年，老战友们顺路就来看望我们姐妹，丁伯伯来得最勤。1975年，在云南保山总参三部机要站服役的大妹妹，因有个受处分的排长叛逃缅甸后严重泄密，保山站点被撤销，妹妹心情沮丧地被复员，但无法落户北京，只能回到办理入伍手续的昆明落户，这种麻烦事当时不少后门兵都遇到过。紧要关头，丁伯伯来到我家，签收下妹妹的档案袋，帮助化解了燃眉之急。
多年后我才得知，丁伯伯是冒着很大风险签收了档案，知错硬犯，那时他正顶着单位极大压力，有人觊觎他的位置收集着他的“罪证”，想把他从部长位置上拉下来，丁伯伯明知政策不容变通，一旦被告发后果吃不了兜着走，却毅然出手帮助我们解决了难题。一年后，我父母回国得知丁伯伯冒着巨大风险帮我妹妹落户北京的来龙去脉，心里感激，当面又“埋怨他不该如此冒险，爸爸曾感慨道“当时我和你妈妈要是在国内，这件事肯定办不成。”丁伯伯之所以顶风揽险，托关系、开后门，凭的是那份超越友情的战友大义。这种“为老战友两肋插刀”的险事，他做了，我们家人永志不忘。
1976年底父母卸任河内分社的工作回到北京，改革开放之初，我父亲被调任司法部工作，1980年他辞去司法部宣传司司长一职，与老战友庄重创办了《法制日报》。远离权力中心后，昔日不少常客眼见父亲失势，纷纷疏远回避，丁伯伯等少数好友却一如既往，常来常往。我曾好奇地问过爸爸“您和丁伯伯怎么那么要好啊？”爸爸说：“过去我们一起打过仗，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了胜仗，许多人投奔而来，穿上军装吃上军粮非常开心；可一旦打了败仗，有些人就开了小差。比如你大爷（父亲的哥哥），抗战初期家里逃难时他到部队找我参军，起初表现尚可，因识文断字很快被提升，但没过多久打了败仗，伤亡惨重，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回老家当店员去了。”
爸爸接着说：“丁伯伯和我十几岁就在一起，出身虽不富裕也算不上穷苦人家。我们当兵后一心想让大家过上吃饱饭的日子，尽管经历过败仗、受过重伤，我们都没当逃兵……”这份老战友同生共死的交情，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理解啊。
丁伯伯与我父亲的一张合影
进入90年代，老战友们接连离去。爸爸妈妈曾对我说：“你们接到通知多是同学同事结婚的喜事，而我们接的通知全是讣告，这些年净往八宝山跑了。”
?1997年的一天，丁伯伯提出想和我父母聊聊天，按照惯例，他们在香山公园门口见了面。那天妈妈觉得有些反常，时间已过中午，爸爸几次催促该回家了，丁伯伯却说“再聊会儿，急什么。”妈妈告诉我，那天丁伯伯说了许多过去从未透露过的、憋在心底的话。这位杰出的战争史专家，多年来在历次左倾思潮的干扰下，艰难维持着对中国战争史客观公正的阐释。他忍受了许多非议和委屈，唯有正直的爸爸能理解他，他得以在老友面前展露出深藏的真诚。没想到，那次相见竟成了两位好友的最后一次长谈。
几天后，爸爸和丁伯伯都接到一位老战友的讣告。追悼会上，爸爸左顾右盼等不到老丁，第二天丁伯伯女儿打来电话，噩耗如雷轰顶——丁伯伯去世了！原来昨日追悼会前，丁伯伯起个大早去早市买回两盆花，一手提一盆放进后备厢，打算以此告慰刚过世的老战友。前往八宝山途中他对司机说感觉“有点不舒服，先去301医院吧”，被诊断为急性心梗，留院住进病房。丁伯伯的侄子当时是301（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听说叔叔住院赶紧来看望，还让厨师做了一大碗面条，丁伯伯为了让侄子高兴，没留神吃多了，对于心梗病人来说，饱食是致命的，丁伯伯很快便撒手人寰。
丁伯伯的突然离去，对爸爸的打击太大了，从那时起，爸爸忽然显出老态，走路步子开始不稳，吃饭时拿筷子的手开始抖个不停。丁伯伯追悼会上爸爸神色黯然，妈妈头疼躺在家里床上没法去，我和大妹妹陪爸爸去了，我大妹妹和丁伯伯的二女儿一见面就抱头痛哭。从八宝山回家经过301医院，那是丁伯伯辞世之处，路过医院大门时，我看到爸爸咬着牙关嘴唇直哆嗦，我看在眼里，心疼不已。
我想起多年前在这里看到的一幕：那次我陪爸爸到301取药，事先约好和丁伯伯在医院大门口见个面。我看到他俩用手指着八宝山方向开玩笑：“看咱俩谁先去那里报到，不如打个赌吧，输的人要在阴曹地府设宴招待对方。”我爸爸自信地说：“肯定我先到！我身体不如你好，家住得离八宝山也比你近多了。”丁伯伯听了哈哈一笑，说“当然是我先到，你家虽近，可你得乘公共汽车，大车走得慢；我家虽远些，但我有小车跑得快，你还是追不上我！”说完两位老战友扬起右臂，手掌相击“啪”的一声，相约道“到那边你我还是好朋友！”写文至此，我耳边仿佛还萦绕着他俩那天的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声中透着生死豁达的豪迈！
2003年12月2日清晨6时，爸爸也停止了心跳。哥哥和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纪念墙上，离他不远处，就是丁伯伯的骨灰墓墙。每年清明我们两家人去祭扫时，都会祭扫两位父辈。两位老战友在墓园咫尺相望，近距离相伴，对两家人都是莫大的慰藉。祈愿爸爸和丁伯伯在天国安息！
（3）徐叔叔
新四军四师机要干将徐树森叔叔是个智勇双全的老军人……
徐叔叔给我讲“六一战斗”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12月，那时丁伯伯和我父亲已经辞世，抗战期间长时间同住一屋的三位要好的老战友，只有徐树森叔叔还健在。那些年我经常从京东去西郊看望他，这张照片是徐叔叔给我讲述抗战初期，游击队仅余三人逃出包围圈的“六一战斗”的详细过程。“六一战斗”三名幸存者有徐叔叔，有1948年随张国华西进川藏、途中被留任成都，名叫孔石捷的新四军老战友，另一人牺牲在内战中。徐叔叔在“六一战斗”尾声阶段，面对大举压上来的日伪军，牵匹马跳下战壕，然后拽紧缰绳让自己贴在马肚子下面冲出去，惊险机智地捡了条命。
1968年初秋，无课可上的我因为想当兵，独自到位于海淀区厢红旗的总参三部大院徐叔叔和张阿姨家住了好几天，那时徐叔叔任总参三部部长，张阿姨在附近的部队医院当院长，可能因为我善于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帮助她调整好了缝纫机，张阿姨两次挽留我多住些天。我与徐叔叔长女晓华姐姐同住一屋，我俩白天到附近葡萄园摘葡萄，晚上聊天集中在“一定要当兵”的话题上。直到徐叔叔答应帮我入伍我才返回自己家。
在徐叔叔家住时，看到徐叔叔爱干净很勤劳，是个做事利索的军人，他家阳台和窗台上摆放着好多个花盆，种的不是花，徐叔叔说那是荆芥，是他家乡人爱吃的一种野菜，不仅有股独特的清香味，还具有驱寒、散热、止痒等药效。徐叔叔家饭桌上常有一盆伴着荆芥嫩枝叶的面条，徐叔叔自己种菜自家吃。我在的那些天午饭都有肉，晓华姐弟和我都爱吃肉，徐叔叔不怎么吃肉，喜欢吃松花皮蛋，每天自己剥个松花蛋吃。徐叔叔还教会我怎么挑选松花蛋——把松花蛋放在手掌心上下颠动，有明显颤动感的蛋，剥皮后可以看到黑亮、半透明的蛋中布满清晰雅致的松花纹路，这种松花蛋口味最佳。
半年后徐叔叔特意去我家，通知我去保定参军，可惜那之前的几天，我刚刚被学校分配进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学徒工，父母因随时准备再次出国工作，让长女的我留在北京照顾年龄尚小的妹妹们，因此谢绝了徐叔叔的好意。直到20年后，父母不小心说出此事，我才知道上世纪徐叔叔的大弟弟徐树林是驻防保定的38军副军长，1969年春，徐副军长已经同意我去军区医院当护士，却被我父母隐瞒消息，使我失去从军的机会。
1949年我爸爸在开封省政府门口遇到徐叔叔，见老战友的警卫员背着一支美式卡宾枪，十分喜爱，执意索要，徐叔叔居然把那支美式卡宾枪送给了于明。这件事父亲曾经对我兄妹说过，2009年我在徐叔叔家追问卡宾枪的事，徐叔叔语气和缓地说：“随后我到广西参加十万大山剿匪，有一次在曲折的山路上，突然遭遇多名持枪土匪，司机不由得减下车速，警卫员忍不住发牢骚‘完了完了，真不该把卡宾枪送人！’我立刻下令‘加速闯过去！’土匪们惊呆并慌乱躲闪中，我从车窗用手枪朝外射击，居然闯关成功。”那天徐叔叔说这件往事时，他居然没有埋怨我父亲。
广西剿匪归来，徐叔叔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学校首任校长，开始为部队成批培养机要人员。我舅舅理光宇上过那所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志愿军总指挥部，在彭德怀身边当机要员，停战回国时，才20岁出头的舅舅已经满头白发，那是数年战争连轴转值守岗位造成的，黑头发好久才恢复。舅舅的事我问过徐叔叔，原来不是走后门，理光宇自己考上长春机要学校，毕业时成绩优异被选派到彭德怀身边，徐叔叔说知道他是于明的家人后，曾当面鼓励过理光宇。
徐叔叔是吴芝圃河南杞县的同乡，15岁就跟随吴芝圃参加抗日。彭雪枫当新四军四师师长时，他一直在师部主管机要工作。内战期间坚守在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机要一线，战后被委以重任，创办机要学校以及主持总参三部要务。
2011年春天，我们陪90岁的公公王剑青去徐叔叔家，那天二老兴致颇高。王剑青回忆抗战中曾被从新四军军部，调派到战事最繁重的四师师部以增强机要任务，与徐叔叔并肩作战。从他俩那天的谈话，我才知道王剑青到四师一年后，曾与彭雪枫顶过嘴，那天战事格外紧迫，彭师长让机要员赶紧加快译电速度，催促两次后王剑青说“人又不是机器，你急我们不急呀！”在场的四师政治部主任为息事宁人，让王剑青去短训班然后返回军部。彭师长再去军部公干时，特意主动找到王剑青握手言和，王剑青和徐叔叔都表示很敬佩彭师长。那天回家路上，我公公王剑青意犹未尽地回忆着往事，说徐叔叔“性格柔韧，在司令员眼前工作，耐性强是一大优点。”
记得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众多老干部无比欣喜，那段时间我父亲经常兴高采烈地参加聚会。有一次回到家已经很晚了，进门就说“今天我刚到，老徐就提醒‘开心也要适度，有人因为高兴过头，开怀大笑中心口剧痛倒下’送医院没救过来，在座都说老徐提醒得对！”徐叔叔为人处世冷静周到，此一例也。
因为与徐叔叔一家感情深厚，父亲走后，我丈夫一次次开车先去航空学院接上二姐、二姐夫，我们四人一起去徐叔叔晚年住在玉泉山西北方向“西山军干所”的家，看望徐叔叔和张阿姨，徐叔叔每次都坦诚与我们交流生活感悟，直抒对时政新闻的观点。徐叔叔还把新四军研究会出的新书送给我看，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每次以路远为借口挽留我们，端出精心准备的可口饭菜款待二姐和我们。
徐叔叔与河南老领导吴芝圃是杞县老乡，两家人关系密切，有一次聊天中我听到徐叔叔对老领导的评价。2006年春我开始在网上发博客，数次因对吴芝圃说句公道话，被不少人诅咒谩骂，也被朋友们不理解，其实大家不了解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强推人民公社关键时段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等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被迫害身亡，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2006年的一天，我老伴儿开车接上二姐吴永杞、二姐夫李祥仪，我们四人再次去看望徐叔叔。那之前北京刚开过“吴芝圃诞辰百年座谈会”，我陪妈妈去参会，听到十多名新四军老战友们对吴芝圃的功绩、学识与人品褒奖有加，当晚我发博文简单复述了几句，招致评论区骂声一片。那天在徐叔叔家，聊起我在网上挨骂的起因是替吴芝圃说句实话，徐叔叔当着吴芝圃最疼爱的女儿吴永杞、女婿李祥仪（战争中牺牲的老战友李省三的儿子）对我直言：“你挨骂因为他（指吴芝圃）太愚愧（豫西方言，意为呆板、死脑筋）！”那天我看到二姐夫妇听父亲的老部下这番负面评价，居然一个劲点头认可。我的理解是吴芝圃违背原则对毛言听计从，成为他人生的致命弱点，连家人都无法否认，同时也证明吴徐两家人无需遮拦、有话直说的交情。
徐叔叔爱读书，2006年之后，他年事已高依然读书看报，2010年的一天我去他家，他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了题赠语在扉页上，郑重送给我一本精装版的《彭雪枫传》，那一页字迹的每一笔划都曲曲折折如同艺术品似的，我看着他抖动的手和钢笔，领受着不是父亲胜似亲爸的心意，他希望我继承父辈志向，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2012年春节初三，我们和吴永杞两家人一起去看望张阿姨。
徐叔叔2011年病故后，我和二姐、二姐夫依然去看望张阿姨，遇到晓华姐弟们，因父辈老战友的原因，两代人彼此有家人般的信任，每次我们都聊得尽兴而归。
（4）邱会作的约请
对权力保持淡漠与疏远，关键时刻能避开陷阱……
2021年秋天，表妹江燕约我和另外一位微信群友去稻香湖马场与现代大侠王冀豫聊天，江燕的朋友开车从京西海淀区到东四环附近接上我，再折返一路向西到稻香湖马场。那天见到冀豫夫人安安姐，看到马场主人王冀豫英姿飒爽在驯马，之后我们五人坐在马场主客厅畅快闲聊，冀豫和我话密，别人基本在听我俩侃大山。
那天去马场来回路上，接送我的微信群友和我一路交谈，真巧，他父亲也是新四军四师的老兵，文革初接受总后勤部当时的部长邱会作约请，从空军调到总后。没料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一倒台，他父亲跟着邱会作遭殃，被关进秦城监狱好几年，不仅个人事业前功尽弃还连累了家人。听了他的讲述，我也对他讲了我父亲两次拒绝邱会作“重新穿上军装，到总后担任要职”的邀约，两次谢绝才避开了那桩政治陷阱。
我接着告诉他，同为新四军四师的老战友霍达儒，有与他父亲相似的遭遇。文革结束后，爸爸曾请刚出狱不久的新四军四师老战友霍达儒叔叔吃饭，我得以旁听到霍叔叔的遭遇：他也是应邱会作之请去到总后勤部任职，林彪摔死后，四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随之倒台，黄吴李邱手下高级军官悉数被关押、遭整肃，重要岗位的普通军人也被复员转业。
1971年，霍达儒叔叔先是被关押在一个四层小楼内，因为“交代不出什么”，看守惩罚性逼他“顶着沉重的大八仙桌从四楼到一楼来回扛上扛下，楼梯很窄，拐弯处四方大桌难以通过，只能头顶手托中一点点挪移，看守们连打带骂逼迫他不能停歇，一趟接一趟上下扛桌子，好几次跌倒被砸伤……”
霍叔叔等人的遭遇，印证出独裁专制内斗之酷烈，霍叔叔他们的经历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遗忘的教训。
结束语
我父亲于明从1937年到1948年经历过十多年战争岁月，留下与老战友在血与火磨砺中的深情厚谊。2003年他病重后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很幸福”，当时以及他离世后好多年，我都难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因为我知道他这辈子非常不容易，在战场上负过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履薄冰，如此艰辛的人生居然让他感觉“很幸福”？！
此文写到结尾，我突然有了新感悟：父亲除了与爱妻白头偕老，他晚年不止一次说过“五个子女走的都是正路，没一个惹我们生气的”，家庭幸福使人生幸福；还有一点我刚体会到：由于父亲对权力保持着足够的淡泊与疏远，使他领受到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战友间超越世俗的深情厚谊，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满满的美好温情。
于向真 2026年3月30日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
后记：这篇文章是我从2006年以来，逐渐补充写完的，20年间，几次突然回想起一件或几件往事，赶紧找机会补充记下，今天终于完稿，谢谢您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