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这份条约，绕不开19世纪的两份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清政府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等大片土地拱手相让，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91个北京，236个上海，41个台湾！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对这些条约的定性是“不平等条约”。既然是不平等，就存在“历史追索权”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历届领导人始终保持一种模糊策略：既未公开宣布放弃，也未实际采取武力行动。
直到2001年，这种模糊被终结。条约中“相互没有领土要求”的表述，等于在法律层面正式关闭了对上述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追索之门。从此之后，这片土地不再是“历史遗留问题”，彻底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条约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江东六十四屯。1858年《瑷珲条约》虽将江东六十四屯划归俄国，但明确规定中国居民“永久居住权”与中国地方官的管辖权。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条款——在屈辱之中，仍保留了一丝主权残影。
1900年“庚子俄难”期间，沙俄军队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数万华人被驱逐、屠杀。这段历史，中国教科书一笔带过，但在民间记忆中，却是深深的伤口。按理说，既然当年条约保留了中国居民的管辖权，那么这片土地的主权问题就并非铁板一块。然而，在2001年的条约框架下，这个问题被一并“终结”，不再提及，再无余地。
如果说满清是被打败后签字，那至少可以归因于军事威胁；2001年时，中俄之间并无战争阴影，没有炮舰逼近，没有通牒限时。边界谈判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完成的。于是，一个刺眼的问题浮现出来：中国为什么要主动放弃而签定这个条约？
支持者常提到一个数字：171平方公里。2004年补充协定中，中国收回黑瞎子岛一部分及阿巴该图洲渚，面积约171平方公里。官方媒体称之为“历史性突破”。问题在于，171平方公里与150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以面积计算，这相当于用万分之一的“回收”，换取对全部历史争议的彻底放弃，相当于“以九牛换一毛”。
为什么要签？答案是——联俄抗美。20世纪末，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余波未平。在这种背景下，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被视为抗衡手段。通过解决边界争议，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牵制美国。
问题在于，这种“抗美”是否真的需要以确认百年屈辱为代价？美国从没有侵占中国一寸土地。，可为了“反美”，不惜拱手相让领土给俄罗斯，“反美”成为政治姿态，领土沦为交易筹码。
在意识形态最激烈的年代，中苏曾兵戎相见。珍宝岛冲突发生在毛泽东时代。那时，双方剑拔弩张，中国危在旦夕，也没有签署放弃追索权的文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强调把问题留给后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选择保留历史空间，结果却被江泽民将这个空间一掌击碎。有人指控川普是“俄罗斯间谍”。回头看2001年的条约，人们不免发出疑问：“友俄”、放弃领土追索权，那究竟谁更像在为俄罗斯利益“竭诚”服务？
乌克兰在战争中顽强抵抗，哪怕国土受损，也未承认既成事实。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其坚持主权的态度清晰可见。对比之下，中国在无战事压力下，登门签署“相互无领土要求”的条款，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
很多百姓至今以为，那是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课本里强调的是“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维护地区和平”。很少有人去翻条款，很少有人计算面积，更少有人追问这个条约意味着什么。“友好”成为唯一叙事，真相被压缩成一句口号。
条约已经生效，现实无法逆转，但“异议”从未停止。“卖国”这个词情绪强烈、刺耳，可当一个国家在没有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确认百年割地，当连满清条约中保留的残余权益也被放弃，人们难免会用最愤懑的语言去表达。
这不仅是对一位领导人的质疑，更是对制度的反思。如果“联俄抗美”是目标，那么代价是否过高？如果“战略协作”是方向，那么是否存在更平衡的路径？“反美”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还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情绪投资？当“友好”成为定论时，更需要有人翻开条约文本；当“战略”成为口号时，更需要有人计算面积；当“抗美”成为姿态时，更需要有人问一句：代价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