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这个题目写过好几次，当然， 一个也没实现，也许是天爷知道那些是假大空，当不得真。
我的真实理想是当一名售货员，卖肉的最好，卖糖亦可，然肉与糖相较，吾更爱肉也。
那时候肉定量，每人每月一斤，连皮带骨，还要排长队。售货员看到熟人来，就心照不宣地把藏在柜台下面的肥肉拿出来，有时甚至能搭一块不需要肉票的内脏。我妈老实，只能买到没人要的瘦肉，还尽是骨头，拿回家总要唠叨，然后全家不高兴。在我眼里，一个卖肉的，一刀下去，不仅掌握众人的吃肉权，更是定下了千家万户关于幸福的乾坤。
在那个年月，“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大人们每天都要操心孩子们能不能吃饱，孩子们所有的乐趣，甚至笑话，也都离不开吃。
比如，一个乡音很重的乡长开会。主持人说：“虾米（乡民）们！猪尾巴（注意吧），咸菜太贵（现在开会）。请香肠（乡长）酱瓜（讲话）！” 乡长说：“兔子（同志）们，今年的粮食狗（够）吃了，大家都是（使）大王八（大碗吧）！”
我十岁时跟随父母从下放的乡下回到北京，被暂时安置在亲戚家。我爸妈的工资除了留下自己买食堂饭票的，其余都交给了亲戚家贴补家用。有次跟我妈在副食店排队，我冒出一句：“妈，带粮票了吗？” 这一嗓子，满屋子人都回头瞧我。“这孩子是从那个缺粮的地界儿来的，这是首都！粮票已经废了！”
图为王府井大街卖鱼1978年。来自网络。
粮食够吃了，但吃饭难得见到肉，尤其亲戚家住大杂院，孩子多，肉香是公共事件，只要哪家煮肉，整个几十户的院子都能闻到。老话儿说：家食不如外食，外食不如偷食。在那紧巴巴的日子里，咱们的一身本事，基本都是‘偷’嘴和‘换’着法儿解馋，给练出来的。
图为1988年9月初，贵州省贵阳市，民众排队领肉票。从10月1日起，全国取消肉票，实行市场供给。来自网络。
我妈有时会带我去小铺——居民区里的副食品店，除了日常油盐，还会买点便宜的粉肠加餐。
一次，走出小铺没几步，在胡同的公厕背后，我妈忽然慢下来，她把装熟食的包装纸打开，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递给我两小片。我对这场临时加开的小灶毫无思想准备，美滋滋地细细地吃了。这次买的是我最喜欢的小肚，熟食里的高档货，同样的钱，只能买一小捧，薄薄几片。
我妈看剩下的明显不够回家分，索性心一横，整包塞给我，小声说：“快吃，别让人看见。”我赶紧转身脸冲墙，开始狂吞。小肚很香，在紧巴巴的日子里，能有独吞的特权比肉本身更香。
现在想想，我那种吃法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妈不知道海姆利克急救法。当然，我也来不及体会这份带有罪恶感的“偏爱”。
有一回，亲戚家里为了过年，提前炖了一锅大肥肉。也许是要放凉，也许是怕孩子偷嘴，整锅塞到了床底下。不知咋的，这锅被我表姐发现了，她那时七、八岁，趁大人们不在家，钻进床底，直接上手，抓着就吃，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油光满脸，头发都黏成一缕缕的。被发现时，大半锅肉都没了。因为用力过猛，此后数年，她闻到荤腥便觉恶心。大人们说，吃伤了。
图为1986年，陕西，排队买醋。来自网络。
我爷爷好喝两口。也不挑，散装的白干儿就成。隔三差五，就从兜里摸出两毛钱来，把我姐叫过来：“去，到小铺儿，打三两。”
我姐那时才五六岁，抱着个空酒瓶子，颠儿颠儿地往小铺跑。打满了，抱着往回走就慢下来了，走几步，就停下，把瓶嘴儿凑到嘴边，嗞溜——一小口。再走几步，再瞅瞅，嗞溜——又一小口。等到家门口，瓶子里的酒，也许只剩了二两半。
这么着，我姐靠着两毛钱三两的白干儿练就了喝酒童子功。
要说“练”出来的本事，我家老张，比我姐还绝。
老张那时是小张，总觉饿。他打小就聪明，在没有零食的年代，知道自己开发出来零食，比如偷吃厨房里的砂糖，每次拿勺子沾一点点，原位放好，以为谁都看不出来。厨房里还有鸡蛋，可惜装在筐子里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够不着。
因为父亲是医生，小张有事没事会去医院逛逛——想去住院。在他眼里，住院是好事，意味着某种特权。只要躺在那儿，必会有人拎着水果罐头来探望，那是每个病房床头柜上的标配：剔透的玻璃瓶里，浸泡着黄桃、山楂，还有橘子。能吃上一口，哪怕只是呷一口甜腻的糖水，都是小张心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别说，这梦想真有天让他“舔”成了。
家里日子紧，偶尔有点好吃也轮不到小孩，要留着待客。有次他跟邻居家小孩儿满屋子找吃的。发现柜子顶上有个玻璃瓶，里面装满了淡黄色的小圆片。俩人费劲巴拉把瓶子够下来，倒出一片，拿舌头舔舔——哎，甜的！再来一下——哟，里头是苦的。他爸是大夫，偏偏有点包了糖衣的药片，就这么被发现了。
这下俩孩子以为挖着宝了，开始挨个舔。要不说聪明呢，知道只舔外面一层——不苦，也不算犯大错。可还没等到挨揍，俩人先被撂倒了，被人发现时，倒在地上，嘴里咕噜咕噜吐白沫呢。案发现场的线索明确——扔了一地被舔得斑驳的药片。
万幸，送去急救后命保住了。而所谓的“后福”也随之而来——作为劫后余生的病号，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那瓶心心念念的黄桃罐头。
我曾经读到莫言的访谈，他说饥饿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我想我们上一代，甚至这代来自农村的，应该都差不多吧。人饿久了，性格就会变。会更看重眼前，会舍不得浪费，什么都留着。即使粮票废了，匮乏还留在身体里。免费的东西总要多拿一份，自助餐要打包，看到优惠就走不动道……说起来好笑，说起来也没什么好笑的。那不是什么性格缺陷，就是饿出来的。
后来我发现，原来同一个年代，也分好几种童年。上海的孩子可以含大白兔奶糖，甚至拿零花钱吃小馄饨，生煎馒头做早餐。我的一位朋友甚至牙齿坏得厉害，他说是因为糖吃得太多。我听了只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的记忆里，糖是稀罕物。过节有几块，或者爸妈出差带回点，连糖纸都要攒着。
回北京两年后，我爸获得做公派访问学者的机会，家里因此实现了粮油糖的自由。每次收到外币汇款，我妈并不在意数额，真正让她眼睛发亮的，是附带的侨汇券。
有这券，不仅能买到平日凭票定量供应、连肥瘦都没得挑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是身份的凭证。一券在手，社会地位瞬间得到提升，暂时脱离了《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阶层，生出了一种的底气：不用排队、不用眼睁睁看着售货员把好东西熟练地塞给熟人，浅尝到特权的甜头。柜台后面的人，甚至也会变得客气。
小时候的理想里，我以为分配权和尊严都掌握在售货员的手中，哪想到，其实密码藏在小纸片里，只要往柜台上一亮，人家就认。
图为1992年北京首家麦当劳排队盛况。来自网络。
我的理想
人到中年的摩羯 (2026-02-23 06:49:40) 评论 (0) 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这个题目写过好几次，当然， 一个也没实现，也许是天爷知道那些是假大空，当不得真。
我的真实理想是当一名售货员，卖肉的最好，卖糖亦可，然肉与糖相较，吾更爱肉也。
那时候肉定量，每人每月一斤，连皮带骨，还要排长队。售货员看到熟人来，就心照不宣地把藏在柜台下面的肥肉拿出来，有时甚至能搭一块不需要肉票的内脏。我妈老实，只能买到没人要的瘦肉，还尽是骨头，拿回家总要唠叨，然后全家不高兴。在我眼里，一个卖肉的，一刀下去，不仅掌握众人的吃肉权，更是定下了千家万户关于幸福的乾坤。
在那个年月，“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大人们每天都要操心孩子们能不能吃饱，孩子们所有的乐趣，甚至笑话，也都离不开吃。
比如，一个乡音很重的乡长开会。主持人说：“虾米（乡民）们！猪尾巴（注意吧），咸菜太贵（现在开会）。请香肠（乡长）酱瓜（讲话）！” 乡长说：“兔子（同志）们，今年的粮食狗（够）吃了，大家都是（使）大王八（大碗吧）！”
我十岁时跟随父母从下放的乡下回到北京，被暂时安置在亲戚家。我爸妈的工资除了留下自己买食堂饭票的，其余都交给了亲戚家贴补家用。有次跟我妈在副食店排队，我冒出一句：“妈，带粮票了吗？” 这一嗓子，满屋子人都回头瞧我。“这孩子是从那个缺粮的地界儿来的，这是首都！粮票已经废了！”
图为王府井大街卖鱼1978年。来自网络。
粮食够吃了，但吃饭难得见到肉，尤其亲戚家住大杂院，孩子多，肉香是公共事件，只要哪家煮肉，整个几十户的院子都能闻到。老话儿说：家食不如外食，外食不如偷食。在那紧巴巴的日子里，咱们的一身本事，基本都是‘偷’嘴和‘换’着法儿解馋，给练出来的。
图为1988年9月初，贵州省贵阳市，民众排队领肉票。从10月1日起，全国取消肉票，实行市场供给。来自网络。
我妈有时会带我去小铺——居民区里的副食品店，除了日常油盐，还会买点便宜的粉肠加餐。
一次，走出小铺没几步，在胡同的公厕背后，我妈忽然慢下来，她把装熟食的包装纸打开，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递给我两小片。我对这场临时加开的小灶毫无思想准备，美滋滋地细细地吃了。这次买的是我最喜欢的小肚，熟食里的高档货，同样的钱，只能买一小捧，薄薄几片。
我妈看剩下的明显不够回家分，索性心一横，整包塞给我，小声说：“快吃，别让人看见。”我赶紧转身脸冲墙，开始狂吞。小肚很香，在紧巴巴的日子里，能有独吞的特权比肉本身更香。
现在想想，我那种吃法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妈不知道海姆利克急救法。当然，我也来不及体会这份带有罪恶感的“偏爱”。
有一回，亲戚家里为了过年，提前炖了一锅大肥肉。也许是要放凉，也许是怕孩子偷嘴，整锅塞到了床底下。不知咋的，这锅被我表姐发现了，她那时七、八岁，趁大人们不在家，钻进床底，直接上手，抓着就吃，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油光满脸，头发都黏成一缕缕的。被发现时，大半锅肉都没了。因为用力过猛，此后数年，她闻到荤腥便觉恶心。大人们说，吃伤了。
图为1986年，陕西，排队买醋。来自网络。
我爷爷好喝两口。也不挑，散装的白干儿就成。隔三差五，就从兜里摸出两毛钱来，把我姐叫过来：“去，到小铺儿，打三两。”
我姐那时才五六岁，抱着个空酒瓶子，颠儿颠儿地往小铺跑。打满了，抱着往回走就慢下来了，走几步，就停下，把瓶嘴儿凑到嘴边，嗞溜——一小口。再走几步，再瞅瞅，嗞溜——又一小口。等到家门口，瓶子里的酒，也许只剩了二两半。
这么着，我姐靠着两毛钱三两的白干儿练就了喝酒童子功。
要说“练”出来的本事，我家老张，比我姐还绝。
老张那时是小张，总觉饿。他打小就聪明，在没有零食的年代，知道自己开发出来零食，比如偷吃厨房里的砂糖，每次拿勺子沾一点点，原位放好，以为谁都看不出来。厨房里还有鸡蛋，可惜装在筐子里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够不着。
因为父亲是医生，小张有事没事会去医院逛逛——想去住院。在他眼里，住院是好事，意味着某种特权。只要躺在那儿，必会有人拎着水果罐头来探望，那是每个病房床头柜上的标配：剔透的玻璃瓶里，浸泡着黄桃、山楂，还有橘子。能吃上一口，哪怕只是呷一口甜腻的糖水，都是小张心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别说，这梦想真有天让他“舔”成了。
家里日子紧，偶尔有点好吃也轮不到小孩，要留着待客。有次他跟邻居家小孩儿满屋子找吃的。发现柜子顶上有个玻璃瓶，里面装满了淡黄色的小圆片。俩人费劲巴拉把瓶子够下来，倒出一片，拿舌头舔舔——哎，甜的！再来一下——哟，里头是苦的。他爸是大夫，偏偏有点包了糖衣的药片，就这么被发现了。
这下俩孩子以为挖着宝了，开始挨个舔。要不说聪明呢，知道只舔外面一层——不苦，也不算犯大错。可还没等到挨揍，俩人先被撂倒了，被人发现时，倒在地上，嘴里咕噜咕噜吐白沫呢。案发现场的线索明确——扔了一地被舔得斑驳的药片。
万幸，送去急救后命保住了。而所谓的“后福”也随之而来——作为劫后余生的病号，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那瓶心心念念的黄桃罐头。
我曾经读到莫言的访谈，他说饥饿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我想我们上一代，甚至这代来自农村的，应该都差不多吧。人饿久了，性格就会变。会更看重眼前，会舍不得浪费，什么都留着。即使粮票废了，匮乏还留在身体里。免费的东西总要多拿一份，自助餐要打包，看到优惠就走不动道……说起来好笑，说起来也没什么好笑的。那不是什么性格缺陷，就是饿出来的。
后来我发现，原来同一个年代，也分好几种童年。上海的孩子可以含大白兔奶糖，甚至拿零花钱吃小馄饨，生煎馒头做早餐。我的一位朋友甚至牙齿坏得厉害，他说是因为糖吃得太多。我听了只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的记忆里，糖是稀罕物。过节有几块，或者爸妈出差带回点，连糖纸都要攒着。
回北京两年后，我爸获得做公派访问学者的机会，家里因此实现了粮油糖的自由。每次收到外币汇款，我妈并不在意数额，真正让她眼睛发亮的，是附带的侨汇券。
有这券，不仅能买到平日凭票定量供应、连肥瘦都没得挑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是身份的凭证。一券在手，社会地位瞬间得到提升，暂时脱离了《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阶层，生出了一种的底气：不用排队、不用眼睁睁看着售货员把好东西熟练地塞给熟人，浅尝到特权的甜头。柜台后面的人，甚至也会变得客气。
小时候的理想里，我以为分配权和尊严都掌握在售货员的手中，哪想到，其实密码藏在小纸片里，只要往柜台上一亮，人家就认。
图为1992年北京首家麦当劳排队盛况。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