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城里的一个小院——

安妮塔，我们为你祈祷……（上）

笑声背后，是孤独与迷惘；浮华散尽，只剩下人们默默的祈祷。

这是一个滥取洋名的时代，安玉华进我们单位的时候，自我介绍叫“安妮塔”。不知道她是否晓得，正是一个叫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女人，帮助美国人学会了怎样去拼写“性骚扰”这个词。

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个安妮塔是个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真真是命运给安排错了。她的美貌、她的娇艳、她的风韵，生来就应该享受大洋彼岸那种天堂般的生活。不幸的是，即使她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调换，也还得照样每天挤公共汽车，中午吃10元钱一盒的快餐，整天与发票、账本、订单打交道，还要遭受蚊蝇的吮咬。从一开始，安妮塔就陷入连绵不绝的痛苦之中。

然而，貌美的女人处处能得到男人的体恤。安妮塔一走进小院，有人就会帮助她打水，帮助她摆正椅子，就差扶着她坐上去了。还有几个很“坏”的男士，蜂儿似地围着她，专门制造那种“罗曼蒂克”的小把戏，来讨安妮塔的欢心。这时，她会格格格地笑起来，漂亮、妩媚、优雅，把小院里所有的女人都比成了矮子。

安妮塔是小院里一道异彩纷呈的风景。面对着那几个殷勤可掬、哈哈大笑的男士，安妮塔会突发宏论：“笑什么？笑什么？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嘴边挂着微笑，——不知是苦笑还是嘲笑，让人感到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凄凉况味。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23岁那年，安妮塔在一家涉外饭店当前台领班，被一个香港老板瞅上了。那人比她大十五六岁，且明明知道他有妻室，却一定要跟人家走，她最有力的“依据”就是，香港商人海誓山盟地保证要与现任太太离婚。结局是遭到当副司长的爸爸的坚决反对，老头子用掸把子抽她，妈妈哭着给她下跪，她总算死了这份心。这件事以后，副司长老爸托人给她介绍到一家出版社，半年后就和发行部主任乔热恋上了。乔与她年纪般配，是那家出版社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搞发行这一行，收入颇丰，外快多多，明的回扣，暗的“截留”，常常撑破腰包，真可谓郎“财”女貌。嫁人，嫁人，还不是从婚姻中获取最大的赢利？在她看来，女人付出年轻美貌，得到的就应该是锦衣玉食的美好生活。因此，结婚以后她就不怎么上班了，仗着老公有钱，集中精力把自己装扮成阔太太。出门动辄打车，今天赛特，明天蓝岛，逛街、购物、美容，成了她生活的全部。谁知，好景不长，这年头人心越来越浮躁，好书越来越卖不动，乌七八糟的书正经出版社又不敢出，出版业越来越不景气，乔的“事业”一落千丈。钱是越来越难挣了，做书卖不动，炒股套个牢，干啥啥不灵，乔的腰包越来越瘪。更为不幸的是，乔还遭到检察院的审查。那阵子，常常喝得醉熏熏的乔回到家见安妮塔饭不做、衣不洗，房间也懒得收拾，开始是骂，以后就动了手。“幸福”的小家庭终于告罄，就在乔背着行李住进审查室的那段日子，她写了离婚协议书，带着两岁的女儿离开了乔。那一年她才28岁。有人说，女人一生都在寻找，而又一生都找不到，婚姻成了女人一生的黑洞。对安妮塔来说，婚姻就是一场赌博，至于什么爱情，用安妮塔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哪来精神？”

安玉华离开出版社以后，在几家外资企业混了七八年，摇身一变使自己成了“安妮塔”。要说那外企也真是个熏陶人的地方。就说这语言吧，安妮塔本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混合了一种不知是台版还是粤版的国语。她不屑北京人那种土里土气的儿化音、卷舌音，比如“上班儿”，到她嘴里就成了“丧班”，又如，管“吃饭”叫“呲饭”，还时常夹杂一些半生不熟的英语，例如，管“聚会”不叫“聚会”，叫“party”，等等。她的话一出口，惹得小院里的男士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们说，到底是安妮塔，连声音都“包装”得这么“到位”，真是温婉可人、悦耳动听，还不晕倒那些外国大老板？说得安妮塔又是一阵银铃般的格格大笑，笑声中带着俏骂：“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谈到“包装”，正如林清玄所说，这是“一个包装的时代”，比如做洗发精，你要想取得成功，就得“用10元做洗发精，用30元做瓶子，用100元做广告。”反之，注定要失败。在外企摸爬滚打过的安妮塔，美容、包装之类的功夫自然精深博湛，不只是小院里潮流的领导者。她总是穿着那种流行款式、流行颜色，衣裙、皮鞋和皮包都搭配得十分考究。手挽袋、草编蜡染、牛仔式小坎肩半立半卧的衣领，以及喜欢《走出女儿国》那样的纪实作品……都表达着安妮塔这类都市女人的文化情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不等于没有文化，她们最善于捕捉新世纪的时髦，怀旧大概也算是一种——一种朝花夕拾的感伤和惆怅，再加上几多无奈。

看着安妮塔在小院里尽显风流，几个爱嚼舌头的老女人有些吃醋。一位大姐说：“安妮塔，在外企那么能挣钱，你还来我们这个国有小单位干什么？”安妮塔眼睛一眨，目光斜视着对她说：“这你就不资（知）道啦——写字间的人都像浑身上紧的发条，个个都必须是工作狂，年岁大了就吃不消啦。”其实，这一年她才三十五六岁，离“年岁大”还早呢，无非是吃不了那里的竞技之苦，更实质的原因是肚子里的那点儿“墨水”竞争不过那些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多半是被“炒了鱿鱼”。在这种情况下，便托人找到我们头头进了这个还算消停的单位，混混饭，歇歇脚，再伺机跳槽。见她有些黯然神伤，另一位大姐又说：“安妮塔，你在外企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找个外国老板做老公呢？”还没等安妮塔回答，一个叫宇的家伙就插进来说：“你们瞎操心什么？人家老外早就有太太了！”谁知安妮塔却格格一笑，抢过话茬说：“那，我就做他的二房！”惹的小院里又是一阵哄笑，从此，安妮塔就有了“二房”、“二奶”的绰号。

安妮塔就是这么一道奇异的风景。此时，她的话绝不是那种“言者无意”的随便说说，而实在是“有心”得很呐。初冬的一天，小院里来了单位头头“老佛爷”的女儿蓉蓉，她带着英国女婿，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卷毛小洋孩，看望她老娘来了。小院里顿时沸腾起来，女士们立即围拢上来，有的拉那小男孩，有的抱那小女孩，嘴里啧啧称羡，简直就差跪在人家面前了。安妮塔更是瞅得眼睛发直，她的心高气傲，她的梦里远嫁，此刻都变成垂涎欲滴的若有所思。这时，宇这家伙又窜了出来，在她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还愣什么，还不抓紧弄个洋老公？”

没想到这一句竟戳了安妮塔的痛处，她知道宇是在挖苦她，便反唇相讥：“什么洋老公？人家就是比你们强百倍！一下子就把你们都给比没了，有什么好得意的？”宇早就晓得她非洋人不嫁，这是离婚10年来矢志不渝的信念，可他万万也没想到安妮塔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就是改了洋名，不也还是中国人吗？宇有些沮丧，他结结巴巴地，再也说不出什么。

蓉蓉和她的英国女婿走后，小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同事们之间照样嘻嘻哈哈，男女之间照样打情骂俏，日子也还过得快活。不同的是，人们发现安妮塔又捧起了英语。这安妮塔当年因包括英语在内的高考成绩上不了线，连个大专都没考上。年轻时她又曾发誓要考上托福，可攻读多年的单词都就饭吃了。幸而她得益于在外企供职多年，能与洋人“good”或者“bye-bye”两句。她把单词贴在抽屉拉手上，贴在台灯罩上，贴在椅子背上，能贴纸条儿的地方都贴上了单词……班上的活儿什么都不想干了，整天就叨叨单词。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正当宇之类嘲笑她心比天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时，安妮塔的口语已达到相当水平，经常与一位老外在电话里叽哩咕噜地说说笑笑。

（未完，请见下期。）

（写于2000年9月9日，发表于2001年第1期《婚姻与家庭》杂志。全文请见作者新出版的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