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展厅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介绍了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地区的活动。二十世纪初叶，全球东方学研究蓬勃兴起，叠加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亚内陆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探险家觊觎的核心区域。彼时晚清王朝国力衰败，内忧外患交织，边疆治理能力孱弱，西域沿线石窟遗址、古城遗迹长期处于无人管护的真空状态；与此同时，中亚地区被英、俄两大殖民帝国瓜分制衡，当地文化遗产同样缺乏完善的保护机制，整体暴露在被盗、被毁的风险之下。在此时代大环境下，西域文物掠夺成为全球性风潮，以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为代表的欧美探险队，依托本国殖民力量加持，先后多次深入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在此背景下，日本人也不甘落后，先后组织了三轮西域探险活动。
大谷光瑞（1876-1948） 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当主。他在1898年与九条筹子成婚。由于后者有日本皇族血统，大谷光瑞就这样与大正天皇成为了连襟。大谷在23岁时便前往英国伦敦留学，在此期间接触了出名的“探险家”如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等，还参观了各国博物馆。当看到各国探险队从西域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时，大谷光瑞十分眼热，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更是感到震撼，由此萌生了到中国寻宝的念头。
大谷在财政方面的基础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而不像其它欧洲考察队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大谷的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他亲自带队，横穿中亚绿洲城邦进入新疆，完成对西域佛教遗址的基础性勘探。第二次探险（1908—1909）他委派橘瑞超等人深耕蒙古、新疆两地，斩获《李柏文书》等重量级文物，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
相较于前两次探险的试探性考察模式，1910—1914年开展的第三次探险， 其队员共有十八人，历时近五年，行程一万八千公里。他们的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镇的 近三百个佛迹点，还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全域，并深入阿富汗北部犍陀罗文化区、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等地。探险队曾在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在那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珍贵的敦煌写本。
大谷团队的考察累计获得文物86箱，总重达6731公斤。大谷本人则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其中仅敦煌纸质宗教与世俗文献便逾600件，藏品数量与质量均创下历次探险之最。 在此基础上，大谷探险队的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和《新西域记》等著作。凭借最长活动周期、覆盖欧亚的广阔疆域、充沛的人力物力储备以及空前庞大的文物获取量，大谷探险队是同时期西域范围内综合性最强、涉猎区域最广的一次跨国探险活动。
大谷探险队从西域地区搜罗的数万件文物，因大谷光瑞后期家道中落、宗教事业受挫、财政濒临破产等多重变故，藏品未能完整统一收藏，最终四散分流至日本各地公私机构。在众多收藏单位之中，东京国立博物馆凭借官方地位与完善的保存条件，成为大谷文物最核心的收藏机构之一。博物馆将大谷系列藏品统一收纳于东洋馆亚洲文物专属展区，品类包罗佛教壁画、泥塑造像、西域多语种文书、纺织残片、金属祭祀器物等。这批文物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库车、楼兰、敦煌以及中亚犍陀罗、粟特古城遗址，历经百年流转、修复与分类陈列，如今不仅成为馆内阐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核心展陈，也直观见证了近代殖民背景下丝路珍贵文物流失的屈辱历史。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大谷文物之中，柏孜克里克石窟佛教壁画残片是艺术价值最高、知名度最广的代表性珍品。该组壁画由大谷探险队用暴力切割剥离并运回日本。现存馆藏残片题材丰富，以佛说法图、菩萨群像、护法神像与王室供养人画像为主，创作年代集中于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画作采用西域地区盛行的湿壁绘画技法，以天然矿物颜料调配设色，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彩浓烈厚重且历经千年不褪，勾勒线条遒劲流畅，风格兼容并蓄，既吸纳中原绘画的笔墨气韵，又保留中亚佛教艺术夸张饱满的造型特征。画面内佛陀面相丰圆温润，衣纹褶皱层次分明；回鹘贵族供养人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发型、配饰、纹样细节详实，完整还原高昌回鹘王室与民间的民俗风貌。
馆藏另一重磅珍品为回鹘文、汉文双语世俗文书，文物统一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与交河故城遗址。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全域发掘过程中，收集数十万件纸质文书，东京国立博物馆择优入藏的这批双语文书数量可观，涵盖民间借贷契约、商旅往来账目、跨区域通信书信、基层户籍档案等多元类别，书写年代横跨唐代至元代，时间跨度长达六百余年。文书以中原传统古法麻纸为载体，部分纸张可见反复涂改、修补、折叠的使用痕迹，汉文楷书端庄规整，回鹘文字体自由错落，两种文字混用、并行书写的特征十分普遍，直观印证古代西域多民族杂居共处、语言互通交融的社会形态。这批世俗文书聚焦底层民众生活，弥补官方正史对西域民间社会、基层经济记载匮乏的短板，是研究中古西域民族关系、语言演化、商贸制度的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
犍陀罗风格石雕佛首同样是大谷藏品中的标志性展品。这件造像采集于阿富汗北部与克什米尔交界的犍陀罗古老遗址，是大谷探险队深入中亚腹地搜集的精品，制作于公元二至三世纪，属于早期大乘佛教艺术遗存。犍陀罗艺术本身是古希腊雕塑文化与东方佛教信仰交融的产物，这件佛首完美诠释该艺术风格的精髓：佛像面部轮廓立体饱满，五官比例写实精准，鼻梁高挺、眼窝深邃，承袭古希腊人像雕塑的写实范式；头顶螺旋发髻，神情宁静肃穆、慈悲淡然，严格恪守佛教造像的仪轨规范。
馆内还系统性展出一批小型珍贵遗存，以西域织锦残片与小型金属饰件为代表。织锦残片集中出土于新疆楼兰、尼雅沙漠遗址，属于汉晋时期中原外销丝织品，采用汉代成熟的经锦织造工艺，纹样囊括云气纹、神兽纹、几何对称图案，配色典雅繁复，织物经纬细密均匀，直观体现汉代中原顶尖的丝织手工业水平。此类丝绸是古代中原输往西域、中亚的核心贸易商品，也是丝路物质文明交流最直观的实物物证。
在中国考察期间，大谷光瑞于1913年还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在其推荐下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顾问。此后的大谷光瑞成为了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他曾出版过《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后来，他还历任日本近卫文麿，小矶国昭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队的行为同出一辙，本质都是依靠强权与信息优势，掠夺弱势国家与地区的历史遗存，兼具学术探索与文化掠夺双重属性。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分析，大谷探险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对丝路沿线国家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影响。首先是探险团队发掘方式粗放且缺乏规范性，队员在石窟寺、古城遗址、游牧墓葬等地肆意开挖探沟、暴力剥离壁画、拆解佛教造像，随意扰乱遗址原生地层堆积，破坏文物共存关系与地层信息，大量古代遗迹遭受毁灭性、不可逆的打击。其次是大批量高等级文物流散至日本，被多家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分割收藏，文物原生组合体系与出土地理信息彻底瓦解，直接造成沿线国家历史文化脉络断裂，本土相关学术研究长期受制于海外藏品，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最后是西方与日本探险队的掠夺乱象，双重加剧了沿线区域的文物盗掘风气，诱发当地民众盗挖古墓、倒卖古迹遗存的不良社会风气，致使近代丝路文化遗产流失问题积重难返。
如仅以客观史学视角审视，大谷团队的探险活动亦留存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考察团队摄制海量高清影像资料、绘制洞窟平面图纸、编撰详实的考察日志，完整记录了二十世纪初丝路各类遗址的原始风貌。时至今日，这批绝版影像资料，仍是当代遗址修复、风化对比、遗迹溯源、风貌复原的核心依据。同时，外流的海量文物遗存，间接推动敦煌学、西域学、突厥学、粟特学等冷门学科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蓬勃发展。推动着全球丝路学和敦煌学的持续发展。
这里的每一件藏珍品背后，都镌刻着近代亚洲丝路古迹损毁、文物流离失所的屈辱印记。这段特殊的历史为后世提供深刻启示：文化遗产是各个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瑰宝，任何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的文化掠夺行为都不具备正当性。唯有尊重国家文化主权、坚守科学保护理念、平等开展跨国学术合作，方能守护千年丝路文明，实现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与良性发展。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西域考察活动
长岛退休客 (2026-06-01 06:12:35) 评论 (0) 上个月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展厅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介绍了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地区的活动。二十世纪初叶，全球东方学研究蓬勃兴起，叠加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亚内陆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探险家觊觎的核心区域。彼时晚清王朝国力衰败，内忧外患交织，边疆治理能力孱弱，西域沿线石窟遗址、古城遗迹长期处于无人管护的真空状态；与此同时，中亚地区被英、俄两大殖民帝国瓜分制衡，当地文化遗产同样缺乏完善的保护机制，整体暴露在被盗、被毁的风险之下。在此时代大环境下，西域文物掠夺成为全球性风潮，以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为代表的欧美探险队，依托本国殖民力量加持，先后多次深入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在此背景下，日本人也不甘落后，先后组织了三轮西域探险活动。
大谷光瑞（1876-1948） 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当主。他在1898年与九条筹子成婚。由于后者有日本皇族血统，大谷光瑞就这样与大正天皇成为了连襟。大谷在23岁时便前往英国伦敦留学，在此期间接触了出名的“探险家”如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等，还参观了各国博物馆。当看到各国探险队从西域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时，大谷光瑞十分眼热，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更是感到震撼，由此萌生了到中国寻宝的念头。
大谷在财政方面的基础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而不像其它欧洲考察队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大谷的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他亲自带队，横穿中亚绿洲城邦进入新疆，完成对西域佛教遗址的基础性勘探。第二次探险（1908—1909）他委派橘瑞超等人深耕蒙古、新疆两地，斩获《李柏文书》等重量级文物，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
相较于前两次探险的试探性考察模式，1910—1914年开展的第三次探险， 其队员共有十八人，历时近五年，行程一万八千公里。他们的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镇的 近三百个佛迹点，还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全域，并深入阿富汗北部犍陀罗文化区、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等地。探险队曾在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在那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珍贵的敦煌写本。
大谷团队的考察累计获得文物86箱，总重达6731公斤。大谷本人则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其中仅敦煌纸质宗教与世俗文献便逾600件，藏品数量与质量均创下历次探险之最。 在此基础上，大谷探险队的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和《新西域记》等著作。凭借最长活动周期、覆盖欧亚的广阔疆域、充沛的人力物力储备以及空前庞大的文物获取量，大谷探险队是同时期西域范围内综合性最强、涉猎区域最广的一次跨国探险活动。
大谷探险队从西域地区搜罗的数万件文物，因大谷光瑞后期家道中落、宗教事业受挫、财政濒临破产等多重变故，藏品未能完整统一收藏，最终四散分流至日本各地公私机构。在众多收藏单位之中，东京国立博物馆凭借官方地位与完善的保存条件，成为大谷文物最核心的收藏机构之一。博物馆将大谷系列藏品统一收纳于东洋馆亚洲文物专属展区，品类包罗佛教壁画、泥塑造像、西域多语种文书、纺织残片、金属祭祀器物等。这批文物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库车、楼兰、敦煌以及中亚犍陀罗、粟特古城遗址，历经百年流转、修复与分类陈列，如今不仅成为馆内阐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核心展陈，也直观见证了近代殖民背景下丝路珍贵文物流失的屈辱历史。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大谷文物之中，柏孜克里克石窟佛教壁画残片是艺术价值最高、知名度最广的代表性珍品。该组壁画由大谷探险队用暴力切割剥离并运回日本。现存馆藏残片题材丰富，以佛说法图、菩萨群像、护法神像与王室供养人画像为主，创作年代集中于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画作采用西域地区盛行的湿壁绘画技法，以天然矿物颜料调配设色，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彩浓烈厚重且历经千年不褪，勾勒线条遒劲流畅，风格兼容并蓄，既吸纳中原绘画的笔墨气韵，又保留中亚佛教艺术夸张饱满的造型特征。画面内佛陀面相丰圆温润，衣纹褶皱层次分明；回鹘贵族供养人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发型、配饰、纹样细节详实，完整还原高昌回鹘王室与民间的民俗风貌。
馆藏另一重磅珍品为回鹘文、汉文双语世俗文书，文物统一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与交河故城遗址。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全域发掘过程中，收集数十万件纸质文书，东京国立博物馆择优入藏的这批双语文书数量可观，涵盖民间借贷契约、商旅往来账目、跨区域通信书信、基层户籍档案等多元类别，书写年代横跨唐代至元代，时间跨度长达六百余年。文书以中原传统古法麻纸为载体，部分纸张可见反复涂改、修补、折叠的使用痕迹，汉文楷书端庄规整，回鹘文字体自由错落，两种文字混用、并行书写的特征十分普遍，直观印证古代西域多民族杂居共处、语言互通交融的社会形态。这批世俗文书聚焦底层民众生活，弥补官方正史对西域民间社会、基层经济记载匮乏的短板，是研究中古西域民族关系、语言演化、商贸制度的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
犍陀罗风格石雕佛首同样是大谷藏品中的标志性展品。这件造像采集于阿富汗北部与克什米尔交界的犍陀罗古老遗址，是大谷探险队深入中亚腹地搜集的精品，制作于公元二至三世纪，属于早期大乘佛教艺术遗存。犍陀罗艺术本身是古希腊雕塑文化与东方佛教信仰交融的产物，这件佛首完美诠释该艺术风格的精髓：佛像面部轮廓立体饱满，五官比例写实精准，鼻梁高挺、眼窝深邃，承袭古希腊人像雕塑的写实范式；头顶螺旋发髻，神情宁静肃穆、慈悲淡然，严格恪守佛教造像的仪轨规范。
馆内还系统性展出一批小型珍贵遗存，以西域织锦残片与小型金属饰件为代表。织锦残片集中出土于新疆楼兰、尼雅沙漠遗址，属于汉晋时期中原外销丝织品，采用汉代成熟的经锦织造工艺，纹样囊括云气纹、神兽纹、几何对称图案，配色典雅繁复，织物经纬细密均匀，直观体现汉代中原顶尖的丝织手工业水平。此类丝绸是古代中原输往西域、中亚的核心贸易商品，也是丝路物质文明交流最直观的实物物证。
在中国考察期间，大谷光瑞于1913年还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在其推荐下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顾问。此后的大谷光瑞成为了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他曾出版过《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后来，他还历任日本近卫文麿，小矶国昭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队的行为同出一辙，本质都是依靠强权与信息优势，掠夺弱势国家与地区的历史遗存，兼具学术探索与文化掠夺双重属性。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分析，大谷探险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对丝路沿线国家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影响。首先是探险团队发掘方式粗放且缺乏规范性，队员在石窟寺、古城遗址、游牧墓葬等地肆意开挖探沟、暴力剥离壁画、拆解佛教造像，随意扰乱遗址原生地层堆积，破坏文物共存关系与地层信息，大量古代遗迹遭受毁灭性、不可逆的打击。其次是大批量高等级文物流散至日本，被多家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分割收藏，文物原生组合体系与出土地理信息彻底瓦解，直接造成沿线国家历史文化脉络断裂，本土相关学术研究长期受制于海外藏品，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最后是西方与日本探险队的掠夺乱象，双重加剧了沿线区域的文物盗掘风气，诱发当地民众盗挖古墓、倒卖古迹遗存的不良社会风气，致使近代丝路文化遗产流失问题积重难返。
如仅以客观史学视角审视，大谷团队的探险活动亦留存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考察团队摄制海量高清影像资料、绘制洞窟平面图纸、编撰详实的考察日志，完整记录了二十世纪初丝路各类遗址的原始风貌。时至今日，这批绝版影像资料，仍是当代遗址修复、风化对比、遗迹溯源、风貌复原的核心依据。同时，外流的海量文物遗存，间接推动敦煌学、西域学、突厥学、粟特学等冷门学科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蓬勃发展。推动着全球丝路学和敦煌学的持续发展。
这里的每一件藏珍品背后，都镌刻着近代亚洲丝路古迹损毁、文物流离失所的屈辱印记。这段特殊的历史为后世提供深刻启示：文化遗产是各个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瑰宝，任何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的文化掠夺行为都不具备正当性。唯有尊重国家文化主权、坚守科学保护理念、平等开展跨国学术合作，方能守护千年丝路文明，实现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与良性发展。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