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确具备某种“表面安全”。在许多城市中，深夜街头行走不罕见，枪支犯罪极为稀少，持械抢劫等恶性暴力案件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存在更明显的街头风险，例如枪支问题、盗窃问题等。
但中国的安全，很大程度上是“管出来”的，而不是“形成的”。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城市中密布的监控摄像头，地铁、医院、车站普遍设立安检，学校门口长期安排安保人员以及警力，大型活动必须实名制、身份证登记。如果真的“安全”，为什么需要如此高密度的防范体系？
在许多城市，小学门口在上下学时段，有保安持械驻守，有警力巡逻，有隔离栏和交通管控，学校门口本不应成为“高危防护区”，这些措施，为的是防范“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说明社会内部存在一种需要高度防范的潜在风险。
在中国，进入地铁站安检是常态。而在许多国家，地铁系统是开放的。当安检成为日常，就意味着“潜在威胁”被视为常态。这种长期的“准戒备状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心理：对陌生人的警惕上升，对公共空间的不信任增加，对风险的敏感度被放大。久而久之，进入一种“草木皆兵”的状态。
最“草木皆兵”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今天还是军委副主席、省委书记、公安厅长，位高权重、风光无限；明天却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即便是县长、乡长、村长这些基层官员，也难逃“反腐倡廉”的罗网，随时被调查问责，身陷囹圄。大官小官一锅端，个个缺乏“安全感”。
权力的运作缺乏透明度与法治制约，导致社会精英阶层也处于“危在旦夕”的焦虑中。这种权力博弈的波及效应，使得商界人士同样感到惶恐——企业因为政策转向或罪名指控而瞬间覆灭，这种缺乏法律安全感的商业环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隐患。
更深层的不安全，来自“日常生活”。最引发广泛关注的，是食品问题，例如非法添加物，质量监管缺失，供应链不透明。它们的危害性不会立刻显现，却长期存在。当吃的食物，用的产品，接触的环境“不安全”时，这种“不安全”，比街头风险更深远、更持久。
对普通人而言，最常见的风险，并不来自犯罪，而来自交通。在城市中，电动车违规行驶，行人与机动车冲突，交通规则执行不均，这些问题叠加，使得出行成为一项高风险活动。相比之下，被抢劫的概率极低，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却远高得多，人们害怕罕见的暴力，却忽视高频的风险。
还有，陌生人和陌生来电，也让人时刻保持警惕。仿佛每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骗子，每一通来电都潜藏着电信诈骗的风险。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被不断消解，正常的交往也变得愈发困难。
形成“中国很安全”的“幻觉”，是因为人们更容易记住枪击，抢劫，暴力事件，而对制度不确定性、食品问题、心理压力缺乏直观感知，于是，“没有暴力”就被等同于“安全”。此外，通过官方的宣传“对比”，强调他国问题，突出自身优势，久而久之，人们容易形成一种印象：“别人更危险，我们更安全。”
“安全”不应只是没有抢劫，没有枪声，而应包括法律的稳定与可预期，生活质量的可靠保障，社会关系的基本信任，心理环境的健康与开放，安全，是一种“无需过度防备”的状态，而不是到处安检，时刻警惕，高度戒备。
如果安全意味夜晚不被抢劫、街头秩序良好，那么中国的部分城市，确实具备这种表层安全。但如果安全意味对生活、制度与他人具有稳定而持久的信任，那么现实则要复杂得多。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明显的暴力，却依然充满焦虑；可以秩序井然，却仍然让人处处防备。当学校需要加强防护，地铁需要安检，人与人之间需要高度警惕时——这种“安全”，更像是一种被精心维持的平衡，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