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隔绝，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数十年。我母亲的亲戚中也有类似的一段遭遇。
我的外公是辽宁人，来自北方一个旧式大家庭。他的祖父原籍河北，年轻时带领一家人闯关东，在辽宁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靠经营小生意谋生。外公的祖父有三个儿子，他们从年轻时起就帮着打理家里的生意。
外公有一位堂兄，很年轻时便因病去世，留下妻子和一个独子。这位独子便是本文叙述的主要人物——我母亲的堂兄，也即我的堂舅。这位堂舅比我母亲年长十岁，母亲以及我的姨妈和两个舅舅都称他为“大哥”，称他的母亲为“大娘”（北方话里的大伯母）。由于父亲早逝，堂舅很早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外公毕业于一所国立大学，抗战时期曾在内地担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在一所刚从内地搬迁回的国立大学任教。不久后，他辞去大学的工作，来到上海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那时国统区的经济环境非常不好，家里的一点小生意难以为继。堂舅与家里人商量后决定离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跟随叔叔——也就是我的外公——来到上海谋生。
外公来到上海后，通过一位曾在军工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和好友，为堂舅在一家兵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大约在1948年底的一天，堂舅特地来外公家，向亲人们告别，因为他已经决定随工厂迁往台湾。虽然外公很想挽留他，但在当时既没有能力为他安排工，也无法为他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而堂舅也不愿增加叔叔的额外经济负担，最终只身去了台湾。从此以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亲人之间杳无音信。
我小时候从未听大人说起过这位堂舅。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外公回家后谈起一件令全家人十分吃惊的事。那天下午，有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在确认他有一位侄子居住在台湾后，对方告诉他，根据掌握的情况，这位侄子仍然健在，而且已经成为台湾军中的军官。随后，对方要求外公写一篇介绍家乡亲人近况的短文，通过广播传递给海峡对岸的亲人。外公当时有些纳闷：侄子仅有中学文化程度，怎么会当官呢？
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这类部门与知识分子谈话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而受过冲击的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敢拒绝这样的要求。外公很快奉命完成了文稿，内容大致是：“你母亲和媳妇一家都好，儿子们也都参加了工作，你在那里放心吧。”不久之后，这篇文稿在福建前线的对台广播中实名播出，文中的主要信息通过广播传到了海峡对岸。与此同时，外公写信通知了侄子的母亲：她的儿子仍然健在，而且按照组织上的说法，还当了官。老家那边的亲属大概也了解到这一消息。这位年轻时便守寡的母亲，在得知自己失联二十多年的儿子仍然活着后，仿佛终于等来了多年期盼的结果。遗憾的是，此后不久，她终究未能等来儿子归来，便离开了人世。后来，堂舅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
“文革”结束后，随着大陆方面对外交流日益放宽，不少居住在台湾的外省人开始通过香港和海外的渠道与大陆亲人取得联系。堂舅也经过周转联系上了大陆的亲人。到了1987年11月，蒋经国政府宣布开放两岸探亲，打破了两岸近四十年的隔绝状态，也为后来实现“三通”奠定了民间交流基础。
1991年，堂舅终于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他踏上大陆后的第一站正是四十三年前离开大陆的上海，在那里与叔叔——我的外公——一家团聚。交谈中得知，当年外公的文稿播出时，堂舅正在偷偷收听福建前线的对台广播，碰巧完整听到了外公的喊话。随后，堂舅回到东北老家，与那里的亲人团聚。当他在亲人陪同下前往母亲墓前祭拜时，还没走到坟前便已经泣不成声。那一幕，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后来，他在写给我母亲的信中说：“此次我回乡探亲，能见到你们及我的儿孙们等，真如梦幻般相会；更能在我母亲坟前拜祭，确实补偿了我多年的心愿，也使我对‘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了更深的感受与体会。”
由于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工作和学习压力都很大，未能在堂舅探亲期间抽空回国看望这位长辈。听母亲说，他是一个憨厚实在的人。从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兵工厂职员，逐渐成长为大陆统战部门所说的海峡对岸的“官”——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官，足以说明他做事认真踏实，也善于与周围的人相处。
堂舅在母亲那一辈中排行老大，按理说我应该称他为“大舅舅”。但由于我们家一直叫母亲的大弟弟“大舅舅”，这样一来，称呼便有些混乱。有一年，堂舅回大陆探亲期间，在与母亲、我的大舅和小舅聊天时，姨妈的女儿走进屋来，喊了一声“大舅舅”，结果堂舅和我的大舅同时答应，引得众人一阵笑声。为了区别这两位舅舅，从那以后，我在和母亲的聊天中，但凡提到这位堂舅时，一直称他为“台湾大舅”。
虽然台湾大舅来大陆探亲的机会不多，但他始终与外公和母亲保持着联系。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外公去世后，他还特地给外婆寄来唁函和帛金，以表达对叔叔的哀思。后来，他和许多当年离开大陆赴台的外省人一样，在台湾安度了晚年。
从台湾大舅的一生，人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国共战争和之后海峡两岸长期分隔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痛。现在，两岸之间存在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对现实的不同看法，这些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我始终认为，加强两岸之间的平等和理性对话比双方敌对好，增进经济和文化交流比彼此隔绝好。
真心希望两岸共同努力，为后人创造一个和平、安宁、没有战争的未来。
我的台湾大舅
yefang (2026-06-12 04:24:05) 评论 (1)1949年以后，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隔绝，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数十年。我母亲的亲戚中也有类似的一段遭遇。
我的外公是辽宁人，来自北方一个旧式大家庭。他的祖父原籍河北，年轻时带领一家人闯关东，在辽宁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靠经营小生意谋生。外公的祖父有三个儿子，他们从年轻时起就帮着打理家里的生意。
外公有一位堂兄，很年轻时便因病去世，留下妻子和一个独子。这位独子便是本文叙述的主要人物——我母亲的堂兄，也即我的堂舅。这位堂舅比我母亲年长十岁，母亲以及我的姨妈和两个舅舅都称他为“大哥”，称他的母亲为“大娘”（北方话里的大伯母）。由于父亲早逝，堂舅很早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外公毕业于一所国立大学，抗战时期曾在内地担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在一所刚从内地搬迁回的国立大学任教。不久后，他辞去大学的工作，来到上海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那时国统区的经济环境非常不好，家里的一点小生意难以为继。堂舅与家里人商量后决定离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跟随叔叔——也就是我的外公——来到上海谋生。
外公来到上海后，通过一位曾在军工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和好友，为堂舅在一家兵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大约在1948年底的一天，堂舅特地来外公家，向亲人们告别，因为他已经决定随工厂迁往台湾。虽然外公很想挽留他，但在当时既没有能力为他安排工，也无法为他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而堂舅也不愿增加叔叔的额外经济负担，最终只身去了台湾。从此以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亲人之间杳无音信。
我小时候从未听大人说起过这位堂舅。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外公回家后谈起一件令全家人十分吃惊的事。那天下午，有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在确认他有一位侄子居住在台湾后，对方告诉他，根据掌握的情况，这位侄子仍然健在，而且已经成为台湾军中的军官。随后，对方要求外公写一篇介绍家乡亲人近况的短文，通过广播传递给海峡对岸的亲人。外公当时有些纳闷：侄子仅有中学文化程度，怎么会当官呢？
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这类部门与知识分子谈话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而受过冲击的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敢拒绝这样的要求。外公很快奉命完成了文稿，内容大致是：“你母亲和媳妇一家都好，儿子们也都参加了工作，你在那里放心吧。”不久之后，这篇文稿在福建前线的对台广播中实名播出，文中的主要信息通过广播传到了海峡对岸。与此同时，外公写信通知了侄子的母亲：她的儿子仍然健在，而且按照组织上的说法，还当了官。老家那边的亲属大概也了解到这一消息。这位年轻时便守寡的母亲，在得知自己失联二十多年的儿子仍然活着后，仿佛终于等来了多年期盼的结果。遗憾的是，此后不久，她终究未能等来儿子归来，便离开了人世。后来，堂舅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
“文革”结束后，随着大陆方面对外交流日益放宽，不少居住在台湾的外省人开始通过香港和海外的渠道与大陆亲人取得联系。堂舅也经过周转联系上了大陆的亲人。到了1987年11月，蒋经国政府宣布开放两岸探亲，打破了两岸近四十年的隔绝状态，也为后来实现“三通”奠定了民间交流基础。
1991年，堂舅终于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他踏上大陆后的第一站正是四十三年前离开大陆的上海，在那里与叔叔——我的外公——一家团聚。交谈中得知，当年外公的文稿播出时，堂舅正在偷偷收听福建前线的对台广播，碰巧完整听到了外公的喊话。随后，堂舅回到东北老家，与那里的亲人团聚。当他在亲人陪同下前往母亲墓前祭拜时，还没走到坟前便已经泣不成声。那一幕，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后来，他在写给我母亲的信中说：“此次我回乡探亲，能见到你们及我的儿孙们等，真如梦幻般相会；更能在我母亲坟前拜祭，确实补偿了我多年的心愿，也使我对‘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了更深的感受与体会。”
由于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工作和学习压力都很大，未能在堂舅探亲期间抽空回国看望这位长辈。听母亲说，他是一个憨厚实在的人。从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兵工厂职员，逐渐成长为大陆统战部门所说的海峡对岸的“官”——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官，足以说明他做事认真踏实，也善于与周围的人相处。
堂舅在母亲那一辈中排行老大，按理说我应该称他为“大舅舅”。但由于我们家一直叫母亲的大弟弟“大舅舅”，这样一来，称呼便有些混乱。有一年，堂舅回大陆探亲期间，在与母亲、我的大舅和小舅聊天时，姨妈的女儿走进屋来，喊了一声“大舅舅”，结果堂舅和我的大舅同时答应，引得众人一阵笑声。为了区别这两位舅舅，从那以后，我在和母亲的聊天中，但凡提到这位堂舅时，一直称他为“台湾大舅”。
虽然台湾大舅来大陆探亲的机会不多，但他始终与外公和母亲保持着联系。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外公去世后，他还特地给外婆寄来唁函和帛金，以表达对叔叔的哀思。后来，他和许多当年离开大陆赴台的外省人一样，在台湾安度了晚年。
从台湾大舅的一生，人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国共战争和之后海峡两岸长期分隔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痛。现在，两岸之间存在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对现实的不同看法，这些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我始终认为，加强两岸之间的平等和理性对话比双方敌对好，增进经济和文化交流比彼此隔绝好。
真心希望两岸共同努力，为后人创造一个和平、安宁、没有战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