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来厂里的军转干部很多。厂级领导的位置毕竟有限，容纳不了多少人，因此很多人进入了各个车间科室的中层领导阶层。
我在厂里的仪表科呆过几年。那个地方负责全厂的电子，电工和长度测量工具仪表的保管，修理和校准的工作，是个知识分子和工人混搭的单位，但人数并不算多。科里原本已经有了书记和科长，按说是足够了，但是后来还是又派来了一位穿军装的副科长，姓王。
王科长性格非常沉稳，平时沉默寡言。和人说话时也是慢声细语，从未见过他和人高声大嗓地喊过。说什么事情也不像大多数军人出身的人那样果断干脆，到像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的。看这样子，他在部队的时候也不是带兵的人，多半是坐办公室的。我们那个单位也可以算个技术科室，像王科长这样外来的非技术出身的干部，要分管业务就有些为难了，所以他就管起了后勤生活一类的杂事，这倒挺符合他的性格。在开全科大会时，在书记科长讲完了形势任务之类的宏观大事之后，轮到他说的多半是些日常琐事。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口才又不太好，讲起话来有时难免有尴尬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讲话时通知，说是厂里要组织职工体检，全体女工要去厂保健站检查，查，查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起来，不知道是忘了什么事，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吭哧半天没有下文。这时坐在下面的一帮老娘们已经忍受不了了，生怕他说出个什么词儿来让她们脸上挂不住，一个人在下面替他喊了一嗓子“妇科检查！”王科长好像得救了一般地接过话头，连连说到“对对！妇科检查！”王科长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讲话，下面听他讲话的人也总算把心放下了，真要是挤兑地他说出个什么不雅的词儿来，这帮人可能比他还要尴尬。
王科长虽然性格温和，说话有时跟不上趟。但这不代表他对自己分管的事情就马马虎虎。有时候看到让他没法容忍的事，批评起来也是直截了当。一次开会时说到科室内的工作环境乱，卫生情况不好，气急之下脱口而出：“我们这里有些人就像猪一样，自己的那摊子弄得像个猪圈！”
王科长是党支部成员，所以还负有指导青年职工政治学习的责任。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和我们坐在一起听我们这些小年轻的胡扯，并不多说话。只是有一次，可能是讨论的问题让他想到了什么，插了两句话，不过我相信我们当时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次好像又是批判什么事儿，扯到了已经倒台的军方人物黄永胜。王科长有些感慨地说：“这些当总参谋长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看我们都是一脸懵逼的样子，他接着说：“你看那些人，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 … 都是什么结果？”看我们大多没有什么反应，王科长苦笑着说：“嗨，说这些你们也听不明白!”的确，那时不管别人如何，我肯定是不明白这里面的意思。他这些话和报纸上的腔调格格不入，“路线斗争”成了高官们的兴衰沉浮录，以我们这些人的阅历哪里看的明白。只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看了不少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正史野史的叙述，才对王科长当年的感慨有了些许了解。据说当年有关粟裕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县团级，以王科长的年龄估计，当时他应该不会在那个被传达的行列中。不过，在军旅中混迹多年，他对那些军中高官荣辱沉浮的坎坷经历，应该不难了解。同为军人，对这些将军们的遭遇，他肯定比普通百姓更加感同身受。
我难得的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王科长发火是在一次他来参加我们的学习的时候。那好像是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以后，到处都在“反击”，广播里整天唱“就是好！”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成了那时“反击”的中坚力量，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亢奋。在讨论中说到了当时社会上很多乌烟瘴气的事，王科长似乎对此格外不满，说要不是这些年搞得这么乱，也不至于如此。我按照报纸上的标准口吻顺嘴说了一句：那也不能把这些都算到文革的头上吧？谁知，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王科长。他提高了嗓音，有些激动地说：“你们年轻，过去的事不知道，这不怪你们！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多的荒唐事！”他那天前所未有地说了很多话，具体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就是我的那句赶时髦的话让这个平日里和蔼地近乎窝囊的上司愤怒了。这也许是在他胸中积攒已久的怒火，借这个茬口爆发了出来。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还是非常后悔，不单是因为我的轻狂无知惹恼了王科长，更是因为我曾经像个小丑一样去为那个中国近代史最黑暗丑陋的年代去辩护而感到无地自容。
王科长平日里上班通常都是穿着他那身军装，有时为了干活方便，会在袖子上套个套袖。这打扮除了领章帽徽，其他的已经和一个老工人差不多了。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他军装上的领章帽徽不见了。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对此并未在意。直到有一天他身上的衣服成了和我们都一样的蓝灰色，我们才意识到，王科长转业了，成了和我们一样的老百姓。他个头不高，在人群中很不显眼。上下班时和其他人一样，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不出几步就会淹没在人群中，踪迹难寻。芸芸众生中，又多了一个平民百姓，不会引起任何人关注。
我自大学毕业后就在设计所工作。这期间所里的领导换了几任，但基本上都是本所的工程师出身，属于知识分子统治的部门。毕竟全厂的科研设计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在这里当干部可又不明白这里的事儿，不但误事，而且受罪。我们厂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工人出身，平时对车间科室的事情都敢指手画脚，但唯独对设计所的事鲜有过问，可能是因为他少有的几次仅仅碰了沾边的事儿就闹了大笑话，之后就总是躲得远远的。记得有一次开全厂大会，让他作关于全厂工作规划的报告。那报告稿子是别人写的，他就是拿来念，其他的还好，当念到关于新产品开发计划时，不知道是写稿的人有意炫耀，还是图省事儿，把一堆技术参数罗列在稿子里面，于是可苦了这位工会主席，因为他根本看不懂是什么东西。本来他也可以跳过去不念这段，但可能是因为他分不清哪些可以不念，于是就把那些技术指标的名称当成了可以夸耀的功能磕磕巴巴地念了一遍:… 有辐射面，… ，还有功率，… , 还有天线，…。这一通折腾把下面的人惹得哄堂大笑，许多人一边笑一边摇头，都觉得着这实在难为了他。以后就再没听到他沾这类话题。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多年技术科室和生产车间的干部提拔调配基本上是独立的两条线，互不相干。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被打破。
大概是九零年前后，设计所又来了一位副所长，这已经是当时所里的第三个副所长了，但和其他的副所长不同，他不是工程师出身，而是一个军转干部。非常遗憾，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简称副所长吧。和前面提到过的王科长不同，副所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标准的军人。他虽然穿的已经不是军装，但还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解放帽；中等偏上的身高，身材非常匀称，没有中年人常见的啤酒肚；说话嗓音洪亮，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他站在操场上面对成百上千人的队列喊口令，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听的清清楚楚。当他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绝没有一般人常见的弯腰驼背的样子，永远是腰杆笔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阅兵场边挺立的标兵。他的口音是临近郊县的，这可能也是能让他被分到我们厂的原因。
刚来所里的时候，副所长可能还没有从部队的角色转换过来，逢人见面自我介绍时常常会说上一句“我是xx部队的”，说话办事的习惯也是部队上的，风风火火，干脆利落。不过时间不长就有了变化。设计所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所里的工作大多都直接和各个室的项目有关，而这些事刚来的副所长显然插不上手，现学也来不及，所以他只能分管一些后勤福利之类的杂事。他虽然待人很热情，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但毕竟因为在所内的事务上没有多大的分量，在众人心中逐渐成了边缘人物。副所长当然也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境遇，不过客观情况如此，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问题。
那几年，厂里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大家都提心吊胆，因为已经听说过好几次厂里的头头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弄钱来发工资的事。而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类经济活动倒是越来越活跃，人们都开始想法设法地找各种门路挣钱。设计所里各个室里那些脑筋活泛的人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在私下里，甚至半公开地干私活，然后给所里主管的领导塞个红包，这事就能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有时甚至有的所领导也悄悄地参与其中。当然，像这样的事都轮不到那位副所长头上，因为这些都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别人捞的这些好处即使他知道了，也无可奈何，想参与都没可能。
后来慢慢地，副所长在单位里露面的时间少了，不过因为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边缘化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有一天下班后我在厂外面的路边碰到他，才知道他忙什么去了。
那时因为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所以定期买电视报成了个任务。那天傍晚我又到离家不远的自由市场去买报纸，听到一个很洪亮的声音在叫卖“电视报！今晚报！… ”远远望去，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向过往的人叫卖，是那位副所长。他的声音穿透力很强，隔着老远就能听见，显然是当年在操场上练出来的。我犹豫了好久，到底还是没勇气走过去，因为实在不知道见了面说什么。转天上班看到他，没有任何异样，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时间长了，在和旁人闲聊时发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但除了叹口气，摇摇头，没有其他的话可说。那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干个第二职业赚点儿外快已经是个很普遍的事，说出来并不丢人，区别只是干什么。像卖报纸这样的活儿，赚的就是个辛苦钱，靠熬时间，多少能有些进项，但不可能指望有大的油水。副所长干了这个，第一肯定是因为手头不宽裕，第二也肯定是实在没有其他的门路可走。
后来又要买报纸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带着女儿去，让她去买，我在远处远远地看着，尽量直接避免见面打交道。但还是有一次，副所长顺着女儿走来的方向看到了我，他马上扬起手和我打招呼，这时我要再躲着就没有道理了，所以只好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副所长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样子，告诉我说他一般都是自己去把报纸批发来，让孩子去卖，自己下了班就让孩子回家，自己在这里卖。他一边说，一边不忘招呼来买报纸的人，大大方方，说话卖报两不耽误。聊了几句后我马上告辞，因为我在这里很可能要耽误他的生意。后来有几次，我又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没看到副所长，而是一个中学生样子的女孩儿在那里叫卖报纸，我估计这就是那位副所长的孩子。那孩子没有一点儿怯场的样子，叫卖的嗓音虽然没有她父亲的洪亮，但同样是中气十足，落落大方。
再后来，菜市场里多了一个简易的报刊亭，远远望去，有时可以看到是那位副所长或是他的孩子在那里忙碌。看来这个小小的家族生意好像是有点儿眉目了。那个年头，每个人都在忙着弄钱，一个人不常见面，很快就会被淡忘。我后来因为忙出国的事，再没见过那位副所长。他是不是早早地退休了，和孩子去忙那个小生意了？还是有了其他的出路？我不得而知。
我和这位副所长认识的时间不长，交往也不多，但我能感觉到这是个好人。他当初能转业直接来设计所任职，说明他原来在部队里起码是个团级干部，能对几千号人发号施令。转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整天忙着没完没了鸡毛蒜皮的琐事，心里会有多大的落差可想而知。可他活得豁达，坦荡，面对生活的窘境，为了家他能豁出一张老脸出去从一张报纸几分钱的事做起，这种心理上的强大已经胜过了许多人。他身旁那些众多高学历的工程师们，真要是碰上类似的处境，未必能有这个心态坦然相对。
军工厂的故事 - 军队干部和军转干部 （2）
莫林一号 (2026-06-15 12:33:16) 评论 (0)那几年来厂里的军转干部很多。厂级领导的位置毕竟有限，容纳不了多少人，因此很多人进入了各个车间科室的中层领导阶层。
我在厂里的仪表科呆过几年。那个地方负责全厂的电子，电工和长度测量工具仪表的保管，修理和校准的工作，是个知识分子和工人混搭的单位，但人数并不算多。科里原本已经有了书记和科长，按说是足够了，但是后来还是又派来了一位穿军装的副科长，姓王。
王科长性格非常沉稳，平时沉默寡言。和人说话时也是慢声细语，从未见过他和人高声大嗓地喊过。说什么事情也不像大多数军人出身的人那样果断干脆，到像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的。看这样子，他在部队的时候也不是带兵的人，多半是坐办公室的。我们那个单位也可以算个技术科室，像王科长这样外来的非技术出身的干部，要分管业务就有些为难了，所以他就管起了后勤生活一类的杂事，这倒挺符合他的性格。在开全科大会时，在书记科长讲完了形势任务之类的宏观大事之后，轮到他说的多半是些日常琐事。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口才又不太好，讲起话来有时难免有尴尬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讲话时通知，说是厂里要组织职工体检，全体女工要去厂保健站检查，查，查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起来，不知道是忘了什么事，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吭哧半天没有下文。这时坐在下面的一帮老娘们已经忍受不了了，生怕他说出个什么词儿来让她们脸上挂不住，一个人在下面替他喊了一嗓子“妇科检查！”王科长好像得救了一般地接过话头，连连说到“对对！妇科检查！”王科长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讲话，下面听他讲话的人也总算把心放下了，真要是挤兑地他说出个什么不雅的词儿来，这帮人可能比他还要尴尬。
王科长虽然性格温和，说话有时跟不上趟。但这不代表他对自己分管的事情就马马虎虎。有时候看到让他没法容忍的事，批评起来也是直截了当。一次开会时说到科室内的工作环境乱，卫生情况不好，气急之下脱口而出：“我们这里有些人就像猪一样，自己的那摊子弄得像个猪圈！”
王科长是党支部成员，所以还负有指导青年职工政治学习的责任。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和我们坐在一起听我们这些小年轻的胡扯，并不多说话。只是有一次，可能是讨论的问题让他想到了什么，插了两句话，不过我相信我们当时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次好像又是批判什么事儿，扯到了已经倒台的军方人物黄永胜。王科长有些感慨地说：“这些当总参谋长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看我们都是一脸懵逼的样子，他接着说：“你看那些人，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 … 都是什么结果？”看我们大多没有什么反应，王科长苦笑着说：“嗨，说这些你们也听不明白!”的确，那时不管别人如何，我肯定是不明白这里面的意思。他这些话和报纸上的腔调格格不入，“路线斗争”成了高官们的兴衰沉浮录，以我们这些人的阅历哪里看的明白。只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看了不少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正史野史的叙述，才对王科长当年的感慨有了些许了解。据说当年有关粟裕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县团级，以王科长的年龄估计，当时他应该不会在那个被传达的行列中。不过，在军旅中混迹多年，他对那些军中高官荣辱沉浮的坎坷经历，应该不难了解。同为军人，对这些将军们的遭遇，他肯定比普通百姓更加感同身受。
我难得的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王科长发火是在一次他来参加我们的学习的时候。那好像是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以后，到处都在“反击”，广播里整天唱“就是好！”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成了那时“反击”的中坚力量，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亢奋。在讨论中说到了当时社会上很多乌烟瘴气的事，王科长似乎对此格外不满，说要不是这些年搞得这么乱，也不至于如此。我按照报纸上的标准口吻顺嘴说了一句：那也不能把这些都算到文革的头上吧？谁知，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王科长。他提高了嗓音，有些激动地说：“你们年轻，过去的事不知道，这不怪你们！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多的荒唐事！”他那天前所未有地说了很多话，具体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就是我的那句赶时髦的话让这个平日里和蔼地近乎窝囊的上司愤怒了。这也许是在他胸中积攒已久的怒火，借这个茬口爆发了出来。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还是非常后悔，不单是因为我的轻狂无知惹恼了王科长，更是因为我曾经像个小丑一样去为那个中国近代史最黑暗丑陋的年代去辩护而感到无地自容。
王科长平日里上班通常都是穿着他那身军装，有时为了干活方便，会在袖子上套个套袖。这打扮除了领章帽徽，其他的已经和一个老工人差不多了。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他军装上的领章帽徽不见了。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对此并未在意。直到有一天他身上的衣服成了和我们都一样的蓝灰色，我们才意识到，王科长转业了，成了和我们一样的老百姓。他个头不高，在人群中很不显眼。上下班时和其他人一样，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不出几步就会淹没在人群中，踪迹难寻。芸芸众生中，又多了一个平民百姓，不会引起任何人关注。
我自大学毕业后就在设计所工作。这期间所里的领导换了几任，但基本上都是本所的工程师出身，属于知识分子统治的部门。毕竟全厂的科研设计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在这里当干部可又不明白这里的事儿，不但误事，而且受罪。我们厂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工人出身，平时对车间科室的事情都敢指手画脚，但唯独对设计所的事鲜有过问，可能是因为他少有的几次仅仅碰了沾边的事儿就闹了大笑话，之后就总是躲得远远的。记得有一次开全厂大会，让他作关于全厂工作规划的报告。那报告稿子是别人写的，他就是拿来念，其他的还好，当念到关于新产品开发计划时，不知道是写稿的人有意炫耀，还是图省事儿，把一堆技术参数罗列在稿子里面，于是可苦了这位工会主席，因为他根本看不懂是什么东西。本来他也可以跳过去不念这段，但可能是因为他分不清哪些可以不念，于是就把那些技术指标的名称当成了可以夸耀的功能磕磕巴巴地念了一遍:… 有辐射面，… ，还有功率，… , 还有天线，…。这一通折腾把下面的人惹得哄堂大笑，许多人一边笑一边摇头，都觉得着这实在难为了他。以后就再没听到他沾这类话题。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多年技术科室和生产车间的干部提拔调配基本上是独立的两条线，互不相干。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被打破。
大概是九零年前后，设计所又来了一位副所长，这已经是当时所里的第三个副所长了，但和其他的副所长不同，他不是工程师出身，而是一个军转干部。非常遗憾，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简称副所长吧。和前面提到过的王科长不同，副所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标准的军人。他虽然穿的已经不是军装，但还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解放帽；中等偏上的身高，身材非常匀称，没有中年人常见的啤酒肚；说话嗓音洪亮，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他站在操场上面对成百上千人的队列喊口令，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听的清清楚楚。当他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绝没有一般人常见的弯腰驼背的样子，永远是腰杆笔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阅兵场边挺立的标兵。他的口音是临近郊县的，这可能也是能让他被分到我们厂的原因。
刚来所里的时候，副所长可能还没有从部队的角色转换过来，逢人见面自我介绍时常常会说上一句“我是xx部队的”，说话办事的习惯也是部队上的，风风火火，干脆利落。不过时间不长就有了变化。设计所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所里的工作大多都直接和各个室的项目有关，而这些事刚来的副所长显然插不上手，现学也来不及，所以他只能分管一些后勤福利之类的杂事。他虽然待人很热情，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但毕竟因为在所内的事务上没有多大的分量，在众人心中逐渐成了边缘人物。副所长当然也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境遇，不过客观情况如此，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问题。
那几年，厂里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大家都提心吊胆，因为已经听说过好几次厂里的头头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弄钱来发工资的事。而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类经济活动倒是越来越活跃，人们都开始想法设法地找各种门路挣钱。设计所里各个室里那些脑筋活泛的人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在私下里，甚至半公开地干私活，然后给所里主管的领导塞个红包，这事就能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有时甚至有的所领导也悄悄地参与其中。当然，像这样的事都轮不到那位副所长头上，因为这些都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别人捞的这些好处即使他知道了，也无可奈何，想参与都没可能。
后来慢慢地，副所长在单位里露面的时间少了，不过因为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边缘化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有一天下班后我在厂外面的路边碰到他，才知道他忙什么去了。
那时因为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所以定期买电视报成了个任务。那天傍晚我又到离家不远的自由市场去买报纸，听到一个很洪亮的声音在叫卖“电视报！今晚报！… ”远远望去，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向过往的人叫卖，是那位副所长。他的声音穿透力很强，隔着老远就能听见，显然是当年在操场上练出来的。我犹豫了好久，到底还是没勇气走过去，因为实在不知道见了面说什么。转天上班看到他，没有任何异样，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时间长了，在和旁人闲聊时发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但除了叹口气，摇摇头，没有其他的话可说。那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干个第二职业赚点儿外快已经是个很普遍的事，说出来并不丢人，区别只是干什么。像卖报纸这样的活儿，赚的就是个辛苦钱，靠熬时间，多少能有些进项，但不可能指望有大的油水。副所长干了这个，第一肯定是因为手头不宽裕，第二也肯定是实在没有其他的门路可走。
后来又要买报纸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带着女儿去，让她去买，我在远处远远地看着，尽量直接避免见面打交道。但还是有一次，副所长顺着女儿走来的方向看到了我，他马上扬起手和我打招呼，这时我要再躲着就没有道理了，所以只好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副所长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样子，告诉我说他一般都是自己去把报纸批发来，让孩子去卖，自己下了班就让孩子回家，自己在这里卖。他一边说，一边不忘招呼来买报纸的人，大大方方，说话卖报两不耽误。聊了几句后我马上告辞，因为我在这里很可能要耽误他的生意。后来有几次，我又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没看到副所长，而是一个中学生样子的女孩儿在那里叫卖报纸，我估计这就是那位副所长的孩子。那孩子没有一点儿怯场的样子，叫卖的嗓音虽然没有她父亲的洪亮，但同样是中气十足，落落大方。
再后来，菜市场里多了一个简易的报刊亭，远远望去，有时可以看到是那位副所长或是他的孩子在那里忙碌。看来这个小小的家族生意好像是有点儿眉目了。那个年头，每个人都在忙着弄钱，一个人不常见面，很快就会被淡忘。我后来因为忙出国的事，再没见过那位副所长。他是不是早早地退休了，和孩子去忙那个小生意了？还是有了其他的出路？我不得而知。
我和这位副所长认识的时间不长，交往也不多，但我能感觉到这是个好人。他当初能转业直接来设计所任职，说明他原来在部队里起码是个团级干部，能对几千号人发号施令。转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整天忙着没完没了鸡毛蒜皮的琐事，心里会有多大的落差可想而知。可他活得豁达，坦荡，面对生活的窘境，为了家他能豁出一张老脸出去从一张报纸几分钱的事做起，这种心理上的强大已经胜过了许多人。他身旁那些众多高学历的工程师们，真要是碰上类似的处境，未必能有这个心态坦然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