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6月1日，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的那个“灾难”的开始。
那一年我19岁，正在清华大学念大二 ……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已经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即《5· 16通知》 。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醒目的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文革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开始席卷了整个中国社会。
所以，如果说1966年5月16日是党中央红头文件的号召，那么1966年6月1日则是文革群众化、社会化的真正开始。它标志着毛泽东不再依赖传统党政系统，而是利用国家最高舆论机器，借助群众运动重新塑造权力结构……
1966年5月16日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文革是我们一生中所看到的规模最浩大的全民运动，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范围之广泛、热情之高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文革也是我们所经历的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一场国家灾难。
历史证明，文革的发动者们是有目的的；文革的否定者们也是有目的的；而文革的参加者们，绝大多数是天真的、积极的、被愚弄的，其中大多数人都经历了由“棋子”到“弃子”的过程。
迄今为止文革中仍然有很多事情没有被厘清，我们仍然被蒙在鼓里。
也许真正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文革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下的文字是我在1986年6月写的，它虽然不是记载清华大学文革史的史学资料，但也没有丝毫的虚拟和杜撰，它只是真实地记载了我们在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经历。
如今又过去了整整四十年，今天重新翻阅一遍，还原那些历史真相，解读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北大的莘莘学子当初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卷进这场有人精心设计的斗争之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这注定了我们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章节选
……
清华大学培养人才历来有三条路：一是走政治辅导员的路子，只要担任辅导员，就延长一年毕业，然后留校任教；另一条是走文艺社团的路子，从文艺社团中选拔尖子留校；第三是走体育代表队的路子，从体育代表队中选拔尖子留校。
系领导已经为我设计好了路：大学三年级时出任政治辅导员，毕业后留校，由助教——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生活为我展现了一条玫瑰色的路，这已经是笃笃定定的了。
倘若清华大学还存在，倘若地球还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那么我的一生就这样定谱了。
然而，清华大学没有解散，地球也还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而我们却被卷入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之中，被历史改变了命运。
那是一场被否定了的运动，它耗费了我们的青春，它证明了我们的才华。
01，卷进漩涡
1966年6月2日下午，那是一堂电工实验课，奇怪的是班上有些人没来上课，听说他们都到北京大学去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这一堂课我们心不在焉，大家都在琢磨着、等待着北大的消息。
好不容易下课了，黄文昌等人一头从外面闯进来，带来了爆炸性新闻。他气喘吁吁地述说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被揭发出来是黑帮，校园里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全校处于停课状态。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当天的《人民日报》除了发表一篇《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重要社论，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同学们的情绪很快激昂起来，不知是谁首先冒出了一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句话立即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对！”不少人叫喊道：“我们应该向北大的同学学习！”“我们不能坐在这里扣书本了！”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不知又是谁重复了那句当年“12.9”运动的口号，把大家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我们几名班干部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即刻宣布：马上开往北大，看个究竟。
此刻的北京大学早已沸腾了，校园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大字报，人们穿梭般地在大字报前看着、议论着。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揭发了校党委书记陆平，显然中央是支持的，否则不早就干涉了吗？这一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
和未名湖仅一墙之隔的清华园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终于爆发了。
“蒋南翔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这张大字报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清华园的每一个角落。
七号楼313房间里集中了我们焊零班绝大多数成员。（我们这一届是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统称为零字班，我们焊接专业简称焊零。）
“你们看，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可是蒋南翔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高峰，是高的、活的马列主义。”黄文昌小声地说道，掩饰不住的兴奋。
“这是贬低毛泽东思想！”马小庄激动地说。
“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叶增国高声叫道。
同学们激动起来。是啊，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哪能容得什么人贬低毛主席，贬低党！
“怪不得张口闭口‘南翔精神’，到处贩卖清华香肠，原来是要和中央分庭对抗！”
“什么工程师的摇篮？敢情是要把我们摇迷糊了，好跟他们走修正主义道路啊！”
“怪不得连教政治课的老师都是清华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原来蒋南翔早就说了，要把清华大学搞成不漏气的发动机！”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冲着我发话了：
“咱们这个模范四好班，可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苗子，应该砸烂它！”
“对！我们不当黑苗子，把奖状给他们送回去！”
于是，珍藏的“四好班”奖状拿出来了，往日的宝贝，只能珍惜地摸一摸，今天却是把它气呼呼地扔在地上，踩上几个大脚印。等我们浩浩荡荡地把它送到工字厅教务处时，发现教务处门口的地上，已经贴满了这样曾经无尚珍惜的奖状。
“看来，革命群众是息息相通的”，我心里安然了些。
仅仅一天的功夫，清华园就翻天覆地了，全校停课了，学生们几乎全部投入了运动，写大字报向党表决心；教师们则议论纷纷、不敢盲目表态；校、系一级党的干部们则有些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人们都在等待着上级指示，却始终没有等到。
于是党组织瘫痪了，人们的思想在急剧地颤抖、颠倒，校党委若是黑帮，那么昨天是好的，今天可能就是坏的。当然，反校党委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弄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从此葬送自己一生的前途。
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提醒自己：要正确领会中央意图、要站稳立场，千万别栽跟头。
此时，《人民日报》几乎每天头版头条一篇重要社论指导着运动的方向。显然，党报的社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没有什么党委、总支、支部了，能够指导我们的，唯有这来自党报的声音。我们从没有这样认真地、逐字逐句地钻研社论，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学校不上课了，我们每天就根据这党报、社论的精神，再到图书馆查阅一些相关资料，然后一起讨论、写大字报。
从我们《叛逆者战斗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起，冶金系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焊零班。党员、班干部带头揭发校党委问题，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想当右派了吗？各种各样的议论、猜测、辩论、围攻，几乎把我们淹没了。
说实在的，我们也胆突突的，我们的作法完全符合党中央社论精神，但却没有人代表组织上予以支持，难道意识形态斗争就靠意识形态领导吗？可是我们反对校党委，还能指望校党委来领导吗？我真不知道这个方程最终将如何解开。
终于有一天，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俩人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个人。
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我永远也忘不了，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 —— 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
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 “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
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
她的话使我们万分激动，由于是秘密会议，每个人都只能压低声音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之弟。
到此为止，我们的心终于落了底，反校党委—— 这叛逆的行为，已经确确实实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与肯定。喏，高干子弟不是已经带来了党中央的声音吗！这一天，我非常激动和兴奋，我能为自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中没有掉队而兴奋，为自己能作一点儿党中央所希望作的事情而激动。
我们和这些高干子弟保持秘密联络，接受他们的指令，俨然一副地下革命者的姿态，虽然时时遭到围攻，但心里却是那么安稳与自信。
其实，那个年月高干子弟并没有什么权威，清华大学有很多高干子弟，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儿，许多人说他们根本不代表党中央的声音。而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党中央的社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和这些高干子弟带来的消息也是完全一致的。
此时，刘涛、贺鹏飞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场斗争最终竟然是把他们的老子拉下了马，也许他们的老子这时也未必清楚。
6月7日，电波宣告了北京市委以及一些主要的大专院校党委都烂掉了，宣告北京市新市委成立了。
清华大学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烂掉了，新市委派来了工作组，我们一下子成了反蒋功臣，刘涛等高干子弟均被提拔为校一级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头头，我和马小庄也被提升为冶金系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及委员。
好景不长，我们对工作组组长叶林、付组长周赤萍等人只批斗梁思成、刘仙洲这些老教授，而对蒋南翔等当权派却置之不理的作法不满，认为他们偏离了党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而给工作组提了几条意见，不料却遭到一顿横批。我们只好第二次转入“地下”活动，经常背着工作组聚集在一起，议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
与此同时，各系都出现了类似状况，工化系化九O二班蒯大富、鲍长康等十人小组首当其冲，由于受到工化系冒充王光美的工作组组长的愚弄，致使他们公开贴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作组的幕后负责人——王光美。
一时间，校内又喧腾了。“工作组代表哪个司令部？”“叶林、周赤萍是哪个司令部的人？”疑问、不满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周赤萍——这个十三岁就参加红军的红小鬼，曾在“四野”中任军政委的老干部、共和国的开国中将，那天穿着拖鞋在清华园大礼堂台上暴跳如雷，完全没有了将军的风度，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就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大家不寒而栗，谁都明白那潜台词便是：“谁反对我，谁就是反革命！”
这就是清华园著名的六· 二四大辩论。这一天，工作组在学校大礼堂发动了一场和蒯大富的激烈辩论，由于不掌握真理，得不到多数学生的认可，周赤萍恼羞成怒了。
目睹这一切的马小庄被激怒了，他在宿舍里慷慨陈辞起来：
“周赤萍岂能代表毛泽东思想！真是狂妄之极，穿个拖鞋在大礼堂台上跳来跳去，像个什么样子？简直该砍头！”他激动的有些搂不住火了。
第二天清晨他来找我，天气阴沉沉的，飘散在天空中的不知是雾，还是细雨。我们又像往常进行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一样，在东大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走着、议论着。
“谁也代表不了毛泽乐思想，工作组是色厉内荏，他们背离了《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大方向肯定有问题。”他坚定地说。
“我已经把他们的言论和社论进行了对照，写成了材料，明天一早我就到新市委去一趟反映情况”，我说。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说他代表毛泽东思想，不仅周赤萍代表不了，就连薄一波也代表不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仍然一边沉思、一边说着：“薄一波在清华的讲话分明是和《人民日报》社论相违背的，他们为什么要和党中央唱反调呢？”
他向我问道，眼睛里充满了不解的神情。就在前几天，薄一波曾到过清华园，在其身份保密的情况下，和蒯大富激烈辩论过。
我为之一震，议论工作组、周赤萍，这已经是冒相当大的危险了，他居然又议论起薄一波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当反革命的，难道不怕我告密吗？
我看了他一眼，他此时表情十分激动，眼神却充满了坚定，他对我的信任使我心底热乎乎的。是啊，我们学生都知道要听党的话，他们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听呢？我俩陷入了沉思。
这几天，学校里反对工作组的声势越来越大，周围其他院校也是如此。清华园内工化系、数力系、土建系以及我们冶金系几股反工作组较大的势力互相呼应，摇撼着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
排了一天的队，终于等到了新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接待我了。
我把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及我们的看法讲了一遍，最后把整理的材料递了上去。就像期待着最权威的判决一样，我等待着这位专员的回答，然而回答是冷酷的：“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是新市委领导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天已经黑了，我十分不情愿地往回走。不知是由于一天没吃饭，还是由于挨了当头一棒，我浑身无力，耳边轰轰直响，真不知回去该怎样向我们那些“叛逆者”们传达。
此时，我根本不知道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刚刚踏入清华大学南校门，就看见到处灯火通明，到处是游行的人群，人们振臂高呼：
“坚决拥护新市委！”
“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口号声此起彼伏，像巨大的海浪迎面扑来，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王光美授意的。
我透不过气来，一口气跑到宿舍，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盯地瞅着天花板，窗外面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我仿佛看见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排山倒海地向我压了过来，我闭上了眼睛……
我不用去男生宿舍了，不用向任何人传达什么新市委指示了，宿舍里空无一人，她们肯定也都去游行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这一天是1966年6月26日。
一场由工作组镇压学生的运动开始了，校园里风起云涌地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在“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下，几乎每个系都揪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仅一夜的功夫，冶金系男生宿舍七号楼前，铺天盖地贴出了一片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
“陈继芳必须交待反工作组的罪行！”
“马小庄要砍周赤萍的头，反动气焰嚣张！”
“叛逆者战斗队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集团！”
大字报数量越来越多，调门儿越来越高，气氛越来越紧张，弦越绷越紧，又一颗重型炮弹爆炸了：
“打倒焊零班十七人反革命集团！”
“揪出冶金系反革命集团头子—— 陈继芳、马小庄！”
冶金系的运动引起了周赤萍的关注，也许他心中不安宁，因为这儿有人扬言要砍他的头，所以他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亲自过问冶金系的批判斗争。
我和马小庄又一次成了冶金系乃至全校运动的中心人物。由于焊零班的“反革命”学生太多了，对我们根本批判不起来，所以只好把我们调到外班或系里大会批判。
一次在学校大礼堂开大会批判我，周赤萍亲自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他激动地说：
“清华大学党外有个蒯大富，党内有个陈继芳，他们串通一气遥相呼应，共同反对工作组，他们甚至扬言要杀我们的头。同志们！阶级敌人已经磨刀霍霍了，我们怎么办？”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继芳！”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震耳的口号声淹没了他的讲话……
当我从大礼堂出来的时候，投来的全是白眼与唾沫，我感到无地自容。几天前学校开大会，我还坐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受人尊敬与羡慕，今天却变成了阶下囚，任人污辱唾骂。
一路上许多不相识的人朝我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甚至冲我使劲唾上一口。我权当没看见，只巴望快点回到宿舍，其实宿舍里又何尝好呢？大字报已经贴进了宿舍，床头、墙边比比皆是。
“你不能躲起来，每天要出来认真地看批判你的大字报！”冶金系工作组组长严厉地对我说。
我不敢违抗，这是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嗬！大字报内容真是丰富得很。
“十九岁的黄毛丫头反党由来已久！”
“陈继芳名利思想严重，文化革命前居然把居里夫人的画像贴在床头，对居里夫人顶礼膜拜!”
“陈继芳早已堕落，她的衣着打扮完全背叛了她出身的阶级！”(天啊，就是因为我喜欢穿花衣服吗？)
……
我咬着牙开始检查错误，并拿定主意，“十七人反革命集团”的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把马小庄也开脱出去。
无休止的批判，大会、小会；无休止的检查，一遍、两遍；整天昏头涨脑。尽管有人想方设法给我网罗罪名，尽管有人公开朝我吐唾沫、谩骂，但我仍然自重、自爱，我一切都可以承认，唯独不承认我反党。我为什么要反党？我怎么会反党？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我坚决不上“反党”这个纲。正因为如此，批判、斗争不断升级。
7月1日晚上，清华园里到处灯火通明，人们在庆祝党的生日。然而我们班的十七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却分别被关在七号楼、六号楼的宿舍里写检查，门口放了岗哨监视我们，泪水打湿了我们写的检查。
这期间，在王光美工作组的布置下，全校共有七百多名学生由于和工作组意见不同而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生”，横遭批判、斗争。 学校里已经有一名教师服毒身亡，一名学生卧轨自杀未遂，失去了双腿，不少人不堪受迫害，正在向自杀的路上走去，蒯大富开始宣布绝食。
在被批判的这段日子里，每天我几乎吃不下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那天当我从主楼接受批判回来，顶着似火的骄阳，拖着摇晃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七饭厅，正要拿出饭盆去打饭，突然我的手停住了，饭盆底下压着一张小字报，上面写着：
“警告反动学生陈继芳，如果继续顽抗，死路一条，这里的饭，你休想再吃！”
这“继续顽抗”显然是指我仍不承认是反革命、是反党。我听见旁边有人鼻子里嗤嗤作响，我没有勇气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去打饭了，转身走出了饭厅，到了无人之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滚……
人所能承受的压力确实是有限的，我终于感到再也承受不了了，对这无休止的批判、毫无光明的前途，我失去了忍耐与信心。我把正在写的不知是第多少次的检查“嚓”、“嚓”地撕掉，揉成一团，之后我踏着荒草，来到河边……
四周静悄悄地漆黑一片，我坐在那里望着奔腾的河水，漫无边际地想着，久久不愿离去，不愿再回去见那些白眼，听那些口号，让他们肆意地把拳头举到我的鼻子底下。
一刹那，我想到了死，跳进去吗？跳进去就一切都结束了，让他们看着我的尸体忏悔吧！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想到了爸爸、妈妈，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一切，怕他们惦记。
我想起了每个月分给我一半工资供我念书的二哥，想起了我才十九岁，难道人生的道路就走到了尽头？
我想起了我们同班同学叶增国，那一天在二院教室开完批判会后，我照例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叶增国突然扯了扯我的袖子，看样子要和我说话。这年月谁敢和我说一句话哦？谁能给我一个同情的、哪怕是温和一点的眼神，我都会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可是谁敢哪！
而叶增国居然附在我耳边，简短却有力地告诉我：
“我相信你不是反革命，要挺住！”
我又想起了马小庄，过去我们俩在东大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漫步、讨论、决策，如今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俩失去了对话的自由，但我相信他仍然支持我，就像我压根儿不揭发他一样，否则为什么他不给我上纲呢？只要有他支持，我心里就有底，正如他当时所想，只要我们俩保持一致，就能胜利。
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疼我、爱我、支持我的人，我不能死，我放声大哭了。
河水哗哗地流着，吞没了我的泪水，淹没了我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累得再也哭不动了，周围一片漆黑，风使劲地摇曳着树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居然一点也不怕，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夜深了。终于，我擦干了眼泪回到宿舍。
室友告诉我，刘涛、贺鹏飞已经派人来找过我多次了，让我回来后立即去贺鹏飞的宿舍，说有要紧事。
在前期反蒋（南翔）的斗争中，我和刘涛、贺鹏飞他们有过不少交往，也算有些交情，但是在我们横遭工作组批判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站出来帮助我们，眼下他们又来找我，要干什么呢？
我满腹疑惑，红肿着眼睛，来到七号楼贺鹏飞的房间。他和刘涛都在那里，见到我之后，他们十分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寒暄了好一阵子，左一声关心不够，右一声他们也有责任，弄得我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事后我才知道，工作组批判学生越闹越凶，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北京市仅二十四所大专院校就有上万名学生因为和工作组意见不同而被打成“右派学生”、“反革命”，有数千名教师被定成“反革命”，据统计，这一比例绝不亚于反右斗争。由于斗争不断升级，一些大专院校陆续出现了学生自杀现象。
毛主席7月18日从南方视察回到北京，发现了这一情况，严肃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说：“有些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于是，工作组开始变调子了……
刘涛对我说：“我们听说你没吃晚饭，瞧！我们已经把点心给你买来了，这儿还有开水，吃吧！吃吧！”
我突然觉得好生委屈，眼泪情不自禁地又掉了出来，贺鹏飞递给我手绢，刘涛把点心放到我手里。我一边吃，一边听着他们的“劝慰”与“开导”。
贺鹏飞说：“大庆1225钻井队的事迹已经发表了，你看了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都要以他们为榜样。反校党委期间，你还是响当当的左派嘛，下一阶段任务还很重，你可要立功赎罪哟！”
“咳！谈不上立功赎罪，是将功补过嘛！”刘涛纠正着贺鹏飞的话。
几杯开水、几块点心一下肚，一天的紧张顿时松弛下来，我感到周身疲乏无力，昏昏欲睡。记不清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态又要变化了。
我急于要将这一消息告诉马小庄、叶增国他们。
虽历经沧桑，却依然笑面。 摄影 马小庄
本文选自
陈继芳 马小庄《潮起潮落》
202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