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没看懂过足球,就像没看懂过它背后的英式自由

sandstone2 (2026-06-18 05:09:42) 评论 (0)

本届世界杯,还能看球,而不是看个球,这真好

1、足球是一个窗口

各位好,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下班挤漫长的电车回住处,才后知后觉的知道这届世界杯刚刚进行的小组赛中,日本队居然2:2逼平了夺冠热门荷兰队。

对于逼平这个从来在正规赛中绝杀亚洲球队的对手,感觉日本媒体的报道挺平淡的——毕竟日本队这届世界杯喊出了“目标是夺冠”的豪言——甭管是不是吹牛,小组赛出线总是个前置任务,虽然日本队本届倒霉,分到了死亡之组,但有什么庆祝,怕也得等到小组出线了以后再说——如今的日本和韩国足球,已经过了为绝平乃至战胜一场豪门列强就举国欢腾的时代了。

我想起若干年前,在报社的时候,我这个初中二年级就挂靴的伪球迷,曾经被领导临时拉去写了好长一段时间球评。那个时候,“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还是一个可以在报纸上聊,并且聊了有人看的话题。我就借在这个话题聊了很多挺想介绍给读者的东西。

我当时说,足球看似是一种运动,但其实一面窗户,从这种真正的世界运动里,中国人可以看到世界,并且从中理解那些我们平素没有心情或者没有机会理解的东西。

当代中国人第一次亲近世界杯,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那时候电视机还是极少数家庭才有的奢侈品,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夏夜里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宋世雄的解说,第一次听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狂欢。

那是一个刚刚打开国门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都充满了极度的饥渴。电波里传来的不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外面的世界”最初的声响。当听到阿根廷赛场上铺天盖地的纸屑、听到南美球迷如海啸般的欢呼、听到肯佩斯的长发在风中飞扬时,那一辈中国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原来生命还可以这样充满激情与自由。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给中国人带来一点不同的新东西。也是在中国男足一次又一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失败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知道了我们与当时世界的差距到底在哪儿。

比如原先我们的体工队制度的不行,看到足球先进国家都在搞职业联赛,于是我们也试着搞了起来(这方面其实要给中国足球正个名,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其实足球是第一个——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依靠市场自负盈亏的运动),但是搞来搞去发现我们这个足协领导下的联赛好像总跟人家国外的职业联赛差点意思,画虎画皮难画骨,为什么呢?

再继续研究讨论,才知道,哦原来人家的联赛是俱乐部主导起来的,足球俱乐部绝大多数不是由国家、政府或军队出资建立的,而是由社区居民、教堂、工厂工人、学校校友自发“玩”起来的。

这些俱乐部(如阿森纳起源于兵工厂工人,曼联起源于铁路工人)是纯粹的民间自愿组织。这种“纯民间、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正是现代足球运动能从英国走向世界的根源。

而这种俱乐部为主的发展体制,其实内涵着一种我们陌生、英国人却熟悉的逻辑,就是把民间组织尤其是企业,看做主导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再比如咱从搞职业联赛最初开始,什么黑哨、假球、舞弊麻烦总是一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为此再去翻看足球从英国起源的历史。发现,在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FA)成立之前,英国各地的足球比赛确实也是处于民间野蛮生长“丛林状态”,没有统一标准,甚至是允许斗殴的。那个时候足球踢得比咱们还黑。

但是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各个大学的学生也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足球逐渐从底层民间走向精英。1863年《剑桥规则》的确立和FA的诞生,标志着足球正式走入了“成文法”时代。比赛双方基于自愿原则,签署一份共同遵守的“契约”(即比赛规则)。这种“在法治框架内自由竞争”的模式。

甚至,早期足球在剑桥、牛津、伊顿、哈罗等英国顶尖学校里,是没有裁判的。因为英国当时的社会精英相信“理性人”的自律——如果发生犯规,队长们会通过理性协商解决。

后来随着足球的商业化、利益化日趋重要,程序正义才逐渐跟上。

所以你看,俱乐部主导,这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约束恶意犯规、黑哨和假球的比赛规则,这是法治社会的缩影。

自由与法治,近代社会赖以存续的两大规则,咱没学好之前踢不好、至少搞不好职业联赛,也算理所应当吧。

当然我知道这么说肯定有人会说——停停停,你别一张口又满嘴公知味儿了,当今足球踢得最好的国家是谁啊,是巴西、是阿根廷(当然好像巴西本届小组赛刚也被逼平了)!

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国家的自由、法治就比咱学的好么?非洲的黑兄弟学了么!还有你看美国足球也不行……总而言之,什么“自由人的绅士运动”啊,什么“法治下的公平竞争”啊,假的!都是假的!

话每次说到这一步,我只能放弃争辩,就像当我讨论别的时也在某些时候要放弃见微知著一样——不是因为我说不过这些人,是说深了太累、太险,而且我渐渐明白,他们如此打定主意,是早已不想被说服。

所以我们还是讲点轻松的段子吧,讲完了你会发现,一百多年了,咱对足球的理解也没比古人进步多少。

2、“绅士们为啥自己踢球”

先说“自由绅士运动”这事儿,李鸿章在这方面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

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英方热情地邀请他观看一场足球赛。李鸿章坐在看台上,看到场上22个人满头大汗、激烈地争夺一个皮球。

他看了半天觉得莫名其妙,便转头问陪同的英国官员:“这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是何意思?”

英国官员解释说:“这是足球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普通汉子,大多是富有和有地位的绅士。”

李鸿章听完大惑不解,连连摇头说:“谬矣哉!既然他们都是绅士,绅士为什么不雇几个仆人去替他们踢,非要自己跑得满头大汗呢?”

我看过一些考证,说这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有人怀疑是假的,理由是李鸿章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相当“开眼看世界”的人物,足球比赛这种东西,他没吃过猪肉,总应该见过猪跑,不可能当庭说出这么不得体的话来。

但是我看过一本名叫《维特伯爵回忆录》的书,里面有个沙俄宰相维特伯爵同期与李鸿章交往的段子,应该是真的。

说当时俄罗斯发生了一场骚乱,死了千把来人。

当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后,问维特伯爵:是真的么?维特沉重地回答:“是的,中堂大人,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不幸,这是一场灾难。”

李鸿章追问:“那你们打算把这件事禀报给皇上(沙皇)吗?”

维特理所当然地回答:“当然要禀报,这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必须让皇上知道。”

李鸿章听完居然教育起维特来:“哎呀,您真是太年轻了,太不会当官了!如果在我们大清国,发生了这种事情,做下属的是绝对不会让皇上知道的。你为什么要用这些无用的烦恼去打扰圣听呢?做大臣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倒霉事自己按下去瞒住,只报喜不报忧。”

维特在回忆录中回忆了这一段之后,评价说:“李鸿章在他们的国家无疑是富有智慧和见识的……但从这次谈话中,我才意识到,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的。”

我觉得这话从一个欧洲最守旧的沙俄人嘴里说出来,多少有些涉嫌辱华了。

但这段史料多少证明了一点那个段子的可信度——我有些相信李鸿章本质上是不理解“绅士老爷们”为什么要自己下场踢球,而不是靠钱靠势摆平的。他可能也不太理解足球场上这十一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什么叫“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它又到底比一切行动听指挥好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至今能答上来的人也不太多。

3、 “痛打落水狗”vs“费厄泼赖”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例子,关于“法治下的公平竞争”,关于足球推崇的这个原则,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也有段子。

说来挺有意思的,“公平竞争”(fair play)这个词汇,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居然没有对应的汉语翻译,可能是因为咱历史上看惯了太多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了,人们只能将这个纯粹西方概念,硬翻译成“费厄泼赖”——听上去一点都不公平,反倒有种撒泼甩赖的感觉。

而且尤为无奈的是,最早使用这个翻译的人里,还有大翻译家林语堂。

林语堂留学英国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闲心去看足球比赛,他是在围观英国议会政治的时候,从打伊顿、哈罗的绿茵场踢球出来的那帮议员先生们的嘴里知道什么叫“费厄泼赖”的。

林语堂观察到,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输掉选举的一方认输下台(落水),赢的一方居然不对其进行人身清算和赶尽杀绝,必须尊重对方作为“忠诚的反对党”的地位。这就是政治上的“费厄泼赖”——就跟足球场上,踢球是踢球,但不会踢人,一场比赛踢完双方还握手换球衣一样。

林语堂对此大发感慨,因为那会儿正是民国初年,政坛轮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和平下野的政治家,比如章士钊、段祺瑞之类的,林语堂就提倡说,中国人也应该学习英国人,发扬“费厄泼赖”的精神,“对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不搞“下井投石”。

所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中明确写道:“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的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人。”

这个“费厄泼赖”的倡议随后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比如周作人、胡适等等。一时间中国文坛掀起了“费厄泼赖”大讨论。但是随后该倡议就惹恼了一个人,那就是鲁迅先生。

我们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伟大于战斗性,但他战斗性这次实在是太足了一点。

鲁迅可能觉得,像段祺瑞这种人,怎么能因为他失势下野就轻易绕过他呢?他手上还沾着人民的血呢!我的《记念刘和珍君》白写了么?!

尤其是,你胡适居然还赞同费厄泼赖?林语堂和我弟倡议也就罢了。你胡适居然赞同?!

鲁迅先生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心结之一,大约就是跟胡适先生掐架了。

大约是这些原因,鲁迅就写了那篇著名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的核心观点是:在黑暗的旧中国,面对残暴、虚伪、不讲规矩的恶人,绝不能盲目的先讲究什么“公平竞争”;相反,必须坚持“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是的,鲁迅先生招牌式的“痛打落水狗”这话,就是出自这篇杂文。所谓“落水狗”最初指的就是段祺瑞,而这篇文章夹枪带棒一通好骂的“正人君子们”,就是林语堂、他弟、还有胡适。

而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后续影响,咱们也知道——我们淡忘了刚起头的“费厄泼赖”,而更加记住和弘扬了“痛打落水狗”。

但百年后再会看,鲁迅这篇文章说的有道理么?

我觉得先生也有他的道理。鲁迅看穿了在当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还根本没有真正的“法治”与“契约”。历代王朝更替哪个不是把对手满门抄斩才爬上权力宝座的?恶人得势时践踏规则,失势时才假惺惺地利用规则来保护自己。所以火气大的鲁迅先生觉得绝对不能饶了这帮人。

而英国人能玩转“费尔泼赖”,是因为他们有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底层规则,犯规者会受到真正的惩罚。

所以鲁迅主张“费尔泼赖”要“缓行”——不是“不行”,而是“缓行”。缓到什么时候呢?缓到旧“落水狗”都被痛打,新“费尔泼赖”就可以建立了。

这个想法挺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每一次我们都执着于痛打“落水狗”,到底要到哪一次为止,我们才能建立“费厄泼赖”呢?

我们知道,英国杜绝政治迫害的《人身保护法》颁布于1679年,从此王权随意杀人、整人在英国彻底违法了。

而签署它的恰恰是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的亲儿子查理二世国王。

若问:查理二世不想给他亲爹报仇,把当初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那帮“落水狗”都给痛打了么?

答曰:他肯定想,克伦威尔的脑袋还在高塔上挂着么!但在英国当时的环境下,形格势禁,手握王权的他最后还是迈出了这人类政治史上最关键的一步。

就像足球比赛的若干规则,其实就是那样慢慢演进出来,最终某一天被写进成文法里一样,英国政治中的“费厄泼赖”原则,也是这样一点点演进出来的。

鲁迅先生说,“应当缓行”,这当然没错,法治就是一步步积累的,但从哪一步,什么时候开始走起呢?他没说。鲁迅的笔,长于批判、而非创造。

可是,他厌恶段祺瑞这样的人,却不知他“痛打落水狗”的号召,因为断绝了后世段祺瑞们的退路,只会让后来人在大权在握时更加冷血无情,因为他们都退路已断。

于是那段祺瑞,也就被衬托的和蔼可亲了起来。

当然,后来他也没被怎么痛打……毕竟当时天津有租借地么。

所以我觉得林语堂的“费厄泼赖”号召还是值得听一听的。

而诞生这个词汇的那片绿茵场,也还是值得看一看的——一百多年了,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看懂足球,就像我们其实并不真的弄懂了英式自由主义一样。

看到一条世界杯的新闻,就随笔写了这么多,谢谢您读到这里。

文末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因为世界杯转播权的购买风波,央视差点就放弃播出本届世界杯了。

当时好多自媒体起哄说,不看就不看,有什么好看的!力挺央视拒绝FIFA的讹诈!

可是我在想,还好,世界杯的转播权还是谈下来了,若是不然,我们关上了一个多么好的从1978年开始通过足球了解世界的窗口啊。

今年世界杯,还能看,这真好。

作者: 海边的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