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新启蒙运动）和对外开放，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如人道主义、异化理论、现代艺术、港台流行文化）传入中国，引发社会新思潮。党内保守派对此担忧，认为这些“污染”动摇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讲话，强调整党，同时指出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对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的不信任。

“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场短暂政治运动，由中共党内保守派推动，主要针对思想界、文艺界和理论界，旨在抵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影响。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赵紫阳等改革派干预，认为运动出现偏差。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明确区分精神污染与正常美化生活，获胡耀邦支持。此文被视为叫停信号。

1983年11月起，胡耀邦通过讲话、社论和书记处会议限制范围，强调“不要扩大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代“清除”提法，并批评执行中的偏差。这得罪了保守派，也让邓小平不满，是1987年下台的原因之一。

1983年张维迎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因发表《为“钱”正名》一文，差点被学校开除。

1983年正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5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当时在西北大学经济系读研的张维迎对此有不同看法。1983年8月9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文章核心观点是：在商品生产下，“钱就是社会的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为“向钱看”进行了辩护，并引用马克思等论述支持。

这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拜金主义”观点，迅速引发全国性大批判，文章遭到猛烈攻击。陕西省委领导（包括科教部部长赵长河等）明确要求西北大学开除张维迎学籍。时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郭琦（校长）坚决顶住压力，拒绝开除。他召开党委会，决定只在校内组织讨论张维迎的观点，但不处罚、不开除。副校长巩重起等也支持这一决定。张维迎本人承受巨大压力，最终写了一份检讨，才得以保留学籍。

张维迎后来顺利完成硕士学位（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并走上著名经济学家的道路。他多次在回忆中感谢郭琦等校领导的保护，认为没有他们的坚持，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

这个事件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碰撞的典型案例，也体现了西北大学当时在保护学术人才方面的勇气。张维迎后来常提起此事，作为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重大争议的起点。

80年代还是学生的张维迎赶上了较宽松的年代，遇到了好校长，为他抵挡了权力的迫害，为中国保留了一粒传播自由思想的种子。

下面的视频是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的演讲（主题是“自由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