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个我曾经呆过的军工厂，和我倒是颇有一番渊源。我的父母从军队转业后被分配来到这里，下半辈子都留在了这里。我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个地方，不论是被家长带着进厂洗澡，看电影，还是上小学时就来此上“劳动课”，都让我早早地就熟悉了厂里的边边角角，一草一木。文革期间，厂里的造反派来抄家；那些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等来家诉苦，抱怨，要求解决问题；那些头头脑脑来我家开会，商量阴谋诡计的同时还要蹭吃蹭喝，我都在旁边耳闻目睹。后来我从学校出来进了厂，先当工人，后来大学毕业回来又在这里当工程师，先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对这里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大事小情算是了解不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就当作趣闻来说吧。

这是个7字头的部属代号厂，是从四九年之前就存在的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的设备制造厂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产品性质的关系，隶属关系在那几十年里变更了很多次。最早隶属于四机部，文革期间又转隶于三机部，因为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飞机上的。后来又归国防工办管了一段时间。最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四机部，就是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在那里当部长的时候正好让我们赶上过。八十年代机构改革，各中央部属企业都要下放到地方，于是直接的领导部门就成了市里面的工业局。不过在这个工业局里领导关系从来没有顺畅过，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工业局这个庙太小，盛不下厂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菩萨。

过去那些国企都有个习惯，喜欢套级别。按照那时这个厂的地位，应该属于是“地师级”。以此类推，下面的中层领导就算是“县团级”了。尽管当时厂里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军队转业干部，他们原来的级别也的确和这个差不多，但毕竟他们现在已经脱了军装，工资待遇也和这个不相关了，再在这里谈论自己是个什么级别未免让人觉得有些矫情。但这仍然挡不住这些当过兵或没当过兵的人对这个津津乐道。每当传达上面的文件，在念到开始时的文件密级或者级别时，听到“传达到县团级”或类似的说明时，都会在相当一部分人心里泛起一股优越感，让他们很是受用。这种感觉甚至也传染到了知识分子阶层。八十年代开始，在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下，陆续有不少原来大学生出身的工程师们被提拔到中层甚至更高的职位上，有的人也因为开始位居“县团级”而切切暗喜。

这种优越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年厂里的头头脑脑里的确有几位大神。

记得文革开始的那段时期，厂里的一把手姓吕。他的具体履历不太了解，据说四九年之前就担任过什么地方的地区领导，级别显然是厂里最高的。他儿子和我同岁，在学校里我们是同班同学。因为这个关系我到他家去过几次，见过他的父母。虽然他们对我这个毛孩子挺客气，但从他们与众不同的气度上还是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没有旁人家的亲切感，很不舒服。他们家里那时候就已经装了一部电话，这在当年不仅仅是个通信工具，而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我那天也是手欠，因为新鲜，顺手就拿起了电话听筒想看看，结果就听到房间角落里飘来了一句懒洋洋的问话，“要哪里啊？”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威严，吓得我马上撂下听筒再不敢说话。后来我也就再没去过他家。

也是因为这位吕姓领导级别最高，文革期间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厂里的“头号走资派”，被揪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厂区和家属区附近贴满了“打到走资派吕X！”的大标语，成了这个厂的标志性人物。后来为了躲避批斗，他有几次跑到我家里来。这也让我看到了这位领导的另一面。一次当他在我家时，厂里的一个转业干部跑来，认为当初转业时对他的事情处理不公，揪住这位领导非要去军管会评理，当场就在房间里面撕扯起来。这位领导好像是理亏，尽管被拉扯的衣衫不整，脸憋得通红，但除了极力挣脱，就是一声不吭。后来众人把他们分开，他跌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威严。看着那个样子，着实有些让人觉得有些可怜。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调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不过，文革结束后，好像在报纸上又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坐在更高一级的位置上了。

我父亲也是厂级干部之一，但因为一直在家养病，远离了厂里的各种争斗，使我们家成了这些当权派的临时避风港。我父亲虽然在厂里级别不算最高，但因为是伤残军人的身份，即便转业后工资级别较之在部队时已经下调，但工资加上伤残抚恤，收入也还是位居全厂之首，平时抽烟喝茶的水平自然就高出别人一头。这也是那些头头脑脑没事就愿意往我家跑的原因之一。那几年，平时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些头头们不约而同地先后进门，老爸先是散上一圈烟，一般都是带锡纸的中华，次点儿的时候是牡丹，然后招呼我们给泡上茶，之后就开始闭门谈他们的事儿。每次开门有人出入，门口都会像烟筒一样冒出烟来，半天挥之不去。因为这个，厂里的那几个头头我也早就认识了。

在那位吕性领导之后的书记姓张，据说是从哈军工转业的，授衔的时候是个大校。他在这里经营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因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被迫退了。下面的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有水平，也有人说他老奸巨猾。但我老妈对这个人积怨颇深，这源于他对我父亲所使的手段太过下作。这个人虽然级别高，在厂里又是一把手，按说没人能拿他怎么样，但他一直忌惮我老爸的存在，因为老爸比他的资格老，他总是担心老爸有一天会取代他的位置。于是平时少不了各种排挤。那些年厂里一度承担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他以加强领导为名硬要老爸去三线，想借机把他赶走，结果遭到党委班子里的人强烈反对。有人仗义执言地说：他都病成那个样子，怎么去得了三线？你这是要他的命啊！最后结果不了了之。因为此事，让老妈对他怨恨不已。这些事我当然不会知道。只是若干年之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恰好碰见这位张书记和他的儿子发生冲突，情急之下他竟抄起一块砖头要砸他儿子，我本能地上前拦住了他，算是没出事。后来回家同老妈说起此事，谁知她轻蔑地说：你管那个闲事干嘛？让他们打去吧！让我好一番惊愕。只是后来听她零零碎碎地说了这些事才让我明白了原委。

那位张书记要拿砖头砸他儿子虽然是有点儿失身份，但也确是因为他的那两个儿子实在是不上台面，颇有些混世魔王的风范。后来其中的一个娶了市政府一位头面人物的千金。这位千金也在我们厂，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开朗，像个假小子，颇招厂里的头头们喜欢。当人们听说了这件婚事后，很多人背后都撇嘴，为这位千金不值。明显的这是件官场联姻，和感情无关。若干年后，我又见到了那位千金，那时她已经调到市公安局去了。当年那位光彩照人，活力四射的靓丽美女，已经蜕变成了一位沉默寡言，满目幽怨的中年大妈。当年她在厂里时，我们曾经常在兵乓球场上对阵交锋，算是熟人，现在看到眼前的这个样子，让我无言以对，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约是八十年代后期，各个单位都开始推行干部年轻化，已经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呆了多年的张书记，也不得不要腾地方了。在离开之前的一次会议上，面对周围一圈听他讲话的职工，他非常突兀地要念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几句词儿实在没有什么文采，但可以听出其中饱含着无奈，落寞和对权力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