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我又红又专的一年。我在子校混得风生水起，到了年底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没想到这却引来周围一些老陕的嫉妒。“老陕”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定义。对外省人而言，所有陕西人都是“老陕”。但在西安人眼中，省城之外的陕西人才叫“老陕”，自己则不是。“老陕”有“老土”的感觉，西安人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故而不愿意戴这个帽子。倘按第二种定义，前进厂子校中，外省人、西安人和老陕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老陕乡党情结浓厚，因此最抱团。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本省，农民意识重，眼界狭隘。而我生于长于开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十几岁就开始走南闯北，因此脾性和老陕不相投。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具体到个人则又另当别论。有些老陕跟我也谈得来，熟悉以后，我更不把他们当老陕。从老陕这边来说，他们也在进步，几年商品粮吃下来，自己都觉得已经是西安人，就不愿意跟新来的老陕混成一堆了。
老陕的“土”和“抠”是可以装一箩筐的。那时流行28加重自行车，买一辆得搭进去好几个月工资，老陕因此备加爱惜，都会用一块红布把尾灯扎上。起先我感到不解，还问过其中一位。他压根不知道这灯起反光作用，以为只是装饰品，扎块红绸子既有保护功效，又显得更加喜兴。别的老陕未必不知道反光原理，但也都把灯扎上——真的，我通过尾灯扎红布这件事，来判定车主是老陕，从来就没错过。
有个新来的地理老师叫余昌贵，因为是单身，平时就住在校传达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半年以后，他搬往福利区的青工宿舍楼。传达室老王负责收房，交待他：只能搬走自己的行李，公家的东西都得留下，以后还有人要用。于是他当着老王的面，把墙上挂日历牌的钉子拔下，用一根火柴梗取而代之，振振有词道：“日历牌是从公家领的，但钉子是我自己的！”
老陕在子校占三分之一，在厂里则能占到六七成。每逢周末，厂门口就能看见一道景观：家住郊县的职工每人骑辆自行车，后架上驮着用1个半麻袋缝制的长袋，里面装着刨花碎木，回去当燃料用。这是允许带的，但经常会包藏成型木料和钢板铁条。查出后无非批评教育一番，很少有给处分的，因为都是工人农民，没法上纲上线。再说门卫也不可能一一盘查，那到半夜也查不完。所以前进厂的物资不断投递到郊县农村，为巩固工农联盟做了不少贡献。
那一年我在子校过于出风头，引起语文教研组一位叫李东习的老陕不满。他和我都是高一班主任，当初校长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抢先挑了一班，我就要了二班。二班调皮学生多，不好带，但是经过我的调教，很快上了道，搞活动搞比赛处处压一班一头，到最后连学习成绩都超过了一班。李东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老板着脸跟学生说话，所以学生不喜欢他。他的语文课讲得枯燥乏味，套话连篇，没有一点新意。我听过一回，压根瞧不上他的水平。我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努力，但他真的没有什么主意。当老师要对学生的反应非常敏感，及时调整教学和工作方法，但他好像是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一种麻木不仁的我行我素。
等我的班拿到“红旗班”称号，一班家长对李东习的意见就包不住了。有几个专门跑去找校长，要求把自己的孩子转到二班。闹来闹去，李东习对我渐生恨意。我把刻印好的《语文教改专刊》给教研组的每位同事送了一份，李东习看完后，对其中一篇心得提出非议。这是一位叫谭娟的女生写的，她家里有不少小说，刚开学时向我询问：这学期该看哪本小说？我了解她的水平后，说可以看《青春之歌》，因为是女作家写的，文笔细腻。她看了以后觉得收获很大，尤其在心理描写方面，现在写作文比以前有真情实感多了。这篇心得是符合实际的。
李东习并没有说我的教改方法有什么问题，却说《青春之歌》有问题，是一棵大毒草，我不应该推荐给学生。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办公桌斗里掏出一卷北京寄来的红卫兵小报，其中有一张炮轰《青春之歌》散发资产阶级毒素，说林道静和余永泽是一个茅屎坑里的蛆，只不过林道静最后选择了投机革命。她如果今天还混在革命阵营里，就是要揪出来的走资派，因为“她身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资产阶级的脓”。
我对文艺界的动态一向很关注，知道《青春之歌》从出版之日起就争议不断，但中央还是肯定这本书的，于是跟李东习争辩：“你要想了解对《青春之歌》的权威评论，不能看红卫兵小报，而要看两报一刊，再加《文汇报》。因为这部书地位很高，假如上面要否定它，必须在最重要的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后，马上会有一连串的文章跟风，那将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我不会不知道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所以不能随便说《青春之歌》是大毒草。”
接下来，我便谈起《青春之歌》的文学技法，说明它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是有帮助的。李东习本来就挺木讷，而且更关键的是——我发现他就没看过《青春之歌》，所以只能由着我说，根本插不进嘴。教研室的其他几位都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解，只有李东习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烟。末了，老陕拿出防身绝技来，恨恨地说了一句：“反正我觉得这本书有思想问题！”表示我并没有取胜。
老陕是很记仇的。此事完了以后，李东习就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散布流言，说我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红旗班”就是这样拿到手的。那时有个电影叫《小足球队》，梁波罗在里面给一群小学生当足球教练，用名利思想腐蚀他们，几个老陕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梁波罗”。有一次教研组的吴文莉搞来一只菠萝，切开来大家分着吃。南方水果在这里不多见，所以我也尝了一块。吴文莉递给李东习时，他却摆摆手：“吃不了，这菠萝太凉。”众人大笑，唯独我蒙在鼓里。我知道李东习胃不好，平时老吃香砂养胃丸，可现在是夏天，菠萝也不是冰镇的，何凉之有？正想发问，但觉大家笑得有些古怪，就没有作声。事后打听了一下，敢情正是冲着我来的，不免心里有气，可又无从发作。等厂里再放这部电影时，我留意了梁波罗的表情，竟和自己有几分相像，说的好听点叫“倜傥”，说的难听点叫“轻佻”。这种江南文人的作派确实会让老陕生厌，所以我也是咎由自取。】
2026-3-27
老烟记事（492） 梁波罗
烟斗狼 (2026-06-15 05:02:29) 评论 (3)【1973年是我又红又专的一年。我在子校混得风生水起，到了年底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没想到这却引来周围一些老陕的嫉妒。“老陕”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定义。对外省人而言，所有陕西人都是“老陕”。但在西安人眼中，省城之外的陕西人才叫“老陕”，自己则不是。“老陕”有“老土”的感觉，西安人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故而不愿意戴这个帽子。倘按第二种定义，前进厂子校中，外省人、西安人和老陕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老陕乡党情结浓厚，因此最抱团。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本省，农民意识重，眼界狭隘。而我生于长于开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十几岁就开始走南闯北，因此脾性和老陕不相投。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具体到个人则又另当别论。有些老陕跟我也谈得来，熟悉以后，我更不把他们当老陕。从老陕这边来说，他们也在进步，几年商品粮吃下来，自己都觉得已经是西安人，就不愿意跟新来的老陕混成一堆了。
老陕的“土”和“抠”是可以装一箩筐的。那时流行28加重自行车，买一辆得搭进去好几个月工资，老陕因此备加爱惜，都会用一块红布把尾灯扎上。起先我感到不解，还问过其中一位。他压根不知道这灯起反光作用，以为只是装饰品，扎块红绸子既有保护功效，又显得更加喜兴。别的老陕未必不知道反光原理，但也都把灯扎上——真的，我通过尾灯扎红布这件事，来判定车主是老陕，从来就没错过。
有个新来的地理老师叫余昌贵，因为是单身，平时就住在校传达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半年以后，他搬往福利区的青工宿舍楼。传达室老王负责收房，交待他：只能搬走自己的行李，公家的东西都得留下，以后还有人要用。于是他当着老王的面，把墙上挂日历牌的钉子拔下，用一根火柴梗取而代之，振振有词道：“日历牌是从公家领的，但钉子是我自己的！”
老陕在子校占三分之一，在厂里则能占到六七成。每逢周末，厂门口就能看见一道景观：家住郊县的职工每人骑辆自行车，后架上驮着用1个半麻袋缝制的长袋，里面装着刨花碎木，回去当燃料用。这是允许带的，但经常会包藏成型木料和钢板铁条。查出后无非批评教育一番，很少有给处分的，因为都是工人农民，没法上纲上线。再说门卫也不可能一一盘查，那到半夜也查不完。所以前进厂的物资不断投递到郊县农村，为巩固工农联盟做了不少贡献。
那一年我在子校过于出风头，引起语文教研组一位叫李东习的老陕不满。他和我都是高一班主任，当初校长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抢先挑了一班，我就要了二班。二班调皮学生多，不好带，但是经过我的调教，很快上了道，搞活动搞比赛处处压一班一头，到最后连学习成绩都超过了一班。李东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老板着脸跟学生说话，所以学生不喜欢他。他的语文课讲得枯燥乏味，套话连篇，没有一点新意。我听过一回，压根瞧不上他的水平。我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努力，但他真的没有什么主意。当老师要对学生的反应非常敏感，及时调整教学和工作方法，但他好像是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一种麻木不仁的我行我素。
等我的班拿到“红旗班”称号，一班家长对李东习的意见就包不住了。有几个专门跑去找校长，要求把自己的孩子转到二班。闹来闹去，李东习对我渐生恨意。我把刻印好的《语文教改专刊》给教研组的每位同事送了一份，李东习看完后，对其中一篇心得提出非议。这是一位叫谭娟的女生写的，她家里有不少小说，刚开学时向我询问：这学期该看哪本小说？我了解她的水平后，说可以看《青春之歌》，因为是女作家写的，文笔细腻。她看了以后觉得收获很大，尤其在心理描写方面，现在写作文比以前有真情实感多了。这篇心得是符合实际的。
李东习并没有说我的教改方法有什么问题，却说《青春之歌》有问题，是一棵大毒草，我不应该推荐给学生。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从办公桌斗里掏出一卷北京寄来的红卫兵小报，其中有一张炮轰《青春之歌》散发资产阶级毒素，说林道静和余永泽是一个茅屎坑里的蛆，只不过林道静最后选择了投机革命。她如果今天还混在革命阵营里，就是要揪出来的走资派，因为“她身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资产阶级的脓”。
我对文艺界的动态一向很关注，知道《青春之歌》从出版之日起就争议不断，但中央还是肯定这本书的，于是跟李东习争辩：“你要想了解对《青春之歌》的权威评论，不能看红卫兵小报，而要看两报一刊，再加《文汇报》。因为这部书地位很高，假如上面要否定它，必须在最重要的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后，马上会有一连串的文章跟风，那将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我不会不知道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所以不能随便说《青春之歌》是大毒草。”
接下来，我便谈起《青春之歌》的文学技法，说明它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是有帮助的。李东习本来就挺木讷，而且更关键的是——我发现他就没看过《青春之歌》，所以只能由着我说，根本插不进嘴。教研室的其他几位都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解，只有李东习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烟。末了，老陕拿出防身绝技来，恨恨地说了一句：“反正我觉得这本书有思想问题！”表示我并没有取胜。
老陕是很记仇的。此事完了以后，李东习就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散布流言，说我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红旗班”就是这样拿到手的。那时有个电影叫《小足球队》，梁波罗在里面给一群小学生当足球教练，用名利思想腐蚀他们，几个老陕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梁波罗”。有一次教研组的吴文莉搞来一只菠萝，切开来大家分着吃。南方水果在这里不多见，所以我也尝了一块。吴文莉递给李东习时，他却摆摆手：“吃不了，这菠萝太凉。”众人大笑，唯独我蒙在鼓里。我知道李东习胃不好，平时老吃香砂养胃丸，可现在是夏天，菠萝也不是冰镇的，何凉之有？正想发问，但觉大家笑得有些古怪，就没有作声。事后打听了一下，敢情正是冲着我来的，不免心里有气，可又无从发作。等厂里再放这部电影时，我留意了梁波罗的表情，竟和自己有几分相像，说的好听点叫“倜傥”，说的难听点叫“轻佻”。这种江南文人的作派确实会让老陕生厌，所以我也是咎由自取。】
202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