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前后
博文内容大多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前面几篇介绍了顾顺章从被捕叛变到最后被中统处死的情况。现在再讲讲顾顺章为何会被捕即叛（顾顺章叛变之前）和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对中共人事、中央机关即工作方式等变动的影响。
一
顾顺章被捕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掌握着中央在上海所有核心机关秘密住址和大量高级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是中共一位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的资深特工，但不少文章（人）都说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周恩来也说：“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
1930年，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而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层作了一个很大变化动：大幅减少了工人出身的干部。
大革命失败以后，莫斯科觉得之前中共领导层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斗争性和革命性都不强，所以就主张多多提拔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开始大力选拔工人干部。于是，向忠发、苏兆征、徐锡根、卢福坦、顾顺章等都被提拔到了领导层。
中共六大（1928年）产生的中央政治局23名委员里，有12人是工人出身或者经历和工人有关，占比超过一半。
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操控下，以王明为核心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了中共领导层，掌握了党内重要权力。这一来，工人出身的干部就少了很多。
工人纠察队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看着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老面孔”越来越少，新面孔都是一些年轻书生，心里能没一些想法吗？
会议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深了顾顺章的动摇。
罗章龙、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因和米夫、王明等人矛盾大，反对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被王明他们当成“反党分子”。并四中全会10天之后即1931年1月17日， 爆发了“东方旅社事件”。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商量怎么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继续和米夫、王明等人进行党内斗争。结果会还没开完，公共租界巡捕房就冲了进来，把在场的人全给抓了，然后迅速送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同时，在中山旅社等处也有人也被抓，先后有 30 多人被捕。罗章龙因为接待来客没参会，才逃过一劫。
到了2月7日，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中共干部，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这些左联作家，一共24人，在上海龙华的刑场上被秘密处决了。
这事儿很蹊跷了。
秘密会议为啥会被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这么精准地搜捕？到底谁是告密者和责任者？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能指明告密者和消息泄露者是谁，但当时对被捕同志没有实施营救，这事儿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王明等人，绝对有关。
当时租界巡捕房里有不少地下党员和内线人员，他们已经提前给中央通风报信，说最近会有大搜捕活动。
可奇怪的是，当时中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么看着同志们被捕，这就让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王明还居然说何孟雄他们是“咎由自取”，还称“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潘汉年曾问王明该怎么营救，他却轻飘飘地说“此事要与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何孟雄、林育南这些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和米夫、王明等人争吵矛盾激化，结果仅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张国焘回忆，他回到上海碰到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波兰人。这波兰人在和他谈话时，竟然主张用暗杀的方式对付罗章龙。提到何孟雄等人被捕之事，波兰人没有一丝同情，还说那些人是自投罗网。
这番言论，让张国焘相信党内关于米夫与王明暗害何孟雄等人的传言。
看来，共产国际的某些人，真的把那种残酷的党内斗争方式带到了中共党内。
这些情况，顾顺章肯定都清楚。毕竟他直接负责特科与情报工作，消息灵通得很。
顾顺章虽说手里握着“红队”这支中央直属的武装力量，可他不是留苏派的“自己人”。看到何孟雄他们的下场，他肯定会想法，下一个被针对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说不定这时他心里也有了要投诚的动摇。
杨之华（博古妻子）在《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中说了这样一件事：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二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虽然由于钱壮飞拿到密电及时通知到在上海的陈庚，避免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被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但上海的地下组织仍受到了极大冲击，人员撤离，地下工作中断，......
首先是特科领导的变动。顾顺章的位置，周恩来提出让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容（康生）做特科主任；王明提出要当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即廖陈云）作特科主任。理由是：陈云是中央委员，赵容只是检查委员；陈云比赵容更熟习上海情况。结果向忠发和周恩来都同意陈云任特科正主任，赵容任副主任，同时把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调来当特科负责联络侦察工作并参加特科领导，因潘政治上可靠又熟悉上海情况。这样，陈、赵、潘特科领导三人团形成。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般说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盛岳（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情形：“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但到他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
王明辞职后，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秦邦宪统治时期。
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
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后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是王明的打手。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改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黄文杰任代理书记，1935年2月黄文杰等36人同时被捕，白区党的领导机关陷入瘫痪。
中央机关迁往江西后开启了“莫斯科派”与“井冈山派”的路线斗争。后面的事大家都清楚了。
顾顺章叛变前后
毛囡 (2026-05-10 14:31:56) 评论 (0)顾顺章叛变前后
博文内容大多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前面几篇介绍了顾顺章从被捕叛变到最后被中统处死的情况。现在再讲讲顾顺章为何会被捕即叛（顾顺章叛变之前）和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对中共人事、中央机关即工作方式等变动的影响。
一
顾顺章被捕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掌握着中央在上海所有核心机关秘密住址和大量高级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是中共一位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的资深特工，但不少文章（人）都说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周恩来也说：“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
1930年，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而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层作了一个很大变化动：大幅减少了工人出身的干部。
大革命失败以后，莫斯科觉得之前中共领导层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斗争性和革命性都不强，所以就主张多多提拔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开始大力选拔工人干部。于是，向忠发、苏兆征、徐锡根、卢福坦、顾顺章等都被提拔到了领导层。
中共六大（1928年）产生的中央政治局23名委员里，有12人是工人出身或者经历和工人有关，占比超过一半。
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操控下，以王明为核心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了中共领导层，掌握了党内重要权力。这一来，工人出身的干部就少了很多。
工人纠察队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看着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老面孔”越来越少，新面孔都是一些年轻书生，心里能没一些想法吗？
会议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深了顾顺章的动摇。
罗章龙、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因和米夫、王明等人矛盾大，反对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被王明他们当成“反党分子”。并四中全会10天之后即1931年1月17日， 爆发了“东方旅社事件”。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商量怎么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继续和米夫、王明等人进行党内斗争。结果会还没开完，公共租界巡捕房就冲了进来，把在场的人全给抓了，然后迅速送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同时，在中山旅社等处也有人也被抓，先后有 30 多人被捕。罗章龙因为接待来客没参会，才逃过一劫。
到了2月7日，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中共干部，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这些左联作家，一共24人，在上海龙华的刑场上被秘密处决了。
这事儿很蹊跷了。
秘密会议为啥会被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这么精准地搜捕？到底谁是告密者和责任者？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能指明告密者和消息泄露者是谁，但当时对被捕同志没有实施营救，这事儿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王明等人，绝对有关。
当时租界巡捕房里有不少地下党员和内线人员，他们已经提前给中央通风报信，说最近会有大搜捕活动。
可奇怪的是，当时中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么看着同志们被捕，这就让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王明还居然说何孟雄他们是“咎由自取”，还称“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潘汉年曾问王明该怎么营救，他却轻飘飘地说“此事要与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何孟雄、林育南这些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和米夫、王明等人争吵矛盾激化，结果仅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张国焘回忆，他回到上海碰到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波兰人。这波兰人在和他谈话时，竟然主张用暗杀的方式对付罗章龙。提到何孟雄等人被捕之事，波兰人没有一丝同情，还说那些人是自投罗网。
这番言论，让张国焘相信党内关于米夫与王明暗害何孟雄等人的传言。
看来，共产国际的某些人，真的把那种残酷的党内斗争方式带到了中共党内。
这些情况，顾顺章肯定都清楚。毕竟他直接负责特科与情报工作，消息灵通得很。
顾顺章虽说手里握着“红队”这支中央直属的武装力量，可他不是留苏派的“自己人”。看到何孟雄他们的下场，他肯定会想法，下一个被针对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说不定这时他心里也有了要投诚的动摇。
杨之华（博古妻子）在《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中说了这样一件事：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二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虽然由于钱壮飞拿到密电及时通知到在上海的陈庚，避免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被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但上海的地下组织仍受到了极大冲击，人员撤离，地下工作中断，......
首先是特科领导的变动。顾顺章的位置，周恩来提出让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容（康生）做特科主任；王明提出要当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即廖陈云）作特科主任。理由是：陈云是中央委员，赵容只是检查委员；陈云比赵容更熟习上海情况。结果向忠发和周恩来都同意陈云任特科正主任，赵容任副主任，同时把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调来当特科负责联络侦察工作并参加特科领导，因潘政治上可靠又熟悉上海情况。这样，陈、赵、潘特科领导三人团形成。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般说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盛岳（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情形：“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但到他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
王明辞职后，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秦邦宪统治时期。
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
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后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就是王明的打手。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改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黄文杰任代理书记，1935年2月黄文杰等36人同时被捕，白区党的领导机关陷入瘫痪。
中央机关迁往江西后开启了“莫斯科派”与“井冈山派”的路线斗争。后面的事大家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