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10、良师益友
在我两周岁的时候，妈妈把一本《小朋友》杂志递到了我的手上，这是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本“书”。虽然我还不识字，但我喜欢上了它，喜欢它的墨香，它的美图，每天不厌其烦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贵的朋友，从此我和它形影不离。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它开始的。
儿童时代，妈妈络绎不绝的带回家一册册《小朋友》、《连环画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杂志，还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妈妈的书让我睁开迷茫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看星空灿烂，看百花鲜艳，看风和日暖，看雾雨雷电。妈妈带给了我书，也带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留连忘返，一辈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妈妈又订了一本新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对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杂志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顿、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驾驶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满奥秘。我想有知识，想成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却不愿意上学，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因为比教科书上还多的内容姐姐早已给我讲过了，我听不下去了。妈妈没有批评我，却开始带我和姐姐做“速算”游戏。我怎么会是妈妈和姐姐的对手，我无话可说了。
妈妈告诉我们，人和知识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站在圆圈里，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圆的边界。圆越大,你的知识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圆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只有井上面的一小块天，就以为外面的世界远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记住了妈妈的话，绝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扩大我的圆圈。
三年级的暑假，妈妈买回了一本名叫《科学小实验》的书。书中所列的实验项目及其制作程序、成品展示图，引起了我和姐姐动手做实验的兴趣。我俩最先选中的项目是制作万花筒。我们用三片长条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后在长筒的一头放两片圆形玻璃片，再在它们之间放彩色纸屑，用软纸壳将玻璃围成圆柱形，周围再用彩色画报纸包住。为了切割玻璃，妈妈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们使用。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个万花筒转动着，看里面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图案，和妈妈给我们买的万花筒没有什么区别。原来在我们眼里神奇的万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来！
我和姐姐兴奋地寻找新的目标：潜望镜和火药大炮。我们只用两天时间就做出来了。潜望镜可以隔着障碍观看远处的人和风景；火药大炮是将妈妈专门给我们买的粗竹筒和家里夹栅栏的细竹竿，用小锯加工再用细铁丝捆扎制成的，可以射出鞭炮并使之爆破，简直像真的大炮射击一样，特别过瘾。一连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们的“科学实验”里，每天摆弄我们的实验成果，很是兴奋。我们做的最受欢迎的实验是制作汽水。我们满心欢喜的将做好的汽水装进一个个玻璃瓶里，送给一起玩儿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游戏，让我先想一个数字，不告诉她，然后她随意地让我在此数上做加减乘除的运算，最后，她竟能说出答案。从傍晚到上床睡觉，姐姐让我计算了一道又一道题，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我向姐姐讨“秘诀”，姐姐故弄玄虚地说，她“能掐会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厨房问正在做饭的妈妈，妈妈让我说出了姐姐让我加减乘除的顺序，可我只注意计算数字了，没注意顺序有什么问题，跟妈妈讲了一下大概过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须有一个要减去所想的那个数字的运算，妈妈边炒菜边想了一会儿，就破解了姐姐计算中的秘密：她让我想一个数后，只在它上面又加又减，直到减掉我所想的数，又加减乘除的绕了一个大圈子，布了迷魂阵，其实她是和我一同计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厨房，对姐姐说：”现在你想一个数吧”，然后故意说了一串长长的算式，并说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说：“你做梦梦见答案了？”我神气地说:“我也能掐会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师这棵大树做后盾，你休想难倒我。
五年级的时候，我读书的站二小学开始为争创升学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书要反反复复地折腾，没完没了的课后作业，有限的几个题型和习题要计算几十、几百次，虽然有景蓬代劳，但我还是烦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时，妈妈送给我一本新买的《趣味算术》。我刚打开书，就被里面的一个个小故事吸引住了。每个小故事都会引出一个计算题来，我不知不觉地计算起来。妈妈告诉我这就是典型的“鸡兔同笼”“流水问题”“工程问题”“盈亏问题”“行程问题”,是算术中的典型问题，不仅有意思，还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我读完并演习了这本书中的题目后，对算术的兴趣大增，跟妈妈去书店买了好几本算术课外书。
1960年前后,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都吃过晚饭很久了，妈妈才裹着一身寒气进了家门。妈妈一脸兴奋的表情，一坐下来，就给我们讲起了她刚刚看过的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生的权利》，是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黑人抗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故事。妈妈详细地给我们讲了剧情，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也不管是乞丐还是国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不应受到歧视。
在那个年代，我几乎没有听过有人讲什么“人的权利”之类的话。只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居民区里的孩子们打架时，会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权”。后来就再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了。听妈妈这样讲，让我很好奇。我问妈妈，老师说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视他们吗？有的老师还对上课说话或搞小动作的同学连推带搡，甚至用脚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学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影响了学习，恰好姓蔡，便被称为“菜包子”，还有的同学因为成绩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吗？得到了妈妈肯定的答复，我很高兴。
我知道了怎么对待同学，尤其是学习成绩差,或者不被老师看好的同学。我日常交往的同学从几个好朋友发展到了整个教室里的女生，特别是因为学习成绩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学，我会主动跟她们打交道，去她们家里玩儿，我最想让她们知道的是，学习好不好，老师表扬不表扬，所有的同学都是平等的。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特别爱跟妈妈去看电影，都是学校根本不会组织看的电影。跟妈妈看的第一个电影竟那么长，是上、下两部，名字很好听一《静静的顿河》，然后，看了《白夜》、《基辅姑娘》、《阴谋与爱情》，都是外国电影。虽然看不懂，但牵着妈妈的手去电影院，坐在椅子上，看着姐姐面带惊喜的样子，再扭头看妈妈凝神关注的表情，觉得特别享受。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我都会得意的告诉爸爸，我看苏联电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国电影了，作者是高尔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妈妈带我们去锦新电影院看一部叫《悬崖》的国产片。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个电影，里面所有角色都是大学老师和大学生。我看得稀里糊涂，只知道演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一个大学生毕业要留校，当教授的助手，另一个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我看到电影院里的座位几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电影时观众最少的一场了。
我们还跟妈妈看过一个叫《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的电影，演的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事。一共有三个故事，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叫《旧恨新仇》的。《旧恨新仇》的主演是冯喆，演过《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他在故事里扮演一个理发师，穿着白大褂到一个叫张东曦的政协委员家里理发。他们边理发边谈话。理发师讲他父亲在旧社会去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理发，因为刮脸时不小心碰破皮肤出了血,就被大官杀死了。现在听说这个杀人者的儿子又当上了政协委员,还向党进攻,听说他的名字叫“脏东西”。理发师说到这里,停下来问理发者：“你认识这个‘脏东西’吗？”坐在椅子上理发的张东曦吓得连连摇头：“不认识,不认识”。正在这时，邮递员推开门喊到：“张东曦的信。”屋子里的两个人都愣住了。接着，手持理发刀的理发师就追着身上还围着围裙的张东曦满屋跑，张东曦的头上还有半边头发没有剃完。
故事就在这追逐中结束了，接着响起的是解说员对右派分子义正言辞的声讨。后来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全中国兴起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当时一点都不懂，只是看着两个人的丑态笑得前仰后合，完全不知道妈妈的心情会有多么沉重。
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时，妈妈要去看电影《红楼梦》。本来不想带我和姐姐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曹雪芹的书。我俩坚持要和妈妈一起去，妈妈只好带上了我们。我们去的是锦州电影院，坐在楼上正面的第一排。当电影演到黛玉葬花时，我和姐姐就放声大哭。妈妈怎么劝都止不住。直到电影结束，灯亮了，观众开始退场，我俩还站在那里哇哇地哭。人们回头看着我们，我俩却不管不顾，尽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观众都散去了，电影院的管理员才帮着妈妈把我俩拉走。回到家，妈妈生气地说，以后再也不带我们看电影了。我们不理会妈妈的话，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妈妈虽然那么说了，却还是照样带我们看电影，还加上了看话剧。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话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来锦州我们都不放过,主动帮妈妈买票，跟妈妈去中央大街的“锦州评剧院”看剧。看过的剧很多,我还记得的只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时我只看过小说《家》和《雷雨》,对于《蔡文姬》《虎符》一无所知，妈妈就在去剧院的路上给我们讲蔡文姬，蔡文姬的父亲，讲胡笳十八拍，讲匈奴、虎符，讲信陵君，战国四公子，讲王公贵族。尽管我听得似懂非懂，还是一场不想拉下。妈妈还和我们讨论剧中人物，虽然我知道鲁大海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周冲，因为他单纯、善良，有教养，虽然他是个资本家的少爷。我也不赞成高家大少爷觉新那种委曲求全的态度，欣赏高觉慧简单直接的风格。这些都是我的直觉，和报纸上的评论并不一致。不管我们说什么，妈妈都不会反驳，总是笑眯眯的听着我们肆无忌惮的评说。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妈妈和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读书了。我和姐姐读的书全是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最流行的红书，发行一本看一本，当我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妈妈给我们借回了《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我们看《卫士凯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记》时，妈妈向我们推荐《一颗铜纽扣》、《福尔摩斯探案》；我们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妈妈介绍给我们《三家巷》《苦斗》《五更寒》；我们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时，妈妈告诉我们还有《东风化雨》、《香飘四季》这样的书。
我隐隐约约感到了妈妈向我们推荐的书和我们自己找的书不一样。读妈妈推荐的书，让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只有英雄才令人崇拜，还有普通、平凡、默默无闻的人，也同样让我心生敬意。让我见识了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侦探故事，和丑恶人性的展现，接受了人道主义惩恶扬善的启蒙。让我了解了这个国家不只有“赵光腚”、梁生宝那样的先进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并不都是纨绔子弟，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也有道德操守，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也让我懂得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工业建设、科技发展，我还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的领土香港，年轻的工人是穿西装、尖皮鞋和花衬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满身油污、满手老茧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学后第一次下乡，去锦县晓光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听到了万民狂欢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几天之后，妈妈拿给了我一本书，是苏联作家写的《广岛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让中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亿万同胞遭到屠杀和蹂躏，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恐怖和灾难。书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广岛死掉了二十几万人。十七年后，由于爆炸辐射的长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战争中被伤害的大多数都是无辜人民，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时候，妈妈异常郑重、严肃地让我读一读她特意找到的两本书一紫红色封面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运动纪实》和白色封面的《胡风反党集团材料汇编》。妈妈给我讲“引蛇出洞”的1957年，讲“章罗联盟”的子虚乌有和令她扼腕叹息的才子储安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前车之鉴。
我和姐姐下乡以后没有小说可读了。回家探亲时，妈妈还是找了叫《牛田洋》的书给我们看。我在胆战心惊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个叫汕头的地方1966年发生的一次18级强台风，使参加围垦造田的近百名大学生和几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为了抢救一幅被海水淹没的领袖画像而奋不顾身扑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妈妈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冻文学”的苏联作品，然后想尽办法找到它们，于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多本内部读物。
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我在妈妈的雨露滋润下成长、生活，不知何为幸福，不知何为感恩，浑浑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妈妈的生命唤醒了我，让我探索来路，让我思考生活，让我找到归途。也让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妈妈的爱铸成了我的血肉之躯，是爸爸妈妈的爱洒满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浇灌了我的灵魂，它永驻我的心间。
当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开导我,帮助我，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方方面面的经验，妈妈只说了六个字：“坚强，只有坚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忘记妈妈的话。
别样妈妈 (10): 良师益友
旭子 (2026-03-30 07:53:18) 评论 (1)
第一章 别样妈妈
10、良师益友
在我两周岁的时候，妈妈把一本《小朋友》杂志递到了我的手上，这是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本“书”。虽然我还不识字，但我喜欢上了它，喜欢它的墨香，它的美图，每天不厌其烦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贵的朋友，从此我和它形影不离。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它开始的。
儿童时代，妈妈络绎不绝的带回家一册册《小朋友》、《连环画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杂志，还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妈妈的书让我睁开迷茫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看星空灿烂，看百花鲜艳，看风和日暖，看雾雨雷电。妈妈带给了我书，也带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留连忘返，一辈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妈妈又订了一本新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对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杂志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顿、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驾驶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满奥秘。我想有知识，想成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却不愿意上学，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因为比教科书上还多的内容姐姐早已给我讲过了，我听不下去了。妈妈没有批评我，却开始带我和姐姐做“速算”游戏。我怎么会是妈妈和姐姐的对手，我无话可说了。
妈妈告诉我们，人和知识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站在圆圈里，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圆的边界。圆越大,你的知识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圆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只有井上面的一小块天，就以为外面的世界远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记住了妈妈的话，绝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扩大我的圆圈。
三年级的暑假，妈妈买回了一本名叫《科学小实验》的书。书中所列的实验项目及其制作程序、成品展示图，引起了我和姐姐动手做实验的兴趣。我俩最先选中的项目是制作万花筒。我们用三片长条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后在长筒的一头放两片圆形玻璃片，再在它们之间放彩色纸屑，用软纸壳将玻璃围成圆柱形，周围再用彩色画报纸包住。为了切割玻璃，妈妈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们使用。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个万花筒转动着，看里面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图案，和妈妈给我们买的万花筒没有什么区别。原来在我们眼里神奇的万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来！
我和姐姐兴奋地寻找新的目标：潜望镜和火药大炮。我们只用两天时间就做出来了。潜望镜可以隔着障碍观看远处的人和风景；火药大炮是将妈妈专门给我们买的粗竹筒和家里夹栅栏的细竹竿，用小锯加工再用细铁丝捆扎制成的，可以射出鞭炮并使之爆破，简直像真的大炮射击一样，特别过瘾。一连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们的“科学实验”里，每天摆弄我们的实验成果，很是兴奋。我们做的最受欢迎的实验是制作汽水。我们满心欢喜的将做好的汽水装进一个个玻璃瓶里，送给一起玩儿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游戏，让我先想一个数字，不告诉她，然后她随意地让我在此数上做加减乘除的运算，最后，她竟能说出答案。从傍晚到上床睡觉，姐姐让我计算了一道又一道题，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我向姐姐讨“秘诀”，姐姐故弄玄虚地说，她“能掐会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厨房问正在做饭的妈妈，妈妈让我说出了姐姐让我加减乘除的顺序，可我只注意计算数字了，没注意顺序有什么问题，跟妈妈讲了一下大概过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须有一个要减去所想的那个数字的运算，妈妈边炒菜边想了一会儿，就破解了姐姐计算中的秘密：她让我想一个数后，只在它上面又加又减，直到减掉我所想的数，又加减乘除的绕了一个大圈子，布了迷魂阵，其实她是和我一同计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厨房，对姐姐说：”现在你想一个数吧”，然后故意说了一串长长的算式，并说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说：“你做梦梦见答案了？”我神气地说:“我也能掐会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师这棵大树做后盾，你休想难倒我。
五年级的时候，我读书的站二小学开始为争创升学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书要反反复复地折腾，没完没了的课后作业，有限的几个题型和习题要计算几十、几百次，虽然有景蓬代劳，但我还是烦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时，妈妈送给我一本新买的《趣味算术》。我刚打开书，就被里面的一个个小故事吸引住了。每个小故事都会引出一个计算题来，我不知不觉地计算起来。妈妈告诉我这就是典型的“鸡兔同笼”“流水问题”“工程问题”“盈亏问题”“行程问题”,是算术中的典型问题，不仅有意思，还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我读完并演习了这本书中的题目后，对算术的兴趣大增，跟妈妈去书店买了好几本算术课外书。
1960年前后,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都吃过晚饭很久了，妈妈才裹着一身寒气进了家门。妈妈一脸兴奋的表情，一坐下来，就给我们讲起了她刚刚看过的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生的权利》，是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黑人抗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故事。妈妈详细地给我们讲了剧情，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也不管是乞丐还是国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不应受到歧视。
在那个年代，我几乎没有听过有人讲什么“人的权利”之类的话。只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居民区里的孩子们打架时，会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权”。后来就再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了。听妈妈这样讲，让我很好奇。我问妈妈，老师说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视他们吗？有的老师还对上课说话或搞小动作的同学连推带搡，甚至用脚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学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影响了学习，恰好姓蔡，便被称为“菜包子”，还有的同学因为成绩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吗？得到了妈妈肯定的答复，我很高兴。
我知道了怎么对待同学，尤其是学习成绩差,或者不被老师看好的同学。我日常交往的同学从几个好朋友发展到了整个教室里的女生，特别是因为学习成绩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学，我会主动跟她们打交道，去她们家里玩儿，我最想让她们知道的是，学习好不好，老师表扬不表扬，所有的同学都是平等的。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特别爱跟妈妈去看电影，都是学校根本不会组织看的电影。跟妈妈看的第一个电影竟那么长，是上、下两部，名字很好听一《静静的顿河》，然后，看了《白夜》、《基辅姑娘》、《阴谋与爱情》，都是外国电影。虽然看不懂，但牵着妈妈的手去电影院，坐在椅子上，看着姐姐面带惊喜的样子，再扭头看妈妈凝神关注的表情，觉得特别享受。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我都会得意的告诉爸爸，我看苏联电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国电影了，作者是高尔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妈妈带我们去锦新电影院看一部叫《悬崖》的国产片。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个电影，里面所有角色都是大学老师和大学生。我看得稀里糊涂，只知道演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一个大学生毕业要留校，当教授的助手，另一个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我看到电影院里的座位几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电影时观众最少的一场了。
我们还跟妈妈看过一个叫《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的电影，演的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事。一共有三个故事，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叫《旧恨新仇》的。《旧恨新仇》的主演是冯喆，演过《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他在故事里扮演一个理发师，穿着白大褂到一个叫张东曦的政协委员家里理发。他们边理发边谈话。理发师讲他父亲在旧社会去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理发，因为刮脸时不小心碰破皮肤出了血,就被大官杀死了。现在听说这个杀人者的儿子又当上了政协委员,还向党进攻,听说他的名字叫“脏东西”。理发师说到这里,停下来问理发者：“你认识这个‘脏东西’吗？”坐在椅子上理发的张东曦吓得连连摇头：“不认识,不认识”。正在这时，邮递员推开门喊到：“张东曦的信。”屋子里的两个人都愣住了。接着，手持理发刀的理发师就追着身上还围着围裙的张东曦满屋跑，张东曦的头上还有半边头发没有剃完。
故事就在这追逐中结束了，接着响起的是解说员对右派分子义正言辞的声讨。后来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全中国兴起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当时一点都不懂，只是看着两个人的丑态笑得前仰后合，完全不知道妈妈的心情会有多么沉重。
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时，妈妈要去看电影《红楼梦》。本来不想带我和姐姐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曹雪芹的书。我俩坚持要和妈妈一起去，妈妈只好带上了我们。我们去的是锦州电影院，坐在楼上正面的第一排。当电影演到黛玉葬花时，我和姐姐就放声大哭。妈妈怎么劝都止不住。直到电影结束，灯亮了，观众开始退场，我俩还站在那里哇哇地哭。人们回头看着我们，我俩却不管不顾，尽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观众都散去了，电影院的管理员才帮着妈妈把我俩拉走。回到家，妈妈生气地说，以后再也不带我们看电影了。我们不理会妈妈的话，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妈妈虽然那么说了，却还是照样带我们看电影，还加上了看话剧。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话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来锦州我们都不放过,主动帮妈妈买票，跟妈妈去中央大街的“锦州评剧院”看剧。看过的剧很多,我还记得的只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时我只看过小说《家》和《雷雨》,对于《蔡文姬》《虎符》一无所知，妈妈就在去剧院的路上给我们讲蔡文姬，蔡文姬的父亲，讲胡笳十八拍，讲匈奴、虎符，讲信陵君，战国四公子，讲王公贵族。尽管我听得似懂非懂，还是一场不想拉下。妈妈还和我们讨论剧中人物，虽然我知道鲁大海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周冲，因为他单纯、善良，有教养，虽然他是个资本家的少爷。我也不赞成高家大少爷觉新那种委曲求全的态度，欣赏高觉慧简单直接的风格。这些都是我的直觉，和报纸上的评论并不一致。不管我们说什么，妈妈都不会反驳，总是笑眯眯的听着我们肆无忌惮的评说。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妈妈和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读书了。我和姐姐读的书全是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最流行的红书，发行一本看一本，当我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妈妈给我们借回了《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我们看《卫士凯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记》时，妈妈向我们推荐《一颗铜纽扣》、《福尔摩斯探案》；我们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妈妈介绍给我们《三家巷》《苦斗》《五更寒》；我们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时，妈妈告诉我们还有《东风化雨》、《香飘四季》这样的书。
我隐隐约约感到了妈妈向我们推荐的书和我们自己找的书不一样。读妈妈推荐的书，让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只有英雄才令人崇拜，还有普通、平凡、默默无闻的人，也同样让我心生敬意。让我见识了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侦探故事，和丑恶人性的展现，接受了人道主义惩恶扬善的启蒙。让我了解了这个国家不只有“赵光腚”、梁生宝那样的先进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并不都是纨绔子弟，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也有道德操守，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也让我懂得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工业建设、科技发展，我还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的领土香港，年轻的工人是穿西装、尖皮鞋和花衬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满身油污、满手老茧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学后第一次下乡，去锦县晓光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听到了万民狂欢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几天之后，妈妈拿给了我一本书，是苏联作家写的《广岛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让中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亿万同胞遭到屠杀和蹂躏，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恐怖和灾难。书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广岛死掉了二十几万人。十七年后，由于爆炸辐射的长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战争中被伤害的大多数都是无辜人民，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时候，妈妈异常郑重、严肃地让我读一读她特意找到的两本书一紫红色封面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运动纪实》和白色封面的《胡风反党集团材料汇编》。妈妈给我讲“引蛇出洞”的1957年，讲“章罗联盟”的子虚乌有和令她扼腕叹息的才子储安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前车之鉴。
我和姐姐下乡以后没有小说可读了。回家探亲时，妈妈还是找了叫《牛田洋》的书给我们看。我在胆战心惊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个叫汕头的地方1966年发生的一次18级强台风，使参加围垦造田的近百名大学生和几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为了抢救一幅被海水淹没的领袖画像而奋不顾身扑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妈妈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冻文学”的苏联作品，然后想尽办法找到它们，于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多本内部读物。
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我在妈妈的雨露滋润下成长、生活，不知何为幸福，不知何为感恩，浑浑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妈妈的生命唤醒了我，让我探索来路，让我思考生活，让我找到归途。也让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妈妈的爱铸成了我的血肉之躯，是爸爸妈妈的爱洒满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浇灌了我的灵魂，它永驻我的心间。
当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开导我,帮助我，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方方面面的经验，妈妈只说了六个字：“坚强，只有坚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忘记妈妈的话。
10、良师益友
在我两周岁的时候，妈妈把一本《小朋友》杂志递到了我的手上，这是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本“书”。虽然我还不识字，但我喜欢上了它，喜欢它的墨香，它的美图，每天不厌其烦的翻看它，它成了我人生中珍贵的朋友，从此我和它形影不离。或者，我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它开始的。
儿童时代，妈妈络绎不绝的带回家一册册《小朋友》、《连环画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杂志，还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妈妈的书让我睁开迷茫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看星空灿烂，看百花鲜艳，看风和日暖，看雾雨雷电。妈妈带给了我书，也带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留连忘返，一辈子都不想走出去。
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妈妈又订了一本新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对我而言神秘而高深的杂志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牛顿、米丘林、高士其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了加加林驾驶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照片。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充满奥秘。我想有知识，想成为有力量的人,可是我却不愿意上学，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因为比教科书上还多的内容姐姐早已给我讲过了，我听不下去了。妈妈没有批评我，却开始带我和姐姐做“速算”游戏。我怎么会是妈妈和姐姐的对手，我无话可说了。
妈妈告诉我们，人和知识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站在圆圈里，你看到的未知世界就是圆的边界。圆越大,你的知识就越多，你看到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圆越小，你看到的未知世界越小。井底之蛙看到的只有井上面的一小块天，就以为外面的世界远不如井底大，井底就是宇宙中心。我记住了妈妈的话，绝不能做井底之蛙，我要扩大我的圆圈。
三年级的暑假，妈妈买回了一本名叫《科学小实验》的书。书中所列的实验项目及其制作程序、成品展示图，引起了我和姐姐动手做实验的兴趣。我俩最先选中的项目是制作万花筒。我们用三片长条形的玻璃合成三角形，然后在长筒的一头放两片圆形玻璃片，再在它们之间放彩色纸屑，用软纸壳将玻璃围成圆柱形，周围再用彩色画报纸包住。为了切割玻璃，妈妈找出了她的玻璃刀教我们使用。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个万花筒转动着，看里面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图案，和妈妈给我们买的万花筒没有什么区别。原来在我们眼里神奇的万花筒自己也可以做出来！
我和姐姐兴奋地寻找新的目标：潜望镜和火药大炮。我们只用两天时间就做出来了。潜望镜可以隔着障碍观看远处的人和风景；火药大炮是将妈妈专门给我们买的粗竹筒和家里夹栅栏的细竹竿，用小锯加工再用细铁丝捆扎制成的，可以射出鞭炮并使之爆破，简直像真的大炮射击一样，特别过瘾。一连好多天，我和姐姐都沉醉在我们的“科学实验”里，每天摆弄我们的实验成果，很是兴奋。我们做的最受欢迎的实验是制作汽水。我们满心欢喜的将做好的汽水装进一个个玻璃瓶里，送给一起玩儿的小朋友喝。
一次姐姐和我做智力游戏，让我先想一个数字，不告诉她，然后她随意地让我在此数上做加减乘除的运算，最后，她竟能说出答案。从傍晚到上床睡觉，姐姐让我计算了一道又一道题，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我向姐姐讨“秘诀”，姐姐故弄玄虚地说，她“能掐会算”。我不信她是“神”，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厨房问正在做饭的妈妈，妈妈让我说出了姐姐让我加减乘除的顺序，可我只注意计算数字了，没注意顺序有什么问题，跟妈妈讲了一下大概过程，而且每一次都必须有一个要减去所想的那个数字的运算，妈妈边炒菜边想了一会儿，就破解了姐姐计算中的秘密：她让我想一个数后，只在它上面又加又减，直到减掉我所想的数，又加减乘除的绕了一个大圈子，布了迷魂阵，其实她是和我一同计算的。我恍然大悟，走出厨房，对姐姐说：”现在你想一个数吧”，然后故意说了一串长长的算式，并说出答案，姐姐奇怪的说：“你做梦梦见答案了？”我神气地说:“我也能掐会算了。”心想：哼，有王老师这棵大树做后盾，你休想难倒我。
五年级的时候，我读书的站二小学开始为争创升学率而努力了。一本薄薄的教科书要反反复复地折腾，没完没了的课后作业，有限的几个题型和习题要计算几十、几百次，虽然有景蓬代劳，但我还是烦透了。
一天晚上下班时，妈妈送给我一本新买的《趣味算术》。我刚打开书，就被里面的一个个小故事吸引住了。每个小故事都会引出一个计算题来，我不知不觉地计算起来。妈妈告诉我这就是典型的“鸡兔同笼”“流水问题”“工程问题”“盈亏问题”“行程问题”,是算术中的典型问题，不仅有意思，还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我读完并演习了这本书中的题目后，对算术的兴趣大增，跟妈妈去书店买了好几本算术课外书。
1960年前后,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都吃过晚饭很久了，妈妈才裹着一身寒气进了家门。妈妈一脸兴奋的表情，一坐下来，就给我们讲起了她刚刚看过的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生的权利》，是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黑人抗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故事。妈妈详细地给我们讲了剧情，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享受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也不管是乞丐还是国王，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不应受到歧视。
在那个年代，我几乎没有听过有人讲什么“人的权利”之类的话。只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居民区里的孩子们打架时，会有人喊：“打人侵犯人权”。后来就再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了。听妈妈这样讲，让我很好奇。我问妈妈，老师说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是“地瓜去皮大白薯”不就是歧视他们吗？有的老师还对上课说话或搞小动作的同学连推带搡，甚至用脚踢。我又想到有的同学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影响了学习，恰好姓蔡，便被称为“菜包子”，还有的同学因为成绩差一些，恰好姓白，被叫做“白菜疙瘩”。这不都是不平等待人吗？得到了妈妈肯定的答复，我很高兴。
我知道了怎么对待同学，尤其是学习成绩差,或者不被老师看好的同学。我日常交往的同学从几个好朋友发展到了整个教室里的女生，特别是因为学习成绩差些而有自卑感的同学，我会主动跟她们打交道，去她们家里玩儿，我最想让她们知道的是，学习好不好，老师表扬不表扬，所有的同学都是平等的。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特别爱跟妈妈去看电影，都是学校根本不会组织看的电影。跟妈妈看的第一个电影竟那么长，是上、下两部，名字很好听一《静静的顿河》，然后，看了《白夜》、《基辅姑娘》、《阴谋与爱情》，都是外国电影。虽然看不懂，但牵着妈妈的手去电影院，坐在椅子上，看着姐姐面带惊喜的样子，再扭头看妈妈凝神关注的表情，觉得特别享受。每次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我都会得意的告诉爸爸，我看苏联电影了，肖洛霍夫的，又看俄国电影了，作者是高尔基，好像自己懂得挺多，沾沾自喜。
一次，妈妈带我们去锦新电影院看一部叫《悬崖》的国产片。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个电影，里面所有角色都是大学老师和大学生。我看得稀里糊涂，只知道演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一个大学生毕业要留校，当教授的助手，另一个要去大西北工作，就批判前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我看到电影院里的座位几乎全是空的，那是我看电影时观众最少的一场了。
我们还跟妈妈看过一个叫《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的电影，演的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事。一共有三个故事，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叫《旧恨新仇》的。《旧恨新仇》的主演是冯喆，演过《羊城暗哨》，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他在故事里扮演一个理发师，穿着白大褂到一个叫张东曦的政协委员家里理发。他们边理发边谈话。理发师讲他父亲在旧社会去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理发，因为刮脸时不小心碰破皮肤出了血,就被大官杀死了。现在听说这个杀人者的儿子又当上了政协委员,还向党进攻,听说他的名字叫“脏东西”。理发师说到这里,停下来问理发者：“你认识这个‘脏东西’吗？”坐在椅子上理发的张东曦吓得连连摇头：“不认识,不认识”。正在这时，邮递员推开门喊到：“张东曦的信。”屋子里的两个人都愣住了。接着，手持理发刀的理发师就追着身上还围着围裙的张东曦满屋跑，张东曦的头上还有半边头发没有剃完。
故事就在这追逐中结束了，接着响起的是解说员对右派分子义正言辞的声讨。后来我才知道，那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全中国兴起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包括我的父母。可我当时一点都不懂，只是看着两个人的丑态笑得前仰后合，完全不知道妈妈的心情会有多么沉重。
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时，妈妈要去看电影《红楼梦》。本来不想带我和姐姐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曹雪芹的书。我俩坚持要和妈妈一起去，妈妈只好带上了我们。我们去的是锦州电影院，坐在楼上正面的第一排。当电影演到黛玉葬花时，我和姐姐就放声大哭。妈妈怎么劝都止不住。直到电影结束，灯亮了，观众开始退场，我俩还站在那里哇哇地哭。人们回头看着我们，我俩却不管不顾，尽情地哭。直到所有的观众都散去了，电影院的管理员才帮着妈妈把我俩拉走。回到家，妈妈生气地说，以后再也不带我们看电影了。我们不理会妈妈的话，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妈妈虽然那么说了，却还是照样带我们看电影，还加上了看话剧。六十年代初，一些大城市的话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每次来锦州我们都不放过,主动帮妈妈买票，跟妈妈去中央大街的“锦州评剧院”看剧。看过的剧很多,我还记得的只有《虎符》《蔡文姬》《雷雨》《家》等等。
那时我只看过小说《家》和《雷雨》,对于《蔡文姬》《虎符》一无所知，妈妈就在去剧院的路上给我们讲蔡文姬，蔡文姬的父亲，讲胡笳十八拍，讲匈奴、虎符，讲信陵君，战国四公子，讲王公贵族。尽管我听得似懂非懂，还是一场不想拉下。妈妈还和我们讨论剧中人物，虽然我知道鲁大海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革命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周冲，因为他单纯、善良，有教养，虽然他是个资本家的少爷。我也不赞成高家大少爷觉新那种委曲求全的态度，欣赏高觉慧简单直接的风格。这些都是我的直觉，和报纸上的评论并不一致。不管我们说什么，妈妈都不会反驳，总是笑眯眯的听着我们肆无忌惮的评说。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妈妈和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就是读书了。我和姐姐读的书全是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最流行的红书，发行一本看一本，当我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妈妈给我们借回了《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我们看《卫士凯歌》、《十七年申冤大白记》时，妈妈向我们推荐《一颗铜纽扣》、《福尔摩斯探案》；我们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妈妈介绍给我们《三家巷》《苦斗》《五更寒》；我们看《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时，妈妈告诉我们还有《东风化雨》、《香飘四季》这样的书。
我隐隐约约感到了妈妈向我们推荐的书和我们自己找的书不一样。读妈妈推荐的书，让我知道了生活中不是只有英雄才令人崇拜，还有普通、平凡、默默无闻的人，也同样让我心生敬意。让我见识了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侦探故事，和丑恶人性的展现，接受了人道主义惩恶扬善的启蒙。让我了解了这个国家不只有“赵光腚”、梁生宝那样的先进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并不都是纨绔子弟，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也有道德操守，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也让我懂得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工业建设、科技发展，我还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的领土香港，年轻的工人是穿西装、尖皮鞋和花衬衫的，和我所了解的满身油污、满手老茧的工人形象反差巨大。
1964年10月，我升入中学后第一次下乡，去锦县晓光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听到了万民狂欢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几天之后，妈妈拿给了我一本书，是苏联作家写的《广岛姑娘》。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让中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亿万同胞遭到屠杀和蹂躏，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恐怖和灾难。书中的女孩澄子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失去了父母、弟弟,那一刻广岛死掉了二十几万人。十七年后，由于爆炸辐射的长期作用,澄子患了白血病。任何战争中被伤害的大多数都是无辜人民，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
1966年夏天，我正一心投入文革的时候，妈妈异常郑重、严肃地让我读一读她特意找到的两本书一紫红色封面的《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派运动纪实》和白色封面的《胡风反党集团材料汇编》。妈妈给我讲“引蛇出洞”的1957年，讲“章罗联盟”的子虚乌有和令她扼腕叹息的才子储安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前车之鉴。
我和姐姐下乡以后没有小说可读了。回家探亲时，妈妈还是找了叫《牛田洋》的书给我们看。我在胆战心惊的震撼中知道了南方一个叫汕头的地方1966年发生的一次18级强台风，使参加围垦造田的近百名大学生和几百名士兵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的人竟是为了抢救一幅被海水淹没的领袖画像而奋不顾身扑入水中被活活淹死。
1970年代，我在妈妈的口中知道了有一批叫“解冻文学”的苏联作品，然后想尽办法找到它们，于是我看到了《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多本内部读物。
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我在妈妈的雨露滋润下成长、生活，不知何为幸福，不知何为感恩，浑浑噩噩地活在世上。是妈妈的生命唤醒了我，让我探索来路，让我思考生活，让我找到归途。也让我清醒的感知是爸爸妈妈的爱铸成了我的血肉之躯，是爸爸妈妈的爱洒满了我的一路征途，它浇灌了我的灵魂，它永驻我的心间。
当我遭遇人生最大坎坷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开导我,帮助我，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方方面面的经验，妈妈只说了六个字：“坚强，只有坚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忘记妈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