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在传统上一直被描绘成一门深奥、严谨而孤独的科学，数学家常常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人物。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交流冲动和构建社群的愿望。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缩写ICM）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学学术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社群认同的最高体现。1897年8月9日至11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1900年在巴黎的第二届大会之后每四年举行一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办三次外，由各国不同城市轮流主办。新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将于今年7月23日至30日在美国费城举行。
18世纪以前，对于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而言，科学只是一种充满热情的个人爱好，而非赖以谋生的职业。17世纪下半叶的科学革命中，欧洲主要国家的科学院或学会相继成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欧洲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专门从事数学研究的新教席的设立，以及新型学术职位的出现，数学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19世纪下半叶，在莫斯科（1864）、伦敦（1865）、法国（1872）、巴勒莫（1884）、纽约（1888）、德国（1890）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成立了数学学会。至19世纪末，数学研究已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和结构化的活动，日益凸显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左：第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彩色石版画，上方为五位伟大的瑞士数学家，下方为曾举办过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右：大卫·希尔伯特。
国际数学家大会为全世界数学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宗旨是“促进不同国家数学家之间的个人交流”。20世纪初，先后在德国海德堡举行了第三届（1904）、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第四届（1908）、在英国剑桥举行了第五届大会（1912）。在剑桥大会上一至通过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下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似乎预示着数学国际合作的美好未来。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科学环境以及国际会议的进程。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各种政治博弈暗流涌动。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一些著名数学家以非凡的智慧、勇气以及广泛的人脉和国际视野，为实现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宗旨做出了贡献。
两次大战之间一共举行了五次国际数学家大会，日期及主办方如下：
1920年9月22日至30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1924年8月11日至16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928年9月3日至10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1932年9月5日至12日，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
1936年7月14日至18日，挪威奥斯陆大学。
两届没有编号的大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欧洲数学界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氛围，在1919年的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缩写IRC）上，推翻了之前关于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举办国际数学大会的决定，一个更接近《凡尔赛条约》的方案取而代之：大会将于1920年在法德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举行，以庆祝法国从德国手中夺回这座城市，而德国以及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战时同盟国的数学家被禁止参会。斯特拉斯堡大会的重点在于重启国际合作交流，然而会议带有浓重的战后色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贯穿始终。法国数学家埃米尔·皮卡德（Émile Picard）担任大会主席，他在闭幕式上引用了梅西耶枢机主教（Cardinal Mercier）的名言：“赦免某些罪行就等于成为其同谋”。
长期以来数学的本质及其真理地位和最终意义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从柏拉图到康德，再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数学“不可思议的有效性”总是令人惊叹。皮卡德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特别强调：“数学并非许多人想象中那样神秘莫测，它是自然哲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诚然，许多数学家创造的概念尚未在物理现象的研究中得到应用，但科学史表明，断言某个概念将来不会被使用是鲁莽的。几何学家们喜欢引用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的话，他曾将数学比作一种可以食用所有部位的动物，‘数学就像猪肉，每一部分都美味可口’。”
斯特拉斯堡大会是历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参会人数最少的一次，共有来自27个国家的200位数学家参会，其中有80位法国人。英国数学家戈弗雷·哈代（Godfrey Hardy）和瑞典数学家约斯塔·米塔-列夫勒（Gösta Mittag-Leffler）坚决反对杯葛同盟国数学家的决定，两人都没有参会。米塔-列夫勒认为，这次大会只能称为“国际数学大会”，而不是“国际数学家大会”。五位数学家在斯特拉斯堡作了全会报告，79篇论文在四个篇论文在四个学科分会上进行了交流。斯特拉斯堡大会还见证了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缩写IMU）的诞生，由各国的国家数学组织作为成员，图为斯特拉斯堡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海报。
在多伦多大会上，共有28个国家派代表参会，人数增至444人，其中191人来自美国、107人来自加拿大、58人来自英国。许多美国数学家到会后才发现德国人被排除在外，他们对此表达了极大愤慨。美国数学会的代表提出了一项取消禁令的决议，得到丹麦、英国、荷兰、意大利、挪威和瑞典的支持。菲尔兹以不质疑排斥政策为代价，保住了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延续。作为大会主席，他谨慎地避免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但指出了终止该政策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大会是唯一的一次以“国际数学大会”命名。斯特拉斯堡和多伦多大会未像以往拥有“第几次”大会的编号，是否能够视为真正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一直存在争议，其后果影响深远。
多伦多大会的八个全会报告全部涉及纯数学研究，法国数学泰斗埃利·嘉当（Élie Cartan）作了题为“群论和微分几何最新研究”的演讲。应用数学在学科分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两个纯数学领域分会外其余四个均为应用领域，其中一个包括电气、机械、土木、采矿、船舶工程，以及航空学、弹道学和无线电报。如同菲尔兹在闭幕式上所阐述的：“本次大会的宗旨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重视应用数学”。应用趋势也体现在参会人员名单中，例如伊士曼柯达、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等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美国和法国政府的战争部门都派人参加了大会，图为多伦多大学数学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