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上海，几乎天天跟朋友聚会，虽然2024年底回去过，离这次回国才14个月，然而这期间，有人走了，有人病倒了，有人失去了配偶......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岁月无情，世事无常。为此不少人更醒悟到时不待我，不免为聚会增添了几许惆怅。聚会分手总是恋恋不舍，互相叮嘱有机会一定要多聚聚，见一面少一面了。挥手道别的时间越来越长，再三再四互道珍重，甚至西方的拥抱也成了常态。

尽管无论哪个年龄的人，都是见一面少一面，差别在于年少的来日方长，生活还不到做减法的时候；而上了年纪的来日不多，相聚有了迫切感。

迫切感也影响到我，考虑到自己下次还不知何时再回国，决定抓紧时间，重走一遍以前常去的街道，再好好看看这座城市。

又瞥了一眼上海的老家（下图）。

重访了我出生的医院——长乐路上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记忆中的医院规模不大，简单的三层楼房。这次去三层楼长高长大了，成了一幢六层大楼。医院的名字依旧，别的都变了。

医院对面那排黄色小洋房还在，我们的教研组长曾住在这里。他气宇轩昂，见多识广，穿着考究，一副老克勒打扮，给人洋气的感觉。他曾自嘲说，以前自命不凡，人生目标是三十成名，四十成家。可惜生不逢时，三十没成名。好在没妨碍他“四十成家”，40岁结婚了，妻子是妇婴保健院的医生。那个年代，40岁才结婚是很晚的晚婚了。教研组长前些年走了，没见到他年迈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他依旧精力充沛，风度不凡。

又去看了另一座医院——曙光医院。该院是中医学院（现改名为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成立于120年以前——1906年。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大姨在那座医院工作了20多年。

文革中，有一阵家里只剩下上中学的我和上小学的妹妹，大人被隔离审查了，哥哥去东北插队了，亲戚被禁止来我家。有一次妹妹生病，大姨终于获准带她去曙光医院看病。妹妹在曙光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住院两个星期。下午是家属访问时间，我每天一放学就去医院看她。

记忆中的曙光医院进门有花园草地。住院部不大，每间病房里有好几张病床。妹妹病房里有位病人家属剪了个“马桶盖”头，看到他，我们忍不住笑，但是妹妹一笑伤口就疼，他一出现，我就让妹妹赶紧换个角度，别看到他。

记得很清楚，妹妹进医院时身高1.52米，出院时1.54米，原本的长裤有点儿短，出院时更短了，成了八分裤。那时候，造反派每个月发给我俩40元作生活费，没钱做新裤子，多亏大姨有不少衣服，给妹妹送来几件多余的衣服。那年，妹妹11岁，后来她长到1.70米。

如今的曙光医院，不见任何往日痕迹，除了一般门诊楼，还有名医诊疗中心，医疗楼群占据了医院的每寸土地。大楼前人来人往，比我记忆中的曙光医院繁忙多了，或许因为这是“三甲”医院吧。

以前只知道上海的医院有市级、区级和街道三级。现在分得更细了，医院被分为“三级十等”。一级医院是社区/乡镇医院，在上海是街道医院，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二级医院是县级和区级医院，如XX区中心医院，处理较复杂的疾病。三级医院是省级、市级或国家级，处理疑难重症。

根据医院的规模、功能、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每一级又分为甲乙丙三等，三级医院除了甲乙丙三等，还加了特等，“三级特等”是国家级的医疗中心。虽然尚未有一家医院被冠以“三级特等”，但是业内普遍认为以下五所“三甲”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拥有“特等”医疗水平。

上海的三甲医院除了治疗本地病人外，全国各地患有疑难病症、不治之症的病人，抱着一丝求生的希望，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三甲医院求医，尤其是中山医院和瑞金医院。难怪上海人说，这两所医院的门槛都被踏破了。

相比之下，曙光医院虽然病人不少，尚未到达踏破门槛的地步。

一日赴约，经过锦江饭店附近的兰心大戏院，戏院建于1931年，采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这里常上演话剧、戏剧和舞剧。解放后，这座戏院一度改名上海艺术剧场，文革后才恢复兰心大戏院的原名。曾在这里看过当年风靡一时的《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伤痕》等话剧。

在长乐路经过了一个幼儿园（下图1）牌子上写着威海幼儿园国际部，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具体叫啥回忆不起来了。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去上海展览中心（下图2）实习，那时展览中心有个上海工业展览，偶尔外宾来访，我们的工作是做英文讲解员。这是我首次跟外国人讲英文，讲解词早背得滚瓜烂熟了，一开口听上去挺流利的。但是一旦外国人问问题，一下子就懵了，怎么语速那么快？吐字那么不清楚？看来在非英语环境里学英语，要提高听力不容易。

回过来说幼儿园，不知何故那时幼儿园空着，因离展览中心不远，用来作为我们实习期间的宿舍。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相对快乐，一是因为在外实习，我们班的极左分子难以召集大家开展大批判，斗老师，斗同学。二是因为不像平时住在郊区的校园里，而住在市中心。幼儿园离我家不远，下班后常溜回家去。晚上抓紧时间跑东跑西，去拜访一些长辈，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分配找关系开后门。插队几年，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最怕大学毕业后又被分往外地。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毕业后留在上海。定下心来一想，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在上海展览中心的斜对面，是著名的马勒别墅，这座北欧风格的建筑建成于1936年，主人是英籍犹太商人爱立克·马勒 (Eric Moller)。可惜他在美丽的豪宅里刚生活了四五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避战乱，不得不丢下别墅离开中国。日军占领上海后，这里成了日军俱乐部；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1949年后是上海共青团委的办公场所。如今，马勒别墅是衡山集团下经营的花园酒店，不能随意进去参观。如想进去欣赏建筑，可以入住酒店或去餐厅用餐，也可以去用下午茶，但需要预定。这次没时间去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进去一饱眼福。

我沿着长乐路，走到了长乐路、富民路、东湖路、延庆路的交叉路口，那里有片小绿地，附近居民称为“三角花园”，内有田汉的雕像。

从我家去位于东湖路上的小学，有两条路可走，可以走淮海路，宽大明亮，也可以走延庆路，狭窄清净。延庆路上有一排小洋房，小洋房门口有电铃，这在当年相当罕见。调皮的男生会走上台阶去摁电铃，然后跳下台阶飞快奔离现场，万一洋房主人来开门，发现是恶作剧，有时候骂一句“野蛮小居”（小鬼），男生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下图曾是派出所所在地。插队前，我去派出所注销上海户口。那年16岁，全然不懂上海户口的珍贵，看着户籍警在户口本上盖了“迁出”的印章，依旧跟同去迁户口的发小嘻嘻哈哈，无动于衷。离家前，我还信口开河对妈妈说：我16岁离开家，60岁再回来。这事我早忘了，若干年后妈妈提起，作为我“幼稚”、“简单”的铁证。

户口迁出七年后，又去了一次派出所，盖上了“迁入”的印章。那天别提多高兴了，回家把户口簿放进五斗橱的抽屉，有一块石头落地的踏实和安心，终于又成上海人了，下决心以后再不离开上海。结果又走了，我走了之后，妈妈去派出所替我迁出了上海户口。

派出所旁边的这座高楼，现在是商务楼，以前这里是羊毛衫八厂，中学时代，是我们学工的地点之一。我们的工作是坐在灰尘中，用啤酒瓶盖子“拆纱头”，即把剪裁下来的羊毛衫边角料拆成毛线团，用来擦机床。

羊毛衫八厂对面的小马路是眼下大名鼎鼎的安福路。我记忆中的安福路是条小马路，路两边的建筑鱼龙混杂，有漂亮的独家独户的小洋房，也有老旧破烂的低矮房子。破旧房子底楼的街面房子里，有粮店、酱油店、修鞋铺、裁缝店等等。如今，美化城市，旧房子临街的一面涂抹一新，小店挂上了英文招牌，卖服装、茶叶、礼品等等。

安福路上曾有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木齐里”，在乌鲁木齐中路有出口，里边的房子质量参差不齐。20多年前开始拆迁，有好几年，一片废墟中孤零零的几座小破房子依然屹立，那是所谓的“钉子户”。他们坚持了若干年后，最后不见了踪影。2008年建起了高级公寓“汇贤居”。那里的平均房价约为13-14万人民币/平方米。

高级住宅改变了安福路。如今，安福路被视为时尚打卡热点，时尚人士以及奇装异服者喜爱聚集于此，街拍十分流行。

此外，由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坐落在安福路，吸引了不少怀揣进入演艺圈梦想的年轻人。据朋友说，有不少带点儿文艺范儿的年轻人，还有不少穿着打扮模仿演艺明星的年轻人，常聚集在安福路附近的酒吧咖啡吧里，神情凝重，一开口拿腔拿调。朋友见多识广，一眼便能分辨出谁是上戏（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谁是模仿者。无论如何，安福路能为文艺青年提供一个做梦、演戏的场所，还是难能可贵的。下图是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前的雕塑。

安福路上沿街的老洋房，精致咖啡店，异国风味的餐饮店、精品小店，在梧桐树的掩映之下，颇有欧式风情，引来不少人拍照留念。（见下图）

安福路的尽头是梧桐区最著名的打卡街道武康路，那一段游客较多（见下图）。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去了我人生的来源之地——父母举行婚礼的地方。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看到了父母的结婚证书，他们的婚礼是1947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前一阵，看到博友陶次瓦兄的博文《2025 上海行之三，入住八仙桥YMCA基督教青年会宾馆》，内有一段视频，拍摄了青年会宾馆的内部装饰，中西结合的经典装饰，十分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