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大家对解放前（尤其在内战时期）中共情报系统的能力和地下电台活动情况印象很深，肯定也想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建立和其成员的情况，本文对此作一介绍。内容来自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供参考。
中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建立和完善地下交通线系统最早是由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中共六大前的两件事情，对周恩来触动很大。第一件是1928年的3月，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到莫斯科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电报后，通知了中共中央。当时让周恩来感叹，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按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如需要人员经舟车往返一次通知要耗时两个月左右，可凭借无线电报，转眼之间就解决了联络难题。由此想到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因重重封锁线和密布的暗探，即使交通员化装潜行，跋山涉水来回往返一次也需要两个月时间，安全性、时效性皆得不到保证。这让周恩来顿时产生中共也要抓紧发展无线电通讯的想法。
第二件是与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从青岛开始即遭遇暗探、水警、特务的跟踪盘问，险象环生，幸得沉着应付，才安全抵达哈尔滨，在共产国际交通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偷越国境到达莫斯科。这个经历让周恩来感到有一条可靠交通线的必要性。
经历了这两件事，他强烈意识到要去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二是要优化地下交通线系统。
在六大召开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为中共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的申请。于是，在1928年初夏，“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将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地对他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毛齐华等六人奉命白天在“中大”上课，晚上去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内，参加“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
“学习的内容，除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六大召开时，涂作潮作为会务人员和列席代表与周恩来有交流，周恩来听了他曾经做过木匠的身世经历后，对他说：“以后我就叫你木匠了。”此后，“木匠”就成了涂作潮的代号。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传达会议精神，对毛齐华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毛齐华等六人先行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后，涂作潮、宋濂、刘牺（希）吾、覃显（献）犹四人也被秘密送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学期为11个月。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首批（十名）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这十人中，陈昌浩后因被调去搞共青团工作，临时退学；刘牺吾后在肃反中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从此消失，其余八人皆在结业后回到国内。
后来，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对黄平、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等人进行了密电码编制及密电码本保管、译电的培训；后续又对李春田、王东、加夫、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潘汉年等人进行过培训。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先找李强、张沈川谈话，让他们搞无线电，又找吴德峰谈话，让其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整顿内部交通和外埠交通，以完善和优化地下交通线。
至此，周恩来想做的两件事情都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两项决策，犹如因陈延年被捕而成立的特委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特科，因顾顺章不受约束而调来聂荣臻形成中央军委直属情报系统等决策一样，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也成为中共求生存、得胜利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世功勋。
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长官们为赚外快，就让军用电台办了一个“上海无线电学校”，并登报招生。
张沈川以张燕铭的化名报名后，于1928年11月入学，1929年5月毕业后，被该军用电台留用实习两个月。在实习期间，张沈川暗暗将两本军用密码本抄下，交给组织，成为周恩来编制“豪密”的最直接参考资料。
张沈川去学习了报务，学土木工程的李强便专攻机务，他的首要任务是造出收发报机。
李强能造出电台，不得不提一个“年轻时英俊潇洒”、“壮年时豪迈激昂”、始终“雄心勃勃，以国士自居”、但后来却湮没无闻的人。这个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就是在共产党最低谷时期入党的蔡叔厚“蔡老板”。
蔡叔厚，字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与夏衍曾两度同学，与陆久之同为“官宦世子”，与张秋人、杨贤江是诸暨同乡，这四人对蔡叔厚影响巨大，使蔡叔厚从最初的实业救国思想转变为革命救国思想，并最终跟随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危险时期入党。
蔡叔厚与汤恩伯同时期留学日本，结为好友，汤回国后曾住蔡家，私谊更佳。
蔡叔厚以后在地下工作中能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又能在屡次险情中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汤恩伯起到了关键作用。
蔡叔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余杭路）1号设立绍敦电机公司，专营霓虹灯生意，后迁往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569号），自他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为党的交通站和党的文化支部。
在这里，无数中共高层在危难时际获得蔡叔厚无私的救援和接济，在这里，二楼车间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电台。
为让蔡叔厚协助李强造出电台，周恩来特意将他调入中央特科。
周恩来曾向共产国际情报组推荐阎宝航、杜斌丞等人，周恩来也两次推荐蔡叔厚为共产国际情报组工作，蔡叔厚由此先后成为佐尔格小组、高清小组的核心成员。
陆久之对此段经历在回忆文章中说：“……经过党的批准，（叔厚和我）参加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叔厚是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是日本东京站的负责人。……以后，叔厚还介绍了吴选青（吴先清）、王莹等同志来日本共同搞好这一工作，并由肖项平（肖炳实）同志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递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有段时间也协助我们工作过。”
上海沦陷后，蔡叔厚抵达重庆，受周恩来、董必武推荐，进入高清情报小组，成为高清小组由中共推荐的两个成员之一，另一个则是有“湘楚一绝”之称的赵英。
抗战胜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进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与陆久之共同策反汤恩伯、王新衡等人不成，却把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特派员陈宝骅策反了。
据《黄慕兰自传》记载，上海解放前夕，陈宝骅“向我们提供过敌人企图一网打尽白区中共和进步人士黑名单的绝密情报，”得此情报后，刘晓、刘长胜、田汉、张澜、罗隆基等大批中共要人和民主人士得以及时安全撤出上海。
“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陈宝骅家里印好后再秘密散发、张贴的。所以他本人亦决心留沪，不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
也正是这个留沪未走的陈宝骅，成为蔡叔厚以后被湮没无闻的源头。
陆久之的回忆文章又写道：“有一个陈某（即陈宝骅），在解放前夕，原想逃往台湾，经过老蔡（即蔡叔厚）劝说，认为根据自己的一贯表现，是可以得到人民谅解的，就留沪未走。此事，老蔡在解放前就向组织汇报过。
不料，解放后陈某突然被捕。老蔡就找管政法的潘汉年副市长汇报这个人的前后情况。潘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杨帆，经复查后，把陈放了。‘潘、杨事件’发生后，陈某又被捕了。老蔡对此想不通。他认为，一个执政的党，不能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
蔡叔厚为陈宝骅鸣不平，奔走营救，一为执政党的信誉，二为做朋友的信义和情谊，但“正在风头上，还要讲实事求是”的蔡叔厚处处碰壁，很多人认为蔡叔厚是在“自讨苦吃”，结果被“算总账了”，要把蔡叔厚也抓起来，幸得总理亲笔批示，“使叔厚在潘扬事件中暂时未牵连入狱……却在‘文革’中被送到监狱里‘补课’去了。”
蔡叔厚提供场地和设备，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使得李强能到亚美无线电公司偷学技术、能借到大华无线电公司的样机进行拆卸并画出结构图，能顺利购买到各种无线电配件……
在当时，“私造电台设备……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的。
李强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也说道：“蔡叔厚掩护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万一敌人查出我们在那里私造电台，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却丝毫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全力协助我们工作。”
这看似生分的话，实际上道出了蔡叔厚受冷遇、被湮没的实况，一方面是因为蔡叔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回中共，一方面是在镇反运动、潘、杨事件中蔡叔厚的不识时务，为陈宝骅、潘、杨等人鸣不平喊冤枉，所以他的恢复党籍申请一直被搁置，他便被当作党外进步人士看待。
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他1927年的党籍和党龄，一直要到1983年3月，离他屈死秦城已整整十二年。
张沈川学成后，采用上门家教的办法，对黄尚英、王子纲、喻杰生、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收发报业务培训。
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现状忧心忡忡，周恩来告诉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很快就能成功，同时要求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技术人员。
1929年10月，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测试良好，紧接着开始制造第二台。
第一部收发报机被安置在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的三层楼房里，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担任台长，蒲秋潮被调来担任报务员，并与张沈川假扮夫妻掩护电台，黄尚英作实习生。
1929年12月，李强带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在九龙弥敦道靠海边的一小楼里，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
邓小平带着机要员龚饮冰从上海经香港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时，龚饮冰从李强那里要了该电台的呼号和密码本。
百色起义后，起义部队电台与香港台通报：“百色起义成功”，次年1月，上海台与香港台实现了沪港通！
蒲秋潮收到黄尚英发来的电文了！该电文由张沈川交给吴克坚，吴克坚送到邓颖超手里，邓颖超用“豪密”译出后，送交周恩来阅看。这是中共电台通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自此，上海中央与广西根据地的联络便通过香港台进行转发。
曾三从益阳家乡来到武汉，找到了老上级高文华，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曾三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与弟弟伍云禄、堂妹伍若兰参加湘南起义后，他被留在家乡耒阳领导农军，不能坚持时逃出家乡，与曾希圣一起也来到武汉，跟长江局接上关系后，伍云甫也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抵达上海后，与先到的曾三同住一室。
广东大埔籍的复旦大学学生杨兰史也奉命学习无线电，他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红军通讯学校的校长。
陈寿昌找中共法南区委委员宋侃夫谈话，让其学习无线电。宋侃夫遂“与湘鄂西苏区的两位同志一起学习无线电”，起先由翁瑛（后叛变）担任培训老师，后来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担任指导老师。
蔡威也于此时被组织抽调，参加无线电通讯的学习。
其他还有王逸群、岳夏、朱帮英……
这些人于1930年初开始即在上海开始学习无线电，同年3月，宋濂、涂作潮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李强为科长的中央特科四科（通讯联络科）立时兵强马壮起来，吴克坚成为中共中央与中央特科四科的联络员。
吴德峰接手交通工作后，至1930年10月毛齐华等人回国时，地下交通线建设也取得卓越成效。
在原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基础上，将交通线一直延伸到绥芬河和满洲里；
将原有上海至武汉的长江线，又一直延伸到湘鄂西、湘鄂赣苏区边界；
将原有上海至香港、汕头的南方线，一直延伸到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完善、优化了外埠交通线。
在内部交通上，为中央各机关设置秘密联络点，各联络点均配置内部交通员，这些交通员都是各机关部门负责人的爱人，安全可靠、诚实可信。
外埠交通与内部交通的交集点在各秘密联络点，为安全保密计，外埠交通员与内部交通员实行错时制，比如事先规定外埠交通在上午到联络点送、取文件，内部交通员则安排在下午。
后来，中共中央将内、外交通科合并一处，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吴德峰担任局长。
从毛齐华等人回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地下交通线成功运作的概貌。
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四人于1930年秋末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打扮成商人后，经苏联交通员引导，翻山越岭走到中苏边境一个中国哨卡。
“两个站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晒太阳，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问话就让我们通过了。”
据此，我们明白绥芬河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已把哨卡的官兵，上上下下都打点明白了。
四人来到交通站，吃上热饭换好衣装后，每人都领到了一根腰带，腰带内缝有沿途需用的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使用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至大连，坐的是南满铁路，使用日本的军票，大连到上海，使用国民政府的纸币。
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行。
船到上海，毛齐华等四人按约定日期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的一家旅馆办理入住后，来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个租书摊上，一边装作看小人书，一边将写有所住旅馆、所用化名、接头暗语的纸条夹在小人书里，交给看书摊的“朱老板”。
每到晚上，交通员李培南雷打不动要去“朱老板”家一趟，将白天夹在书中的纸条取回，次日即去旅馆接头，接头后互通真姓实名，李培南再将来人姓名、地址、房号、接头办法转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另派人员进行接送。
半年前的涂作潮、宋濂，四个月后的张闻天、杨尚昆，都是通过这样的路线和方法顺利到达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的。
向组织报到后，吴克坚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租了一个房子，吴克坚住楼下，毛齐华与妻子潘林珍住楼上，曾三和伍云甫则搬来住亭子间住下。
大西路的那部电台搬到了这里，平时藏在毛齐华他们房间的衣橱里，夜间与香港台进行联络时，由曾三担任报务员，吴克坚依然负责传送原始报文的工作，担任邓颖超与毛齐华之间的交通员。
此时的蒲秋潮与丈夫胡伦，已奉命前往东北开展工作。夫妇俩皆四川广安人，胡伦与邓小平是同乡同学兼留法留俄同学。
蒲秋潮1936年病逝于东北，年仅31岁。
文中提到的人很多，不少在解放后都担任了省部级职务，如吴德峰、吴克坚、方仲如、李强、毛齐华、伍云甫、龚饮冰等，有些是厅局级干部，如交通员李培南（上海党校副校长，行政8级），蔡叔厚曾任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行政11级，一级工程师 等。里面提到的黄平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俄语教授，高教4级。
中共（地下）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毛囡 (2026-03-28 12:30:55) 评论 (1)中共（地下）电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大家对解放前（尤其在内战时期）中共情报系统的能力和地下电台活动情况印象很深，肯定也想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建立和其成员的情况，本文对此作一介绍。内容来自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供参考。
中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建立和完善地下交通线系统最早是由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中共六大前的两件事情，对周恩来触动很大。第一件是1928年的3月，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到莫斯科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电报后，通知了中共中央。当时让周恩来感叹，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按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如需要人员经舟车往返一次通知要耗时两个月左右，可凭借无线电报，转眼之间就解决了联络难题。由此想到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因重重封锁线和密布的暗探，即使交通员化装潜行，跋山涉水来回往返一次也需要两个月时间，安全性、时效性皆得不到保证。这让周恩来顿时产生中共也要抓紧发展无线电通讯的想法。
第二件是与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从青岛开始即遭遇暗探、水警、特务的跟踪盘问，险象环生，幸得沉着应付，才安全抵达哈尔滨，在共产国际交通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偷越国境到达莫斯科。这个经历让周恩来感到有一条可靠交通线的必要性。
经历了这两件事，他强烈意识到要去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二是要优化地下交通线系统。
在六大召开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为中共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的申请。于是，在1928年初夏，“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将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地对他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毛齐华等六人奉命白天在“中大”上课，晚上去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内，参加“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
“学习的内容，除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六大召开时，涂作潮作为会务人员和列席代表与周恩来有交流，周恩来听了他曾经做过木匠的身世经历后，对他说：“以后我就叫你木匠了。”此后，“木匠”就成了涂作潮的代号。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传达会议精神，对毛齐华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毛齐华等六人先行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后，涂作潮、宋濂、刘牺（希）吾、覃显（献）犹四人也被秘密送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学期为11个月。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首批（十名）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这十人中，陈昌浩后因被调去搞共青团工作，临时退学；刘牺吾后在肃反中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从此消失，其余八人皆在结业后回到国内。
后来，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对黄平、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等人进行了密电码编制及密电码本保管、译电的培训；后续又对李春田、王东、加夫、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潘汉年等人进行过培训。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先找李强、张沈川谈话，让他们搞无线电，又找吴德峰谈话，让其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整顿内部交通和外埠交通，以完善和优化地下交通线。
至此，周恩来想做的两件事情都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两项决策，犹如因陈延年被捕而成立的特委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特科，因顾顺章不受约束而调来聂荣臻形成中央军委直属情报系统等决策一样，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也成为中共求生存、得胜利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世功勋。
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长官们为赚外快，就让军用电台办了一个“上海无线电学校”，并登报招生。
张沈川以张燕铭的化名报名后，于1928年11月入学，1929年5月毕业后，被该军用电台留用实习两个月。在实习期间，张沈川暗暗将两本军用密码本抄下，交给组织，成为周恩来编制“豪密”的最直接参考资料。
张沈川去学习了报务，学土木工程的李强便专攻机务，他的首要任务是造出收发报机。
李强能造出电台，不得不提一个“年轻时英俊潇洒”、“壮年时豪迈激昂”、始终“雄心勃勃，以国士自居”、但后来却湮没无闻的人。这个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就是在共产党最低谷时期入党的蔡叔厚“蔡老板”。
蔡叔厚，字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与夏衍曾两度同学，与陆久之同为“官宦世子”，与张秋人、杨贤江是诸暨同乡，这四人对蔡叔厚影响巨大，使蔡叔厚从最初的实业救国思想转变为革命救国思想，并最终跟随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危险时期入党。
蔡叔厚与汤恩伯同时期留学日本，结为好友，汤回国后曾住蔡家，私谊更佳。
蔡叔厚以后在地下工作中能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又能在屡次险情中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汤恩伯起到了关键作用。
蔡叔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余杭路）1号设立绍敦电机公司，专营霓虹灯生意，后迁往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569号），自他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为党的交通站和党的文化支部。
在这里，无数中共高层在危难时际获得蔡叔厚无私的救援和接济，在这里，二楼车间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电台。
为让蔡叔厚协助李强造出电台，周恩来特意将他调入中央特科。
周恩来曾向共产国际情报组推荐阎宝航、杜斌丞等人，周恩来也两次推荐蔡叔厚为共产国际情报组工作，蔡叔厚由此先后成为佐尔格小组、高清小组的核心成员。
陆久之对此段经历在回忆文章中说：“……经过党的批准，（叔厚和我）参加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叔厚是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是日本东京站的负责人。……以后，叔厚还介绍了吴选青（吴先清）、王莹等同志来日本共同搞好这一工作，并由肖项平（肖炳实）同志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递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有段时间也协助我们工作过。”
上海沦陷后，蔡叔厚抵达重庆，受周恩来、董必武推荐，进入高清情报小组，成为高清小组由中共推荐的两个成员之一，另一个则是有“湘楚一绝”之称的赵英。
抗战胜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进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与陆久之共同策反汤恩伯、王新衡等人不成，却把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特派员陈宝骅策反了。
据《黄慕兰自传》记载，上海解放前夕，陈宝骅“向我们提供过敌人企图一网打尽白区中共和进步人士黑名单的绝密情报，”得此情报后，刘晓、刘长胜、田汉、张澜、罗隆基等大批中共要人和民主人士得以及时安全撤出上海。
“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陈宝骅家里印好后再秘密散发、张贴的。所以他本人亦决心留沪，不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
也正是这个留沪未走的陈宝骅，成为蔡叔厚以后被湮没无闻的源头。
陆久之的回忆文章又写道：“有一个陈某（即陈宝骅），在解放前夕，原想逃往台湾，经过老蔡（即蔡叔厚）劝说，认为根据自己的一贯表现，是可以得到人民谅解的，就留沪未走。此事，老蔡在解放前就向组织汇报过。
不料，解放后陈某突然被捕。老蔡就找管政法的潘汉年副市长汇报这个人的前后情况。潘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杨帆，经复查后，把陈放了。‘潘、杨事件’发生后，陈某又被捕了。老蔡对此想不通。他认为，一个执政的党，不能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
蔡叔厚为陈宝骅鸣不平，奔走营救，一为执政党的信誉，二为做朋友的信义和情谊，但“正在风头上，还要讲实事求是”的蔡叔厚处处碰壁，很多人认为蔡叔厚是在“自讨苦吃”，结果被“算总账了”，要把蔡叔厚也抓起来，幸得总理亲笔批示，“使叔厚在潘扬事件中暂时未牵连入狱……却在‘文革’中被送到监狱里‘补课’去了。”
蔡叔厚提供场地和设备，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使得李强能到亚美无线电公司偷学技术、能借到大华无线电公司的样机进行拆卸并画出结构图，能顺利购买到各种无线电配件……
在当时，“私造电台设备……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的。
李强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也说道：“蔡叔厚掩护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万一敌人查出我们在那里私造电台，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却丝毫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全力协助我们工作。”
这看似生分的话，实际上道出了蔡叔厚受冷遇、被湮没的实况，一方面是因为蔡叔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回中共，一方面是在镇反运动、潘、杨事件中蔡叔厚的不识时务，为陈宝骅、潘、杨等人鸣不平喊冤枉，所以他的恢复党籍申请一直被搁置，他便被当作党外进步人士看待。
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他1927年的党籍和党龄，一直要到1983年3月，离他屈死秦城已整整十二年。
张沈川学成后，采用上门家教的办法，对黄尚英、王子纲、喻杰生、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收发报业务培训。
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现状忧心忡忡，周恩来告诉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很快就能成功，同时要求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技术人员。
1929年10月，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测试良好，紧接着开始制造第二台。
第一部收发报机被安置在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的三层楼房里，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担任台长，蒲秋潮被调来担任报务员，并与张沈川假扮夫妻掩护电台，黄尚英作实习生。
1929年12月，李强带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在九龙弥敦道靠海边的一小楼里，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
邓小平带着机要员龚饮冰从上海经香港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时，龚饮冰从李强那里要了该电台的呼号和密码本。
百色起义后，起义部队电台与香港台通报：“百色起义成功”，次年1月，上海台与香港台实现了沪港通！
蒲秋潮收到黄尚英发来的电文了！该电文由张沈川交给吴克坚，吴克坚送到邓颖超手里，邓颖超用“豪密”译出后，送交周恩来阅看。这是中共电台通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自此，上海中央与广西根据地的联络便通过香港台进行转发。
曾三从益阳家乡来到武汉，找到了老上级高文华，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曾三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与弟弟伍云禄、堂妹伍若兰参加湘南起义后，他被留在家乡耒阳领导农军，不能坚持时逃出家乡，与曾希圣一起也来到武汉，跟长江局接上关系后，伍云甫也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抵达上海后，与先到的曾三同住一室。
广东大埔籍的复旦大学学生杨兰史也奉命学习无线电，他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红军通讯学校的校长。
陈寿昌找中共法南区委委员宋侃夫谈话，让其学习无线电。宋侃夫遂“与湘鄂西苏区的两位同志一起学习无线电”，起先由翁瑛（后叛变）担任培训老师，后来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担任指导老师。
蔡威也于此时被组织抽调，参加无线电通讯的学习。
其他还有王逸群、岳夏、朱帮英……
这些人于1930年初开始即在上海开始学习无线电，同年3月，宋濂、涂作潮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李强为科长的中央特科四科（通讯联络科）立时兵强马壮起来，吴克坚成为中共中央与中央特科四科的联络员。
吴德峰接手交通工作后，至1930年10月毛齐华等人回国时，地下交通线建设也取得卓越成效。
在原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基础上，将交通线一直延伸到绥芬河和满洲里；
将原有上海至武汉的长江线，又一直延伸到湘鄂西、湘鄂赣苏区边界；
将原有上海至香港、汕头的南方线，一直延伸到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完善、优化了外埠交通线。
在内部交通上，为中央各机关设置秘密联络点，各联络点均配置内部交通员，这些交通员都是各机关部门负责人的爱人，安全可靠、诚实可信。
外埠交通与内部交通的交集点在各秘密联络点，为安全保密计，外埠交通员与内部交通员实行错时制，比如事先规定外埠交通在上午到联络点送、取文件，内部交通员则安排在下午。
后来，中共中央将内、外交通科合并一处，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吴德峰担任局长。
从毛齐华等人回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地下交通线成功运作的概貌。
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四人于1930年秋末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打扮成商人后，经苏联交通员引导，翻山越岭走到中苏边境一个中国哨卡。
“两个站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晒太阳，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问话就让我们通过了。”
据此，我们明白绥芬河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已把哨卡的官兵，上上下下都打点明白了。
四人来到交通站，吃上热饭换好衣装后，每人都领到了一根腰带，腰带内缝有沿途需用的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使用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至大连，坐的是南满铁路，使用日本的军票，大连到上海，使用国民政府的纸币。
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行。
船到上海，毛齐华等四人按约定日期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的一家旅馆办理入住后，来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个租书摊上，一边装作看小人书，一边将写有所住旅馆、所用化名、接头暗语的纸条夹在小人书里，交给看书摊的“朱老板”。
每到晚上，交通员李培南雷打不动要去“朱老板”家一趟，将白天夹在书中的纸条取回，次日即去旅馆接头，接头后互通真姓实名，李培南再将来人姓名、地址、房号、接头办法转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另派人员进行接送。
半年前的涂作潮、宋濂，四个月后的张闻天、杨尚昆，都是通过这样的路线和方法顺利到达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的。
向组织报到后，吴克坚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租了一个房子，吴克坚住楼下，毛齐华与妻子潘林珍住楼上，曾三和伍云甫则搬来住亭子间住下。
大西路的那部电台搬到了这里，平时藏在毛齐华他们房间的衣橱里，夜间与香港台进行联络时，由曾三担任报务员，吴克坚依然负责传送原始报文的工作，担任邓颖超与毛齐华之间的交通员。
此时的蒲秋潮与丈夫胡伦，已奉命前往东北开展工作。夫妇俩皆四川广安人，胡伦与邓小平是同乡同学兼留法留俄同学。
蒲秋潮1936年病逝于东北，年仅31岁。
文中提到的人很多，不少在解放后都担任了省部级职务，如吴德峰、吴克坚、方仲如、李强、毛齐华、伍云甫、龚饮冰等，有些是厅局级干部，如交通员李培南（上海党校副校长，行政8级），蔡叔厚曾任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行政11级，一级工程师 等。里面提到的黄平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俄语教授，高教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