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
在写《没有“廊桥”的年代》这本小说集时，有朋友曾热心地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的人物安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呢？的确，朋友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回过头来看，我讲的这些故事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结局——
《珍梅，让我再为你当一次“红娘”》中，珍梅的委曲求全；《晓玉，你不要哭》中，晓玉在关键时刻的退出；《两个人的车厢》中，程苏的悄然远离；《我曾经的二板子》中，农村姑娘二板子被旧俗和恐惧隔绝的相爱……
《摆脱不开：人生悲剧的起源》，也是我含泪写下的一篇。回乡女知青赵文丽，始终不忘与北京知青孟秋生在蔴子地里那一夜的情感记忆。北京知青们回城已经七八年后，已成为中学教师的赵文丽，随教育局组团到北京参观。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与曾在她们村插过队的知青们相聚一堂，心里惦念的，当然还是孟秋生。谁知，这场很不容易凑起来的聚会，却被孟秋生那心生嫉妒的老婆蔡淑梅搅了局，闹得大家不欢而散。
然而，回到家乡山西恒山以后，赵文丽对孟秋生的思念反而愈加深重。那个如同在坟墓里苟且度日的男人，像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牢牢占据着她的心。她没心思洗衣做饭，没心思编写教案，整日像害了大病。终于，十年后，她又借送女儿来京上大学的机会，想见上孟秋生一面。经过曲曲折折、千迴百转，终于见到了孟秋生，但这一次来京比第一次还让她茫然不知所措。本以为会重温一回旧梦，结果却像打碎了“五味瓶”——她的心里说不出是酸，是甜，是苦，是辣，只剩下一种无处安放的痛苦和忧伤……
我始终认为，写作务必要有感情，“文章不是无情物”，小说尤其需要这样。《覆水难收：耽误片刻，错过一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主人公北京知青肖梦霞，当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思想十分僵化。“我”和妻子看她已二十七八了，便给她介绍了一个天津知青。七八天来，两个人相处得好好的，都以为他们这就成了。谁知最后一天，苏蒙从后面抱住她，或许只是想亲近一下，梦霞便认为他不正经，立刻动手，一巴掌把苏蒙打蒙了。这一巴掌，两个人的“谈爱”也就“吹灯拔蜡”，彻底散了。
一年后，胸怀“革命理想”的梦霞，嫁给了一个贫农的儿子，这是一个只会嘿嘿傻乐、终日抽烟，木讷寡言的男人。婚后，她随丈夫来到呼市生活。二十年后，“我们”在北京又偶然遇见了梦霞，才发现她过得非常不幸福。经过这么多年的时代变迁，她终于醒悟了，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无法挽回了。肖梦霞是无数知青女性中的一个：她单纯、谨慎、思想僵化，却在一次被认为“正确”的犹豫中，错过了一生中最真挚的情感。
面对朋友的质疑，我也并非没有动摇过。只要随意动一动笔，命运似乎就可能被重新安排，苦难也可以被收回，一切皆大欢喜。但这样的结局，真的可能吗？每次遇到这样的疑问，我心里都会生出迟疑——不是不知道怎样写得“更圆满”，而是不愿意、也不应该那样写。
我所经历和目睹的那个年代，许多人的一生，并不是败在没有机会，而是败在所有机会都早已替他们安排好了。那些看似稳妥、合理、被反复劝说的“好去处”，往往正是他们最不愿意走进去、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地方。
不论是珍梅、晓玉，还是赵文丽和肖梦霞，我都没有为她们预留另一条出路，也没有在远处替她们点亮一盏灯。这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因为我越来越确信：一旦我替她们安排了补偿性的结局，她们原本艰难而真实的选择，就会被改写成一种“通往幸福的手段”。那样的写作，更像是在替现实说谎，而不是在面对现实。如果那样写，就不成其为小说，更谈不上文学写作了。同时，在创作这些人物时，总会有一种灵感和激情的冲动，迫使你朝着客观、真实的对岸往下走。
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我并不是悲剧爱好者，而是拒绝虚假圆满的写作伦理。我不相信，在自己所要描写的现实结构中，会轻而易举地存在着大量皆大欢喜的结局。我想，我们也许不必悲观，但是一定要诚实。
上高中时，在语文课本上读过鲁迅先生的《祝福》、《药》、《孔乙己》等，没有一篇是“让人舒心”的作品。而正是这些小说，让当年尚且懵懂的我们逐渐明白：问题并不总在个人品德，而往往根植于社会结构。鲁迅从来没有为他的人物安排出路，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也很少去设想人物的命运怎样才能好起来，只是会感动，会落泪，从而看见一个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世界。
但是，我还要说，文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痛苦”，更不是单纯“揭露黑暗”或“显示深刻”。而真正的分野在于：文学是否尊重现实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替现实作出修饰。当现实本身充满裂缝、矛盾和无解之处时，文学如果硬要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并不是希望，而是粉饰。也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的作用不在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上大学时，我读过莫泊桑、欧·亨利，以及后来的辛格、川端康成等许多西方小说家的短篇。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强烈的控诉意味，但读后却常常令人动容。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为例，这是一篇拒绝“善后”的文本。它并没有替读者安放情绪，也没有给人物安排一个可以继续延伸的未来。川端在这里做的，只是把一段最柔软、最不设防的相遇，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时间。那位青年没有“得到”什么：没有爱情的结果，没有命运的转折，甚至连一次明确的表白都没有。歌女也并未因此获得改变命运的契机。故事结束时，世界照旧冷清，旅途照旧向前。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读者内心的感情波动，我当时已近“不惑”，但还是湿润了眼睛。这样看来，这篇小说的力量并不在于抚慰，而在于唤醒。它让人重新意识到：人的一生中，最深的感动，往往来自那些注定无以为继的瞬间。这时，我们能够被感动，甚至落泪，这就够了。
回过头来再看，文学不是为人生兜底的，它不负责替我们解释，也不负责替我们把痛苦处理干净，不负责把情绪熨平。文学，尤其是小说，并不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拒绝代替人生发言。它不急于判断，不急于总结，它所做的，只是把人的处境、情感和时间的流向，如实地放在那里，让读者独自去面对。我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仍然不敢忘记文学的这些基本原理。
感谢“文学城博客”专栏，为我发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的创作札记提供的平台；感谢读者一路以来的阅读与包容。这组系列随想到此为止。今后，我将陆续上传散文、随笔与短篇小说，以回应读者的厚爱。
（2026年2月1日星期日）
（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目前仍处于 KDP Select 的开放阅读期，2月23日之前，可在Amazon平台 ，使用Kindle 设备或 Kindle App 在订阅范围内免费阅读。）
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
光耀翁 (2026-02-06 03:25:58) 评论 (2)
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
在写《没有“廊桥”的年代》这本小说集时，有朋友曾热心地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的人物安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呢？的确，朋友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回过头来看，我讲的这些故事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结局——
《珍梅，让我再为你当一次“红娘”》中，珍梅的委曲求全；《晓玉，你不要哭》中，晓玉在关键时刻的退出；《两个人的车厢》中，程苏的悄然远离；《我曾经的二板子》中，农村姑娘二板子被旧俗和恐惧隔绝的相爱……
《摆脱不开：人生悲剧的起源》，也是我含泪写下的一篇。回乡女知青赵文丽，始终不忘与北京知青孟秋生在蔴子地里那一夜的情感记忆。北京知青们回城已经七八年后，已成为中学教师的赵文丽，随教育局组团到北京参观。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与曾在她们村插过队的知青们相聚一堂，心里惦念的，当然还是孟秋生。谁知，这场很不容易凑起来的聚会，却被孟秋生那心生嫉妒的老婆蔡淑梅搅了局，闹得大家不欢而散。
然而，回到家乡山西恒山以后，赵文丽对孟秋生的思念反而愈加深重。那个如同在坟墓里苟且度日的男人，像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牢牢占据着她的心。她没心思洗衣做饭，没心思编写教案，整日像害了大病。终于，十年后，她又借送女儿来京上大学的机会，想见上孟秋生一面。经过曲曲折折、千迴百转，终于见到了孟秋生，但这一次来京比第一次还让她茫然不知所措。本以为会重温一回旧梦，结果却像打碎了“五味瓶”——她的心里说不出是酸，是甜，是苦，是辣，只剩下一种无处安放的痛苦和忧伤……
我始终认为，写作务必要有感情，“文章不是无情物”，小说尤其需要这样。《覆水难收：耽误片刻，错过一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主人公北京知青肖梦霞，当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思想十分僵化。“我”和妻子看她已二十七八了，便给她介绍了一个天津知青。七八天来，两个人相处得好好的，都以为他们这就成了。谁知最后一天，苏蒙从后面抱住她，或许只是想亲近一下，梦霞便认为他不正经，立刻动手，一巴掌把苏蒙打蒙了。这一巴掌，两个人的“谈爱”也就“吹灯拔蜡”，彻底散了。
一年后，胸怀“革命理想”的梦霞，嫁给了一个贫农的儿子，这是一个只会嘿嘿傻乐、终日抽烟，木讷寡言的男人。婚后，她随丈夫来到呼市生活。二十年后，“我们”在北京又偶然遇见了梦霞，才发现她过得非常不幸福。经过这么多年的时代变迁，她终于醒悟了，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无法挽回了。肖梦霞是无数知青女性中的一个：她单纯、谨慎、思想僵化，却在一次被认为“正确”的犹豫中，错过了一生中最真挚的情感。
面对朋友的质疑，我也并非没有动摇过。只要随意动一动笔，命运似乎就可能被重新安排，苦难也可以被收回，一切皆大欢喜。但这样的结局，真的可能吗？每次遇到这样的疑问，我心里都会生出迟疑——不是不知道怎样写得“更圆满”，而是不愿意、也不应该那样写。
我所经历和目睹的那个年代，许多人的一生，并不是败在没有机会，而是败在所有机会都早已替他们安排好了。那些看似稳妥、合理、被反复劝说的“好去处”，往往正是他们最不愿意走进去、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地方。
不论是珍梅、晓玉，还是赵文丽和肖梦霞，我都没有为她们预留另一条出路，也没有在远处替她们点亮一盏灯。这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因为我越来越确信：一旦我替她们安排了补偿性的结局，她们原本艰难而真实的选择，就会被改写成一种“通往幸福的手段”。那样的写作，更像是在替现实说谎，而不是在面对现实。如果那样写，就不成其为小说，更谈不上文学写作了。同时，在创作这些人物时，总会有一种灵感和激情的冲动，迫使你朝着客观、真实的对岸往下走。
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我并不是悲剧爱好者，而是拒绝虚假圆满的写作伦理。我不相信，在自己所要描写的现实结构中，会轻而易举地存在着大量皆大欢喜的结局。我想，我们也许不必悲观，但是一定要诚实。
上高中时，在语文课本上读过鲁迅先生的《祝福》、《药》、《孔乙己》等，没有一篇是“让人舒心”的作品。而正是这些小说，让当年尚且懵懂的我们逐渐明白：问题并不总在个人品德，而往往根植于社会结构。鲁迅从来没有为他的人物安排出路，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也很少去设想人物的命运怎样才能好起来，只是会感动，会落泪，从而看见一个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世界。
但是，我还要说，文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痛苦”，更不是单纯“揭露黑暗”或“显示深刻”。而真正的分野在于：文学是否尊重现实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替现实作出修饰。当现实本身充满裂缝、矛盾和无解之处时，文学如果硬要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并不是希望，而是粉饰。也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的作用不在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上大学时，我读过莫泊桑、欧·亨利，以及后来的辛格、川端康成等许多西方小说家的短篇。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强烈的控诉意味，但读后却常常令人动容。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为例，这是一篇拒绝“善后”的文本。它并没有替读者安放情绪，也没有给人物安排一个可以继续延伸的未来。川端在这里做的，只是把一段最柔软、最不设防的相遇，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时间。那位青年没有“得到”什么：没有爱情的结果，没有命运的转折，甚至连一次明确的表白都没有。歌女也并未因此获得改变命运的契机。故事结束时，世界照旧冷清，旅途照旧向前。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读者内心的感情波动，我当时已近“不惑”，但还是湿润了眼睛。这样看来，这篇小说的力量并不在于抚慰，而在于唤醒。它让人重新意识到：人的一生中，最深的感动，往往来自那些注定无以为继的瞬间。这时，我们能够被感动，甚至落泪，这就够了。
回过头来再看，文学不是为人生兜底的，它不负责替我们解释，也不负责替我们把痛苦处理干净，不负责把情绪熨平。文学，尤其是小说，并不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拒绝代替人生发言。它不急于判断，不急于总结，它所做的，只是把人的处境、情感和时间的流向，如实地放在那里，让读者独自去面对。我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仍然不敢忘记文学的这些基本原理。
感谢“文学城博客”专栏，为我发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的创作札记提供的平台；感谢读者一路以来的阅读与包容。这组系列随想到此为止。今后，我将陆续上传散文、随笔与短篇小说，以回应读者的厚爱。
（2026年2月1日星期日）
（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目前仍处于 KDP Select 的开放阅读期，2月23日之前，可在Amazon平台 ，使用Kindle 设备或 Kindle App 在订阅范围内免费阅读。）
在写《没有“廊桥”的年代》这本小说集时，有朋友曾热心地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的人物安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呢？的确，朋友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回过头来看，我讲的这些故事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结局——
《珍梅，让我再为你当一次“红娘”》中，珍梅的委曲求全；《晓玉，你不要哭》中，晓玉在关键时刻的退出；《两个人的车厢》中，程苏的悄然远离；《我曾经的二板子》中，农村姑娘二板子被旧俗和恐惧隔绝的相爱……
《摆脱不开：人生悲剧的起源》，也是我含泪写下的一篇。回乡女知青赵文丽，始终不忘与北京知青孟秋生在蔴子地里那一夜的情感记忆。北京知青们回城已经七八年后，已成为中学教师的赵文丽，随教育局组团到北京参观。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与曾在她们村插过队的知青们相聚一堂，心里惦念的，当然还是孟秋生。谁知，这场很不容易凑起来的聚会，却被孟秋生那心生嫉妒的老婆蔡淑梅搅了局，闹得大家不欢而散。
然而，回到家乡山西恒山以后，赵文丽对孟秋生的思念反而愈加深重。那个如同在坟墓里苟且度日的男人，像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牢牢占据着她的心。她没心思洗衣做饭，没心思编写教案，整日像害了大病。终于，十年后，她又借送女儿来京上大学的机会，想见上孟秋生一面。经过曲曲折折、千迴百转，终于见到了孟秋生，但这一次来京比第一次还让她茫然不知所措。本以为会重温一回旧梦，结果却像打碎了“五味瓶”——她的心里说不出是酸，是甜，是苦，是辣，只剩下一种无处安放的痛苦和忧伤……
我始终认为，写作务必要有感情，“文章不是无情物”，小说尤其需要这样。《覆水难收：耽误片刻，错过一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主人公北京知青肖梦霞，当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思想十分僵化。“我”和妻子看她已二十七八了，便给她介绍了一个天津知青。七八天来，两个人相处得好好的，都以为他们这就成了。谁知最后一天，苏蒙从后面抱住她，或许只是想亲近一下，梦霞便认为他不正经，立刻动手，一巴掌把苏蒙打蒙了。这一巴掌，两个人的“谈爱”也就“吹灯拔蜡”，彻底散了。
一年后，胸怀“革命理想”的梦霞，嫁给了一个贫农的儿子，这是一个只会嘿嘿傻乐、终日抽烟，木讷寡言的男人。婚后，她随丈夫来到呼市生活。二十年后，“我们”在北京又偶然遇见了梦霞，才发现她过得非常不幸福。经过这么多年的时代变迁，她终于醒悟了，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无法挽回了。肖梦霞是无数知青女性中的一个：她单纯、谨慎、思想僵化，却在一次被认为“正确”的犹豫中，错过了一生中最真挚的情感。
面对朋友的质疑，我也并非没有动摇过。只要随意动一动笔，命运似乎就可能被重新安排，苦难也可以被收回，一切皆大欢喜。但这样的结局，真的可能吗？每次遇到这样的疑问，我心里都会生出迟疑——不是不知道怎样写得“更圆满”，而是不愿意、也不应该那样写。
我所经历和目睹的那个年代，许多人的一生，并不是败在没有机会，而是败在所有机会都早已替他们安排好了。那些看似稳妥、合理、被反复劝说的“好去处”，往往正是他们最不愿意走进去、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地方。
不论是珍梅、晓玉，还是赵文丽和肖梦霞，我都没有为她们预留另一条出路，也没有在远处替她们点亮一盏灯。这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因为我越来越确信：一旦我替她们安排了补偿性的结局，她们原本艰难而真实的选择，就会被改写成一种“通往幸福的手段”。那样的写作，更像是在替现实说谎，而不是在面对现实。如果那样写，就不成其为小说，更谈不上文学写作了。同时，在创作这些人物时，总会有一种灵感和激情的冲动，迫使你朝着客观、真实的对岸往下走。
文学不负责圆满和“善后”。我并不是悲剧爱好者，而是拒绝虚假圆满的写作伦理。我不相信，在自己所要描写的现实结构中，会轻而易举地存在着大量皆大欢喜的结局。我想，我们也许不必悲观，但是一定要诚实。
上高中时，在语文课本上读过鲁迅先生的《祝福》、《药》、《孔乙己》等，没有一篇是“让人舒心”的作品。而正是这些小说，让当年尚且懵懂的我们逐渐明白：问题并不总在个人品德，而往往根植于社会结构。鲁迅从来没有为他的人物安排出路，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也很少去设想人物的命运怎样才能好起来，只是会感动，会落泪，从而看见一个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世界。
但是，我还要说，文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痛苦”，更不是单纯“揭露黑暗”或“显示深刻”。而真正的分野在于：文学是否尊重现实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替现实作出修饰。当现实本身充满裂缝、矛盾和无解之处时，文学如果硬要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那并不是希望，而是粉饰。也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的作用不在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上大学时，我读过莫泊桑、欧·亨利，以及后来的辛格、川端康成等许多西方小说家的短篇。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强烈的控诉意味，但读后却常常令人动容。以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为例，这是一篇拒绝“善后”的文本。它并没有替读者安放情绪，也没有给人物安排一个可以继续延伸的未来。川端在这里做的，只是把一段最柔软、最不设防的相遇，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时间。那位青年没有“得到”什么：没有爱情的结果，没有命运的转折，甚至连一次明确的表白都没有。歌女也并未因此获得改变命运的契机。故事结束时，世界照旧冷清，旅途照旧向前。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读者内心的感情波动，我当时已近“不惑”，但还是湿润了眼睛。这样看来，这篇小说的力量并不在于抚慰，而在于唤醒。它让人重新意识到：人的一生中，最深的感动，往往来自那些注定无以为继的瞬间。这时，我们能够被感动，甚至落泪，这就够了。
回过头来再看，文学不是为人生兜底的，它不负责替我们解释，也不负责替我们把痛苦处理干净，不负责把情绪熨平。文学，尤其是小说，并不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拒绝代替人生发言。它不急于判断，不急于总结，它所做的，只是把人的处境、情感和时间的流向，如实地放在那里，让读者独自去面对。我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仍然不敢忘记文学的这些基本原理。
感谢“文学城博客”专栏，为我发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的创作札记提供的平台；感谢读者一路以来的阅读与包容。这组系列随想到此为止。今后，我将陆续上传散文、随笔与短篇小说，以回应读者的厚爱。
（2026年2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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