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经历了十年动荡，中国在知识、科学与制度层面几乎同时出现断裂，亟需一个精神坐标，来证明“科学仍然存在”“知识分子仍然有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景润被推到聚光灯下，成为“向科学进军”的标志性人物，被树立为“时代楷模”。

 

这种选择，并非偶然。

 

陈景润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陈氏定理”在当时的国际数学界具有真实分量，他的刻苦、专注、孤绝，也恰好符合那个年代对“纯粹科学精神”的想象需求。在物质匮乏、制度尚未修复的年代，一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将全部生命投入公式与演算的人，极易被塑造成精神图腾。

 

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

 

长期以来，我们对陈景润的叙述，几乎只剩下一个维度：工作。他被反复讲述为“废寝忘食”“不修边幅”“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这些明显属于个人生活困境的部分，反而被包装成道德勋章，被视为“科学家的应有姿态”。于是，一个本该令人同情、反思制度与环境的问题，逐渐被转化为值得模仿的榜样。

 

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价值引导。

 

如果借用一句老话，陈景润或许可以被称为“工作的楷模，生活的侏儒”。这并非对个人的嘲讽，而是对叙事结构的批评。他被塑造成高度功能化的存在——一个极端有效的“科研工具人”。在这种叙事中，人不再是完整的人，而只是成果的载体。

 

而一个健康的社会，恰恰不应把这种极端状态当作理想。

 

真正值得提倡的楷模，应该是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建立张力而非牺牲关系的人。科学精神不等于自我毁弃，学术专注也不必以人格残缺为代价。将“不会生活”“无法自理”合理化，甚至神圣化，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工具化想象，是对年轻一代隐性的道德胁迫。

 

我们当然需要尊重陈景润的贡献，也应当理解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但理解不等于继承，敬重不等于复制。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极端，转化为跨时代的普遍楷模，本身就是一种误读。

 

也许，重新思考陈景润，并不是为了“去楷模化”某一个人，而是为了告别一种旧式的成功观：那种要求人把自己彻底献祭给目标、并以此证明价值的陈腐观念。

 

一个正常而现代的社会，应当允许、也应当鼓励人完整地活着——既能专注工作，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既有成就，也有人格；既对世界有贡献，也对自己负责。

 

这，或许才是真正值得后人学习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