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批评声浪涌向谷爱凌，忠诚度与双重国籍之争
雅美之途 (2026-02-25 04:06:26) 评论 (3)美国的批评声浪正在涌向谷爱凌，我们不知道谷爱凌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大的舆论压力。我不指责任何人代表任何国家竞赛的热情，我认为你想代表哪国是各人的自由选择，谷爱凌的斯坦福队友就是美国出生但是代表英国出征。
我遗憾的是两点：首先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国；另外就是中国在国籍问题上给了谷爱凌开后门的特殊待遇。我们是否可以借此话题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
美国国会议员在议长约翰逊出席下说出这番话：“看看那些运动员，我都不想点名，他们在美国训练，住在美国，生在美国，享受着美国给他们的自由，却连一点尊重都不肯给这个给了他们一切的国家，不肯代表这个国家出战。我真搞不懂，但是我就能想到两千万个理由（这里暗指谷爱凌每年挣2300万美元）。但我最后注意到，那位并没有坐飞机回那个共产国家，而是回到了自由之地—美利坚，这个世界上最棒、给他们机会的国家（这里显然是指谷爱凌）。再对比一下男子冰球队，他们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他们拼尽一切，把热血留在冰面上。所以，我们要向所有在美国训练、为祖国自豪的美国运动员致敬”。
耶鲁校友们似乎对斯坦福学生不友好啊，虽然斯坦福现在是耶鲁前校长的儿子掌舵。继美国副总统和耶鲁校友万斯批评之后，美国财长和耶鲁校友贝森特也加入到对谷爱凌的批评中：“就像那位年轻的奥运选手一样，副总统在前一档节目里提到的那位。美国对她很好，但她却被出卖到了中国。美国对索罗斯先生也很好”。谷爱凌让贝森特想起了自己的前老板索罗斯，既然他认为谷爱凌被出卖给了中国，那么索罗斯被出卖给了哪国？难道是俄罗斯？
谷爱凌认识到自己成为沙袋被人击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成为了美国的头号敌国，她在斯坦福主修的国际政治没有白学。她调侃量子力学的话也被斯坦福人擢穿，因为她根本沒有学过，到是在斯坦福东亚系选过课。
她也应该明白自己在美国的路会很难了，公司赞助是依靠品牌形象的，美国除总统之外的两位高官如此批评她，国会议员的批评声也上来了，使她的忠实度和诚信严重受损。她不可能两头通吃，应该尽快拿到斯坦福学位后回国。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应该能像允许这位特殊人才双重国籍那般，最好不要要求她每天读初心论或红宝书。
读了《Stanford Review》关于谷爱凌的文章后，我感到这份由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办的斯坦福保守派杂志，确实带着鲜明的斯坦福烙印。他们对谷爱凌的批评几乎都是从“金钱”谈起，斯坦福人真是绝了，他们讨论谷爱凌也是围绕男女运动员收入差距展开。在他们的叙事里，核心始终是钱，而事实上，她如今已是全球收入排名第四的运动员。
斯坦福的文章当然指责谷爱凌选择利益而非国家，把她贴上所谓“具有中国特征的女权主义者”的标签。
文章还源引了美国东海岸名校的历史性人物，这是斯坦福所欠缺的，例如哈佛的肯尼迪和校园邮件杀手Ted Kaczynski，以及耶鲁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Nathan Hale）。Nathan双脚困绑的塑像在耶鲁老校园，这是他的名言：“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他们借此类比，称谷爱凌似乎“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自己”。
这种说法听起来尖锐，但逻辑也很清楚的，她在美国长大，却选择代表共产中国参赛。在美国保守派看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情怀”。她是否真的要把一生奉献给共产党中国？还是只是在两个国家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
斯坦福最杰出的运动虽然批评谷爱凌，但是遇见爱尔兰的二千万美元也有妥协：“美国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女子运动员、斯坦福校友凯蒂·莱德基（Katie Ledecky）终于就此事打破沉默。她说：“我对谷爱凌把金钱置于国家之上的决定感到极度厌恶。我作为一名没有报酬的运动员，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赢得了14枚奖牌。”莱德基在声明的最后说：“Tiocfaidh ár lá”（意为“我们的日子将会到来”），并宣布她将接受一份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代表爱尔兰参赛，以庆祝她的母系血统。””
在我看来，美国保守派的批评背后，让我们更深层的遗憾在于：原本可以合作的两个国家，如今却处于高度对立之中。中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被美国民众和政治家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甚至敌手的国家？美国行政高官和国会议员已经在演讲中公开指责谷爱凌的忠诚度，这让像谷爱凌这样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无所适从。身处两个国家之间，她在任何一边都可能被要求“表态”与“站队”。
我劝她赶快拿到斯坦福学位后回国，在湾区己经很危险了，她在斯坦福的宿舍号码被人好奇拍后，盗贼入她宿舍将所有抽屉都翻遍，这是很恐怖的事件。她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在校园附近己经有人跟踪他，需要警察的紧急解救，她应该从那几千万美金中拿钱雇几个私人保镖。
从法律上讲，美国很难取消她的国籍，因为她出生在美国；而从现实操作看，中国方面事实上给予她某种特殊安排，使她在实践中呈现出双重国籍。问题在于，中国法律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却在个案中进行灵活处理。这种现实与法律之间的张力，是否可能成为推动制度调整的契机？
读者问我，既然双重国籍对中国只有好处，那么为什么中国不修改法律？我只有说历史原因不可忽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华人同时拥有中国与印尼国籍，中国向印尼输出共产主义，印尼社会由此产生紧张情绪，甚至出现排华浪潮。主要是认为华裔不忠，导致大量华人被杀。周恩来当年因此强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以避免海外华人陷入政治困境。
这一政策在当时有其历史背景，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与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在全球化和人口流动高度频繁的当下，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政策。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时双重国籍恐怕也为美国政客找到更多排华的理由。
谷爱凌的案例，或许会成为一个现实样本。事实上，当法律条文与实际操作出现明显落差时，制度迟早需要面对调整的压力。当然，任何制度变革都不容易，往往需要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深刻推动。我们知道让中国猫儿改革政策是何其难的事情，只有白纸运动可能危及他的政权时才有可能松动。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