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襄樊城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后来听说，解放军攻打襄樊，采取的是“掏心战术”，为防盘踞在南阳的国民党守军王凌云逃跑，先将其退路截断，先拿下襄阳，再攻克南阳。

据孟云说：攻克襄阳的部队是二野四纵队的王近山和王宏坤指挥的。王宏坤后来在文革中，投靠了“四人帮，”成为其集团的一分子，晚节不保。

襄阳国民党军方面是康泽坐镇，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是搞特工出身，指挥两军对决是门外汉。在城防即将破防时，他自知无力回天，准备弃城从天上逃跑。他调派了部分士兵赶修飞机跑道，被西门外同济医院水塔上，居高临下的解放军观察哨发现，解放军明显加快了攻势。

在农历五月十五，也就是阳历七月十三日，发起了猛攻。一时间，信号弹升空，四个门全线总攻，主攻西门，所以，西门首先被破。解放军冲进城里，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巷战。凤鸣在学校里听到了学校外面的厮杀声，脚步声，以及喊着缴枪不杀的口令声，声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她这下知道害怕了，蜷缩在桌子下，不敢动弹。

据传说，攻克襄阳后，解放军到处搜索国军守军司令康泽，足足搜了三天，才找到康泽的藏身处。

他没有来得及乘飞机逃逸，只好躲在襄阳第五师范学校的地下室内，康泽当时闻听城池被破的消息，准备为蒋介石“成仁”，拔枪向着右边头部开枪，被他的副官眼疾手快，用手一拦，子弹没有射中其头部，只是击中了左边臂膀。解放军才得与把他从地下室用担架抬出来。一时间，满城传遍了“活捉康泽”的消息。

解放军进城后，对五高的学生很友善，学生们因此也不惧怕解放军。五高旁边有个国民党军的军火库，解放军就把学生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小农场去。解放军的指挥员李适，还召集学生们讲话。他说：同学们有愿意到解放区的，我们可以给安排工作，愿意读书的，可以继续读书，不愿意读书的，就可以去工作。大家自愿选择，我们不强迫。

当时的学生，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国共两党的政局孰优孰劣，还没人看得清楚。

所以，学生们跟上解放军走的不多。而不久后，解放军实现战略转移，主动放弃了襄阳城。

国民党军农历六月又重新进踞了襄阳城。五高的国民党教官又控制了学校，动员学生迁校到距汉口较近的蒲圻。不愿意去的自动取销学籍。学生们大多求学心切，都不愿意注销学籍，于是，大部分学生都随着学校搬迁至浦圻，李凤鸣也在其中。只是，她到了蒲圻以后，就生病了，病得还不轻，这使得她不得不休学回家太平店养病。

她在家养了三个月的病，第二次襄阳攻防战爆发，襄阳再次易手。国民党军彻底完败失守。

1950年，李凤鸣跑到武汉报考中央财贸部经办的财贸学校。当时，她跑来汉口普爱医院找到了我和杨文英，并在我们宿舍留宿。杨文英在帮她洗衣服时，发现了她衣服口袋里的国民党三青团的团员证。杨文英让我看了，我们两都感到奇怪，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这个不祥之物，她这是要干什么？于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就偷偷把她的团员证撕毁丢掉，事后也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过问我们她的三青团团员证下落。直到1951年她参加了工作后，才来信叫我和杨文英给她写证明材料，证明那是学校要求的集体行为，并非她个人与国民党有什么偏爱。

1995年10月，我去青岛旅游时，再次与李凤鸣见面，方才与她聊起这桩当年往事，不像45年前那时，我们之间久未谋面而彼此存有戒心，不敢向她提及三青团团员证。她说她是因为听人家说，参加过反动组织的证件，需要上缴到政府手中，而她带在身上，是要上缴而一时找不到地方上缴而已。所以，并非是如当初我和杨文英所想的那样，她还对国民党存在幻想，揣着它为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后，可以安身立命。现在我二人提起往事，大家当真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