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 影
——记刘羽
（前言： 这是我三十八年的朋友、兄长、导师一平的文章。 一平于2024年末突然离世。 他著述甚丰。这篇让我感慨。 只有一平能把一个代表性的人写得如此全面深刻！）
1
他终于走了。也好,他可以轻松了。安静,一切归于安静。消息来得很突然,是夜间。朋友电话中地说,刘羽不行了,已经昏迷。去年六月,他在波兰发现肺癌,切了一叶肺;八月,他草草了结波兰的事情,匆匆回国。终于回去了,走了14年。他明白,他回家乡是来结束生命的,如能再耗几年,那就是幸运。他到北京没有通知朋友,说是好一些再去看望他们。我想他是不愿让朋友见他陷于绝境。他等待时间,希望时间能将事情淡漠。
可两个多月后,他又再次入院,病体已经扩散到肺的另一叶、连同脑和腹部。他知道再无希望,这才告知朋友,望最后见一面。他最后的日子很痛苦,上了呼吸机,虚弱憔悴,时而昏迷,时而明白。朋友去看他,他只是拉着朋友的手落泪。他是厚道人,一生重情谊。想到他,我就想到北京的胡同、冬天、厚厚的棉袄。他温暖,可也恐慌郁抑,我想象得到,终前他那长长的,凹瘦、充满苦痛的脸和模糊、悲哀、深有恐惧的眼睛。他渴望活下去,舍不得女儿、朋友、家庭、熙熙攘攘的街市。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热爱世俗的生活和世界,不论其多么糟糕。
朋友说他死得不平静。后一次入院,他像迫害狂患者,只要明白就拼命吼叫、折腾、扯管子,叫嚷警察抓人、医生残害他,状态颇可怕。他是老实人,一生克制退缩,尽量迁就忍让,自然他固执,但多还是委屈自己。没人想到,他最后的生命会是这样。其实他忍耐了一生,只是到了最后,生命才解脱了所有的障碍,最终有了真实,有了一次彻底的发泄和反抗。他应该有一次。
2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8年初春,那是为一位朋友安排后事。他当时在《团结报》做记者,算有点地位。他穿一件挺体面的皮夹克,紧身,黄褐色,围巾打在里面。头发整齐,但已杂有白发。他大个子,背稍有点驼,大概是因为总要迁就别人吧。他自恃,和人保有距离,没怎么说话,目光也有些躲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脸,长、重皱纹,骨胳凸出,人称马脸,加上一付深框眼镜,面相颇苦。我知道他坐过牢。
刘羽是《今天》的元老,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因为不同意参加抗议政府的签名而退出。这事挺体现他的性格,不甘寂寞,有心气儿,好幻想,但有点怵事。我说他:犹犹豫豫,大事糊涂。他不是很有能力的人。有人说他是老油子,实不是。他经历甚多,但多受害,于是性格中便有了拐弯抹角。他确有些小狡猾,但多为了保护自己。1996年我在波兰,他去罗兹看我,兴奋地说,他拿到了美国签证。我随意地问:谁给办的?他吞吞吐吐,说是什么美国出版社。我明白谁帮了他。他编此含混的“谎话”,是怕我也去麻烦那位朋友。见他难堪,我挺歉意。刘羽的“狡猾”,有时会弄到可笑的地步。我离开东欧的前一年,他有四万美金,是夫妻俩在外奔哧了六、七年的家当。因为没纳税,他得去趟德国把钱洗一遍,可怎么把钱带出波兰呢?方玲告诉我,他坐火车过波德边境,把四万美金藏在点心匣里,明面儿摆在茶桌上,还特意把匣盖儿敞开点,露出里面的糕点。于是他下车边检、过境。天啊!如果查车人嘴馋,或怀疑食品不卫生......他太太边讲边埋怨,他边听边笑,即不好意思,却又有点得意,说这叫出奇制胜。我想他是模仿劣等电影,圆一回导演梦。刘羽“狡猾”在表面,其下是天真。
文革中,他和人辩论,说“谁都有错误”。人问:“毛主席也有错误吗?”他傻乎乎地说:“当然,毛主席也有错误。”于是,他蹲了几年大狱。大约从那以后,他性格中便有了躲闪,畏首畏尾。有些坐过牢的人喜欢炫耀牢狱之历,但刘羽很少提及。我明白,其缄口必有深痛大辱。他是自尊,而不愿触动那道伤口。
刘羽的父亲是老一代电影家,他长在北影大院,身边儿的朋友颇有些好汉,由《今天》到“星星画会”,到第五代导演,以后他们大多成了事,或权倾一方或名满天下。有时,他谈到这些朋友,风趣地讲他们的逸事,有敬意、有骄傲、但也伤感。我知道他心底的失意和苍凉。据说,他的葬礼各路豪杰济济一堂,仿佛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这个老实人,对他有所歉意。当初他们一同混迹京城,坐论天下,可结局他是这么糟糕。在中国,人大抵得有点混气,如果没点天地不怕的蛮横绝对不行。老实大抵要被消灭,这是中国的真理。
刘羽天赋不高,文革前一年没考上大学,去了工厂。1960年代,高中生算有文化了,而他又混在文化圈中,也就染了文癖。他读了不少书,一手好字,清秀、光洁、有力,全不像他的面貌。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如军队;权力待遇上分等级有特权,文化上也同样,比如“参考”就有好几等。当时北京有两拨子弟特别,军政大院和文化大院。后者自然逊色,但文化上却捷足先登,比如看内部电影,当时平民子弟能蹭个光,算是荣誉。后来,刘羽去《团结报》当记者,也是靠文化界的人缘。在电影大院,他能读到内部书籍,也有些特别的信息,而且结识不少文化界老人儿,因此他对西方现代文化略有了解。以毛时代之封闭贫乏,大概这就是先知先觉了。此也是后来,他和北岛、芒克等人一起筹办《今天》的原因。
1970年前后,革命已经衰退。北京虽然还空喊着激烈口号,但暴力的余烟下,颓废之情四处蔓延,简直穿墙透壁磨骨销石。毕竟是千年没落的古城。青年们被赶到农村,又逃回来。无所事事,打群架,搜寻流散的书籍,恋爱,漫天胡扯,串来串去,也有的画画、写诗,研究救国救民的思想。当时郭路生的诗大抵是表现了这些。刘羽热心、好结交,又有点文化优势,因此颇活跃。他奔走于北京各地下“沙龙”和“艺术家”之间,周转文本,联络关系,彻夜神聊。当时他的绰号是:先锋文化联络副官。我始终没弄明白,他是由此而入狱呢?还是人入过狱,就永久留在了地下?总之,他是当年京城地下文化的一号,结交甚广,颇有“成就”,北岛和芒克即经他相识。无此,大概也就没有《今天》,或全不是那个样子。依刘羽的“好脾气”,我想眼下中国一些“大师”那时没少抽他的烟,蹭他的饭。“炒两好菜”,朋友这样回忆他,“当时朋友圈中,他是唯一有工资的人。”
3
当时,刘羽采访各界名流,结交才子,还为香港拍过一部西藏纪录片,在中国算是“居高临下”。方玲是《体育报》编辑,管一个版面,刚分到一套新房,已经拿了钥匙。她不想去,可架不住刘羽的固执,于是两人辞职,交房,备货,毅然奔了匈牙利。已过不惑之年,没有落脚、不通言语、无积蓄、又没谋生之技,去干什么呢?现在想想,以他们的年纪,弃家毁业,奔自由闯世界,简直是胡来;而刘羽还有一个前妻留下的五、六的岁女儿。不可思议,是惑还是不惑呢? 积极而言,我也可以说刘羽有心气儿,不失生命的激情。几十年中国人有过自由和畅尽吗?生命遏制于某点,终生也难穿越。长久的禁闭,人如囚豸,而一旦有个缝隙,即不计后果冲撞而去。“自由,比黄金明亮可贵”。如果我夸张一下,刘羽的那个劲头儿,就是“毋自由无宁死”了。再,那个时代,文化是反语,零星翻译文字是困顿青年的慰籍,因为被禁止而成为希望和梦想。欧洲,对北京读书青年是圣城,有如红卫兵的延安。隔绝和贫乏产生了虚幻,“大城由云端显出金辉”。刘羽,中国早期先锋文化的“地下工作者”,能够抵挡那道缝隙闪出的诱惑和召唤吗?生存和文化;现实和幻想;虚构、非虚构已经没了区别。人被“专制”,而丧失存在。集权使大多数人沦至本能;而又使少数人陷入虚幻。似乎那个国家,除了一个暴君所有的人都做了脑手术。
我想,刘羽去国最深一层是内心恐惧。不要说入狱之人,过来的人,凡有可能莫不想逃离。有过之前,就不会再有以后吗?我接触过几位老人,也算有名望,1950年代他们为“新中国”而归;但1980年代命至衰年,却毅然再走,有病吃救济,却于异国置下墓地,一去不回。董乐山死于国内,而托嘱兄弟将骨灰葬于外。想他翻译《1984》、《第三帝国兴亡》,可见其心。记得1991年离开中国,当火车缓缓地告别国境的那一刻,我心中巨大的幸福、喜悦和激动,整个自然一下敞开,阳光无限。告别了,身后的恐惧、梦魇!当然,这是幻觉;但是此幻正产生于记忆之深渊。而以后我明白,那是我命运的黑洞,天涯海角亦在劫难逃。由此,刘羽毅然出走也是勇气;是希望,是逃难,也是自我放逐。但当时,谁能想那么多,夺路而逃,也就顾不得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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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羽的官司打了几年。开始他挺乐观,不给工钱,就是到非洲,官司也是他赢。可道理是道理,官司能赢,钱未必能拿到。波兰虽然已经变革,但处处还是旧风气。有了活力,但也多了混乱;警察可以贿赂;通货膨胀百分之几百。变革是进步,但也是权力财富的再分配,类似另一种抢劫。强者,时不我待;弱者,视而无奈。政治显示未来,而生活则是眼下。当然这是代价,可谁付呢?人性所然,全世界一样。任何社会,最底一层都黑暗野蛮。就是官司也是势力、财富、才智的较量,公正只是个大概。正当的移民可以说是在边缘;可是半黑不白的逃难,只是地下。对刘羽似乎这也是命数,人掉入地下即难上来。而在中国,凡正当的人,谁不曾在地下呢?而当初“新中国”敲锣打鼓地到来,谁又不拥护天翻地覆?
我给刘羽介绍了个翻译。谈好了费用,对方满意。可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提出加钱,说翻译往返乘车也该算工时,人家帮忙别让人吃亏。由波兹南到克拉科夫往返十个小时,一次次开庭,总起来是不小的开销,而刘羽还有律师呢。他的官司花了多少钱?不好问,总之他越来越沮丧。以后,法院终于判他赢了。他高兴了一下,又凉了。老板没钱,宣布倒闭。刘羽盼着法院用餐馆抵债,可餐馆用房是租的,房主收回了房子,就剩下些桌椅。闷头一棍,比挨抢更窝火。次而次之,期待分点桌椅吧,可最终也没拿到,老板的债主不止一个。几年的官司,钱没拿到分文,又赔上官司费。方玲跟我谈起这事,怨气就从脚跟窜到头顶;刘羽两眼迷茫,只是闷头抽烟。以后,他不再说此事,提到也是苦笑。我们在一起,他多是说波兰的好话,他的房东、朋友、律师,包括他后来的客人和雇员。他总是赞扬他们善良、文明,他对波兰的敬意过于中国。但有一次,他狠狠地骂了句:“波兰猪!”随后看看我,像是干了坏事。他不好意思骂人,而且把一个民族都卷进去。
5
在欧洲,这是他们的最好活路。小“吧”可以谋生,但远不能致富。起初小“吧”是四个股东,以后那个留学生和女友去了华沙,餐馆就成了夫妻店,于是他们也能赚点钱了。刘羽是老板、大厨、采购,兼外事;方玲打杂、管帐;前台雇个女招待。早上,他们9点多出门;晚上11点多才回来;一周7天;复活节、圣诞节才休息。刘羽没车,每天用料他得到市场去拎。这些年靠双手,他大约搬运了一座小山。波兰人对之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人如此辛苦何以要活在世上?
这个小“吧”,他们守了七、八年。两人始终没有学波兰语,没进入社会,也少有朋友。算算时间,他们可能有以外的世界吗?“吧”犹囚室,让他们与世隔绝。我去看他们,由早到晚和他们猫在厨房。生意淡,不忙。他慢条斯理抽烟,讲他的生意:如何因陋就简做北京烤鸭;用波兰调料兑制中国酱油、醋;他的“吧”小,但开出的菜单如何和大餐馆一样多;他的客人如何满意等等。他的手又大又厚,油晃晃的。刘羽喜欢秩序,厨房物货繁杂,有数百种,但收拾得井井有条。顾客点份鸭,他随手便由冰柜取出,份额、配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包在保鲜袋中。他说:“平时勤快点。到时不抓瞎。”他告诉我:“卖得最好的是宫爆肉丁,这把炒勺已经颠了几千份。”他已经不再想过去,而尽心经营。他盼望攒钱,以后送女儿到英国读书。
人到了外面,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小。活得狭窄,人自然也就萎缩。海外华人的自私、吝啬、心计,让人瞠目结舌。也难怪,不能扩张,孤立无助举步维艰,不如此能怎样?他们的弱点和勤劳的美德一致。犹太人吝啬、狡猾、囤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园和权力,倍受欺辱;于是只能以吝啬为美德,狡猾为武器,囤积为安全;其必须压榨自己方能存活。人说到底,为生物律支配。以后刘羽吝啬了,是由于开餐馆,还是由于“赢”了那个官司?我老远去看他们,在他的餐馆一起吃饭,他就炒个青椒肉丁和白菜。老城一家热闹的去所,他招待我,坐了半天,只点了一杯咖啡。我离开波兰后,他托我妻子找中国厨师。找了,又开车送过去;但没几天,厨师就给打发回来了,因为用料不节省。他不再是那个“炒两好菜”的刘羽。我明白,他一无所有,只能从手缝里积攒。而过去在北京,刘羽是“奢侈”的人:喝咖啡,穿得体面,洋家具,古典音乐,款待朋友。在外这些年,他把自己挤缩得没有缝隙,说是怕晚年生病受穷。可是也奇怪,他和方玲去我们那里过年,去超市采购,他抢着付账,让我又感动又不安。那两天,他高兴得似乎回到了北京。吝啬源于对生存的恐惧,当人在温暖中,紧缩的神经便会放松。他去过我们那里几次,一次过年,其它是办事。他经营了几年小“吧”,有了点积蓄,便要开家大的。在波兹南,我们带他转啊转,四处找地方。他已经成了职业“餐馆人”,看到一家电器店,也会说:这个地方如果开餐馆就好了,会有多少多少生意。他满有兴致地讲怎么把烤鸭做成让波兰人惊讶的艺术品,怎么片、拼摆,配什么青菜、薄饼,怎么用番茄酱,可以开多少价。他说得眼睛放光,我嘴里湿润润的。在波兰数年,除了土豆洋葱,就是葫萝卜,人馋得了不得。他的“艺术烤鸭”把我们带进入了不同的幻境。
为找餐馆,他白来了几趟,我们也白费了许多鞋底和口舌。不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是他想得太离谱。凡地点好的,自然租金高;而租金低的,一定偏远。可他两头的期望都不着边。他跑了不少城市,连续找了几年,也无结果。在波兰,白手起家,靠餐馆发财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波兰变革后,有种种机会,只在野心和手段。但这些对他甚遥远。尽管他满心投入,却终不行;老实人难能适应“自由”了的新世界。朋友劝他,如果只谋生,苦熬不如回去;如呆下去,就不妨冒点险,人不年轻了,耗不得。但刘羽的钱就那么几个,是一滴滴汗瓣攒的,怎么输得起。“一个鸡蛋的家当”是穷人永久的故事。方玲的脾气不好,又是这个年纪,放弃国内的地位、事业,跟着刘羽在异国苦熬,怎么能平和呢? 刘羽做着餐馆梦,方玲却没这个心思,她的牢骚怨气动不动就朝向刘羽。刘羽忍让、劝解、赔笑、苦笑,实在不行就口角。这可不是道理、对错;活得不对,气儿就不对;除非改变处境,否则彼此就是折磨。但怎么改变呢?能回去吗?就是回去,没房子没工作,怎么活呢?没去处,没交往,没娱乐,起早
贪黑;除了餐馆,刘羽的幸福就是抽烟了。他抽得多,一天两包。谈着话,或忙完一阵,他就自然地掏出烟,熟练地点上。他吸得缓慢均匀,似有深情,那一刻他像若有所思,平和得万事都在眼下。他的烟史少说有三十多年,烟毁了他的肺。方玲后来告诉我,他早已感到不适,但固执地拒绝去医院。是没功夫?怕花钱?还是恐于面对什么?“这个老倔头,他自己给自己治病。”
那年冬天,我送他回克拉科夫。阴冷的天,他一双挺大的脚,穿着胶鞋,噗哧噗哧地踩着泥雪,驼着背,长长的脖子,冷风把围巾吹得老高。他急急地上台阶,走进冷空的站台。刚过五十,但他那背影已满是苍凉。我的心一阵寒意。
6
刘羽的衣服穿多了,显然是忘记了季节。他仰起脸,眼睛眯眯地在阳光中,那是久已未有的恰意和放松。他脸色疲惫,有些苍白,但那张咧开的苦涩的大嘴显出愉悦。他缩着肩,挎个大书包,脚步迈得大;我忽然便想起当年那个奔忙于北京的“先锋文化联络副官”。迎面走来个美国老嬉皮,破夹克,牛仔帽,吉他,腕套上的钢钉亮亮的,虽蓬头垢面,但满脸红光,阳光都被他晃热了。刘羽赶紧让道,可流浪汉站住了,伸出手,嘻嘻地笑。刘羽连忙点头,掏出几枚小钱,恭敬地放在他手里。嬉皮耸耸肩,不很满意。刘羽只是赔笑。随后,他对我说“他们是美国来的嬉皮,很天真很可爱!”可我不明白,他说的“可爱”从何而来?或许他又进入了七十年代读过的小说《在路上》。
我们慢慢地转悠,他给我指点处处古迹,有着主人的骄傲。对波兰的宗教、文化、自由精神,他有敬仰之心,每到庄严之处,他的脚步有些收敛,神情也屏声止息。伟大的瞻仰者!我想刘羽离开中国必有许多后悔,但能置身欧洲文明之中,眼见身触,沐浴其光,是还了他一生的大愿,他会为此说:值得。当然,这里有虚幻;有个人的贫乏盲目;有欧洲文明的伟大魅力;但深层则是我们历经焚毁、暴力,而对文明抱有渴望:友善和温暖、自由和秩序、尊严和人道。1980年代,我曾漫游中国,无论是在西藏、鲜族村落,或西北回民间,他们都让我敬慕,他们保有文明的传统和仪式,我羡慕他们;而我们则属荒蛮,身置废墟心如乱石。凡经文革的人,初来到欧洲,谁不会肃然激动呢?不在种族、言语、类别,那是屹立的文明,人类漫长的积蓄和守护。至于它是怎样的文明?有何局限欠缺?与我们的距离差异?那是另一回事。但愿我们不仅仅是敬慕,而能明澈,走回自身的建设。可惜,人未必能走出困境,有此幸运和能力。人何其微小,文明从来不属于个人。由此,刘羽使我的心潸然落泪。但愿后人能原谅我们,能由我们的浅薄看到其它。
刘羽挺兴奋,告诉我,他需要挣钱,然后回去写书。他自嘲:我这是赎身。他的话使我茫然。到70岁回去写作吗?他给我讲一位汉族藏学家,为求学问如何在西藏喇嘛庙里住了二十八年,文革后去参加国际藏学会议,他的藏语如何了得,如何以病弱之躯论、证、驳、释,举座震惊。他说得既敬意又神秘,像青年讲述偶像。“那学问就大了......”,那个“大”字把他的下巴拉得半天没合上。这个“老秀才”。望着他惊异的神情,我想依他的幻想、固执,在某种情况下,他也会这样选择吗?也许。他不是天才,但是在正常社会,依他的诚意、仔细和固执,能将文化的某些事情做得结结实实。诗人固然重要,但那些编辑词典的人亦可敬。一座文明大厦,实际需要的是更多的踏实的建设者。我望着他,默默然:五十岁,对知识学问依然像青年人那样憧憬膜拜,他让感动,可我也感到身后的荒凉和空白。
他说虽然已经过了五十,可觉得自己像十八岁,什么都能干;说要把餐馆开到美国。我一惊,在他放大的眼光中看到宏图,也看到少年的天真。刘羽的相貌颇老成,怎么竟如此幼稚?我见过很多人,他们生命情态全不合乎年龄;年纪增长,而生命却始终遏制于某些情结,像只鼠穿不过瓶颈。它在那挣扎、淤积,慢慢地黑暗石化;而生命的另一边,却又空空荡荡,既幼稚又可怜。经过那些时代,或此或彼,我们都是有欠缺的人。1980年代中国曾有过黄昏恋热潮,五、六十岁的人像年青人那样离婚热恋;那哭笑不得的剧目,后面多是辛酸的故事。1990年代以来,中国疯狂膨胀的经济、欲望,是不是也来于欠缺呢?当然。这是疾病,可我也理解,那么漫长可怕的饥饿贫困,突然有了机会...;可我又忧虑那另外的灾难,那么多人,资源就那么点,能承负得了吗?
瓦维尔城堡把我们带到高处,拱门、树木,高耸的建筑接此邻比,墙下的花束习习闪烁。人总是希望有个处所,使我们安宁解脱,让无宿的命运有个依靠。无论谁,在哪里,这微弱的愿望持久以恒。青色的岩石在时间中凝固,瓦维尔王宫顽固地展示它的尊荣和记忆,其实它早已空荡。加冕教堂肃穆华丽,尖立的圆顶指向流驶的天空。那些浮雕、祭器、图案、拱顶、铭文、大理石柱,幽暗中交错沉痛和激情、茫然和固执、残忍和祈望、悲悯与黑暗,犹如我们的内心。那一代代被安葬的国王和诗人,石柩沉寂,而他们小小的眼睛,由暗处穿过厚厚尘土,不熄地望着我们。多少战争、荣誉、衰落,时光之锋纵横交错。浩浩维斯瓦河卷着红色的泥浆冲击岩岸,绕过古城,混浊地驶向开阔的北方。大地郁郁葱葱,一片生机,是天空的祝愿。我在城台意外发现几株榆树,圆圆淡淡的榆钱儿稀稀散落。我忽然看到那片干竭的大地,饥饿的人们捋净了树叶,剥光了树皮...。我们背倚古堡,远望大地、河流,心泪如注。感谢吧,我们毕竟算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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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刘羽,是在加州朋友家。能来看看美国,他十分高兴,似乎愿意留下来,但是没有可能。他在朋友家住了多日,因为打搅了人家,神情总是颇有歉意。于是那憨厚歉意的微笑,便是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本来他期望去洛杉矶看阿城,兴奋地说要和老友聊上三天三夜,他那抑不住的笑意,寓满了昔日的友情和回忆。他的机票都买好了,但突然被方玲电话叫了回去,要他照顾生意。我不知道,刘羽后来的年月,以至临终见到阿城没有。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