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实习
我和杨文英分到普爱医院上课和实习，最初的感觉就是普爱的等级观念浓厚，新生低人一等，我们不仅对正式护士们要毕恭毕敬，就是对高年级的同学也要礼让三分。具体来说，开饭的时候，要等护士和高年级同学先吃，走路遇着，也要让她们先行。早上见了她们，要叫某小姐早晨好！晚上遇见，要说某小姐晚安。
每周护士休息一天，学生只能休息半天。上班时间不得迟到一分钟，只能提前，不准迟到。我在这种严格训练工作环境的熏陶下，养成了以后工作期间，从未迟到早退的习惯。
1949年上半年，我在医院病房开始实习期间，可以说是经历很不愉快。医院欺生歧视外地人的氛围，比比皆是。一些病人老学我的说话口音，我说不来武汉话，我们因为地处鄂北，与河南交界，襄樊话和河南话口音相近，这些人老说我是河南人。高班同学也欺负我，尽叫我干脏活，而另一个我同班同学，因为是武汉人，就得到了高班同学的善待。但逢倒病人便盆就喊我上，治疗给药就叫那个会武汉话的上。我心里十分不高兴这种地域排外文化，可又无法抵制，只好私下里写打油诗，痛骂那些位武汉本地高年级同学。
到了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进城了，武汉解放了。
我们学校跟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变化。管理学校的洋校长跑回了英国。每天早上必做的晨间祷告也不强迫学生参加了。我们第二十七班的进步同学与其它地方上的学校建立了联系，国立学校学生们举办的社会活动，我们护校学生也能参加了。
记得在1948年双十节（民国的国庆节），我们护校部分学生未经校长批准，自发参加了庆祝活动。结果，事后被校方视为触犯了校规，罚我们补回外出参加庆祝所耽误的工时。我们当时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身为中国人，却不被准许参加庆祝自己国家的国庆，一切都要遵从外国校长的指令。如果不去礼拜堂做礼拜，也是触犯校规的大事。
这下好了！中国解放了，外国校长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得到了自由。护校的生活氛围也在改变，等级观念逐渐淡化。洋人走了，没人管你做不做晨间祷告，也没人管你星期天去不去礼拜堂做礼拜了。护士们对护生们一下子也客气多了，人与人的关系一下子都变平等了。
对我来说，喜上加囍的是，此前武汉未解放时，一直不通音讯的家乡父亲，终于在1950年给我来信了。
父亲信中告诉我，襄阳搞了土改，我们家因为是住在窝棚里的贫农，只有四亩地，却要养活七口人，算起来人均六分地而已。所以，分得了瓦房三间，还有几亩地，家中生活有了改善。
古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内战的炮火南烧之际，收到家乡老父亲的家书，对我来说当真是金贵，捧之读了又读，一时之间不敢相信老父亲信中所言。心里欣喜不已。可见，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四婶一个不小心，灶膛里掉出个贫农来，而贫下中农现在是新中国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