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浩瀚，此时，太阳在东方即将升起；时光如烟，转眼，37年已成过往。1989年的今天——6.4.，那些挥不去的，灰色的日子，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就算是个旁观者，我所有看到的影像，都会透过我的瞳孔刻记下，储存在我的大脑里。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像调取资料片似的，一遍遍地放映着。所有沉默和妄想回避的媒体啊，我只想引用江泽民的那句经典台词：NAÏVE，记唔记阿。
事情到底是怎样开始的，我说不清了。只记得那年的五月，爸爸回来了。每天的新闻，学生的状况铺天盖地的播放。妈妈同情那些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每天下班后，在家煮好了糖水，装进暖壶，让我和爸爸骑车送到学院南门口。那里停着专门给学生们送水的车。后来，爸爸觉得这样不尽力，就每天带着我，骑车去新华门，亲自送水。我们把家里的军用绿水壶都灌满，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在黄昏下，骑向天安门。
新华门的大门口，两边坐满了静坐的学生，井然有序，大家都不讲话。有的人头上缠着白布条。门口的警卫肃立在岗亭前，面无表情，犹如钉成人形的木桩子，看不见他们的眼睛。中间是学生们空出来的一条车道，供车辆进出中南海。一切静默。
五月底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水也跟着往广场方向移动。那时候，所有的人心都是向着学生的，支持他们的诉求。电视也在一直跟进报道。
爸爸很早前就定了6月4号早上的飞机飞香港，他要回去继续他的研究。
一早起来，天空是灰色的。我听见妈妈在问爸爸，昨天一晚上的，是枪声还是炮仗声啊，你听见了吗？爸爸沉寂地说，嗯，反正是不正常的声音。我在一旁插话了，妈，什么声音啊，我怎么一点儿都没听到？妈妈瞪了我一眼地说，你睡得像猪一样，小孩子不要插话！
一切都按计划的进行，我们坐上了出租车，赶赴东直门，爸爸从那里搭乘机场大巴去赶飞机。在东直门拥抱告别时，爸爸嘱咐妈妈，别省钱，打个车回家，保重啊。
那天的街道，格外的安静，马路上车很少，天是灰色的，马路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寂静的灰色。妈妈先是带着我们走到公交车站，好像所有的公交车都停运了。没有人，出奇的没有人，看到几辆大巴车横亘在马路上，就那么横七竖八的，躺在空寂的，灰色的街道上，一切都很诡秘的感觉。
妈妈说，我们走回家吧。对路途和方向均无知的我，痛快地说了声，好！那天的天气一直不好，没有雨也没有太阳。我只记得走了很长的路，穿过了几个街心公园，还有一个人定湖。一路上都出奇的安静。妈妈只牵着我们的手，仿佛装着心事似的，匆匆赶路。路上，我们都没说几句话，如同那天的街道，灰色的寂静。
终于走到了小西天，再穿过那条南北向的大街，路过师大，就到家了。我的腿走累了，我的心已盼望家了。
可就在师大东南角的那个路口，看到很多人站在路边，排成一排，或是两排，也是静静的，甚至有低低地抽泣声。妈妈拉着我们的手挤进人群，走到跟前，只见一列长长的队伍，都是学生。在大马路上缓缓地挪动着，个个低垂着头，无精打采，大多人的衣衫都不整了，脸上斜斜的，一道道泪痕的灰迹。好多辆的三轮车穿插在队伍中，上面躺着受伤的学生，衣衫上的血迹，在灰色的空气中，格外醒目。推车的学生带着哭腔对路人倾诉：他们是真的开枪啊，他们真的是，冲着我们开枪啊！。。。所有人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妈妈只是搂紧了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用力，我抬头，看到了妈妈眼里噙着无声的泪水。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等撤回的队伍都走完了，我们才穿过马路，很无力。后面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忘了。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一直在追踪新闻，跟着杜宪，薛飞的黑衣，妈妈在落泪，那里面有她的学生。
过后的几天，我接着去上学。路边停着坦克，站着端枪的士兵，所有人都投去厌恶的目光，让他们的眼神无处安放。妈妈和我们说，晚上不许出家门了，外面戒严了。在我的历史知识里，只有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才会有戒严。那是统治层对老百姓的害怕和恐慌下，才会采用的国家机器。
接下来的一天傍晚，妈妈只带我去了政法学院的礼堂。门口整齐地排着队伍，有序地等着进入礼堂。里面躺着四具人体，白色的单子，盖着灰色的人。年轻的脸上，早已没了呼吸的红韵。我的心抽搐着，缓缓的绕他们一圈，跟着人群出来了。没有讲话声，气氛是灰色的，如同灰色的空气一般，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然后，电视新闻突然转了方向，再也不见杜宪了。所有人都被定位为暴徒，那些躺在三轮车上的血迹，是暴徒；那四张，躺在政法礼堂里的，灰色的，年轻的脸庞，是暴徒。而那些冰冷的坦克，和站在它上面的，同样冰冷的，面无表情的木桩人，被定义为英雄。一夜之后，所有人都安静了，所有的人都老实了，这大概就是国家机器的威慑 —— 镇压。
几年后的夏天，我稀里糊涂的分到了一家医院。听见急诊室的前辈在讲：那一天，送来的，需要急救的人啊，让整个医院的，所有的一次性手套都用完了。大夫们只能徒手上了，因为人太多了，多到令人痛心啊。
37年后的今天，国家依然选择沉默。一向举着民主，人权和尊严旗帜鲜明的德国，在利益面前，选择了回避。它们愚蠢地忽略了，所有经历过的人都有一双眼睛，都带着头脑，那是一部部精密的录像机，这一段灰色的日子早已印记在了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样，黑白灰，一遍一遍地在回放。
历史是不会选择沉寂的, 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的记忆里。如同作家阎连科在演讲中所说：
“ 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总是要被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所分配，规划与承包！？
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被剔除？！
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切，总是由成千上百的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与填补？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底打出一个问号来。
这是我们作为人 —— 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所能做的，做一个有记性的，并拥有记忆的人，哪怕只能是一个有记忆的沉默者！“
“君埋泉下泥削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 我没有兴趣去追究数字，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德国舞台式的表演民主早已让我厌倦。我只希望那些死去的人们，那些流干了的鲜血，那些曾鲜活着的，有血有肉的身躯，有一天，能够带着他们的安详，在人类拥有记忆的土壤里，安魂。。。。。。
那段灰色的日子- 6.4. 记忆
0084lx (2026-06-03 09:01:01) 评论 (1)时空浩瀚，此时，太阳在东方即将升起；时光如烟，转眼，37年已成过往。1989年的今天——6.4.，那些挥不去的，灰色的日子，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就算是个旁观者，我所有看到的影像，都会透过我的瞳孔刻记下，储存在我的大脑里。到这个时候，一定会像调取资料片似的，一遍遍地放映着。所有沉默和妄想回避的媒体啊，我只想引用江泽民的那句经典台词：NAÏVE，记唔记阿。
事情到底是怎样开始的，我说不清了。只记得那年的五月，爸爸回来了。每天的新闻，学生的状况铺天盖地的播放。妈妈同情那些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每天下班后，在家煮好了糖水，装进暖壶，让我和爸爸骑车送到学院南门口。那里停着专门给学生们送水的车。后来，爸爸觉得这样不尽力，就每天带着我，骑车去新华门，亲自送水。我们把家里的军用绿水壶都灌满，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在黄昏下，骑向天安门。
新华门的大门口，两边坐满了静坐的学生，井然有序，大家都不讲话。有的人头上缠着白布条。门口的警卫肃立在岗亭前，面无表情，犹如钉成人形的木桩子，看不见他们的眼睛。中间是学生们空出来的一条车道，供车辆进出中南海。一切静默。
五月底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水也跟着往广场方向移动。那时候，所有的人心都是向着学生的，支持他们的诉求。电视也在一直跟进报道。
爸爸很早前就定了6月4号早上的飞机飞香港，他要回去继续他的研究。
一早起来，天空是灰色的。我听见妈妈在问爸爸，昨天一晚上的，是枪声还是炮仗声啊，你听见了吗？爸爸沉寂地说，嗯，反正是不正常的声音。我在一旁插话了，妈，什么声音啊，我怎么一点儿都没听到？妈妈瞪了我一眼地说，你睡得像猪一样，小孩子不要插话！
一切都按计划的进行，我们坐上了出租车，赶赴东直门，爸爸从那里搭乘机场大巴去赶飞机。在东直门拥抱告别时，爸爸嘱咐妈妈，别省钱，打个车回家，保重啊。
那天的街道，格外的安静，马路上车很少，天是灰色的，马路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寂静的灰色。妈妈先是带着我们走到公交车站，好像所有的公交车都停运了。没有人，出奇的没有人，看到几辆大巴车横亘在马路上，就那么横七竖八的，躺在空寂的，灰色的街道上，一切都很诡秘的感觉。
妈妈说，我们走回家吧。对路途和方向均无知的我，痛快地说了声，好！那天的天气一直不好，没有雨也没有太阳。我只记得走了很长的路，穿过了几个街心公园，还有一个人定湖。一路上都出奇的安静。妈妈只牵着我们的手，仿佛装着心事似的，匆匆赶路。路上，我们都没说几句话，如同那天的街道，灰色的寂静。
终于走到了小西天，再穿过那条南北向的大街，路过师大，就到家了。我的腿走累了，我的心已盼望家了。
可就在师大东南角的那个路口，看到很多人站在路边，排成一排，或是两排，也是静静的，甚至有低低地抽泣声。妈妈拉着我们的手挤进人群，走到跟前，只见一列长长的队伍，都是学生。在大马路上缓缓地挪动着，个个低垂着头，无精打采，大多人的衣衫都不整了，脸上斜斜的，一道道泪痕的灰迹。好多辆的三轮车穿插在队伍中，上面躺着受伤的学生，衣衫上的血迹，在灰色的空气中，格外醒目。推车的学生带着哭腔对路人倾诉：他们是真的开枪啊，他们真的是，冲着我们开枪啊！。。。所有人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妈妈只是搂紧了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用力，我抬头，看到了妈妈眼里噙着无声的泪水。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等撤回的队伍都走完了，我们才穿过马路，很无力。后面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忘了。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一直在追踪新闻，跟着杜宪，薛飞的黑衣，妈妈在落泪，那里面有她的学生。
过后的几天，我接着去上学。路边停着坦克，站着端枪的士兵，所有人都投去厌恶的目光，让他们的眼神无处安放。妈妈和我们说，晚上不许出家门了，外面戒严了。在我的历史知识里，只有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才会有戒严。那是统治层对老百姓的害怕和恐慌下，才会采用的国家机器。
接下来的一天傍晚，妈妈只带我去了政法学院的礼堂。门口整齐地排着队伍，有序地等着进入礼堂。里面躺着四具人体，白色的单子，盖着灰色的人。年轻的脸上，早已没了呼吸的红韵。我的心抽搐着，缓缓的绕他们一圈，跟着人群出来了。没有讲话声，气氛是灰色的，如同灰色的空气一般，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然后，电视新闻突然转了方向，再也不见杜宪了。所有人都被定位为暴徒，那些躺在三轮车上的血迹，是暴徒；那四张，躺在政法礼堂里的，灰色的，年轻的脸庞，是暴徒。而那些冰冷的坦克，和站在它上面的，同样冰冷的，面无表情的木桩人，被定义为英雄。一夜之后，所有人都安静了，所有的人都老实了，这大概就是国家机器的威慑 —— 镇压。
几年后的夏天，我稀里糊涂的分到了一家医院。听见急诊室的前辈在讲：那一天，送来的，需要急救的人啊，让整个医院的，所有的一次性手套都用完了。大夫们只能徒手上了，因为人太多了，多到令人痛心啊。
37年后的今天，国家依然选择沉默。一向举着民主，人权和尊严旗帜鲜明的德国，在利益面前，选择了回避。它们愚蠢地忽略了，所有经历过的人都有一双眼睛，都带着头脑，那是一部部精密的录像机，这一段灰色的日子早已印记在了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样，黑白灰，一遍一遍地在回放。
历史是不会选择沉寂的, 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的记忆里。如同作家阎连科在演讲中所说：
“ 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总是要被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所分配，规划与承包！？
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被剔除？！
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切，总是由成千上百的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与填补？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底打出一个问号来。
这是我们作为人 —— 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所能做的，做一个有记性的，并拥有记忆的人，哪怕只能是一个有记忆的沉默者！“
“君埋泉下泥削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 我没有兴趣去追究数字，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德国舞台式的表演民主早已让我厌倦。我只希望那些死去的人们，那些流干了的鲜血，那些曾鲜活着的，有血有肉的身躯，有一天，能够带着他们的安详，在人类拥有记忆的土壤里，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