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妄之灾
我们选择在文革期间举家返乡探亲，为的就是躲避文革灾难，怕自己身不由己在混乱的政治泥潭里越陷越深，爬不出来。哪曾想，更大的灾祸已经迫在眼前，我们却不自知，躲都躲不开，真应了”在劫难逃“的那句老话。我血压降下来以后，就去电台上班。哪知道，机关里比之我去探亲前，更加混乱！
电台里自诩为最最革命的八.二三左派们，在我离开返乡探亲的时候，借口说炮派威胁他们，用暴力把炮派赶出了电台大门。当时，省广播电台的大门，正对着医学院的后门，有人说，看见昆明医学院附一院的炮派，将经过他们后门的一个八派战士，拖进去扣押下来，后来据说，这个八派被医学院炮派活活打死了！
而昆明医学院的八派就将一个所谓炮派战士也打死，这还不足以平他她们之愤！竟然还将其剖腹挖心，验证其心是否变黑！还将图片印发传送至云南省各地州市，广为宣传，炮派都是黑心肝。这个死者还是电台一女职工温少英的侄儿，在电台炮派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控诉八.二三的反革命罪行时，温少英看过那具尸体，发觉是她侄儿不假，但是整体干干净净，照理，既然被剖腹剜心，应该是血迹斑斑才对。她不相信其侄是被八二三所杀，因为她自己就是八二三派的一员。所以，炮派通知她去参加控诉大会，她当然不会去。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垮台后，真相才被还原，这是当时昆医的一个女医生搞的假案，那人是死后才被开膛破肚，挖出心脏的，本就是为解剖教学所用，这下倒好，为的是要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这个女医生是云南省委宣传部某干部的家属，文革后因此被判刑几年，坐了几年牢！
当时的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春城饭店，近日楼百货商店，都是炮兵团左派们的势力范围。东风东路省体育馆则是八二三派的据点。省广播电台的八二三们，大部分都跑到省东风体育馆的大联合指挥部去了，整个电台只剩下像我这样的一群貌合神离有名无实的八二三们，在坚持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电台的炮派，仍然紧握着电台的宣传大权，而军代表却倾向八派，暗中记下了电台炮派的所作所为，以便秋后跟炮派算账。
我因为中断了参加电台八二三的一切活动，因而被电台八二三派视为叛徒，恨我恨得牙痒，只想着怎样才能整我一下，以儆效尤。结果，在1967年12月15日，我的黑色忌日到了！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天，我下午刚上班，一如往日那样，下了自行车，把车停放在自行车棚，然后向着办公室走去，毫无任何征兆，途中遇着倪立根和王所民，这二人一为八派，一为炮派，突然就叫我站住，随即倪王二人就将我双臂扭到我背后，用麻绳捆起我双手。我当时还以为是二人恶作剧，随即对他二人说道：别开玩笑了，放开我！岂知倪王二人竟然恶狠狠的说：谁跟你开玩笑？你被揪出来了！说话之间，把我押到一间房间，只见里面黑压压坐满了我前八二三的”战友“们，当中还有那个政治水平极低的军代表，苏宽鑑。
接下来就是公开审问，莫名其妙的问题接二连三，什么特务啊？什么秘密任务啊，什么老实交代上下级啊，这全都是文革期间甚嚣尘上的”逼，供，讯”那一套。就这么捆着我审讯了大约两小时，我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令他们满意的交代，尔等宵小估计也累了，只好作罢，把我押去另外一间房，闭门思过, 不准我回家，粗暴地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
在电台吃晚饭时间，我被允许去饭厅吃饭，在通向饭厅的路上，我才看见墙上糊表着的大标语 “将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孙映芳揪出来！” 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响，感到震惊不已，愤怒到了极点！这罪名“ 反革命” 由何而来？我一个小老百姓可承担不起！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如坠云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马就写反驳材料，自证清白，质问八派们为何平白无故污蔑我为反革命？直接叫板军代表，让其拿出证据来。
我太冲动了！问题是我能不冲动吗？无妄之灾谁能忍受？此其时，云南省委机关正把一大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敲锣打鼓礼送弥勒第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正科也不幸沦为被驱离的一员，家中丢下了两个没成年的孩子，我如今身陷囹圄，焉能不着急？！我心急火燎的还给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文革中的投机分子之一，投书上诉，控告进驻省广播电台的军代表，一手遮天，在清理所谓阶级队伍运动中，搞扩大化，随便设私狱，任意囚禁革命群众的罪行。这封信我是交由儿子们来电台“探监”时，我偷偷叫大儿子帮我交给周兴，因为周兴当时就住在省委一号院，省长吴作民家旁边小院，我们家也在一号院乙栋，距离不远，文革前更近，直线距离几百米，文革中周兴才搬到现在的小院，原先是赵建民住的，文革中赵被打倒，周在省革委中出任云南省一把手，当仁不让就住了进去，是当时省委一号院居住面积最大的私家庭院。
大儿子当真救娘心切，回去后就把我的申诉信交给了周兴的门卫。
谁知道。我太天真了。我的申诉信被周兴门卫转给了省革委后，我的境况更发糟糕了。我敢打赌，周兴根本就不会过目我的申诉，那荒年的冤假错案何止千万！大多数是求告无门，我算是好巧不巧，正好有幸跟周兴一个大院，儿子们文革停课，成天无所事事，翻墙撂壁是家常便饭。周兴的家在文革初期，也是没有幸免。但我敢说，我的状子绝对是由其秘书或者其门卫，直接扔给省革委某小干部打发了事。而省革委的某干部倒也不马虎，直接转送省广播电台军代表，可想而知。军代表读到我的告状，是何等的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因为他们那时在电台揪出的所谓”牛鬼蛇神“，约占电台全体职工的40%，没有哪一个敢告状的！岂料，我一个小干部，竟然坏了他们的规矩，破了他们的记录！真是摸了他们的老虎屁股啊！这还了得？于是，军代表就在所谓电台群众大会上，公开咆哮，说：孙映芳的问题，比电台任何人的都要大！她写信给省革委领导，告我们揪她揪错了！她这是以攻为守，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云云。
我太天真，在那个人妖颠倒，黑白不分，法西斯般狂热的文革时期，告状有什么用？上上下下都是庸官和昏官当道，有谁会同情一个受诬陷的苦命人呢？
我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明明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周兴和军代表就是一伙，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写申诉信？给自己平添麻烦呢？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两个儿子。他二人年龄还小，我们在昆明一无亲戚，二无朋友，尽管住在省委大院，但也朝不保夕，门卫形同虚设，社会闲杂人等出入如履平地。只怕我孩子被坏人欺负或者学坏！要是我有预见，早些搬到电台居住，小哥两还有我同事可以帮忙照顾，我也可以安分守己，不用着急要求出狱。问题是，我非能掐会算孔明诸葛也！
1968年初，我被冷处理，打入冷宫，对我的案子，既不审，也不问，批判会也不开了。把我与广播事业局的走资派，电台的一大批牛鬼蛇神们一起，全部押解到昆明沙朗----广播局的农场，劳动改造。
我与父亲，我与老家，联系中断。1969年时，收到六妹映壁写给我的信，她在信中说道：“你探亲回去昆明后，就不管我们了。父亲病了，没钱医治，他死了！我们跟我妈到谷城去了。”
六妹啊六妹！不是我“不管你们了”，而是我突然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外界联系中断。我还怎样给你们寄钱？后来得知，电台为我的案子，专门派了专案组，去到了我老家，见到过我老父。也不知他们说了什么，问了什么？总之是胡说八道，狗嘴吐不出象牙，反革命的大帽子，把我老父给吓坏了！又穷又愁再加上个病，他还能抗得住劫数大限的到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作为他的女儿，我没有为他尽孝，奔丧扶棺。不是女儿心狠，而是女儿“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啊！父亲！你如果地下有知，请原谅女儿吧！在你历经了三朝的人世沧桑，含辛茹苦养育了我，结果，到你油尽灯枯，濒临死亡之际，远在西南边疆的女儿，却连个只言片语问候都没有！我对不起你老人家！请你在天之灵，去惩罚那些坏人，那些搞乱社会，制造人间悲剧的混世魔鬼吧！
呜呼哀哉！我的父亲。
1996年7月，小妹映辉从山东骈马大队来昆探亲，据她口述：父亲于1969年5月患胃病去世，应该是饿死的委婉说法。继母雷华英于1970年11月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