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从来不是人们记忆中那般纯粹而美好的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壁垒的消解与技术进步推动了商品、资本与服务的跨境流动，一个以效率与分工为核心的世界市场逐步成形。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各司其职：前者提供资本与消费需求，后者发展制造业并培育中产阶级。彼时，人们普遍相信，商业利益将成为维系世界稳定的纽带。然而，这一体系的内在裂痕很快显现。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总体收益，却未能实现公平分配。在发达国家内部，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工薪阶层承受了最直接的冲击。而受益于廉价商品与资本回报的群体，则未能对承受最大冲击的阶层进行有效补偿。技术进步与社会保障不足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平等，使得全球化在社会与政治层面逐渐失去支持。
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贸易壁垒的产业政策可能带来极其严峻的后果：发展中国家或将失去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路径，而经济联系的减弱也可能放大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虽然全球化并未终结，却正处于危险的转型期。对世界来说，与其放弃这一全球化体系，或许对其进行修复更符合各国利益 - 通过加强国内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减少扭曲性政策，并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以重建公平与信任。归根结底，全球化既非乌托邦，也非原罪。若任由其缺陷恶化，世界将陷入经济与政治相互激化的循环；唯有在修正中前行，它才可能重新成为连接各国、缓和冲突的关键力量。
“往日时光”并非那般美好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各国政府拆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与金融流动开始迅速扩张。包括集装箱运输的广泛应用以及贸易物流的改善在内的技术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并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商业活动。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商品与服务市场的构想，即每个国家都能专注于生产自身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似乎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当时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那些热衷于构建全球供应链、并致力于将产品与服务销往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群体，将成为把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这种安排通过一张互惠互利的网络，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来自海外的商品需求，助力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进而壮大了其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实现了贸易顺差，即其出口额超过了进口额。与此同时，包括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尤其是美国，在内的一些富裕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举债，以此来弥补自身的贸易逆差。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全球化对富裕国家国内经济所带来的这种重塑效应。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巨大整体收益，并未实现公平分配；鞋类、家具、纺织品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而另一些产业则在海外竞争的重压之下被迫进行裁员收缩。举例而言，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向日本进口汽车敞开大门，确实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显著的利益 - 更丰富的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但对于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们来说，情况却遭透了 - 随着海外竞争对手超越美国本土企业，他们纷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事实上，对于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而言，目前尚无简便易行的方法去补偿那些为此付出直接代价的人。富裕国家日益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 更别提那些使得制造业企业得以削减劳动力规模的技术进步 - 更是让工人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公众的不满情绪，在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话语转向”。政客们不再去反思国内政策的缺陷或技术进步的影响，转而将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或特定的贸易伙伴；这种做法成为了一种极具政治投机色彩的手段，让他们得以借此煽动那些因“去工业化”而生活受到冲击的选民心中的愤怒情绪。那些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以及宽松的监管政策，助长了财富的集中；而对社会支出的削减，则加剧了人们的经济绝望感。全球化由此沦为一个现成的“替罪羊”，被用来解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减的就业机会，以及政府政策在缓解随之而来的经济绝望感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力。在美国，这种因反全球化浪潮而引发的国内余波，最终导致了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
借反全球化浪潮中的不满情绪而上为的那些政客们，面临着将其竞选口号转化为实际政策的压力。他们效仿川普的做法，推行诸如征收进口关税之类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客声称他们的政策能重振国内制造业并增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不仅提高了物价、缩减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还扰乱了贸易秩序，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损害。在“全球化未能带来广泛且公平的利益”这一背景下，国内政治中出现的反全球化转向进一步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并激化了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与对抗。
休克主义
过去二十年来的美中关系，体现了全球化政治地位从积极力量向消极力量转变的趋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对此表示支持。此后，两国都认为贸易关系可以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双赢局面。贸易额大幅增长，美国很快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2010年北京开始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经济和市场后，美国流入中国的资金也随之增加。美国企业渴望在中国建立部分供应链，以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成本，并在其快速增长的市场销售产品。美国金融机构向迅速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提供服务，而这些中产阶级对服务质量的要求高于国有银行。
然而，麻烦正在酝酿之中。 2000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为830亿美元。此后，逆差持续攀升，到2018年达到418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0.8%上升至2%。这时的中国慷慨地为美国贸易逆差提供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所获得的利润。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小型低收入经济体迅速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美中友好氛围下潜藏的紧张局势逐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段以“中国冲击1.0”而广为人知的时期，美国高薪制造业岗位锐减，制造业空心化严重。许多美国企业无力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最终选择倒闭。据估计，1999年至2011年间，美国因“中国冲击”而损失的就业岗位超过200万个，其中包括约1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他因素，例如技术变革，也发挥了作用，而且中国并非美国制造业唯一的低工资竞争对手。尽管如此，美国政客们还是忍不住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将中国妖魔化为不公平的竞争对手，加剧了两国领导人曾经视为互利共赢的关系的恶化。
然而，华盛顿并不应为这段曾经充满希望的关系恶化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当中国领导人大谈全球化“互利共赢”时，他们却向中国企业倾斜了竞争环境。北京向其制造企业（包括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了各种支持，包括低息银行贷款以及土地和能源补贴，同时却拒绝给予美国企业自由、不受限制地进入其国内市场的机会。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使得中国公司能够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技术和专业知识，并最终与它们直接竞争。
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对无法在中国自由经营日益感到失望。因此，商业利益不再是美中关系中强有力的稳定力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川普在2018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在随后几年逐步提高关税，以及拜登政府在保留这些关税的同时进一步限制贸易和投资时，美国商界的反对声浪相对低调。如今，美国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努力维护美中关系的稳定，只是勉强抵抗着对华敌意在华盛顿成为两党共识的趋势。
中美关系并非所有层面都已沦为纯粹的竞争关系；两国有时仍愿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开展合作。然而，制衡力量的削弱以及冲突领域的扩大，已导致两国间的共存状态变得不再那么融洽。北京与华盛顿对出口管制手段日益增强的依赖，正是这种新的不稳定均衡状态的典型写照。此前，美国在对华科技政策上曾奉行一种虽不乏竞争，却具合作色彩的方针，其显著特征在于技术专有知识、人才、物资及资金在两国间的自由双向流动。拜登政府曾试图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及先进计算机芯片的渠道，而川普政府上台后，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限制力度。在美国实施多年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川普于2025年4月加征的关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京随即采取报复行动，限制了稀土元素的出口 - 而美国的先进科技制造商对这类资源有着极其迫切的需求。随着双方的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建立互惠互利经济关系的愿景，在两国本质上充满竞争的地缘政治关系背景下，正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若缺乏一种经济力量来对冲这种竞争态势，那么一国影响力的提升，必将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
跨国公司求韧性
尽管发达经济体历来推崇自由贸易，但如今它们正纷纷转向实施产业政策 - 即由政府而非市场来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产业政策曾被市场导向型经济体视为禁忌，但如今在许多人眼中，它已成为提升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正当工具。以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生效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为例。该法案宣称旨在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并促进国内在绿色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为此，拜登政府动用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手段，来激励电动汽车及可再生能源零部件在美国本土生产。此举实际上构筑了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
川普重返总统宝座后，并没有放弃产业政策，相反，他的政府正构筑更多属于自己的贸易壁垒。例如，其推行的“美国制造”制造业倡议（Made in America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便包含一系列旨在扶持本国企业并鼓励国内采购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往往是以牺牲外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此外，该政府还曾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此迫使贸易伙伴做出让步 - 且所涉议题往往与贸易本身毫无关联。而其所推行的关税制度，更是为全球商业的未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对于那些已习惯依赖商品与服务自由流动的企业而言，由此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那些跨国经营的企业已沦为日益频繁的“贸易战”中的受害者；因为一国所征收的关税，加上其他国家随之采取的连锁报复行动，往往会迅速升级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敌对冲突。一旦这种冲突导致原本编织精密的全球供应链中哪怕仅有一个环节发生断裂，便足以令整个行业陷入彻底停滞。
为了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风险，跨国企业正纷纷采取旨在提升“韧性”的战略。许多企业试图将生产设施集中布局在那些有望免受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的区域：将生产线迁回本国（“回岸”生产）、将生产线转移至被视为地缘政治盟友的国家（“友岸”生产）、在多个国家分别设立生产基地以就近供应当地市场，抑或是将上述三种策略进行某种形式的组合运用。另有一些企业正试图分散生产设施的选址、原材料的来源地，或是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以苹果公司为例，该公司已开始在印度进行投资，将其部分手机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为了规避美国关税，中国制造商加大了对墨西哥、越南以及其他拥有更多美国市场准入优势的国家的投资力度。如今，将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能源成本）降至最低，已不再是决定实体工厂或其他商业运营选址的主要驱动因素。
企业正转向那些被视为风险较低的全球商业模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变反而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其他形式的风险。全球化最初旨在通过将各国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而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其背后的理念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世界将拥有更少的理由去相互争斗。然而，随着企业纷纷撤离那些被其母国视为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市场，商业活动便不再能充当维系良好双边关系的桥梁。一旦失去了全球化早期那种互惠互利的商业网络，这种“新形态的全球化”最终非但无法缓解，反而可能加剧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
全球化依然可期
全球化并未终结。然而，其最新形态非但未能充当地缘政治动荡的解药，反而恐有加剧动荡之虞。处于发展初期的低收入国家，亟需进入全球市场以构建其制造业基础。制造业的扩张 - 伴随着薪资水平高于农业及其他初级生产部门的就业机会 - 依然能够助力这些国家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充满活力的国内经济的中产阶级。然而，若全球贸易与金融流动的碎片化趋势持续加剧，这条通往发展的道路恐将被彻底阻断，致使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错失全球化早期繁荣数十载所带来的种种红利。这种经济收缩所引发的后续政治效应，恐将使21世纪初期的那场反全球化浪潮相形见绌，显得微不足道。
即便已是伤痕累累，全球化这一宏大工程依然值得我们竭力挽救。决策者不应出于一种误导性的认知 - 即以为脱离全球化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安全、更能抵御外部风险与波动 - 而选择对全球化敬而远之。相反，他们理应寻求良策，以化解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发达经济体国家不仅需要推行再培训与技能重塑计划，助力失业工人把握新的经济机遇，更需建立一套更为强健的收入保障机制，为这些受冲击的劳动者提供坚实后盾。而在某些迄今仍对经济与银行业保持严密管控的新兴市场国家，当务之急则是对那些过度干预式的政府监管进行重塑，并着手修复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唯有如此，其国内企业方能更有效地立足国际舞台，参与全球竞争。与此同时，那些负责监管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国际机构，亦须寻求自我革新、重焕生机之道。为维系其自身的正当性与公信力，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之类的贸易机构，理应加倍努力，以一贯且透明的原则来严格执行“游戏规则”，并公开纠正与谴责包括中国与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径。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之类的金融机构，则可通过重构其内部治理体系，如赋予新兴市场国家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为公允的投票权份额，从而重新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与拥护。
凡此种种，绝非易事。然而，若能运筹得当，全球化依然有望兑现其曾备受推崇的巨大潜能 - 作为一股强劲的平衡力量，去抵御并化解全球日益加剧的碎片化与冲突危机。若此时放弃，世界将陷入一个厄运循环：经济、政治及地缘政治力量相互激化，彼此引出最恶劣的一面。
* 本文作者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现在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贸易政策资深教授（Senior Professor of Trade Policy in the Dyso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Cornell University），同时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著有《厄运循环：世界经济秩序为何正螺旋式地陷入混乱》（The Doom Loop: Why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Spiraling Into Disorder）。
参考资料
Prasad, E. (2026). How geopolics overran globo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geopolitics-overran-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