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12、奉献一世
姥爷去世的时候，妈妈只有七岁。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应该有的是无忧无虑的玩耍，是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是兄弟姐妹的陪伴和关照，可是这些妈妈都没有。
在那个黑漆铁门内的深宅大院里，三代同堂的一家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早已成家生子的两个异母哥哥，目光盯在了他们父亲留下的资本和财产。一次又一次的分家分股后，妈妈身边只有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柔弱姥姥和刚刚会走路会说话的老姨，一个虽然维护她、支持她，却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另一个异母哥哥。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刚刚走入学堂的七岁的妈妈就成了大人。她与一切儿童时代的欢乐、幸福擦肩而过，担起了帮助姥姥操劳生计的使命，也责无旁贷地负起照顾年幼的老姨和那个出生不久便失去双亲的她的侄女彩文的义务。这种承担一直延续到妈妈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到彩文结婚远嫁，到姥姥去世。
幼年的妈妈学会了和酒厂股东计算利息，向租房租地的客户收取租金，还要向当铺老板出售金、银、财宝，抵押房屋。她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初中兼课教英语;她当医生的时候，又在高中兼任数学、英语课，为的是用所得改善姥姥和彩文的生活。我特别好奇的是，这样的境遇为什么没把妈妈变成一个“视财如命”的人，而却恰恰相反。妈妈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没有金钱概念的人。
记得妈妈给我们讲过，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和姥姥、老姨一起去天津静海老家避难。因为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所以临走的时候，姥姥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除了随身携带以外，全部装进了一个大地柜里，请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将装得满满的柜子埋进去。等到她们几个月后从天津回来的时候，再找人挖开院子里埋柜子的地方，才发现柜子已经和埋柜子的人一样无影无踪了。妈妈竟然哈哈大笑着对我们说，姥姥有多傻，把那么大的柜子埋在地里，还找别人帮忙埋。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事件，使姥姥失去了可以维持一生的几乎全部钱财，使得妈妈的读书时光过得十分拮据，而妈妈在几十年后竟还会笑得这么开心。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十几口人，五、六个孩子读书及全家人的生活费用都由爸爸妈妈负担。因为奶奶管理财务,要顾及的亲属和家人很多，各项开支很大。妈妈供给姥姥的生活费都靠自己当兼职教师的收入，从来没从奶奶手里拿钱。即使是家长制观念很强的奶奶面对这样一个只为家庭付出却从不索取的儿媳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到锦州后，爸爸妈妈像在崇慈医院时一样，所有的工资交给奶奶管理。奶奶一直是家里的“掌权者”，随意支配家里的财、物,资助她的任何亲友,妈妈从无异议。自从爸爸妈妈成家，奶奶就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没在其他儿子家里住过，直到奶奶去世。
妈妈给了奶奶最好的照顾，给她做舒适的衣裤，买最好的日用品，点心、水果。奶奶平时稍有头疼脑热，爸爸妈妈便忙前忙后，测血压、量体温、摸脉搏，或冷敷或热敷，又按摩又服药，把奶奶服侍得十分周到。妈妈还训练我和姐姐给奶奶梳头、捏脚。
寒假暑假的时候，正在读书的表哥表姐、堂兄堂姐都会来我家。有时我家会同时住着几个来自新民的休假学生，和我们一起玩儿，一起看书。他们每个人都是在我家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学离开时，妈妈会无一例外地给他们准备好生活用品，学费和生活费。他们毕业、参加工作后,遇到矛盾和问题时，都会来信向爸爸妈妈诉说，求教。给他们写回信，从来都是妈妈的事儿。想起这些，妈妈那坐在写字台前认真思考，字斟句酌的姿势仍会在我眼前浮现。
我和姐姐下乡时，给我们写信的也都是妈妈，但我们的每封回信，爸爸都认真地看，看得比妈妈还仔细。一次爸爸开玩笑地问姐姐:”别人家孩子写信开头都是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每次写信都是’妈妈爸爸’？”妈妈在旁边笑着对我们说:“听见没?爸爸挑理了，下回记住，要写’爸爸妈妈’。”可是再写信时，姐姐还是一如既往地写“亲爱的妈妈爸爸”。
当妈妈60多岁的时候，表哥赵生将他正读中学的儿子赵春光带到我家，委托妈妈帮助他补习英语。当时妈妈还在上班,可是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了。赵春光住在我家半年的时间里，妈妈照顾他食宿，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辅导英语。
妈妈在她工作的图书馆里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老，还是馆长。可是每天上班，第一个到图书馆的人是她；晚上下班，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她。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干在前面，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过任何改变，直至她六十八周岁退休。
我开始到防疫站上班的时候，因为年轻，也是每天早去晚归，打扫卫生，可后来办公室来了更年轻的同事，抢着干活，我就成了有“资格”的人，不再争先打扫卫生了。我不理解妈妈了：“为什么？”妈妈说，其它的同事或孩子小，或家庭负担重，或家务活多，或身体欠佳，她就多干一些。
在我这个旁观者眼里,妈妈不是多干了一点活儿，她是馆里唯一懂外语的人，是统筹全馆业务工作的人，是最忙最累的人。妈妈却从来没想过这些，她也不会这么去想。她要做的，只是很多计划中的工作;她想做的，是更多设想中的工作。妈妈自己这样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却从不挑剔指责别人不这样做，妈妈好像一辈子都不会指责别人。
由于生活困难得到妈妈用心照顾的个别人，在职称定级，工资调整等事情上受到条条框框的制约而遇到阻力，把怨气转嫁到妈妈身上，因为妈妈是被命名为各个“评委会”的成员。妈妈从没有怪过他们，也从不解释自己没有变通上级规定的能力和权力。妈妈倒是觉得自己不会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还曾经向我“请教”怎样才能让某些人平复情绪，同心同德地干好本职工作？
小时候我听妈妈讲她年轻时候的生活片断,记住了这样的情节：她在沈阳读高中的时候，住在“青年会”，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或错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几个同学就会打电话，请店里的伙计将面包、蛋糕等食品甚至是用食盒装好的米饭和炒菜，送到宿舍去。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也太铺张奢侈了。一直到了1990年代，才知道这种购销方式叫“外卖”，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享用，不管是打工者还是富翁。可是在年轻时代就经历这些现代生活方式的妈妈却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生活最简单朴素的一个。
从我认识妈妈的那一天直到她离开我，五十年中，妈妈的个人消费水平比我家任何人都低。除了樟木箱中那些残存的她再没穿过的四十年代服装，妈妈没有专门的衣柜和衣箱，没有一件高档豪华的服装。她穿着的四季服装屈指可数,衣裤永远只有几种单调的色彩：淡蓝、浅蓝、深蓝、淡灰、浅灰、深灰，偶尔一件深褐色外套或夏天的白色衬衫。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妈妈还穿过其它颜色的衣服，更别说什么时髦款式和花色了。妈妈的每件衣服都要穿上若干年，直到洗得发白
在住宅区里，不论是上班的阿姨们，还是“家庭妇女”的大妈大婶们都会偶尔穿出件鲜艳的上衣或应季的旗袍，可是妈妈没有。妈妈的穿着实在是太单调了。妈妈也不穿皮鞋，更别说什么高跟鞋了。年轻的时候,她穿的是蓝色球鞋，年老时穿的是运动鞋和旅游鞋。虽然妈妈喜欢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买一年四季各式服装和鞋袜，可是她基本上不给自己买任何东西。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妈妈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的“摩登”的小学老师到我家家访时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过后对我说：“你妈妈不是‘高薪阶层’吗？怎么穿得那么朴素，故意穿成那样的吧？”我告诉她，妈妈没有好的衣服，只有那么几件颜色样式都相似的衣服。老师很惊诧：“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是这样的吗？”不仅是穿的简单，吃的也简单。妈妈做饭时想的是爸爸和我们的口味。很多年，我都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样的饭菜，因为妈妈的筷子总是伸向少有人问津的菜盘,常常是剩下的菜。直到1991年，我又和妈妈住在一起时,才关注到妈妈的生活细节，才研究出（不是问出）妈妈的饮食嗜好，而那时妈妈已经70多岁了。
妈妈一辈子在厨房劳碌，为我们一家，为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做出数不胜数美味可口的饭菜。妈妈一辈子为爸爸,为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下一代编织了无以计数的毛衣毛裤，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色彩斑斓。可是，我为妈妈又做过什么呢？虽然我给很多人织过衣服，可是漏掉的是妈妈。直到九十年代初，妈妈的手指关节因长期类风湿而变形，握不住针的时候，我才想到了给妈妈织了两件毛衣，还是用编织机织的，妈妈高兴得天天穿着它去散步。我和姐姐买的保健品虽然很多,而且从未间断过，但是妈妈一点儿都不吃，全部堆在爸爸的床头，给爸爸一个人吃。
我们姐弟三人成家以后，开始时每逢年节回家，也随着人家的习俗，买些礼品给爸爸妈妈。可是，妈妈明确告诉我们，谁回家都不必特意费心买这些礼品，只要人回来就好，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和心思。有些亲友串门时给爸爸妈妈买礼品时，他们也这么说。我们都听从爸爸妈妈的话，照办了，我们家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了最没有“礼数”和“规矩”的家庭了。
妈妈的一生，把所有的光和热献给了她热爱的工作、事业，献给了她热爱的亲人朋友，献给了这个世界。她没有向任何人索取。在失去父亲的童年时代，妈妈读书自立；在理想破灭的青年时代，妈妈独立、创业；在危机厄运来临之际，想的是担起灾难把光明留给我们。
对金钱，妈妈说：“花出去了是钱，不花它就是纸。”对人生，妈妈说：“活着要有质量，死去不留后患。”
别样妈妈 (12): 奉献一世
旭子 (2026-04-06 07:47:04) 评论 (0)
第一章 别样妈妈
12、奉献一世
姥爷去世的时候，妈妈只有七岁。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应该有的是无忧无虑的玩耍，是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是兄弟姐妹的陪伴和关照，可是这些妈妈都没有。
在那个黑漆铁门内的深宅大院里，三代同堂的一家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早已成家生子的两个异母哥哥，目光盯在了他们父亲留下的资本和财产。一次又一次的分家分股后，妈妈身边只有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柔弱姥姥和刚刚会走路会说话的老姨，一个虽然维护她、支持她，却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另一个异母哥哥。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刚刚走入学堂的七岁的妈妈就成了大人。她与一切儿童时代的欢乐、幸福擦肩而过，担起了帮助姥姥操劳生计的使命，也责无旁贷地负起照顾年幼的老姨和那个出生不久便失去双亲的她的侄女彩文的义务。这种承担一直延续到妈妈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到彩文结婚远嫁，到姥姥去世。
幼年的妈妈学会了和酒厂股东计算利息，向租房租地的客户收取租金，还要向当铺老板出售金、银、财宝，抵押房屋。她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初中兼课教英语;她当医生的时候，又在高中兼任数学、英语课，为的是用所得改善姥姥和彩文的生活。我特别好奇的是，这样的境遇为什么没把妈妈变成一个“视财如命”的人，而却恰恰相反。妈妈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没有金钱概念的人。
记得妈妈给我们讲过，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和姥姥、老姨一起去天津静海老家避难。因为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所以临走的时候，姥姥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除了随身携带以外，全部装进了一个大地柜里，请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将装得满满的柜子埋进去。等到她们几个月后从天津回来的时候，再找人挖开院子里埋柜子的地方，才发现柜子已经和埋柜子的人一样无影无踪了。妈妈竟然哈哈大笑着对我们说，姥姥有多傻，把那么大的柜子埋在地里，还找别人帮忙埋。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事件，使姥姥失去了可以维持一生的几乎全部钱财，使得妈妈的读书时光过得十分拮据，而妈妈在几十年后竟还会笑得这么开心。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十几口人，五、六个孩子读书及全家人的生活费用都由爸爸妈妈负担。因为奶奶管理财务,要顾及的亲属和家人很多，各项开支很大。妈妈供给姥姥的生活费都靠自己当兼职教师的收入，从来没从奶奶手里拿钱。即使是家长制观念很强的奶奶面对这样一个只为家庭付出却从不索取的儿媳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到锦州后，爸爸妈妈像在崇慈医院时一样，所有的工资交给奶奶管理。奶奶一直是家里的“掌权者”，随意支配家里的财、物,资助她的任何亲友,妈妈从无异议。自从爸爸妈妈成家，奶奶就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没在其他儿子家里住过，直到奶奶去世。
妈妈给了奶奶最好的照顾，给她做舒适的衣裤，买最好的日用品，点心、水果。奶奶平时稍有头疼脑热，爸爸妈妈便忙前忙后，测血压、量体温、摸脉搏，或冷敷或热敷，又按摩又服药，把奶奶服侍得十分周到。妈妈还训练我和姐姐给奶奶梳头、捏脚。
寒假暑假的时候，正在读书的表哥表姐、堂兄堂姐都会来我家。有时我家会同时住着几个来自新民的休假学生，和我们一起玩儿，一起看书。他们每个人都是在我家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学离开时，妈妈会无一例外地给他们准备好生活用品，学费和生活费。他们毕业、参加工作后,遇到矛盾和问题时，都会来信向爸爸妈妈诉说，求教。给他们写回信，从来都是妈妈的事儿。想起这些，妈妈那坐在写字台前认真思考，字斟句酌的姿势仍会在我眼前浮现。
我和姐姐下乡时，给我们写信的也都是妈妈，但我们的每封回信，爸爸都认真地看，看得比妈妈还仔细。一次爸爸开玩笑地问姐姐:”别人家孩子写信开头都是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每次写信都是’妈妈爸爸’？”妈妈在旁边笑着对我们说:“听见没?爸爸挑理了，下回记住，要写’爸爸妈妈’。”可是再写信时，姐姐还是一如既往地写“亲爱的妈妈爸爸”。
当妈妈60多岁的时候，表哥赵生将他正读中学的儿子赵春光带到我家，委托妈妈帮助他补习英语。当时妈妈还在上班,可是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了。赵春光住在我家半年的时间里，妈妈照顾他食宿，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辅导英语。
妈妈在她工作的图书馆里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老，还是馆长。可是每天上班，第一个到图书馆的人是她；晚上下班，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她。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干在前面，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过任何改变，直至她六十八周岁退休。
我开始到防疫站上班的时候，因为年轻，也是每天早去晚归，打扫卫生，可后来办公室来了更年轻的同事，抢着干活，我就成了有“资格”的人，不再争先打扫卫生了。我不理解妈妈了：“为什么？”妈妈说，其它的同事或孩子小，或家庭负担重，或家务活多，或身体欠佳，她就多干一些。
在我这个旁观者眼里,妈妈不是多干了一点活儿，她是馆里唯一懂外语的人，是统筹全馆业务工作的人，是最忙最累的人。妈妈却从来没想过这些，她也不会这么去想。她要做的，只是很多计划中的工作;她想做的，是更多设想中的工作。妈妈自己这样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却从不挑剔指责别人不这样做，妈妈好像一辈子都不会指责别人。
由于生活困难得到妈妈用心照顾的个别人，在职称定级，工资调整等事情上受到条条框框的制约而遇到阻力，把怨气转嫁到妈妈身上，因为妈妈是被命名为各个“评委会”的成员。妈妈从没有怪过他们，也从不解释自己没有变通上级规定的能力和权力。妈妈倒是觉得自己不会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还曾经向我“请教”怎样才能让某些人平复情绪，同心同德地干好本职工作？
小时候我听妈妈讲她年轻时候的生活片断,记住了这样的情节：她在沈阳读高中的时候，住在“青年会”，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或错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几个同学就会打电话，请店里的伙计将面包、蛋糕等食品甚至是用食盒装好的米饭和炒菜，送到宿舍去。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也太铺张奢侈了。一直到了1990年代，才知道这种购销方式叫“外卖”，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享用，不管是打工者还是富翁。可是在年轻时代就经历这些现代生活方式的妈妈却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生活最简单朴素的一个。
从我认识妈妈的那一天直到她离开我，五十年中，妈妈的个人消费水平比我家任何人都低。除了樟木箱中那些残存的她再没穿过的四十年代服装，妈妈没有专门的衣柜和衣箱，没有一件高档豪华的服装。她穿着的四季服装屈指可数,衣裤永远只有几种单调的色彩：淡蓝、浅蓝、深蓝、淡灰、浅灰、深灰，偶尔一件深褐色外套或夏天的白色衬衫。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妈妈还穿过其它颜色的衣服，更别说什么时髦款式和花色了。妈妈的每件衣服都要穿上若干年，直到洗得发白
在住宅区里，不论是上班的阿姨们，还是“家庭妇女”的大妈大婶们都会偶尔穿出件鲜艳的上衣或应季的旗袍，可是妈妈没有。妈妈的穿着实在是太单调了。妈妈也不穿皮鞋，更别说什么高跟鞋了。年轻的时候,她穿的是蓝色球鞋，年老时穿的是运动鞋和旅游鞋。虽然妈妈喜欢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买一年四季各式服装和鞋袜，可是她基本上不给自己买任何东西。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妈妈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的“摩登”的小学老师到我家家访时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过后对我说：“你妈妈不是‘高薪阶层’吗？怎么穿得那么朴素，故意穿成那样的吧？”我告诉她，妈妈没有好的衣服，只有那么几件颜色样式都相似的衣服。老师很惊诧：“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是这样的吗？”不仅是穿的简单，吃的也简单。妈妈做饭时想的是爸爸和我们的口味。很多年，我都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样的饭菜，因为妈妈的筷子总是伸向少有人问津的菜盘,常常是剩下的菜。直到1991年，我又和妈妈住在一起时,才关注到妈妈的生活细节，才研究出（不是问出）妈妈的饮食嗜好，而那时妈妈已经70多岁了。
妈妈一辈子在厨房劳碌，为我们一家，为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做出数不胜数美味可口的饭菜。妈妈一辈子为爸爸,为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下一代编织了无以计数的毛衣毛裤，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色彩斑斓。可是，我为妈妈又做过什么呢？虽然我给很多人织过衣服，可是漏掉的是妈妈。直到九十年代初，妈妈的手指关节因长期类风湿而变形，握不住针的时候，我才想到了给妈妈织了两件毛衣，还是用编织机织的，妈妈高兴得天天穿着它去散步。我和姐姐买的保健品虽然很多,而且从未间断过，但是妈妈一点儿都不吃，全部堆在爸爸的床头，给爸爸一个人吃。
我们姐弟三人成家以后，开始时每逢年节回家，也随着人家的习俗，买些礼品给爸爸妈妈。可是，妈妈明确告诉我们，谁回家都不必特意费心买这些礼品，只要人回来就好，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和心思。有些亲友串门时给爸爸妈妈买礼品时，他们也这么说。我们都听从爸爸妈妈的话，照办了，我们家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了最没有“礼数”和“规矩”的家庭了。
妈妈的一生，把所有的光和热献给了她热爱的工作、事业，献给了她热爱的亲人朋友，献给了这个世界。她没有向任何人索取。在失去父亲的童年时代，妈妈读书自立；在理想破灭的青年时代，妈妈独立、创业；在危机厄运来临之际，想的是担起灾难把光明留给我们。
对金钱，妈妈说：“花出去了是钱，不花它就是纸。”对人生，妈妈说：“活着要有质量，死去不留后患。”
12、奉献一世
姥爷去世的时候，妈妈只有七岁。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应该有的是无忧无虑的玩耍，是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是兄弟姐妹的陪伴和关照，可是这些妈妈都没有。
在那个黑漆铁门内的深宅大院里，三代同堂的一家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早已成家生子的两个异母哥哥，目光盯在了他们父亲留下的资本和财产。一次又一次的分家分股后，妈妈身边只有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柔弱姥姥和刚刚会走路会说话的老姨，一个虽然维护她、支持她，却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另一个异母哥哥。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刚刚走入学堂的七岁的妈妈就成了大人。她与一切儿童时代的欢乐、幸福擦肩而过，担起了帮助姥姥操劳生计的使命，也责无旁贷地负起照顾年幼的老姨和那个出生不久便失去双亲的她的侄女彩文的义务。这种承担一直延续到妈妈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到彩文结婚远嫁，到姥姥去世。
幼年的妈妈学会了和酒厂股东计算利息，向租房租地的客户收取租金，还要向当铺老板出售金、银、财宝，抵押房屋。她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初中兼课教英语;她当医生的时候，又在高中兼任数学、英语课，为的是用所得改善姥姥和彩文的生活。我特别好奇的是，这样的境遇为什么没把妈妈变成一个“视财如命”的人，而却恰恰相反。妈妈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没有金钱概念的人。
记得妈妈给我们讲过，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和姥姥、老姨一起去天津静海老家避难。因为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所以临走的时候，姥姥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除了随身携带以外，全部装进了一个大地柜里，请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将装得满满的柜子埋进去。等到她们几个月后从天津回来的时候，再找人挖开院子里埋柜子的地方，才发现柜子已经和埋柜子的人一样无影无踪了。妈妈竟然哈哈大笑着对我们说，姥姥有多傻，把那么大的柜子埋在地里，还找别人帮忙埋。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事件，使姥姥失去了可以维持一生的几乎全部钱财，使得妈妈的读书时光过得十分拮据，而妈妈在几十年后竟还会笑得这么开心。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十几口人，五、六个孩子读书及全家人的生活费用都由爸爸妈妈负担。因为奶奶管理财务,要顾及的亲属和家人很多，各项开支很大。妈妈供给姥姥的生活费都靠自己当兼职教师的收入，从来没从奶奶手里拿钱。即使是家长制观念很强的奶奶面对这样一个只为家庭付出却从不索取的儿媳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到锦州后，爸爸妈妈像在崇慈医院时一样，所有的工资交给奶奶管理。奶奶一直是家里的“掌权者”，随意支配家里的财、物,资助她的任何亲友,妈妈从无异议。自从爸爸妈妈成家，奶奶就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没在其他儿子家里住过，直到奶奶去世。
妈妈给了奶奶最好的照顾，给她做舒适的衣裤，买最好的日用品，点心、水果。奶奶平时稍有头疼脑热，爸爸妈妈便忙前忙后，测血压、量体温、摸脉搏，或冷敷或热敷，又按摩又服药，把奶奶服侍得十分周到。妈妈还训练我和姐姐给奶奶梳头、捏脚。
寒假暑假的时候，正在读书的表哥表姐、堂兄堂姐都会来我家。有时我家会同时住着几个来自新民的休假学生，和我们一起玩儿，一起看书。他们每个人都是在我家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学离开时，妈妈会无一例外地给他们准备好生活用品，学费和生活费。他们毕业、参加工作后,遇到矛盾和问题时，都会来信向爸爸妈妈诉说，求教。给他们写回信，从来都是妈妈的事儿。想起这些，妈妈那坐在写字台前认真思考，字斟句酌的姿势仍会在我眼前浮现。
我和姐姐下乡时，给我们写信的也都是妈妈，但我们的每封回信，爸爸都认真地看，看得比妈妈还仔细。一次爸爸开玩笑地问姐姐:”别人家孩子写信开头都是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每次写信都是’妈妈爸爸’？”妈妈在旁边笑着对我们说:“听见没?爸爸挑理了，下回记住，要写’爸爸妈妈’。”可是再写信时，姐姐还是一如既往地写“亲爱的妈妈爸爸”。
当妈妈60多岁的时候，表哥赵生将他正读中学的儿子赵春光带到我家，委托妈妈帮助他补习英语。当时妈妈还在上班,可是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了。赵春光住在我家半年的时间里，妈妈照顾他食宿，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辅导英语。
妈妈在她工作的图书馆里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老，还是馆长。可是每天上班，第一个到图书馆的人是她；晚上下班，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她。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干在前面，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过任何改变，直至她六十八周岁退休。
我开始到防疫站上班的时候，因为年轻，也是每天早去晚归，打扫卫生，可后来办公室来了更年轻的同事，抢着干活，我就成了有“资格”的人，不再争先打扫卫生了。我不理解妈妈了：“为什么？”妈妈说，其它的同事或孩子小，或家庭负担重，或家务活多，或身体欠佳，她就多干一些。
在我这个旁观者眼里,妈妈不是多干了一点活儿，她是馆里唯一懂外语的人，是统筹全馆业务工作的人，是最忙最累的人。妈妈却从来没想过这些，她也不会这么去想。她要做的，只是很多计划中的工作;她想做的，是更多设想中的工作。妈妈自己这样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却从不挑剔指责别人不这样做，妈妈好像一辈子都不会指责别人。
由于生活困难得到妈妈用心照顾的个别人，在职称定级，工资调整等事情上受到条条框框的制约而遇到阻力，把怨气转嫁到妈妈身上，因为妈妈是被命名为各个“评委会”的成员。妈妈从没有怪过他们，也从不解释自己没有变通上级规定的能力和权力。妈妈倒是觉得自己不会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还曾经向我“请教”怎样才能让某些人平复情绪，同心同德地干好本职工作？
小时候我听妈妈讲她年轻时候的生活片断,记住了这样的情节：她在沈阳读高中的时候，住在“青年会”，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或错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几个同学就会打电话，请店里的伙计将面包、蛋糕等食品甚至是用食盒装好的米饭和炒菜，送到宿舍去。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也太铺张奢侈了。一直到了1990年代，才知道这种购销方式叫“外卖”，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享用，不管是打工者还是富翁。可是在年轻时代就经历这些现代生活方式的妈妈却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生活最简单朴素的一个。
从我认识妈妈的那一天直到她离开我，五十年中，妈妈的个人消费水平比我家任何人都低。除了樟木箱中那些残存的她再没穿过的四十年代服装，妈妈没有专门的衣柜和衣箱，没有一件高档豪华的服装。她穿着的四季服装屈指可数,衣裤永远只有几种单调的色彩：淡蓝、浅蓝、深蓝、淡灰、浅灰、深灰，偶尔一件深褐色外套或夏天的白色衬衫。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妈妈还穿过其它颜色的衣服，更别说什么时髦款式和花色了。妈妈的每件衣服都要穿上若干年，直到洗得发白
在住宅区里，不论是上班的阿姨们，还是“家庭妇女”的大妈大婶们都会偶尔穿出件鲜艳的上衣或应季的旗袍，可是妈妈没有。妈妈的穿着实在是太单调了。妈妈也不穿皮鞋，更别说什么高跟鞋了。年轻的时候,她穿的是蓝色球鞋，年老时穿的是运动鞋和旅游鞋。虽然妈妈喜欢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买一年四季各式服装和鞋袜，可是她基本上不给自己买任何东西。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妈妈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的“摩登”的小学老师到我家家访时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过后对我说：“你妈妈不是‘高薪阶层’吗？怎么穿得那么朴素，故意穿成那样的吧？”我告诉她，妈妈没有好的衣服，只有那么几件颜色样式都相似的衣服。老师很惊诧：“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是这样的吗？”不仅是穿的简单，吃的也简单。妈妈做饭时想的是爸爸和我们的口味。很多年，我都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样的饭菜，因为妈妈的筷子总是伸向少有人问津的菜盘,常常是剩下的菜。直到1991年，我又和妈妈住在一起时,才关注到妈妈的生活细节，才研究出（不是问出）妈妈的饮食嗜好，而那时妈妈已经70多岁了。
妈妈一辈子在厨房劳碌，为我们一家，为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做出数不胜数美味可口的饭菜。妈妈一辈子为爸爸,为我们这一代，为我们的下一代编织了无以计数的毛衣毛裤，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色彩斑斓。可是，我为妈妈又做过什么呢？虽然我给很多人织过衣服，可是漏掉的是妈妈。直到九十年代初，妈妈的手指关节因长期类风湿而变形，握不住针的时候，我才想到了给妈妈织了两件毛衣，还是用编织机织的，妈妈高兴得天天穿着它去散步。我和姐姐买的保健品虽然很多,而且从未间断过，但是妈妈一点儿都不吃，全部堆在爸爸的床头，给爸爸一个人吃。
我们姐弟三人成家以后，开始时每逢年节回家，也随着人家的习俗，买些礼品给爸爸妈妈。可是，妈妈明确告诉我们，谁回家都不必特意费心买这些礼品，只要人回来就好，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和心思。有些亲友串门时给爸爸妈妈买礼品时，他们也这么说。我们都听从爸爸妈妈的话，照办了，我们家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了最没有“礼数”和“规矩”的家庭了。
妈妈的一生，把所有的光和热献给了她热爱的工作、事业，献给了她热爱的亲人朋友，献给了这个世界。她没有向任何人索取。在失去父亲的童年时代，妈妈读书自立；在理想破灭的青年时代，妈妈独立、创业；在危机厄运来临之际，想的是担起灾难把光明留给我们。
对金钱，妈妈说：“花出去了是钱，不花它就是纸。”对人生，妈妈说：“活着要有质量，死去不留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