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8、全能主妇
从记事时起，每天都看着爸爸妈妈上班一起走，下班一起回，从没有“失散”过。后来爸爸调到医院工作，上班早，下班晚，又常常值夜班，作息没有了规律。每次爸爸回家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屋里屋外的看，再到厨房走一圈，如果见不到妈妈，就来问我们：“你妈妈呢？”这个习惯爸爸一辈子没有变，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到他生病卧床，到他的弥留之际都是如此，只要在家里看不到妈妈，他便会问：“你妈妈呢？”
我们三个孩子也和爸爸一样,从儿童时代到长大离家，只要一踏进家门，就会奔向妈妈，只要第一眼看不到妈妈，就永远问着同一句话：“我妈妈呢？”
妈妈是我们家的支柱、全家的核心，是我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人。只要妈妈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妈妈是生理老师，她把生理卫生的常识溶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一次在幼儿园，姐姐吃西瓜时不小心吞下了几粒西瓜籽，想起阿姨说的“如果把瓜籽吃进肚子里，就会发芽，长出西瓜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不停地摸肚子，担心会长出西瓜来。幸好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当爸爸妈妈来接我们的时候，姐姐迫不及待地问妈妈：“昨天我吃的西瓜籽，什么时候长出西瓜？”妈妈莫名其妙。姐姐把阿姨的话对妈妈说了，妈妈笑着告诉她，阿姨那样说是吓唬我们，让我们吃西瓜小心,可万一不小心吃进了西瓜籽也不要紧，西瓜籽会在口腔进入食道，进入胃，再到小肠、大肠，从肛门排出体外，会屙出来，不会在肚子里长出来的。妈妈还给我们讲了西瓜怎样才能从地里长出来。
有一个星期天，姐姐在外面玩疯了，直到吃晚饭时才跑回家，伸出脏兮兮的手抓起馒头就要咬。妈妈拉她到厨房洗手，告诉她要在水龙头下冲洗30秒，然后打肥皂，搓洗、再冲干净。虽然我们总听着爸爸念叨“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老话，也一直照着做，但不知道洗手为什么还这么麻烦。
妈妈没有给我们讲大道理，只是在星期一送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提前了半个小时，先把我俩带到了她们学校生理教研组的实验室里。妈妈让姐姐和我分别伸出手放在显微镜下，再让我们从上面的小孔往里看。我们看到的是奇形怪状的毛毛虫，那么多。我俩吓坏了，抽出手来使劲看，什么也没有啊。妈妈解释给我们，我们从显微镜里看到的是细菌，眼睛看不到。不洗干净手,把细菌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如果水果不洗干净就吃，也会把细菌吃进去。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是和不卫生、不洗手、生病联系在一起的。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姐姐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以后一定得好好洗手再吃东西了，大毛毛虫太吓人了。
妈妈在显微镜下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影响了我们一生，尤其是姐姐。她时时都在提醒家人洗净手，即使在农村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别的可以不做，手一定得洗干净。到美国几十年了，她也是只吃自己亲手做的沙拉。有时在电视上看烹饪节目，看到主持人不洗手就抓食品总忍不住要评论几句。尼龙常笑姐姐：“你得了细菌恐惧症。”
妈妈做过医生，也是我们的保健医生。疯狂玩耍的儿童时代，我们的腿跌破了，手划了口子，膝盖磕伤了，跑回家去，妈妈的碘酒、消炎粉或是红药水轻轻抹上，就照玩不误。当我们发烧时，妈妈的湿毛巾敷在头上，暖暖的手伸进我们的衣服抚摸后背，轻轻的按抚，那种感觉特别舒服。直到现在，身上不舒服，就会想起妈妈的手，那种感觉仿佛还在。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学着妈妈的样子，自己做敷料、缠绷带，互相处理伤口和病痛，学习简单基本的用药方法，还学会了消毒和肌肉注射。在离开妈妈的日子里，在偏僻落后的山村坦然面对疾病，认真研究处理方法，从没有被意外伤痛所吓倒。
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爬上高大的书柜取连环画报，爬下来时一脚踩翻了凳子，摔到地上，当我哭叫着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垂了下来，疼得一动都不能动了。当时家里只有古大姨和奶奶，她们看着我耷拉下来的胳膊吓坏了，以为我的胳膊真的断了。古阿姨看了看钟，知道妈妈快下班了，轻轻地把我抱上炕，准备妈妈一回来就带我去医院。
妈妈回家后，仔细看了看我的胳膊，摸了我的肩头，没有带我去医院，而是把我抱到大椅子上坐直，紧紧地扶住我的肩膀，一手拉起了我的胳膊。我吓得闭上眼睛，可是妈妈放下手的时候，我的胳膊不疼了，能动了，抬起来了，一切都和没摔时一样了，好像根本没有摔伤过。妈妈对奶奶和古大姨说，我是肩关节脱臼了，她刚才的一“端”是“关节复位”，我的胳膊没事了。吓得我心惊胆战的一个大事件，妈妈没用药，没打针，就轻松治好了。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从兴城海滨回来时，还没有开学，我和姐姐每天去锦州印染厂游泳池游泳。那里的水和海水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耳朵进了水，开始时没在意，只用棉签掏耳孔，结果感染了，整天流浓淌水，只好停止游泳，让妈妈治疗。妈妈戴上“检耳镜”仔细检查了我的耳朵，确定不是中耳炎，只是外耳道炎。妈妈找到一个比核桃稍大些的小皮球和一支筷子般粗细的竹管，将竹管的一头削成斜面，另一头插进皮球里，在斜面上撒上消炎粉，然后放在我的耳孔边，一捏皮球，药面就进入耳孔里了。妈妈一天两遍给我上药，很快治好了我的外耳道炎，我也记住了这个独特的上药手法。
一次，姐姐去郊区劳动时，和同学们一起吃了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呕吐、发烧，老师说是急性胃肠炎，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晚上姐姐回到家时已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听她说了发病情况，又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是细菌性痢疾，立即带她去了医院。化验结果正如妈妈所料。那次姐姐病得挺厉害，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要不是妈妈诊断及时，后果会很严重。
妈妈有一个品种繁杂的工具箱，装着她日常使用的各种工具，从卯钉、螺丝刀到各种尺寸的铁钉、水泥钉，有短锯、长锯、宽窄不一的锯，有斧头、鎯头、钳子、扳子，规格不一的各式螺丝刀、抹刀、玻璃刀，还有抹水泥用的抹子，刷涂料的刷子，所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工具妈妈应有尽有。妈妈的所有工具，都归她一个人使用，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找妈妈。
有时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流水四面喷溅，我吓得大声喊妈妈。妈妈关住总闸，卸下水龙头，左拧右拧，再安上,就一切如常了。有时下水道堵了，脏水流不出去，溢到了地面，我又喊妈妈。妈妈拨开铁箅子，用手一点点掏出淤积的菜叶、碎食，可水还是不通。妈妈买来专门用于抽吸下水道淤堵的抽子，把胶皮碗贴在下水口上按住，抓着把手一拉一回，很快下水道通了。住平房时，窗上的玻璃偶尔会碰裂，妈妈小心地摘下碎玻璃，从容地找出早有储备的大块玻璃，比好尺寸，用玻璃刀切好，轻松地安在窗上，并用腻刀严密地抹上备用腻子。妈妈安好的玻璃和工人师傅的做工没有什么区别。房门旧了，妈妈买来油漆自己刷了一层，再刷一层，旧门就变成新门。折页坏了,妈妈摘下门，拧下折页，敲敲打打，再安上。还有，灯不亮了喊妈妈，开关拉不动了喊妈妈，换灯泡、修开关，妈妈手到“病”除。
弟弟小时候，我带他和院里的大孩子玩。冬天，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抽“冰猴”，弟弟和大家比赛谁抽的时间长。年龄最小的弟弟总是胜出，他使用的得心应手的鞭子是妈妈亲手制成的。开始时我用线绳绑在木杆上给弟弟用，抽来抽去,不是绳断了，就是绳子缠在冰猴上了。我和弟弟求助于妈妈，妈妈到我们玩的地方用破鞭子试着抽了几下冰猴，就想出了办法。她回到家里找出一件破旧的皮衣片，剪下两条细边拧在一起，结结实实的穿过她削成的带孔的鞭杆牢牢系住。又美观又耐用的鞭子成了弟弟的宝物，抽了几年的冰猴，依然完好如初。
后来弟弟又跟大孩子们滑“冰车”，妈妈找出几条木板锯了锯，刨了刨，就钉成了“滑板”，再缠上几道粗粗的钢丝，只用一个晚上，一个轻巧、结实的“冰车”就做成了。妈妈拎着冰车带我们去冰上试滑，她自己先蹲在上面，用双手握着两支冰钎往冰面上一扎，就滑出好远。妈妈划了几个来回，确信质量可靠，便交给了弟弟，弟弟在这个滑行得又快又稳的冰车上玩了好几年，从没有摔过跤。
春风杨柳时节，我们喜欢放风筝，却不喜欢街上卖的千篇一律的风筝，妈妈便用竹竿劈开的竹丝给我们做成蝴蝶风筝，荷花风筝，再用水彩画上赏心悦目的图案，我们放到天黑也不愿收手。
妈妈还是家里的“设计师”。家具的摆设、添置，每隔一年半载,就要调换位置,挪动一次。每一次都是妈妈先画好“设计图”，左看右看，满意后，再带我们搬动的。每一次的效果都如妈妈所说，带给我们喜悦和新鲜感，就像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家。
1962年暑假，刚刚病愈出院的妈妈带我去了老马路上的五金商店，买涂料，买荧光灯。回到家里她换上白大褂，挥舞刷子粉刷墙壁，一会儿站在写字台上，一会儿又跪在地板上，一刻不停。仅仅几天时间，所有的墙壁和屋顶全被妈妈粉刷一新，屋顶是白色的，墙壁是浅淡的蓝色，玻璃灯泡被妈妈摘下来，换上了长长的白色“管灯”，壁橱被妈妈贴上了精美的彩纸，整个家里被妈妈收拾得换了新貌。那时，我还没有听过“装修”这样的词汇，也第一次从妈妈口里听到了“可赛银”、“荧光灯”、“壁纸”这些字眼。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望着四周一尘不染的墙壁和漂亮的壁纸，在明亮如昼的荧光灯下看小说，真舒服。
在全家下放农村的日子里，妈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并且是能干的农妇。刚刚搬到团山子的那一天，大队事先安排社员为我们做了晚饭。因为没有电，我们点着自己带去的蜡烛吃饭。我和姐姐已经下乡一年多了，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困难。我们知道妈妈一辈子都没有在农村呆过，担心她难以适应没有灯光的夜晚和没有煤气的烟尘飞扬的厨房。当晚，姐姐临睡前和我商量好，第二天要早早起来，赶在全家起床前就做好早饭。我们把早晨要干的所有家务活都周密地计划好了，才安心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当我俩听到响动，爬起来跑到外面的时候，妈妈已经坐在大锅灶前摆放的小板凳上，边拉风箱边和房东大婶说话了。看妈妈那神态，没有一丝我们所担忧的惶恐和无措，完全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哪像是一个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啊，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妇。这是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到农村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两年后离开那里，妈妈就一直在那个烧着柴火和煤面的灶台铁锅里给我们做着饭菜，在主副食极为拮据、单调的条件下费尽心思地寻求变化，让我们尽量吃得舒适、可口。
因为妈妈要坐诊、出诊，家里整天人来人往，没有专门的空间摆放饭桌，不能坐在椅子上吃饭了。妈妈决定像这里所有的人家一样坐在炕上吃饭。可是我们没有放在炕上的饭桌，也没有地方去买，妈妈屋里屋外的巡视了几遍，有了办法。她把一个大号面板和一个小方凳放在一起，又锯又钉，很快制成了一个标准的饭桌。妈妈还用从城里带去的白漆将饭桌刷上雪白的颜色，我们全家就坐在农村的火炕上，在这个饭桌上吃了两年的每日三餐。
因为农村燃料不足，社员家里都只是做饭时才点火烧炕，其余时间都不会专门烧炕。可是因为我家里不断来人看病体检，屋子太冷不行。妈妈想了几天，找到办法，指挥我们和泥脱坯，她亲手在住房的火炕边砌起了一个炉灶，既可以煮饭烧水、消毒注射器，屋子里也暖和了许多。来看病的社员们惊叹：王大夫自己会砌炉灶？我们家里砌它都要请人的。
下乡之前，妈妈带我专门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副理发用具，告诉我，在农村去理发馆不方便，她要亲手给爸爸和弟弟理发。事实证明，妈妈是手艺高超的理发师。我也跟妈妈学会了理发，不过只给弟弟一个人理过发。
下乡几个月后,妈妈在集市上买来一只猪崽，在院子里垒起了猪圈养猪。仅过了十个月，我家的猪就长到了380斤，体积不大，滚圆滚圆，成了全大队的一个奇迹。每天都会有人来院子里趴在猪圈的墙头上“参观”那个圆圆胖胖的小肥猪。妈妈也像所有的农户家一样，做了一缸大酱，可是我们怎么吃得了那么多大酱。妈妈就把春节杀猪时余下的肉用大酱腌上，让我们慢慢地享受美味。
妈妈还在大伯父来我家时用心地跟大伯父学习种菜技术，又是积肥又是倒粪，把我家的小小菜园侍候得生机盎然。她在看病、做饭、家务的繁忙奔波中，利用挤出的点滴时间往来于菜地,浇水、施肥、间苗、支架,有时忙了一天，天黑了还会跑到菜园里看一看她的“杰作”。
妈妈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天天被提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小姐”，可在我们家里，妈妈是真正的劳动者，是最能吃苦、最勤劳、最聪明、最能干的家庭主妇。
别样妈妈 (8): 全能主妇
旭子 (2026-03-23 07:41:17) 评论 (0)
第一章 别样妈妈
8、全能主妇
从记事时起，每天都看着爸爸妈妈上班一起走，下班一起回，从没有“失散”过。后来爸爸调到医院工作，上班早，下班晚，又常常值夜班，作息没有了规律。每次爸爸回家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屋里屋外的看，再到厨房走一圈，如果见不到妈妈，就来问我们：“你妈妈呢？”这个习惯爸爸一辈子没有变，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到他生病卧床，到他的弥留之际都是如此，只要在家里看不到妈妈，他便会问：“你妈妈呢？”
我们三个孩子也和爸爸一样,从儿童时代到长大离家，只要一踏进家门，就会奔向妈妈，只要第一眼看不到妈妈，就永远问着同一句话：“我妈妈呢？”
妈妈是我们家的支柱、全家的核心，是我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人。只要妈妈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妈妈是生理老师，她把生理卫生的常识溶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一次在幼儿园，姐姐吃西瓜时不小心吞下了几粒西瓜籽，想起阿姨说的“如果把瓜籽吃进肚子里，就会发芽，长出西瓜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不停地摸肚子，担心会长出西瓜来。幸好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当爸爸妈妈来接我们的时候，姐姐迫不及待地问妈妈：“昨天我吃的西瓜籽，什么时候长出西瓜？”妈妈莫名其妙。姐姐把阿姨的话对妈妈说了，妈妈笑着告诉她，阿姨那样说是吓唬我们，让我们吃西瓜小心,可万一不小心吃进了西瓜籽也不要紧，西瓜籽会在口腔进入食道，进入胃，再到小肠、大肠，从肛门排出体外，会屙出来，不会在肚子里长出来的。妈妈还给我们讲了西瓜怎样才能从地里长出来。
有一个星期天，姐姐在外面玩疯了，直到吃晚饭时才跑回家，伸出脏兮兮的手抓起馒头就要咬。妈妈拉她到厨房洗手，告诉她要在水龙头下冲洗30秒，然后打肥皂，搓洗、再冲干净。虽然我们总听着爸爸念叨“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老话，也一直照着做，但不知道洗手为什么还这么麻烦。
妈妈没有给我们讲大道理，只是在星期一送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提前了半个小时，先把我俩带到了她们学校生理教研组的实验室里。妈妈让姐姐和我分别伸出手放在显微镜下，再让我们从上面的小孔往里看。我们看到的是奇形怪状的毛毛虫，那么多。我俩吓坏了，抽出手来使劲看，什么也没有啊。妈妈解释给我们，我们从显微镜里看到的是细菌，眼睛看不到。不洗干净手,把细菌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如果水果不洗干净就吃，也会把细菌吃进去。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是和不卫生、不洗手、生病联系在一起的。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姐姐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以后一定得好好洗手再吃东西了，大毛毛虫太吓人了。
妈妈在显微镜下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影响了我们一生，尤其是姐姐。她时时都在提醒家人洗净手，即使在农村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别的可以不做，手一定得洗干净。到美国几十年了，她也是只吃自己亲手做的沙拉。有时在电视上看烹饪节目，看到主持人不洗手就抓食品总忍不住要评论几句。尼龙常笑姐姐：“你得了细菌恐惧症。”
妈妈做过医生，也是我们的保健医生。疯狂玩耍的儿童时代，我们的腿跌破了，手划了口子，膝盖磕伤了，跑回家去，妈妈的碘酒、消炎粉或是红药水轻轻抹上，就照玩不误。当我们发烧时，妈妈的湿毛巾敷在头上，暖暖的手伸进我们的衣服抚摸后背，轻轻的按抚，那种感觉特别舒服。直到现在，身上不舒服，就会想起妈妈的手，那种感觉仿佛还在。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学着妈妈的样子，自己做敷料、缠绷带，互相处理伤口和病痛，学习简单基本的用药方法，还学会了消毒和肌肉注射。在离开妈妈的日子里，在偏僻落后的山村坦然面对疾病，认真研究处理方法，从没有被意外伤痛所吓倒。
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爬上高大的书柜取连环画报，爬下来时一脚踩翻了凳子，摔到地上，当我哭叫着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垂了下来，疼得一动都不能动了。当时家里只有古大姨和奶奶，她们看着我耷拉下来的胳膊吓坏了，以为我的胳膊真的断了。古阿姨看了看钟，知道妈妈快下班了，轻轻地把我抱上炕，准备妈妈一回来就带我去医院。
妈妈回家后，仔细看了看我的胳膊，摸了我的肩头，没有带我去医院，而是把我抱到大椅子上坐直，紧紧地扶住我的肩膀，一手拉起了我的胳膊。我吓得闭上眼睛，可是妈妈放下手的时候，我的胳膊不疼了，能动了，抬起来了，一切都和没摔时一样了，好像根本没有摔伤过。妈妈对奶奶和古大姨说，我是肩关节脱臼了，她刚才的一“端”是“关节复位”，我的胳膊没事了。吓得我心惊胆战的一个大事件，妈妈没用药，没打针，就轻松治好了。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从兴城海滨回来时，还没有开学，我和姐姐每天去锦州印染厂游泳池游泳。那里的水和海水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耳朵进了水，开始时没在意，只用棉签掏耳孔，结果感染了，整天流浓淌水，只好停止游泳，让妈妈治疗。妈妈戴上“检耳镜”仔细检查了我的耳朵，确定不是中耳炎，只是外耳道炎。妈妈找到一个比核桃稍大些的小皮球和一支筷子般粗细的竹管，将竹管的一头削成斜面，另一头插进皮球里，在斜面上撒上消炎粉，然后放在我的耳孔边，一捏皮球，药面就进入耳孔里了。妈妈一天两遍给我上药，很快治好了我的外耳道炎，我也记住了这个独特的上药手法。
一次，姐姐去郊区劳动时，和同学们一起吃了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呕吐、发烧，老师说是急性胃肠炎，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晚上姐姐回到家时已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听她说了发病情况，又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是细菌性痢疾，立即带她去了医院。化验结果正如妈妈所料。那次姐姐病得挺厉害，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要不是妈妈诊断及时，后果会很严重。
妈妈有一个品种繁杂的工具箱，装着她日常使用的各种工具，从卯钉、螺丝刀到各种尺寸的铁钉、水泥钉，有短锯、长锯、宽窄不一的锯，有斧头、鎯头、钳子、扳子，规格不一的各式螺丝刀、抹刀、玻璃刀，还有抹水泥用的抹子，刷涂料的刷子，所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工具妈妈应有尽有。妈妈的所有工具，都归她一个人使用，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找妈妈。
有时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流水四面喷溅，我吓得大声喊妈妈。妈妈关住总闸，卸下水龙头，左拧右拧，再安上,就一切如常了。有时下水道堵了，脏水流不出去，溢到了地面，我又喊妈妈。妈妈拨开铁箅子，用手一点点掏出淤积的菜叶、碎食，可水还是不通。妈妈买来专门用于抽吸下水道淤堵的抽子，把胶皮碗贴在下水口上按住，抓着把手一拉一回，很快下水道通了。住平房时，窗上的玻璃偶尔会碰裂，妈妈小心地摘下碎玻璃，从容地找出早有储备的大块玻璃，比好尺寸，用玻璃刀切好，轻松地安在窗上，并用腻刀严密地抹上备用腻子。妈妈安好的玻璃和工人师傅的做工没有什么区别。房门旧了，妈妈买来油漆自己刷了一层，再刷一层，旧门就变成新门。折页坏了,妈妈摘下门，拧下折页，敲敲打打，再安上。还有，灯不亮了喊妈妈，开关拉不动了喊妈妈，换灯泡、修开关，妈妈手到“病”除。
弟弟小时候，我带他和院里的大孩子玩。冬天，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抽“冰猴”，弟弟和大家比赛谁抽的时间长。年龄最小的弟弟总是胜出，他使用的得心应手的鞭子是妈妈亲手制成的。开始时我用线绳绑在木杆上给弟弟用，抽来抽去,不是绳断了，就是绳子缠在冰猴上了。我和弟弟求助于妈妈，妈妈到我们玩的地方用破鞭子试着抽了几下冰猴，就想出了办法。她回到家里找出一件破旧的皮衣片，剪下两条细边拧在一起，结结实实的穿过她削成的带孔的鞭杆牢牢系住。又美观又耐用的鞭子成了弟弟的宝物，抽了几年的冰猴，依然完好如初。
后来弟弟又跟大孩子们滑“冰车”，妈妈找出几条木板锯了锯，刨了刨，就钉成了“滑板”，再缠上几道粗粗的钢丝，只用一个晚上，一个轻巧、结实的“冰车”就做成了。妈妈拎着冰车带我们去冰上试滑，她自己先蹲在上面，用双手握着两支冰钎往冰面上一扎，就滑出好远。妈妈划了几个来回，确信质量可靠，便交给了弟弟，弟弟在这个滑行得又快又稳的冰车上玩了好几年，从没有摔过跤。
春风杨柳时节，我们喜欢放风筝，却不喜欢街上卖的千篇一律的风筝，妈妈便用竹竿劈开的竹丝给我们做成蝴蝶风筝，荷花风筝，再用水彩画上赏心悦目的图案，我们放到天黑也不愿收手。
妈妈还是家里的“设计师”。家具的摆设、添置，每隔一年半载,就要调换位置,挪动一次。每一次都是妈妈先画好“设计图”，左看右看，满意后，再带我们搬动的。每一次的效果都如妈妈所说，带给我们喜悦和新鲜感，就像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家。
1962年暑假，刚刚病愈出院的妈妈带我去了老马路上的五金商店，买涂料，买荧光灯。回到家里她换上白大褂，挥舞刷子粉刷墙壁，一会儿站在写字台上，一会儿又跪在地板上，一刻不停。仅仅几天时间，所有的墙壁和屋顶全被妈妈粉刷一新，屋顶是白色的，墙壁是浅淡的蓝色，玻璃灯泡被妈妈摘下来，换上了长长的白色“管灯”，壁橱被妈妈贴上了精美的彩纸，整个家里被妈妈收拾得换了新貌。那时，我还没有听过“装修”这样的词汇，也第一次从妈妈口里听到了“可赛银”、“荧光灯”、“壁纸”这些字眼。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望着四周一尘不染的墙壁和漂亮的壁纸，在明亮如昼的荧光灯下看小说，真舒服。
在全家下放农村的日子里，妈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并且是能干的农妇。刚刚搬到团山子的那一天，大队事先安排社员为我们做了晚饭。因为没有电，我们点着自己带去的蜡烛吃饭。我和姐姐已经下乡一年多了，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困难。我们知道妈妈一辈子都没有在农村呆过，担心她难以适应没有灯光的夜晚和没有煤气的烟尘飞扬的厨房。当晚，姐姐临睡前和我商量好，第二天要早早起来，赶在全家起床前就做好早饭。我们把早晨要干的所有家务活都周密地计划好了，才安心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当我俩听到响动，爬起来跑到外面的时候，妈妈已经坐在大锅灶前摆放的小板凳上，边拉风箱边和房东大婶说话了。看妈妈那神态，没有一丝我们所担忧的惶恐和无措，完全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哪像是一个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啊，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妇。这是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到农村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两年后离开那里，妈妈就一直在那个烧着柴火和煤面的灶台铁锅里给我们做着饭菜，在主副食极为拮据、单调的条件下费尽心思地寻求变化，让我们尽量吃得舒适、可口。
因为妈妈要坐诊、出诊，家里整天人来人往，没有专门的空间摆放饭桌，不能坐在椅子上吃饭了。妈妈决定像这里所有的人家一样坐在炕上吃饭。可是我们没有放在炕上的饭桌，也没有地方去买，妈妈屋里屋外的巡视了几遍，有了办法。她把一个大号面板和一个小方凳放在一起，又锯又钉，很快制成了一个标准的饭桌。妈妈还用从城里带去的白漆将饭桌刷上雪白的颜色，我们全家就坐在农村的火炕上，在这个饭桌上吃了两年的每日三餐。
因为农村燃料不足，社员家里都只是做饭时才点火烧炕，其余时间都不会专门烧炕。可是因为我家里不断来人看病体检，屋子太冷不行。妈妈想了几天，找到办法，指挥我们和泥脱坯，她亲手在住房的火炕边砌起了一个炉灶，既可以煮饭烧水、消毒注射器，屋子里也暖和了许多。来看病的社员们惊叹：王大夫自己会砌炉灶？我们家里砌它都要请人的。
下乡之前，妈妈带我专门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副理发用具，告诉我，在农村去理发馆不方便，她要亲手给爸爸和弟弟理发。事实证明，妈妈是手艺高超的理发师。我也跟妈妈学会了理发，不过只给弟弟一个人理过发。
下乡几个月后,妈妈在集市上买来一只猪崽，在院子里垒起了猪圈养猪。仅过了十个月，我家的猪就长到了380斤，体积不大，滚圆滚圆，成了全大队的一个奇迹。每天都会有人来院子里趴在猪圈的墙头上“参观”那个圆圆胖胖的小肥猪。妈妈也像所有的农户家一样，做了一缸大酱，可是我们怎么吃得了那么多大酱。妈妈就把春节杀猪时余下的肉用大酱腌上，让我们慢慢地享受美味。
妈妈还在大伯父来我家时用心地跟大伯父学习种菜技术，又是积肥又是倒粪，把我家的小小菜园侍候得生机盎然。她在看病、做饭、家务的繁忙奔波中，利用挤出的点滴时间往来于菜地,浇水、施肥、间苗、支架,有时忙了一天，天黑了还会跑到菜园里看一看她的“杰作”。
妈妈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天天被提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小姐”，可在我们家里，妈妈是真正的劳动者，是最能吃苦、最勤劳、最聪明、最能干的家庭主妇。
8、全能主妇
从记事时起，每天都看着爸爸妈妈上班一起走，下班一起回，从没有“失散”过。后来爸爸调到医院工作，上班早，下班晚，又常常值夜班，作息没有了规律。每次爸爸回家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屋里屋外的看，再到厨房走一圈，如果见不到妈妈，就来问我们：“你妈妈呢？”这个习惯爸爸一辈子没有变，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到他生病卧床，到他的弥留之际都是如此，只要在家里看不到妈妈，他便会问：“你妈妈呢？”
我们三个孩子也和爸爸一样,从儿童时代到长大离家，只要一踏进家门，就会奔向妈妈，只要第一眼看不到妈妈，就永远问着同一句话：“我妈妈呢？”
妈妈是我们家的支柱、全家的核心，是我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人。只要妈妈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妈妈是生理老师，她把生理卫生的常识溶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一次在幼儿园，姐姐吃西瓜时不小心吞下了几粒西瓜籽，想起阿姨说的“如果把瓜籽吃进肚子里，就会发芽，长出西瓜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不停地摸肚子，担心会长出西瓜来。幸好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当爸爸妈妈来接我们的时候，姐姐迫不及待地问妈妈：“昨天我吃的西瓜籽，什么时候长出西瓜？”妈妈莫名其妙。姐姐把阿姨的话对妈妈说了，妈妈笑着告诉她，阿姨那样说是吓唬我们，让我们吃西瓜小心,可万一不小心吃进了西瓜籽也不要紧，西瓜籽会在口腔进入食道，进入胃，再到小肠、大肠，从肛门排出体外，会屙出来，不会在肚子里长出来的。妈妈还给我们讲了西瓜怎样才能从地里长出来。
有一个星期天，姐姐在外面玩疯了，直到吃晚饭时才跑回家，伸出脏兮兮的手抓起馒头就要咬。妈妈拉她到厨房洗手，告诉她要在水龙头下冲洗30秒，然后打肥皂，搓洗、再冲干净。虽然我们总听着爸爸念叨“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老话，也一直照着做，但不知道洗手为什么还这么麻烦。
妈妈没有给我们讲大道理，只是在星期一送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提前了半个小时，先把我俩带到了她们学校生理教研组的实验室里。妈妈让姐姐和我分别伸出手放在显微镜下，再让我们从上面的小孔往里看。我们看到的是奇形怪状的毛毛虫，那么多。我俩吓坏了，抽出手来使劲看，什么也没有啊。妈妈解释给我们，我们从显微镜里看到的是细菌，眼睛看不到。不洗干净手,把细菌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如果水果不洗干净就吃，也会把细菌吃进去。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是和不卫生、不洗手、生病联系在一起的。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姐姐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以后一定得好好洗手再吃东西了，大毛毛虫太吓人了。
妈妈在显微镜下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影响了我们一生，尤其是姐姐。她时时都在提醒家人洗净手，即使在农村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别的可以不做，手一定得洗干净。到美国几十年了，她也是只吃自己亲手做的沙拉。有时在电视上看烹饪节目，看到主持人不洗手就抓食品总忍不住要评论几句。尼龙常笑姐姐：“你得了细菌恐惧症。”
妈妈做过医生，也是我们的保健医生。疯狂玩耍的儿童时代，我们的腿跌破了，手划了口子，膝盖磕伤了，跑回家去，妈妈的碘酒、消炎粉或是红药水轻轻抹上，就照玩不误。当我们发烧时，妈妈的湿毛巾敷在头上，暖暖的手伸进我们的衣服抚摸后背，轻轻的按抚，那种感觉特别舒服。直到现在，身上不舒服，就会想起妈妈的手，那种感觉仿佛还在。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学着妈妈的样子，自己做敷料、缠绷带，互相处理伤口和病痛，学习简单基本的用药方法，还学会了消毒和肌肉注射。在离开妈妈的日子里，在偏僻落后的山村坦然面对疾病，认真研究处理方法，从没有被意外伤痛所吓倒。
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爬上高大的书柜取连环画报，爬下来时一脚踩翻了凳子，摔到地上，当我哭叫着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垂了下来，疼得一动都不能动了。当时家里只有古大姨和奶奶，她们看着我耷拉下来的胳膊吓坏了，以为我的胳膊真的断了。古阿姨看了看钟，知道妈妈快下班了，轻轻地把我抱上炕，准备妈妈一回来就带我去医院。
妈妈回家后，仔细看了看我的胳膊，摸了我的肩头，没有带我去医院，而是把我抱到大椅子上坐直，紧紧地扶住我的肩膀，一手拉起了我的胳膊。我吓得闭上眼睛，可是妈妈放下手的时候，我的胳膊不疼了，能动了，抬起来了，一切都和没摔时一样了，好像根本没有摔伤过。妈妈对奶奶和古大姨说，我是肩关节脱臼了，她刚才的一“端”是“关节复位”，我的胳膊没事了。吓得我心惊胆战的一个大事件，妈妈没用药，没打针，就轻松治好了。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从兴城海滨回来时，还没有开学，我和姐姐每天去锦州印染厂游泳池游泳。那里的水和海水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耳朵进了水，开始时没在意，只用棉签掏耳孔，结果感染了，整天流浓淌水，只好停止游泳，让妈妈治疗。妈妈戴上“检耳镜”仔细检查了我的耳朵，确定不是中耳炎，只是外耳道炎。妈妈找到一个比核桃稍大些的小皮球和一支筷子般粗细的竹管，将竹管的一头削成斜面，另一头插进皮球里，在斜面上撒上消炎粉，然后放在我的耳孔边，一捏皮球，药面就进入耳孔里了。妈妈一天两遍给我上药，很快治好了我的外耳道炎，我也记住了这个独特的上药手法。
一次，姐姐去郊区劳动时，和同学们一起吃了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呕吐、发烧，老师说是急性胃肠炎，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晚上姐姐回到家时已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妈妈听她说了发病情况，又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是细菌性痢疾，立即带她去了医院。化验结果正如妈妈所料。那次姐姐病得挺厉害，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要不是妈妈诊断及时，后果会很严重。
妈妈有一个品种繁杂的工具箱，装着她日常使用的各种工具，从卯钉、螺丝刀到各种尺寸的铁钉、水泥钉，有短锯、长锯、宽窄不一的锯，有斧头、鎯头、钳子、扳子，规格不一的各式螺丝刀、抹刀、玻璃刀，还有抹水泥用的抹子，刷涂料的刷子，所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工具妈妈应有尽有。妈妈的所有工具，都归她一个人使用，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找妈妈。
有时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流水四面喷溅，我吓得大声喊妈妈。妈妈关住总闸，卸下水龙头，左拧右拧，再安上,就一切如常了。有时下水道堵了，脏水流不出去，溢到了地面，我又喊妈妈。妈妈拨开铁箅子，用手一点点掏出淤积的菜叶、碎食，可水还是不通。妈妈买来专门用于抽吸下水道淤堵的抽子，把胶皮碗贴在下水口上按住，抓着把手一拉一回，很快下水道通了。住平房时，窗上的玻璃偶尔会碰裂，妈妈小心地摘下碎玻璃，从容地找出早有储备的大块玻璃，比好尺寸，用玻璃刀切好，轻松地安在窗上，并用腻刀严密地抹上备用腻子。妈妈安好的玻璃和工人师傅的做工没有什么区别。房门旧了，妈妈买来油漆自己刷了一层，再刷一层，旧门就变成新门。折页坏了,妈妈摘下门，拧下折页，敲敲打打，再安上。还有，灯不亮了喊妈妈，开关拉不动了喊妈妈，换灯泡、修开关，妈妈手到“病”除。
弟弟小时候，我带他和院里的大孩子玩。冬天，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抽“冰猴”，弟弟和大家比赛谁抽的时间长。年龄最小的弟弟总是胜出，他使用的得心应手的鞭子是妈妈亲手制成的。开始时我用线绳绑在木杆上给弟弟用，抽来抽去,不是绳断了，就是绳子缠在冰猴上了。我和弟弟求助于妈妈，妈妈到我们玩的地方用破鞭子试着抽了几下冰猴，就想出了办法。她回到家里找出一件破旧的皮衣片，剪下两条细边拧在一起，结结实实的穿过她削成的带孔的鞭杆牢牢系住。又美观又耐用的鞭子成了弟弟的宝物，抽了几年的冰猴，依然完好如初。
后来弟弟又跟大孩子们滑“冰车”，妈妈找出几条木板锯了锯，刨了刨，就钉成了“滑板”，再缠上几道粗粗的钢丝，只用一个晚上，一个轻巧、结实的“冰车”就做成了。妈妈拎着冰车带我们去冰上试滑，她自己先蹲在上面，用双手握着两支冰钎往冰面上一扎，就滑出好远。妈妈划了几个来回，确信质量可靠，便交给了弟弟，弟弟在这个滑行得又快又稳的冰车上玩了好几年，从没有摔过跤。
春风杨柳时节，我们喜欢放风筝，却不喜欢街上卖的千篇一律的风筝，妈妈便用竹竿劈开的竹丝给我们做成蝴蝶风筝，荷花风筝，再用水彩画上赏心悦目的图案，我们放到天黑也不愿收手。
妈妈还是家里的“设计师”。家具的摆设、添置，每隔一年半载,就要调换位置,挪动一次。每一次都是妈妈先画好“设计图”，左看右看，满意后，再带我们搬动的。每一次的效果都如妈妈所说，带给我们喜悦和新鲜感，就像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家。
1962年暑假，刚刚病愈出院的妈妈带我去了老马路上的五金商店，买涂料，买荧光灯。回到家里她换上白大褂，挥舞刷子粉刷墙壁，一会儿站在写字台上，一会儿又跪在地板上，一刻不停。仅仅几天时间，所有的墙壁和屋顶全被妈妈粉刷一新，屋顶是白色的，墙壁是浅淡的蓝色，玻璃灯泡被妈妈摘下来，换上了长长的白色“管灯”，壁橱被妈妈贴上了精美的彩纸，整个家里被妈妈收拾得换了新貌。那时，我还没有听过“装修”这样的词汇，也第一次从妈妈口里听到了“可赛银”、“荧光灯”、“壁纸”这些字眼。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望着四周一尘不染的墙壁和漂亮的壁纸，在明亮如昼的荧光灯下看小说，真舒服。
在全家下放农村的日子里，妈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并且是能干的农妇。刚刚搬到团山子的那一天，大队事先安排社员为我们做了晚饭。因为没有电，我们点着自己带去的蜡烛吃饭。我和姐姐已经下乡一年多了，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困难。我们知道妈妈一辈子都没有在农村呆过，担心她难以适应没有灯光的夜晚和没有煤气的烟尘飞扬的厨房。当晚，姐姐临睡前和我商量好，第二天要早早起来，赶在全家起床前就做好早饭。我们把早晨要干的所有家务活都周密地计划好了，才安心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当我俩听到响动，爬起来跑到外面的时候，妈妈已经坐在大锅灶前摆放的小板凳上，边拉风箱边和房东大婶说话了。看妈妈那神态，没有一丝我们所担忧的惶恐和无措，完全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哪像是一个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啊，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妇。这是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到农村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两年后离开那里，妈妈就一直在那个烧着柴火和煤面的灶台铁锅里给我们做着饭菜，在主副食极为拮据、单调的条件下费尽心思地寻求变化，让我们尽量吃得舒适、可口。
因为妈妈要坐诊、出诊，家里整天人来人往，没有专门的空间摆放饭桌，不能坐在椅子上吃饭了。妈妈决定像这里所有的人家一样坐在炕上吃饭。可是我们没有放在炕上的饭桌，也没有地方去买，妈妈屋里屋外的巡视了几遍，有了办法。她把一个大号面板和一个小方凳放在一起，又锯又钉，很快制成了一个标准的饭桌。妈妈还用从城里带去的白漆将饭桌刷上雪白的颜色，我们全家就坐在农村的火炕上，在这个饭桌上吃了两年的每日三餐。
因为农村燃料不足，社员家里都只是做饭时才点火烧炕，其余时间都不会专门烧炕。可是因为我家里不断来人看病体检，屋子太冷不行。妈妈想了几天，找到办法，指挥我们和泥脱坯，她亲手在住房的火炕边砌起了一个炉灶，既可以煮饭烧水、消毒注射器，屋子里也暖和了许多。来看病的社员们惊叹：王大夫自己会砌炉灶？我们家里砌它都要请人的。
下乡之前，妈妈带我专门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副理发用具，告诉我，在农村去理发馆不方便，她要亲手给爸爸和弟弟理发。事实证明，妈妈是手艺高超的理发师。我也跟妈妈学会了理发，不过只给弟弟一个人理过发。
下乡几个月后,妈妈在集市上买来一只猪崽，在院子里垒起了猪圈养猪。仅过了十个月，我家的猪就长到了380斤，体积不大，滚圆滚圆，成了全大队的一个奇迹。每天都会有人来院子里趴在猪圈的墙头上“参观”那个圆圆胖胖的小肥猪。妈妈也像所有的农户家一样，做了一缸大酱，可是我们怎么吃得了那么多大酱。妈妈就把春节杀猪时余下的肉用大酱腌上，让我们慢慢地享受美味。
妈妈还在大伯父来我家时用心地跟大伯父学习种菜技术，又是积肥又是倒粪，把我家的小小菜园侍候得生机盎然。她在看病、做饭、家务的繁忙奔波中，利用挤出的点滴时间往来于菜地,浇水、施肥、间苗、支架,有时忙了一天，天黑了还会跑到菜园里看一看她的“杰作”。
妈妈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天天被提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小姐”，可在我们家里，妈妈是真正的劳动者，是最能吃苦、最勤劳、最聪明、最能干的家庭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