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开始了学生生涯，这一届的学生基本是五七年下半年和五八年上半年出生的孩子。由于学生太多，正规学校已经满员，我被送到了一所“民办小学”，就是临时建立起来的学校。老师是现招的，校舍是一个居民大杂院中央的仓库。
记不清过了多久，学校迁到了一个有两间教室的小院里。又不知过了多久，全班迁到了一个名字很漂亮的学校，叫做芙蓉山小学。两年后全班再转到了洮南路小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小学教育，那是1972年。在这所小学里没学多少文化知识，但却启蒙了体育爱好，一直受益到今天，深感庆幸。顺便说一句，那位爱打篮球和乒乓球的班主任老师居然敢在课堂上以讲课的方式系列讲完了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现在想想都替他后怕。
1972年三月初进入了中学。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国家似乎要回归正常。那时的政治课讲的是伟大领袖1966年8月写给他太太江青的一封信（后来有人认定那封信出自张春桥和康生之手），里面讲了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其他各科包括英语也都恢复了正常教学。到七三年暑假前，学校把期末考试的所有成绩发了大榜。那个大榜对本人的鼓励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然而好景不长。随后几年不停的政治折腾彻底打烂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学生不用读书考试，那大把的时间总得找点事干。因为一进校在学校运动会上跑了个400米第二名，得以进入学校田径队，并参加过市中学生运动会。一年后又转入排球队。那时我很瘦，一位老师说我瘦得不像个运动员。另一位老师干脆说我瘦得像个旧社会的孩子，而且身高也不再长了，一年多以后便离开了排球队。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被招进了学校的“团委红代会宣传组”，开始了舞文弄墨的勾当。
那时候学校的领导醉心于半工半读的教育革命，每年会有几个月的时间送我们到工厂里学工，还会有大约两周时间到农村收麦子或秋收。到工厂学工的时候，我会负责一块工厂里墙上的黑板，编辑抄写同学们投稿的文章和诗歌，歌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学农的时候会出版油印的《学农快报》，一个人收稿改稿，排版，刻蜡纸并印刷，一天出一期。回到学校后负责学校大门口的黑板报和墙报，有时兴起还出版油印的小册子，一直到1976年的秋天。
1976年是十分诡异的一年。1月8号周恩来，7月1号张闻天以及7月9号朱德的去世，加上7月28号的唐山大地震，似乎完成了对某一件大事的铺垫。这件大事就是9月9号他老人家的离去。我那时刚刚读完《三国演义》，罗贯中在书中那些关于天人感应，每有大事天象必异的封建迷信描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深信并暗暗期盼会有重大的变化发生。
1976年10月，我们正在山东农村学农秋收。有一天语文老师在厕所里跟我说：“中央抓人了，抓了四个大的四个小的。”
国家似乎又一次要回归正常。1977年春节过后，学校里另一位语文老师（校语文教研组主任）介绍我到夜校去蹭诗歌创作的课。授课者是区文化馆的专业作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与那位老师是好朋友。我作为不交学费的旁听生与正式学员一起上课，还到工厂体验过生活，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1977年夏天，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任何仪式就结束了中学的生活。其实在那年夏天，人们已经到处在谈论关于高考的话题。
我是注定要下乡的对象，因为我哥哥已经在城里就业。之所以没随八月那批大部队下乡插队，就是想在城里参加高考。十月中旬的一天，我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封他在北京的高干亲戚写的信，告知中央已确定大学恢复高考，要他早做准备。又过了没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正式确认高考属实。
那时候真是欢呼雀跃啊。上学由我不由爹！
我当时的情况是语文有把握，数学也可以。在整个五年半的中学期间，班主任是同一位数学老师没换过。在荒唐的1973至1976年间，我们不学工不学农的时候，也经常是到学校上一堂数学课就放学。那可是个良心活，直到现在都让我想起那位敬业的数学老师而心存感激。76年到77年，我们居然还学了三角函数和平面解析几何，以至于进入大学以后可以顺利对接微积分，从而省出时间恶补英语和其他课程，这是后话。
中学基本没学过物理，但幸运的是我借到一本译自苏联的物理习题集，那可是一本好书。通读一遍并把习题做完，把讲解看完理解以后，感觉可以应付考试了。化学则是把那几年学校里的教科书找出来自学了一遍，也感觉问题不大。那时候各个中学都开办高考辅导班。参加了两次辅导班模拟考之后，信心大增，确定了考理科不考文科。那时候就是想上大学，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于干什么。大约在11月10日，报纸刊登了《山东省1977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并公布了高考报名时间是11月20-24日。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盆凉水浇了下来：凡属于应下乡插队人员，不得在市区参加高考！
这有点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经多方打探，结论都是斩钉截铁：不下乡，没高考！
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要成批进行。八月走了一批，今年不可能再走。一时间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11月19日这一天，我和同学看了晚场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刚回到家，父亲要我赶紧准备好复习资料，明天早上有车到厂里接我下乡插队。
70年代中后期，山东省的知识青年都是随父母的工作单位到省内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工作单位属于无线电仪表局，局里有几位领导家里有情况与我相同的子女，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一次应考青年下乡插队。可能为了把事情做得好看一些，领导们顺道也通知了一下局里的所属工厂。父亲听到消息后，一点没犹豫，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作主张马上到厂里知青办为我报了名，又到局里拿到批文，然后到公安局为我迁出户口，再送到厂里知青办。这一圈跑下来需要相当的体力。
第二天早晨，在工厂门口我搭上了仪表局奔赴山东掖县的大巴车。车上已有三位知青，他们似乎原先就认识。中午过后，大巴到达掖县县城的仪表局知青办。那三位下车后，大巴把我送到了六十里以外一个叫梁郭公社张官李大队的小村庄。后来听说那三位在县城里报名拿了准考证后，第二天就原车返回了。
我插队这个知情点位于村子北头，是1975年为迎接知识青年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建而成。一排四间教室和对面两间房子（一间厨房）以及红砖墙围成了一个小院子。我被分配到了东端房间门口的床位。知青点有二十几位知青，两位住在厨房隔壁的女知青负责准备一日三餐。
第二天我到公社报名拿准考证的时候，见到了公社教育组组长，他家就在张官李大队。他向我推荐了村头联中一位姓周的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后来我到联中拜访过他几次，受益匪浅。最后一次拜访是在考试的前一天，他介绍了一些应考的基本常识，比如先做有把握的题，不要在不懂的题上浪费太多时间，每道题都应该有答案，合理猜测是知识积累的表现等等。事后证明，他对考题的难度和政治考题的预测都十分准确。进入大学后，我曾经去信向周老师致谢。几十年来，要写这篇短文才第一次想起这位令人尊重的老师，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身穿深蓝色宽条绒棉衣，戴一副宽边眼镜和说话不紧不慢的神态。到晚上睡觉时想起他的名字中似乎有个栋字，而他的姓也不生僻。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他的名字突然就蹦了出来，感觉很神奇。衷心祝愿周老师在后来的岁月中施展出了他的才华并且正在幸福地安度他的晚年。
考场设在苗家公社中学，距张官李村将近5公里。考试的两天我都是骑自行车载着知青点的一位女知青赶赴考点。12月9日上午考语文，只有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距终点还有30分钟的时候，监考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钟标识着时间，并说了五个字：“还有半小时”。到剩10分钟的时候，他把两个表针变化了位置后，还是五个字：“还剩十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只听他咳嗽一声然后大喝：“抄起手来”！所有考生都停止了写字端坐在那里，等着监考老师来收走考卷。
下午考理化，物理和化学试题在一张考卷上，总共100分。题目从头做到尾，基本没什么大障碍。会答的都答了，不会的也都猜了。等到监考老师大喊“操起手来”（掖县话把抄喊成操）时，我已经仔细检查了两遍，自我感觉良好。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通篇就是默写。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大题有“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等等。答完后仔细检查了两遍，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
下午考数学遇上点麻烦。开篇第一题是一道绝对值概念题，要求二次根号内（3-x）^2的值。这个结果是｜3-x｜（绝对值）就对了，好像我还展开讨论了x< = 3和x>3的情况。做完这道题，心情放松了不少。一路下去，感觉挺顺。做完全部试题后，心情有些浮躁，不像前几门那么沉得住气。临到考试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突然发现最后一道砌一排猪圈求最大面积的大题中，我少砌了一堵猪圈墙。题里要求砌一排m个边长axb的矩形猪圈，墙的总长度应该是（2ma)+(m+1)b而不是(2ma+mb)。慌乱之中赶紧修改答案，到“操起手来”的时候也没弄完。因害怕违规就袖着手眼睁睁看着老师把没答完的卷子收走了。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做噩梦被一声掖县口音的“操起手来”惊醒。
高考以后，开始了真正的知青生活。在考试之前，厂里曾经有车给我捎来了生活用品，包括我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的妈妈为我连夜赶制的一床大厚棉被。这床棉被后来伴随着我度过了回城读大学，到北京读研究生和教书时住单身宿舍的那些寒冷的夜晚。
大约到78年1月，接到了体检通知。村里的妇女主任（那位公社教育组长的太太）送来通知的时候，告诉我邻村联中一位老师也接到了体检通知，他可以带我到县医院体检。
二月初，厂里派车来接知青回城过年。返城后没几天，我哥哥接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至此，原来一直让我担心的一件事 -— 政审，应该也不是问题了。过完春节，回到知青点后，教育组长夫妇来知青点给我送来了我的第一志愿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一头扎进了化学世界，先后在海洋化学，物理化学（不是两个学科啦。物理化学是以物理的方法研究化学，是四大基础化学之一），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学习工作了45年，直到两年前退休。
回首往事，我自认自己很幸运。尽管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从头到尾经历了那疯狂的十年，却遇到了几位在疯狂年代里坚持职业操守的好老师，居然能在1977年考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常怀感恩之心。明年将是我们这届学子参加高考的第50个年头。谨以此文纪念那段改变我们命运的难忘岁月。
追忆我的一九七七年高考之路
海泊河 (2026-03-24 11:24:00) 评论 (2)我是1965年开始了学生生涯，这一届的学生基本是五七年下半年和五八年上半年出生的孩子。由于学生太多，正规学校已经满员，我被送到了一所“民办小学”，就是临时建立起来的学校。老师是现招的，校舍是一个居民大杂院中央的仓库。
记不清过了多久，学校迁到了一个有两间教室的小院里。又不知过了多久，全班迁到了一个名字很漂亮的学校，叫做芙蓉山小学。两年后全班再转到了洮南路小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小学教育，那是1972年。在这所小学里没学多少文化知识，但却启蒙了体育爱好，一直受益到今天，深感庆幸。顺便说一句，那位爱打篮球和乒乓球的班主任老师居然敢在课堂上以讲课的方式系列讲完了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现在想想都替他后怕。
1972年三月初进入了中学。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国家似乎要回归正常。那时的政治课讲的是伟大领袖1966年8月写给他太太江青的一封信（后来有人认定那封信出自张春桥和康生之手），里面讲了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其他各科包括英语也都恢复了正常教学。到七三年暑假前，学校把期末考试的所有成绩发了大榜。那个大榜对本人的鼓励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然而好景不长。随后几年不停的政治折腾彻底打烂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学生不用读书考试，那大把的时间总得找点事干。因为一进校在学校运动会上跑了个400米第二名，得以进入学校田径队，并参加过市中学生运动会。一年后又转入排球队。那时我很瘦，一位老师说我瘦得不像个运动员。另一位老师干脆说我瘦得像个旧社会的孩子，而且身高也不再长了，一年多以后便离开了排球队。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被招进了学校的“团委红代会宣传组”，开始了舞文弄墨的勾当。
那时候学校的领导醉心于半工半读的教育革命，每年会有几个月的时间送我们到工厂里学工，还会有大约两周时间到农村收麦子或秋收。到工厂学工的时候，我会负责一块工厂里墙上的黑板，编辑抄写同学们投稿的文章和诗歌，歌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学农的时候会出版油印的《学农快报》，一个人收稿改稿，排版，刻蜡纸并印刷，一天出一期。回到学校后负责学校大门口的黑板报和墙报，有时兴起还出版油印的小册子，一直到1976年的秋天。
1976年是十分诡异的一年。1月8号周恩来，7月1号张闻天以及7月9号朱德的去世，加上7月28号的唐山大地震，似乎完成了对某一件大事的铺垫。这件大事就是9月9号他老人家的离去。我那时刚刚读完《三国演义》，罗贯中在书中那些关于天人感应，每有大事天象必异的封建迷信描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深信并暗暗期盼会有重大的变化发生。
1976年10月，我们正在山东农村学农秋收。有一天语文老师在厕所里跟我说：“中央抓人了，抓了四个大的四个小的。”
国家似乎又一次要回归正常。1977年春节过后，学校里另一位语文老师（校语文教研组主任）介绍我到夜校去蹭诗歌创作的课。授课者是区文化馆的专业作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与那位老师是好朋友。我作为不交学费的旁听生与正式学员一起上课，还到工厂体验过生活，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1977年夏天，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任何仪式就结束了中学的生活。其实在那年夏天，人们已经到处在谈论关于高考的话题。
我是注定要下乡的对象，因为我哥哥已经在城里就业。之所以没随八月那批大部队下乡插队，就是想在城里参加高考。十月中旬的一天，我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封他在北京的高干亲戚写的信，告知中央已确定大学恢复高考，要他早做准备。又过了没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正式确认高考属实。
那时候真是欢呼雀跃啊。上学由我不由爹！
我当时的情况是语文有把握，数学也可以。在整个五年半的中学期间，班主任是同一位数学老师没换过。在荒唐的1973至1976年间，我们不学工不学农的时候，也经常是到学校上一堂数学课就放学。那可是个良心活，直到现在都让我想起那位敬业的数学老师而心存感激。76年到77年，我们居然还学了三角函数和平面解析几何，以至于进入大学以后可以顺利对接微积分，从而省出时间恶补英语和其他课程，这是后话。
中学基本没学过物理，但幸运的是我借到一本译自苏联的物理习题集，那可是一本好书。通读一遍并把习题做完，把讲解看完理解以后，感觉可以应付考试了。化学则是把那几年学校里的教科书找出来自学了一遍，也感觉问题不大。那时候各个中学都开办高考辅导班。参加了两次辅导班模拟考之后，信心大增，确定了考理科不考文科。那时候就是想上大学，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于干什么。大约在11月10日，报纸刊登了《山东省1977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并公布了高考报名时间是11月20-24日。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盆凉水浇了下来：凡属于应下乡插队人员，不得在市区参加高考！
这有点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经多方打探，结论都是斩钉截铁：不下乡，没高考！
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要成批进行。八月走了一批，今年不可能再走。一时间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11月19日这一天，我和同学看了晚场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刚回到家，父亲要我赶紧准备好复习资料，明天早上有车到厂里接我下乡插队。
70年代中后期，山东省的知识青年都是随父母的工作单位到省内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工作单位属于无线电仪表局，局里有几位领导家里有情况与我相同的子女，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一次应考青年下乡插队。可能为了把事情做得好看一些，领导们顺道也通知了一下局里的所属工厂。父亲听到消息后，一点没犹豫，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作主张马上到厂里知青办为我报了名，又到局里拿到批文，然后到公安局为我迁出户口，再送到厂里知青办。这一圈跑下来需要相当的体力。
第二天早晨，在工厂门口我搭上了仪表局奔赴山东掖县的大巴车。车上已有三位知青，他们似乎原先就认识。中午过后，大巴到达掖县县城的仪表局知青办。那三位下车后，大巴把我送到了六十里以外一个叫梁郭公社张官李大队的小村庄。后来听说那三位在县城里报名拿了准考证后，第二天就原车返回了。
我插队这个知情点位于村子北头，是1975年为迎接知识青年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建而成。一排四间教室和对面两间房子（一间厨房）以及红砖墙围成了一个小院子。我被分配到了东端房间门口的床位。知青点有二十几位知青，两位住在厨房隔壁的女知青负责准备一日三餐。
第二天我到公社报名拿准考证的时候，见到了公社教育组组长，他家就在张官李大队。他向我推荐了村头联中一位姓周的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后来我到联中拜访过他几次，受益匪浅。最后一次拜访是在考试的前一天，他介绍了一些应考的基本常识，比如先做有把握的题，不要在不懂的题上浪费太多时间，每道题都应该有答案，合理猜测是知识积累的表现等等。事后证明，他对考题的难度和政治考题的预测都十分准确。进入大学后，我曾经去信向周老师致谢。几十年来，要写这篇短文才第一次想起这位令人尊重的老师，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身穿深蓝色宽条绒棉衣，戴一副宽边眼镜和说话不紧不慢的神态。到晚上睡觉时想起他的名字中似乎有个栋字，而他的姓也不生僻。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他的名字突然就蹦了出来，感觉很神奇。衷心祝愿周老师在后来的岁月中施展出了他的才华并且正在幸福地安度他的晚年。
考场设在苗家公社中学，距张官李村将近5公里。考试的两天我都是骑自行车载着知青点的一位女知青赶赴考点。12月9日上午考语文，只有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距终点还有30分钟的时候，监考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钟标识着时间，并说了五个字：“还有半小时”。到剩10分钟的时候，他把两个表针变化了位置后，还是五个字：“还剩十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只听他咳嗽一声然后大喝：“抄起手来”！所有考生都停止了写字端坐在那里，等着监考老师来收走考卷。
下午考理化，物理和化学试题在一张考卷上，总共100分。题目从头做到尾，基本没什么大障碍。会答的都答了，不会的也都猜了。等到监考老师大喊“操起手来”（掖县话把抄喊成操）时，我已经仔细检查了两遍，自我感觉良好。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通篇就是默写。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大题有“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等等。答完后仔细检查了两遍，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
下午考数学遇上点麻烦。开篇第一题是一道绝对值概念题，要求二次根号内（3-x）^2的值。这个结果是｜3-x｜（绝对值）就对了，好像我还展开讨论了x< = 3和x>3的情况。做完这道题，心情放松了不少。一路下去，感觉挺顺。做完全部试题后，心情有些浮躁，不像前几门那么沉得住气。临到考试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突然发现最后一道砌一排猪圈求最大面积的大题中，我少砌了一堵猪圈墙。题里要求砌一排m个边长axb的矩形猪圈，墙的总长度应该是（2ma)+(m+1)b而不是(2ma+mb)。慌乱之中赶紧修改答案，到“操起手来”的时候也没弄完。因害怕违规就袖着手眼睁睁看着老师把没答完的卷子收走了。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做噩梦被一声掖县口音的“操起手来”惊醒。
高考以后，开始了真正的知青生活。在考试之前，厂里曾经有车给我捎来了生活用品，包括我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的妈妈为我连夜赶制的一床大厚棉被。这床棉被后来伴随着我度过了回城读大学，到北京读研究生和教书时住单身宿舍的那些寒冷的夜晚。
大约到78年1月，接到了体检通知。村里的妇女主任（那位公社教育组长的太太）送来通知的时候，告诉我邻村联中一位老师也接到了体检通知，他可以带我到县医院体检。
二月初，厂里派车来接知青回城过年。返城后没几天，我哥哥接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至此，原来一直让我担心的一件事 -— 政审，应该也不是问题了。过完春节，回到知青点后，教育组长夫妇来知青点给我送来了我的第一志愿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一头扎进了化学世界，先后在海洋化学，物理化学（不是两个学科啦。物理化学是以物理的方法研究化学，是四大基础化学之一），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学习工作了45年，直到两年前退休。
回首往事，我自认自己很幸运。尽管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从头到尾经历了那疯狂的十年，却遇到了几位在疯狂年代里坚持职业操守的好老师，居然能在1977年考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常怀感恩之心。明年将是我们这届学子参加高考的第50个年头。谨以此文纪念那段改变我们命运的难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