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
从红庙坡监狱回到西交大
2026年3月23日
【狱中生活四章略】
这一天总算最后到来了。
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见文末注一】下午，刚刚开过了下午的那顿饭，红庙坡监狱外号叫“三角脸”的干事来开了牢门。他让戴宁生拿上东西跟他走，什么也没说，特别是没有说要释放他。走出监狱的大铁门，来到了一间办公室。一名公安员向戴宁生宣读了1971年4月1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的红头“批复” --- 陕公发（1971）87号释放证【见文末注二】，问戴宁生有何意见。戴宁生听了那位公安员宣读的释放证内容后很不高兴，他自1969年2月按一系列捏造的“罪名”被关了进来，没有经过任何认真的审讯调查，更没有什么判决，现在凭空说他“有悔改表现，教育释放。”但是他能有什么意见？难道他是在一个可以在此刻提出意见的国家？难道这里是一个可以提出意见的地方？难道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意见的时代？他已经对这个国家彻底地绝望了。这个国家的黑暗超过了他在小说中读过的各种黑暗。在这个国家里做一个清白的人要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痛苦，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事到如今，就是真的可以有意见，那又哪里是一两句话的事情！要说清楚，那要等半个世纪后，等他彻底逃离了那个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圣人的党和政府的魔抓，等他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等他退休了、有时间了时，慢慢地写一本书来把他的意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没有意见。”他淡淡地说。
“小伙子，你还年轻，这次翻了船，出去之后，老实点，小心点，不要再进来了！监狱里的事，在外面不许说！”
一名西安交大的人来接了他，坐上了一部三轮的小“放屁虫”回到了西安交大。
***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四月下旬的西安，本该是春意盎然的。可是，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戴宁生从监狱回到西安交大时，映入他眼帘的却正是李清照“声声慢”中的这些字句。那年的春天，校园里空空如也，一点生气也没有。从1966年起，学校就再也没有招生了。到现在，最后两届学生都已经毕业并离开了学校近一年了【见文末注三】。两年多之前的1969年2月12日戴宁生被捕时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其幽灵仍弥漫在整个校园里，残留的大字报和墙上的标语不时可见，一片战后的凄凉死寂和破败狼藉。
这怎么会是当年戴宁生离开故乡南京，满载理想来求学的地方？这怎么会是大西北首屈一指的头等学府？这怎么会是一所学校？
1965年8月下旬戴宁生在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车。上车后认识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名叫周礼诠。周礼诠说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无线电系的。他们两立刻就成了好朋友。两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着窗外看个不够。那趟特快从南京到西安当时要走将近一天一夜的样子。旅行在当时是件大事，那之前戴宁生只去过北京上海无锡几个地方，西北没有去过，黄土高原是个令人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戴宁生是午后上的车，车子走了几小时就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睁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进入黄土高原了。一块块平坦的塬和塬之间的深壑，戴宁生从来没有见过。虽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见多少植被，偶尔能见到几棵树和黄土地上的局部绿地。火车进了潼关后，就是富饶的关中平原、所谓“白菜心”了。但是和刚刚离开的绿葱葱的江南比，还是太荒凉了。农民出身的周礼诠说：“这个地怎么能长得出庄稼？人都吃什么呀？”
戴宁生则感到浪漫极了。他终于离开了过分温暖的家和过分呵护他的父母和几个姐姐，现在可以一个人独自出来闯荡了。回想报考大学志愿时，他一所家乡的学校也不愿意填写。本来，他从小学高年级就喜爱做航模，自己设计飞机参加比赛，希望长大了能设计真正的飞机。无奈那时设计飞机属保密性的专业，需要通过政治审查。戴宁生本人在中学政治表现欠佳，班主任在档案里的评语中说他是“骄傲自大、自由散漫。”他的父母和大姐姐虽已经加入了圣人的党，但他的政治背景仍属密级不够。七弄八弄地被西安交大无线电系录取了。“也行，”戴宁生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学无线电也一样可以做一番事业的！”
回想起来，戴宁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没有认真学习过。高考时，他不愿意好好复习备考，所以也没有考好。十九岁的他只身一个人来到了西安交大，似乎瞬间成熟了很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一身知识，在科技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来。学校里的那几门课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被选进了英文快班和数学快班，还是不够。他又开始自学起英文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如日语和德语；在规定的课程之外，他还生吞活剥地自学起其它科目，如流体动力学。从入学到1966年春天这一年时间里，他真的是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有点得意忘形了。
那些都是四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恍惚是另一世界里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
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圣人有所谓的“两个估计”，即：1949年后圣人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以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据此，后来就有了“工宣队”要长期领导学校和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等等方针政策。到了1971年戴宁生从监狱回到西交大时，原无线电系计算机专业已经被进驻学校的解放军部队来的军宣队和工厂来的工宣队改编成了“自动控制大队”“二连”。想来“系”和“专业”是资产阶级大学的用语，“大队”和“连队”听上去无产阶级多了，诸如“生产大队”、“民兵大队”、“尖刀连”、“好八连”之类。只是人们说话时一时还改不过来，还是用“系”字和“专业”顺口些。
不知是谁派了系里一名年轻的实验员来陪伴戴宁生。此人姓潘，比戴宁生大几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人们称他小潘。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掌管戴宁生在食堂吃饭用的饭菜票。让他人来掌管一个刚从中国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的饭菜票一般认为是个必要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的监狱大都是把犯人维持在刚刚饿不死的状态上，所以如果不能自我控制，一出狱就可能无控制地爆食，轻则撑出病来重则撑得丧失性命。这点戴宁生心里非常清楚，狱中的难友们也都互相提醒过这事。再说，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虽然让人饿得难熬，但比那些市级和县级的小监狱要好多了。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戴宁生自认为他不但没有丧失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且是更加坚强了。
原先戴宁生吃饭的学生第二食堂已经变成了西安某驻军的仓库了。现在只有学生第一食堂运作着，供为数不多的留校人员用餐。晚饭后，小潘向戴宁生提议说：“我们去散散步吧。”看来，陪伴刚刚走出监狱的戴宁生是小潘的另一个任务。是的，在与世隔绝的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牢房里生活了两年后再回到人世，心理上承受的冲击也许超过了食物对饥肠的冲击。更何况眼下的世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他认识的人，更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即令是身边这位善良敦厚寡言的小潘，戴宁生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和听到过。他们两在空旷的校园里走着，免不了感到多少有些别扭。
校园里唯一的生气是几名新招来的小女青工。她们是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交大来的。据说，初中毕业的男生大多数按照圣人的指示被派往山区去搞三线建设了。空旷死寂的校园里偶尔看到小女青工穿着有些色彩衣服的身影和听到她们的笑声，仿佛是被人遗忘的旧战场上的几朵野花和零星飞过的小鸟。
当年女生宿舍的墙根上还清晰可见一条遗留下来的墨写的标语：“砸烂反动学生戴宁生的狗头！”直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听说是因为他的随行记者中可能有人要到西安来，这些涂写在墙上的标语才被彻底清除干净，恐怕是不愿意让这些记者看到吧。但那条标语因为是墨汁写在粗糙的水泥墙上的，洗刷不掉，最后只好用硬器刮掉。多年后，戴宁生重返西安交大时，刮掉后的痕迹仍然可以辨认出“砸烂反动学生戴宁生的狗头！”那几个字。戴宁生看了，觉得那个被砸烂的狗头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似乎指的是别人，或者是个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
他们绕过行政楼，来到了咸宁路南的西交大正门，对面就是那个50年代为交大西迁而修建的兴庆公园。“想去兴庆公园走走吗？”小潘又尴尬地提议。
戴宁生伫立在咸宁路边。咸宁路上虽然并没有多少往来的车辆和行人，但当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飞驰而过时，或一个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人匆匆从眼前掠过时，甚至不多的行人从面前急急忙忙走过时，戴宁生一时感到难以承受。两三年与世隔绝的监禁，他不曾见到这样的情景。这情景虽然再普通不过了，但对戴宁生的心理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要不要去兴庆公园转转？”小潘又一次重复了一下。
“不，不，不了。我们回去吧。”戴宁生只想自己一个人呆一会儿，把这一天的巨变消化一下。
戴宁生被安排住在校区最东南面的那栋16舍宿舍楼的二楼东头的一间宿舍里。学校的所有学生宿舍几乎都是空着的。这栋楼也远远没有住满。楼里住着一些学校的工友，还有一、二十名遗留下来的所谓“反动”学生，在一边劳动“监督改造”，一边等待审查结案分配工作。可能是为了戴宁生不至过于孤单，也可能是预防出现不测的意外，总之应该是出于为戴宁生着想的善意，学校为戴宁生安排了一个临时的室友，人们都称他何师傅。
何师傅是一名学校的搬运工人，老家是陕西商县山里的人，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看上去十分衰老。何师傅是那种最忠厚老实的普通工人了。他单身一人，一把年纪了，但没有结婚。他慢吞吞地说着陕西话，对戴宁生说：
“我不能结婚呀！山里人买不起盐，一个村子的亲戚都靠我这点收入买盐呀。”
他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破旧的小相片来，带着几分自豪地指给戴宁生看，“他们都是我老家的干儿子干女儿。每年过年回老家，这些娃娃们都指望着我扯点布好给他们做件新衣服穿。”
不知道何师傅是有眼疾，还是戴宁生专注的倾听感动了他，可能他从来没有机会向他人倾述这些个人的事情，他的眼晴湿润了，他用一块脏手绢擦了擦眼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对他自己说：
“我怎么能结婚呢？”
戴宁生听着，专心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此时该说什么。出狱前，自从李拴龙离开那间牢房后，他已经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何师傅的几名工人朋友也常常到房间里来，最常来的是机械厂的一个工人。他们都是些朴实善良和不善言辞的人，既不歧视戴宁生把他当外人，也不出于好奇心向他询问打探各种情况。戴宁生当时已经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他们之间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善良的何师傅很快就发现，戴宁生所想要的就是独自一人呆着，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有什么意外。没几天后，何师傅就搬走了。
小潘也很快发现，戴宁生不需要一个人无时无刻地陪着，并为他掌管饭菜票。第二天小潘就把饭菜票都给了戴宁生了。戴宁生自己也知道和懂得必须慢慢地增加饮食，让身体恢复和强壮起来。尽管如此，谣言还是免不了的。后来就有房管组的人传说戴宁生第一天一下子吃了十几个馒头，不让他吃他还偷吃，等等。
***
【注一：那时星期六仍然是工作日。】
【注二：原件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
【注三：1970年7月10日开始69、70届分配，8月18日分配完毕，到8月底，全部离校而1970年和1971年均未招生。见霍有光编著的《交通大学（西安）1950 - 1978年谱》第1569页和第1585页。】
从红庙坡监狱回到西交大
戴宁生2022 (2026-03-23 06:25:30) 评论 (0)【摘自2024年写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
从红庙坡监狱回到西交大
2026年3月23日
【狱中生活四章略】
这一天总算最后到来了。
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见文末注一】下午，刚刚开过了下午的那顿饭，红庙坡监狱外号叫“三角脸”的干事来开了牢门。他让戴宁生拿上东西跟他走，什么也没说，特别是没有说要释放他。走出监狱的大铁门，来到了一间办公室。一名公安员向戴宁生宣读了1971年4月1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的红头“批复” --- 陕公发（1971）87号释放证【见文末注二】，问戴宁生有何意见。戴宁生听了那位公安员宣读的释放证内容后很不高兴，他自1969年2月按一系列捏造的“罪名”被关了进来，没有经过任何认真的审讯调查，更没有什么判决，现在凭空说他“有悔改表现，教育释放。”但是他能有什么意见？难道他是在一个可以在此刻提出意见的国家？难道这里是一个可以提出意见的地方？难道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意见的时代？他已经对这个国家彻底地绝望了。这个国家的黑暗超过了他在小说中读过的各种黑暗。在这个国家里做一个清白的人要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痛苦，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事到如今，就是真的可以有意见，那又哪里是一两句话的事情！要说清楚，那要等半个世纪后，等他彻底逃离了那个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圣人的党和政府的魔抓，等他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等他退休了、有时间了时，慢慢地写一本书来把他的意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没有意见。”他淡淡地说。
“小伙子，你还年轻，这次翻了船，出去之后，老实点，小心点，不要再进来了！监狱里的事，在外面不许说！”
一名西安交大的人来接了他，坐上了一部三轮的小“放屁虫”回到了西安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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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四月下旬的西安，本该是春意盎然的。可是，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戴宁生从监狱回到西安交大时，映入他眼帘的却正是李清照“声声慢”中的这些字句。那年的春天，校园里空空如也，一点生气也没有。从1966年起，学校就再也没有招生了。到现在，最后两届学生都已经毕业并离开了学校近一年了【见文末注三】。两年多之前的1969年2月12日戴宁生被捕时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其幽灵仍弥漫在整个校园里，残留的大字报和墙上的标语不时可见，一片战后的凄凉死寂和破败狼藉。
这怎么会是当年戴宁生离开故乡南京，满载理想来求学的地方？这怎么会是大西北首屈一指的头等学府？这怎么会是一所学校？
1965年8月下旬戴宁生在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车。上车后认识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名叫周礼诠。周礼诠说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无线电系的。他们两立刻就成了好朋友。两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着窗外看个不够。那趟特快从南京到西安当时要走将近一天一夜的样子。旅行在当时是件大事，那之前戴宁生只去过北京上海无锡几个地方，西北没有去过，黄土高原是个令人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戴宁生是午后上的车，车子走了几小时就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睁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进入黄土高原了。一块块平坦的塬和塬之间的深壑，戴宁生从来没有见过。虽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见多少植被，偶尔能见到几棵树和黄土地上的局部绿地。火车进了潼关后，就是富饶的关中平原、所谓“白菜心”了。但是和刚刚离开的绿葱葱的江南比，还是太荒凉了。农民出身的周礼诠说：“这个地怎么能长得出庄稼？人都吃什么呀？”
戴宁生则感到浪漫极了。他终于离开了过分温暖的家和过分呵护他的父母和几个姐姐，现在可以一个人独自出来闯荡了。回想报考大学志愿时，他一所家乡的学校也不愿意填写。本来，他从小学高年级就喜爱做航模，自己设计飞机参加比赛，希望长大了能设计真正的飞机。无奈那时设计飞机属保密性的专业，需要通过政治审查。戴宁生本人在中学政治表现欠佳，班主任在档案里的评语中说他是“骄傲自大、自由散漫。”他的父母和大姐姐虽已经加入了圣人的党，但他的政治背景仍属密级不够。七弄八弄地被西安交大无线电系录取了。“也行，”戴宁生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学无线电也一样可以做一番事业的！”
回想起来，戴宁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没有认真学习过。高考时，他不愿意好好复习备考，所以也没有考好。十九岁的他只身一个人来到了西安交大，似乎瞬间成熟了很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一身知识，在科技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来。学校里的那几门课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被选进了英文快班和数学快班，还是不够。他又开始自学起英文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如日语和德语；在规定的课程之外，他还生吞活剥地自学起其它科目，如流体动力学。从入学到1966年春天这一年时间里，他真的是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有点得意忘形了。
那些都是四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恍惚是另一世界里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
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圣人有所谓的“两个估计”，即：1949年后圣人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以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据此，后来就有了“工宣队”要长期领导学校和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等等方针政策。到了1971年戴宁生从监狱回到西交大时，原无线电系计算机专业已经被进驻学校的解放军部队来的军宣队和工厂来的工宣队改编成了“自动控制大队”“二连”。想来“系”和“专业”是资产阶级大学的用语，“大队”和“连队”听上去无产阶级多了，诸如“生产大队”、“民兵大队”、“尖刀连”、“好八连”之类。只是人们说话时一时还改不过来，还是用“系”字和“专业”顺口些。
不知是谁派了系里一名年轻的实验员来陪伴戴宁生。此人姓潘，比戴宁生大几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人们称他小潘。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掌管戴宁生在食堂吃饭用的饭菜票。让他人来掌管一个刚从中国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的饭菜票一般认为是个必要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的监狱大都是把犯人维持在刚刚饿不死的状态上，所以如果不能自我控制，一出狱就可能无控制地爆食，轻则撑出病来重则撑得丧失性命。这点戴宁生心里非常清楚，狱中的难友们也都互相提醒过这事。再说，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虽然让人饿得难熬，但比那些市级和县级的小监狱要好多了。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戴宁生自认为他不但没有丧失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且是更加坚强了。
原先戴宁生吃饭的学生第二食堂已经变成了西安某驻军的仓库了。现在只有学生第一食堂运作着，供为数不多的留校人员用餐。晚饭后，小潘向戴宁生提议说：“我们去散散步吧。”看来，陪伴刚刚走出监狱的戴宁生是小潘的另一个任务。是的，在与世隔绝的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牢房里生活了两年后再回到人世，心理上承受的冲击也许超过了食物对饥肠的冲击。更何况眼下的世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他认识的人，更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即令是身边这位善良敦厚寡言的小潘，戴宁生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和听到过。他们两在空旷的校园里走着，免不了感到多少有些别扭。
校园里唯一的生气是几名新招来的小女青工。她们是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交大来的。据说，初中毕业的男生大多数按照圣人的指示被派往山区去搞三线建设了。空旷死寂的校园里偶尔看到小女青工穿着有些色彩衣服的身影和听到她们的笑声，仿佛是被人遗忘的旧战场上的几朵野花和零星飞过的小鸟。
当年女生宿舍的墙根上还清晰可见一条遗留下来的墨写的标语：“砸烂反动学生戴宁生的狗头！”直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听说是因为他的随行记者中可能有人要到西安来，这些涂写在墙上的标语才被彻底清除干净，恐怕是不愿意让这些记者看到吧。但那条标语因为是墨汁写在粗糙的水泥墙上的，洗刷不掉，最后只好用硬器刮掉。多年后，戴宁生重返西安交大时，刮掉后的痕迹仍然可以辨认出“砸烂反动学生戴宁生的狗头！”那几个字。戴宁生看了，觉得那个被砸烂的狗头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似乎指的是别人，或者是个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
他们绕过行政楼，来到了咸宁路南的西交大正门，对面就是那个50年代为交大西迁而修建的兴庆公园。“想去兴庆公园走走吗？”小潘又尴尬地提议。
戴宁生伫立在咸宁路边。咸宁路上虽然并没有多少往来的车辆和行人，但当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飞驰而过时，或一个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人匆匆从眼前掠过时，甚至不多的行人从面前急急忙忙走过时，戴宁生一时感到难以承受。两三年与世隔绝的监禁，他不曾见到这样的情景。这情景虽然再普通不过了，但对戴宁生的心理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要不要去兴庆公园转转？”小潘又一次重复了一下。
“不，不，不了。我们回去吧。”戴宁生只想自己一个人呆一会儿，把这一天的巨变消化一下。
戴宁生被安排住在校区最东南面的那栋16舍宿舍楼的二楼东头的一间宿舍里。学校的所有学生宿舍几乎都是空着的。这栋楼也远远没有住满。楼里住着一些学校的工友，还有一、二十名遗留下来的所谓“反动”学生，在一边劳动“监督改造”，一边等待审查结案分配工作。可能是为了戴宁生不至过于孤单，也可能是预防出现不测的意外，总之应该是出于为戴宁生着想的善意，学校为戴宁生安排了一个临时的室友，人们都称他何师傅。
何师傅是一名学校的搬运工人，老家是陕西商县山里的人，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看上去十分衰老。何师傅是那种最忠厚老实的普通工人了。他单身一人，一把年纪了，但没有结婚。他慢吞吞地说着陕西话，对戴宁生说：
“我不能结婚呀！山里人买不起盐，一个村子的亲戚都靠我这点收入买盐呀。”
他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破旧的小相片来，带着几分自豪地指给戴宁生看，“他们都是我老家的干儿子干女儿。每年过年回老家，这些娃娃们都指望着我扯点布好给他们做件新衣服穿。”
不知道何师傅是有眼疾，还是戴宁生专注的倾听感动了他，可能他从来没有机会向他人倾述这些个人的事情，他的眼晴湿润了，他用一块脏手绢擦了擦眼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对他自己说：
“我怎么能结婚呢？”
戴宁生听着，专心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此时该说什么。出狱前，自从李拴龙离开那间牢房后，他已经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何师傅的几名工人朋友也常常到房间里来，最常来的是机械厂的一个工人。他们都是些朴实善良和不善言辞的人，既不歧视戴宁生把他当外人，也不出于好奇心向他询问打探各种情况。戴宁生当时已经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他们之间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善良的何师傅很快就发现，戴宁生所想要的就是独自一人呆着，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有什么意外。没几天后，何师傅就搬走了。
小潘也很快发现，戴宁生不需要一个人无时无刻地陪着，并为他掌管饭菜票。第二天小潘就把饭菜票都给了戴宁生了。戴宁生自己也知道和懂得必须慢慢地增加饮食，让身体恢复和强壮起来。尽管如此，谣言还是免不了的。后来就有房管组的人传说戴宁生第一天一下子吃了十几个馒头，不让他吃他还偷吃，等等。
***
【注一：那时星期六仍然是工作日。】
【注二：原件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
【注三：1970年7月10日开始69、70届分配，8月18日分配完毕，到8月底，全部离校而1970年和1971年均未招生。见霍有光编著的《交通大学（西安）1950 - 1978年谱》第1569页和第1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