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一）“革那些革过命的命”
如今我对“文化大革命”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早已淡忘，四十年前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磨灭。不过其中“大串联”的一些片段，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因为这一段经历太过荒诞，太过“空前”，也不知是否能够绝后，还是趁我彻底忘却之前将其写下来，以供后人饭后一笑。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缺衣少食的生活之后，一九六五年我考入了原北京机械学院。当年我们读大学基本不花钱，每个月15.5元的伙食费全免，我感觉自己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已经“三年不知肉味”，进大学后虽然有时还要吃窝窝头，但天天有肉吃，已经让我们十二万分地满足，我们用“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来形容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首长时不时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对“苏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嘲笑，和对祖国未来美好的憧憬。
时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九六六年。社会上经常听到一些人议论北京市长彭真是否政治上出了问题，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六月一号晚上，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从幕后的权利斗争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批判“三家村”等少数“打棍子”文人的批判文章，转变成了群众广泛参与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可悲的是，运动一开始，许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醒过神来，他们不明白这次运动的对象是谁，他们凭老经验认为，与过去的多次运动一样，自己永远属于打倒别人的人，是革别人命的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林副统帅”发明了著名的绕口令，“文化革命是革那些革过命的命”，他们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的子女由于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彩色光环之下，仍然天真的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己是天生革别人命的“自来红”。于是清华大学由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王任重的女儿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殴打致死，首开全国第一例教师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宋任穷之女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小将”，当伟大领袖得知她叫“宋彬彬”时，脱口发出了“要武嘛”三个铿锵有力的音节，从此宋斌斌改名“宋要武”，而早期以抄家和“破四旧”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也开始席卷大江南北。
（二）砸烂“狗头”和剃“阴阳头”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从“破四旧”开始，“不破不立”是其理论基础。虽说要“破旧”，但人们的日常用品还是越旧越好，大家以穿破衣烂衫为荣，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今天看起来，当年的“破旧立新”还不如叫“破新立旧”更为确切。比如谁如果烫了“新式”的头发，就要被剃“阴阳头”，也就是那种半边脑袋有头发，半边脑袋是光头的“发型”，谁穿了“新式”的高跟鞋，她的鞋后跟就要被红卫兵剁去，当然代表资本主义“糟粕”的“新式”尖头皮鞋也属于被剁之列。
当年我们都还只是二十岁左右，无知和幼稚的青年学生，却自以为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继承人。开始时，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暂时还未触及到我们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因此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空前大劫难，我们还毫无感觉，我们有的只是对领袖狂热的崇拜和对被害者的幸灾乐祸。
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许多“破四旧”的新闻，我们虽说位于运动的中心——首都北京，但我们其实都还缺乏对运动的感性认识。有一天不知是谁突发奇想。觉得应当走出去见见世面。到哪里去呢？北京市内大家都已了解“破四旧”的威力，没人敢于让“四旧”公开露头。我们应当到火车站去——那里有许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还不了解“破四旧”的真正含义，一定毫无准备，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热闹，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
这一建议立即被全票通过。于是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弟兄，在某天晚饭之后向北京火车站溜达过去。一进入北京站广场，立即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最搞笑的一条题为“勒令”。其大意是：北京站钟楼的大钟，应当立即停奏资产阶级的音乐，勒令北京站的站长必须在24小时之内将大钟改为奏《东方红》乐曲，否则对站长就要“格揍勿论”，砸烂他的狗头云云。
天啊！站长除非有孙猴子的神通，他在24小时之内绝对无法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见识一下站长如何应对这一“革命行动”，我们找到了站长办公室。想必站长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此时他早已逃之夭夭，踪影全无。
我们看见许多红卫兵正围在站长办公室，一打听，他们不是来“砸狗头”的。而是要求借火车票。我们以前只知道火车票是用钱买的，这下开了眼界，火车票居然还能“借”！据他们说，只要有学校“革委会”的介绍信，就可以“借火车票”。不记得当时是谁提议我们也到学校“革委会”去开一张介绍信，也借火车票外出见见世面。我一向比较循规蹈矩，觉得“欠债”总是要还的，将来拿什么还？但多数人认为先出去再说，管他以后还不还呢！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如愿看到了“破四旧”的“伟大成果”。一位女士用纱巾包着被剃的“阴阳头”，急匆匆地走在被行道树枝叶遮住灯光的人行道上，以躲避旁人的目光，她光着脚，手里提着一双被剁去高跟的鞋。一群小孩跟在她的后面起哄，高声喊着：“美丽啰！美丽啰！高跟鞋被剁啰！”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校“革委会”，要求开一张借火车票的介绍信，今天如果谁提这种要求，一定会被笑掉大牙，当年我们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要求。但“革委会”不同意，认为我们应当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就像当年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法庭上一样，表示如果不开介绍信，我们就不离开。最后还是“革委会”让了步，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们借火车票的事。这当然是不影响我们“革命气节”的条件，于是我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我们就在火车站“借”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我们当时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是火车站有许多言及西安革命群众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的大字报，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到西安去和“走资派”斗争，去支持西安的“革命群众”。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几个人默默地做好了出远门的准备，晚饭后我们没有告诉任何其他的同学，偷偷地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三）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火车还未开出，金210班来了几位同学，他们登上火车一个劲地动员我们不要离开北京，要留在学校搞好“斗、批、改”，见我们无动于衷，他们又向我们宣传《十六条》。但我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我们毫不动摇，我们还是被火车带往了古城西安。
在火车上，几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交给我们一大摞批判他们学校校长的宣传资料，让我们广为散发。一路上我们不辱使命，就像如今街头散发房地产广告的人一样敬业，见人就发，根本就不管该文所述内容是否真实，我们天真的认为，凡是用铅字印成的东西就不会是假的。
火车刚一开动，一群红卫兵就占领了火车播音室。他们向列车长发出“勒令”：第一，每节车厢的两端必须张贴毛主席像，否则就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第二，火车上的盖浇饭三毛钱一份太贵，广大工农兵群众吃不起，必须立即将荤的降为一毛钱一份，素的五分钱一份。否则也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
由于火车正在行进之中，无法做到红卫兵要求的第一条，也就没有追究。至于第二条嘛，列车长毫不犹豫的照办了，因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享受到了一毛钱一份的盖浇饭，可惜当时没有人将这最低价格的盖浇饭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火车离开北京不久，就有几个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抽打着三位老人，让他们从每一节车厢爬过去，那几位红卫兵高声向乘客们宣布，被他们抽打的两女一男，是他们从软卧车厢里搜出来的，男的是原国民党某高级将领，两位女人是他的大、小老婆。红卫兵义愤填膺地说，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绝不允许这些人民的敌人在软卧车厢里享福，我们必须要对他们实行革命的专政，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四）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
火车到达西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了西安交通大学。我们每天的“革命活动”就是乘车到西安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当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路过大雁塔时，汽车司机热心地介绍说，这是一处著名的名胜古迹，你们应当去参观、参观。他的好心立即遭到我们义正辞严的驳斥，我们大声说，我们是来革命的，而不是游山玩水的！
当年我所看过的大字报的内容除去两篇之外，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其中之一是叶帅的一个讲话，叶帅说，根据医生的检查，“林副统帅”的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还有一个是陶铸同志的讲话，陶铸说，中央决定让红卫兵小将到全国各地免费串联，他强调说，有人讲红卫兵串联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好的嘛！
陶铸后来被称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翻在地，可当年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党内老四，地位仅在“副统帅”和周总理之下，当时他的讲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是否有钱归还所借火车票了，这是对我们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在参加了一次全国各地三万多名学生声援西安“革命群众”的大会之后，立即决定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精神，把我们的“革命大串联”进行到底。这次我们再也不用去“借”火车票了，我们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到火车站去“领”一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除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可以安排免费住宿，可以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车，还可以免费借军大衣。如果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连吃饭也都免费。由于同行的老覃同学是重庆人，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下一个“革命”目的地定在了重庆。
（五）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
这次所乘火车，比起我们从北京来时的那一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行李架被捷足先登者占领，成为他们专用的“卧铺”，许多没有座位又不能忍受长途站立之苦者，此时正放倒身躯，铺几张旧报纸躺在座椅之下梦见周公，不过这也要异常小心，旧报纸上不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否则就会犯下“反革命罪”，而当年报纸几乎每一版面都有他老人家的照片。火车在当年最伟大的铁路工程宝成线上飞驰，跨过千山万水，穿越无数的涵洞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我们被安排住到了风景优美的西南师范学院。“西师”位于著名的北温泉附近，学校里所有的房屋都在绿树的掩映之下，你从任何一扇窗户朝外看去，视力绝不会达到五米之外。可当年的“西师”也非世外桃源，校内所有可供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我还是没有谨遵陶铸同志游山玩水的教诲，一直未能搞清楚北温泉的大门朝哪开。只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面“干革命”（也就是看大字报），离开“西师”时也要和“红五类”的同学同行，若单独外出，从来不敢多嘴多舌。因为当年在重庆这个地方，你若与人争辩起来，对方会突然对你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此时我便立即气短，大气不敢出。因为我的父亲已受到运动的冲击。和我父亲多有来往的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作为“武汉三家村”的代表人物已被整死，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女士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当我母亲在街上看到她时，她正以拖板车谋生，有人劝她将孩子送人，她却要与孩子相依为命。当敬爱的周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尽管他自己也身处困境，还是派人将石曼华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排到北京东单居住，这是后话。
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李哲愚伯伯，是我父亲三十年代留日的同学，1986年我父亲病逝后，他出差时还来看过我母亲。此时李伯伯被“西师”的“造反派”称作“头号走资派”，正处于被批斗的状态，学校里贴满了“打倒西师头号走资派李哲愚”的大字报。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单位，只要是“当权派”，其头衔前面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个字，否则该单位就被认为不正常，就会有红卫兵来“揭盖子”。还有一位叶老教授（他的名字电脑无法打出，该字几乎所有字典都未收录，猛一看以为是“鹰”字，其实是“广”字头下面一个“化”字，“化”字下面是一个“鸟”字，该字念“lín”），也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他被批斗的原因是，在红卫兵“破四旧”时，要求大家把“封、资、修”的书上交，于是叶老先生把家中除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书全都上交了，其中许多都是马列的原著。我亲历了叶老先生的批斗会，批斗会上他假装糊涂地说，“我还以为今后除毛主席的书之外任何书都不许读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傲气，可是当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学生哪里懂得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们一起大声地呼喊口号，以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回到武汉家中，我向父亲谈起了叶老教授被“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情形，父亲只是告诉我，叶教授也是他多年的朋友，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六）一只会下米的石鸡
终于我们有了实践陶铸同志教诲的机会。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对于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来说，看到江上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轮船，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压抑的心情也为之一振。宽阔的长江江面上百舸争流，还有那么多可敬的工人、农民坚守在生产第一线，这才保证了我们的国家尽管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仍然能够勉强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在轮船上我们被分配住在货舱里面，每人一条草席，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条件比起拥挤的火车不知要好多少倍。上午从朝天门启航后，为了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色，我整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甲板上观赏江景，站累了，我就坐在船舷的栏杆之上。这时来了一位老者，他说这样太危险了，要我下来。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已经退休，原先在船上负责收发邮件。老人对长江沿线的景色了如指掌。这时他指着江边一处景点要我看：只见长江北岸临水处有一拔地而起四壁如削的陡壁孤峰，山顶与山脚树木葱茏，沿着石壁建有一座木结构的宝塔，山顶有寺庙。华山自古一条路，而此山却没有路，只能踏着宝塔内的楼梯到达山顶。老人说此处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也就是“石宝”，此山因此被称作“石宝寨”。
老人说此山虽孤峰独立，但山上既不缺水，也不缺粮。山上有水也许并不稀奇（当然孤峰独立的山上有水实为奇事），有粮就稀奇了。山上自古就有一只石母鸡，此鸡虽不会下蛋，但会“下米”，每日有米从鸡屁眼里流出来，不多不少，刚好够山上僧人食用，食后一颗剩余也无。如果有客人来，石鸡就多下一点米，没有客人就少下一点，反正每人都能吃饱，食完之后却一粒不多一粒不少。有一天老和尚萌发了“资本主义思想”，起了贪心，想要获得一些“剩余价值”，他认为鸡屁眼也许太小一点，如将其凿大些，岂不可以多下一点米？于是找来凿子，一凿子下去，鸡屁眼倒是凿大了，可是如今鸡还在，却再也不会下米了。
傍晚时分轮船到了万县县城（今天的万州区），由于三峡自古不夜航，所以轮船要在此停泊一夜，我们起坡浏览了一下万县的市容，不过除去码头上一些卖土产的小贩之外，并没有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内容。
（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轮船进入了全长192公里的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高峰夹峙，风光无限。江面最窄处仅仅一百多米，站在甲板之上，只见轮船航行在一片狭小的水域之中，四面高峰环绕，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在长江之上，而是位于一方小小的湖泊当中，但眼前又分明不是一汪宁静的湖水，而是汹涌奔腾，惊涛拍岸的急流险滩。在这重岩叠嶂，峭壁对峙的一汪“湖水”之中我们感觉轮船已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轮船正开足马力向迎面的山崖撞将过去，可是顷刻之间，轮船一个拐弯，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就像电影银幕上突然换了一个镜头，万千景象奔来眼中。而两岸的山峰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着各种形态和姿势，令人目不暇接。
终于在傍晚时分轮船停靠到了宜昌港，不过当年的宜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此时长江突破了崇山峻岭的阻拦，进入了九曲回肠的荆江。与三峡比较起来，荆江好像静如处子，谁知此处却号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又经过一夜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汉口港。武汉是我从七岁开始生活的城市，自然怀有很深的感情，轮船从万里长江第一桥下穿过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此处江面开阔，江上船行如梭，看着奔流不息，滚滚东去的江水，想到孔老夫子“逝者如斯”的名言，此时唯有感觉人是那么的渺小，只有永恒的宇宙才是最最伟大的。
在武汉，我没有回家去住，而是仅仅回家探视了一下父母，大半年不见，感觉到他们明显地苍老了许多，父亲虽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可是那个年头，谁又能够避免呢？
我们在武汉大学住了几天，看了一些批判所谓“武汉三家村”的大字报，而后就匆匆地乘车返回了北京。
（八）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
谁知回到学校却令我大感意外。学校里边冷冷清清地，我们班的同学全都踪影全无——大家全都响应陶铸同志的号召，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了，直到临近国庆节，才有人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学校，比较起来我们成了行程最短的人。最为奇怪的是，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变成了“造反派”，学校里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红卫兵大会，我和丁某某乘车去参加大会，上车后我正准备买票，丁对我说，这年头谁还买票？不要买！他当时的话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他说，没想到你去上海一趟，“造反精神”变得这么强了。还有些同学串联回来后，对社会上的一些荒诞说法信之凿凿。比如说，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郭沫若给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的书名内隐含着“反毛泽东”四个字，我天生愚笨，怎么也看不出来，当然也就不相信啰。还有的人说某张主席的照片上因衣服皱折而显出的阴影，是刺向主席心脏的尖刀，真不知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来的。不过当年还真有诅咒领袖之人，我曾亲眼看到某张报纸上有一段“语录”，“语录”用小点组成的花边包围着，但仔细看那花边时，却明显的是由小点组成的“北京大垃圾”几个汉字。
回到北京后，在学校里过了几个月略显平静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我忙于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亲友和昔日同学,其中还包括如今满世界在城头上遗矢的某学术走召男（由于现在我与他社会地位悬殊，以致缺乏共同语言，因此不想利用其大名提高此文的“点击率”）。按规定他们在北京的吃、住、行都是免费的，由红卫兵接待站发给他们一张不记名乘车证，北京市的任何公交车都可以免费乘坐，期限是一个月，到了月底，你如果还不想离开北京，可以凭外地的学生证去红卫兵接待站重新换一张，当然在他们离开北京之前都没有忘记把乘车证留给我，这样我也就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不过由于要陪他们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还要陪他们游览北京多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所以把我累得半死，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连我自己都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上过几次鬼见愁。
（九）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我们的心反而开始躁动起来，此时报纸上正大力提倡红卫兵徒步“长征”，以减轻交通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又聚在一起研究是否该离开北京经经风雨，见见世面。经过“民主评议”，大家一致决定，此次一定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否则绝不收兵。而且还要背上行李，必要的时候步行走到延安或是韶山。为此我们每人都向学校预支了半年的生活费，而且学校还发给我们二十元的“宣传费”，主要是给我们买胶卷照相用。
这次我们一同出行的共六个人，覃民茂、张国栋、赵嗣龙、曹灵生、丁锡林和我。我们站在中国地图前“指点江山”，有人主张先去韶山，然后再走遍全国，有人主张先去延安，最后曹灵生建议大家先去他的家乡山西太原。他介绍说，山西现在出现了两派，一派保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一派支持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曹介绍说袁振虽说只是市委书记，但他是六级干部，比省委书记卫恒还高一级。因此受到卫的打击排挤。袁振曾任鞍钢第一书记兼总经理，曾主持制定了受到毛主席称赞的“鞍钢宪法”，因此袁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而卫恒呢，据说在其家中还抄出了国民党的党旗，所以我们应当到太原去支持袁。另外太原还有晋祠，那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为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祠内的参天古柏为西周时期所植，可见其历史之悠久。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串联的第一站定在了太原，以后再上哪去，那是以后的事。
1966年十一月中旬，我们一行六人打起背包，乘火车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太原城，由于我们将徒步“长征”纳入了串联计划之中，所以我们要背上不算太轻的行李。太原市虽说纬度比北京要低不少，但气温反而要比北京低很多，这大概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吧。整个山西省东边是太行山，西边为吕梁山，每到冬天，北风便顺着这一巨大的风筒自北向南毫无阻拦地吹遍整个山西大地，而不像北京那样有燕山山脉阻挡肆虐的北风，所以太原比纬度稍高的北京要冷得多。不知是天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街上行人稀少。当我们出现在太原市红卫兵接待站时，被接待人员问及要在太原呆多久，我们回答先住一个月再说，那人听后舌头立即“中风”，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能在太原住到一个星期以上的串联学生。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直到我们在餐馆坐下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来太原串联的学生，没有人能在此呆到一周以上。餐馆里面能够买到的主食只有玉米面窝头，副食也仅大白菜而已，许多当地人吃窝头时根本不用菜，他们把窝头蘸着盐和醋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山西当时在经济发展上比起北京来不知落后多少年，我随身携带了一只自制的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好随时收听中央的声音，可是到太原后有一个焊点开焊了，在太原城里竟然找不到一个维修的地方，最后还是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答应把电烙铁借给我用，才将其修好。
我们的“革命活动”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到街上和大学里面去看大字报。丁锡林由于有在上海串联的经验，善于走上层路线，他找到山西省某副省长，要求批给他500令纸，以便印刷《毛主席著作索引》，对此革命要求，副省长不敢不答应，很快批给了500令纸，并批示由山西日报印刷厂协助印刷。
正当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之时，丁锡林突然说他要立即回北京一次，并向我们解释说，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他要回北京去看看是什么文件。大家都劝他，说文件肯定会发到太原来的，没必要到北京去看。但他执意不肯，非要回去不可，于是他把行李留在太原，只身乘车返回北京去了。
（十）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丁锡林刚刚离开太原，中央文件就贴满了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其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由于红卫兵的大串联，不仅给各地造成混乱，而且使铁路运输秩序恶化，超载严重，车辆损坏，迟发误点，使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周恩来总理曾忧虑重重地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966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暂停免费乘车串联。11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紧急会议上再次指示：“免费乘火车、轮船、公共汽车限在今年11月20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联的各地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
中央的这一决定，显然使我们这六个人的“伟大战略部署”泡汤，此时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即离开太原，要赶在11月20日之前跑得越远越好，至于晋祠我们也顾不上去游览了。此时所有串联的学生的想法也都出奇的一致，我们立即以可能的最快速度赶到火车站去办票！但火车站办票的队伍已经排出了几百米长，轮到我们之时，除去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外，所有其他地方的车票都没有了，没有选择，我们只好再次向大西南进军。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我们把丁锡林的行李抛在了太原，五个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天晚上火车到达“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风陵渡位于黄河从北到南，继而从西折东的转折处，由于修建黄河三门峡电站的原因，原风陵渡大桥已被拆除，所以要过黄河只有乘船。当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渡口附近的一所小学内过夜。说是过夜，其实就是在稻草堆里凑合了一夜，虽说我们自己带着被子，但由于门窗都透风，第二天我还是因感冒而发起烧来。
吃过早饭，我们来到渡口排队准备过黄河，河对岸是陕西省的潼关。这时又有一列满载串联学生的火车到达，我们这两千多人就站立在寒风之中等待渡河。风陵渡虽说在郑州的上游，河面比郑州要窄得多，不过感觉水量却要比郑州的大。我们所乘渡船与见惯了的长江上的渡轮不在一个档次。渡船不大，还没有动力，靠一条拖轮拖着向上游方向驶去，到了河中央之后，拖轮与之脱开，然后渡船顺流飘到对岸。
（十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说来奇怪，潼关虽说与风陵渡仅一河之隔，却让人感觉气温一下高了许多。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没有抢在第一批过黄河，等我们渡过黄河之后，才知道离潼关火车站还有二十里山路，此处虽有长途汽车可乘，不过要轮到我们的话，必须等到下午三点。
此时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我们五个人经过紧急磋商之后一致决定走到火车站去。大家认为我的个子高，步行的速度快些，因此他们帮我背了一部分行李，让我轻装上阵，一个人先走。我此时已经忘记自己还在发烧，甩开步子，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潼关居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北临涛涛黄河，南依巍巍秦岭，自古就是关中的东大门，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放眼望去，前方是一些黄土形成的寸草不生的山峰，等我吃力地爬上峰顶之后，才明白其实我所爬的并非山峰，而是一块“平地”，“平地”的边缘经雨水常年冲刷而形成沟壑，从下边朝上看时，还以为上边是“山峰”。而平地之上还有“山峰”，真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但谁又能知道那些“山峰”之上是否仍为“平地”？
终于我不辱使命，在步行者之中，第一名到达了火车站，在我之前仅有一辆长途汽车先行到达。虽说陆续到达的红卫兵多达两千多人，但车站只肯签100张票，沾我的光，我们这五个人顺利签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
潼关火车站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铁路两旁都是悬崖，你若没有车票，要想混进车站，那就只有从悬崖之上纵身跳下，不过当年还没有哪个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强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一百名幸运儿，都规规矩矩的在车站工作人员带领下提前进入候车站台。其余没有签到票的约两千人，只有等候办理回程车票，打道回校去“复课闹革命”了。
随着一声汽笛，全国最后一列红卫兵专列驶入了潼关车站。这是一趟真正的“末班车”，可是当列车停下之后，我们全都傻了眼，车厢里面已经挤满了红卫兵，不要奢望车上还有立锥之地。所有的车厢门都像接到上级指示一般，无一打开，我们只能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了，我们还真没有勇气爬到车厢顶上去指点江山！
这时不知是车内哪个“傻冒”，打开了一扇窗户——也许他是对车厢内污浊的空气无法忍受，总之是有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于是形势变得不可收拾，车下的人不顾一切地涌了过去，试图从窗户爬进车厢，但混乱之中少有人成功，因为车内已经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个人。
看到如此混乱的景象，我动摇了，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去吧！可是我们那四个弟兄死活不同意，非但不同意，他们还提议要我先爬上火车，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一个整体呢！我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把自己的行李扔给他们，他们推挤着我向那唯一打开的窗户挤去。我分开人群，他们用力把我向上推，很快我就技压群雄，不辱使命地从窗户钻进了车厢，爬进车厢之后，我就立即向旁边的窗户转移，此时我也顾不得自己是踩在桌子上还是别人的肩膀上，因为车厢内已无立锥之地。当我转移到旁边的窗户之后，我的几个弟兄已经在窗下等候，此时我站在窗前的桌子上，弯腰去开窗户，立即遭到窗前所有人的反对，不用说反对无效！窗户被我强行打开，早已等在窗下的几个弟兄先把我的行李递上来，而后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劲地往上爬。此时其他未能爬上火车的“小将”也都一齐向此窗口挤了过来。由于覃民茂和赵嗣龙没有谨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他们当成自己是在“请客吃饭”，因而太过文质彬彬，最终没能爬上火车。当火车拉响汽笛终于缓慢驶离潼关车站之时，我们一同从北京出来的六个兄弟中，只剩下张国栋、曹灵生和我三个人了。到达成都站之后，我们曾在车站留言牌上给覃、赵二位老兄留言，但最终还是没有联络上。据他们后来“交待”，火车开出之后，人民的好站长向他们承诺，他们所签车票仍然有效，所以他们二位最后还是挤上了下一趟赴成都的火车，再后来又从成都步行走到老覃的家乡重庆。顺便交代一下，丁锡林火速赶到北京之后，他还未走出车站站台，就已经看见到处张贴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紧跟党中央的他老弟还未走出车站，立马就领会了自己日思夜盼希望看到的中央文件精神。掉头跳上一列开往太原的火车，又星夜赶回太原，此时我们早已人去楼空。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太原，将《毛主席著作索引》印刷完毕，并托运回北京，最后他一个人从太原步行到了延安，那都是后话。
在去成都的火车上，我有幸领略了“挤”是什么概念。我“站”在车厢内，一只脚着地练着金鸡独立——另一只脚如不悬在空中的话，就会踩到别人的脚，不过也有好处，此时火车若来一个急刹车的话，绝对不会有人摔倒，因为人们就像罐头里面的沙丁鱼一样，互相之间毫无空隙。而且椅背上、行李架上全都坐满了人，车厢自然是无人打扫，地板上铺满了厚厚一层垃圾。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连厕所里面也挤进了几位仁兄，由于味道不雅，所以那里的人口密度稍低，但那些人就像生了根一样，在大小便之中茁壮成长，若有人要想方便一下，可不论你如何做思想工作，里边的人都不愿放弃那块“领地”，因此常常连挤好几节车厢都无法找到一个方便之处，这可苦了那些女生，无奈之下只好尿裤子了事。
我由于在风陵渡那一夜受了风寒，一直在发烧，又没有药物，此时处于这种混合着汗臭的污浊空气之中，突然感觉一阵眩晕，我强忍着才没把胃里的食物吐到旁人的身上，此时我满身大汗淋漓，而后感觉自己的烧奇迹般地退去了。
（十二）成都——我的出生之地
经过约三十个小时的旅行，我们终于到达成都车站，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四川大学，在我未满周岁时父母就带着我离开了此地，自然对“川大”也就无任何印象可言。我们首先还是要熟悉校内外的环境，此时我们对“看大字报”之类的“革命工作”已经全然没了兴趣，食堂成了我们的第一目的地。四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经过“文革”半年的动乱，北京等地的生活质量已经明显下降，但在“川大”食堂，我们仍然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而且只花五分钱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由于菜是每人一份，但饭是可以随便添的，所以每当饭桶从厨房间推出来之时，红卫兵们就充分展露了自己的“造反精神”，大家一拥而上，盛饭变成基本靠抢，我们也不得不斯文扫地加入“抢”饭的行列。有一次我饭虽抢到手，但却不知什么人又在我背上扣上一碗稀饭，搞得我狼狈不堪。顺便提一下，1969年初的春节前后，我曾在北京至成都的火车上当过一段临时列车员，当时成都的商店已经空空如也，甚至连“陈列品”都难得一见，可见“文革”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之大。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此时成了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而紧挨“川大”的望江楼公园自然成了首选之地。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号称成都三大名胜，其名声早已如雷贯耳，迫使我们有了到彼一游的强烈使命感。
望江楼公园坐落在成都东门外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之中。园内岸柳石栏，波光楼影，翠竹夹道，亭阁相映，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和游览胜地。园内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望江楼和濯锦楼枕江而立，是园里的主要建筑。濯锦楼相传因薛涛曾在此濯锦而得名。公园内还有薛涛所建之“吟诗楼”，不过其址本在成都西北角的碧鸡坊，此处为后人托名重建。关于锦江的得名，唐诗三百首的注释之中有介绍说，由于在此江中濯锦是越洗越鲜亮，故此名之，可惜我们游览之时江水早已不复当年，唯有黑臭而已。
薛涛字洪度，原籍长安，随父宦居蜀中，自幼聪颖好学，才智出众。父丧后，因家贫，十五岁编入乐籍。她能诗善文，又谙练音律，时称女校书（后世遂以“女校书”作为妓女的雅称）。据记载，薛涛有诗五百首，与她同时的著名诗人元稹、杜枚、白居易等，都对她十分推崇，并写诗互相唱和。她死后葬于望江楼公园附近，故后人建楼以纪念之。
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涛一生爱竹，后人便在园中遍植各类佳竹，据说其中有不少为名品，如人面竹、弥勒竹、方竹、观音竹、鸡爪竹等，品种多达100余种。我等俗人全然不识，但觉行走在四季苍翠，随风摇曳，高可蔽日的竹林之中，感觉情趣无穷，使人俗念顿消，恨不得在此林中终老一生。
望江楼公园自然是得名于高39米的望江楼，其每层的屋脊、雀替都饰有精美的禽兽泥塑和人物雕刻。阁顶为鎏金宝顶，丽日之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设计巧妙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颇为雄伟壮观。登斯楼也，则锦江秀色，尽收眼底。此外，吟诗楼四面敞开，三叠相依；濯锦楼两层三间，状如舟船。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
（十三）像福尔摩斯一样
好不容易来一次成都，一个望江楼公园自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游兴，而当年成都市上所售地图全然不把陶铸同志的指示当回事，把各名胜古迹全都隐去。我们只好像福尔摩斯那样在地图上寻找蛛丝马迹。果然我们在地图上发现一处地方叫“南郊公园”，按方位应当是武侯祠了，还有一处公汽车站的站名叫“草堂”，想必就是杜甫草堂。
首先我们乘车找到了南郊公园，果不其然，那里正是我们要找的“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又名“汉昭烈庙”，是中国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始建于公元223年，为刘备陵寝。武侯祠建于唐，初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
武侯祠与昭烈庙、刘备墓（惠陵）相毗连。整个武侯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大门，二门，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以刘备殿最高，建筑最为雄伟壮丽。武侯祠后还有三义庙、结义楼等建筑。
大门匾额为“汉昭烈庙”。大门内至二门之间浓荫丛中共有六通石碑，两侧各有一碑廊，东侧碑廊内有一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碑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此碑因文章、书法绝妙、雕刻精巧，因此明代始被称为“三绝碑”。
二门之后是刘备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殿内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谌。据说，由于后主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在后主刘禅降魏时，其子刘谌到刘备墓前哭拜，杀掉家人后自杀身亡。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两侧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东侧文臣廊坊以庞统为首，西侧武将廊房以赵云领衔。
刘备殿后，下数节台阶(武侯祠低于汉昭烈庙，象征古代君臣关系)，是一座过厅，挂有“武侯祠”匾额。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故纪念他的祠堂均称作“武侯祠”。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大殿顶梁由乌木制成，上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殿西侧是刘备墓，史称“惠陵”。由诸葛亮亲选宝地，葬刘备于此。惠陵与武侯祠主要建筑一样亦为坐北朝南，紧邻在汉昭烈庙与武侯祠西侧，与武侯祠之间有红墙夹道相连。
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少年时令我读后异常感动的一首诗。我为封建时代的诗人所具有的“共产主义思想”所折服。因此杜甫草堂成了我们成都之行的必游之地。当我们乘坐公汽来到“草堂”站后，惊喜地发现此处果为杜甫草堂遗址。不过此处并非诗人潦倒时所居之“草庐”，在“文革”那样动乱的年代，“草庐”竟然早已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草堂”本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在友人的帮助之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既然能为“秋风所破”，当然是一处破败的草房。我想若诗圣复生，看到如今天堂般的“草堂”不知作何感想，是否会再作一首《茅屋不为秋风所破歌》？
当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后来五代时的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建茅屋，后世遂将其保存下来，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虽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实为后人托名之作。
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诗史堂正中是杜甫塑像，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我们当年游览之时，其中好像还有董必武、郭沫若等人题写的匾额，印象最深的是一块署名“康生左手”的匾额，我想现在必定已经无处可寻了。工部祠内供奉有杜甫画像。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此草堂虽非彼草堂，但却象征着人民的诗人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十四）小安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
在将成都主要名胜游览过后，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挪个地方，以把我们的“革命串联”进行到底。按中央文件精神，我们现在只可免费乘车返回学校所在地北京。不过活人岂能让尿憋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很快就办好了返京的火车票，那年头到北京去的火车票可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许多串联学生都抢着要与我们交换。由于当年还未发明“实名制”，我们本着“市场经济”的精神，很快就和几名昆明的学生完成了“物物”交换，他们堂而皇之拿着我们的车票上北京，我们则理直气壮地手执他们的车票下昆明，实乃得其所哉。有了这一“对策”，理论上我们又可以免费到我们想去的，全国除宝岛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进行“串联”了。
当年成昆铁路还未通车，因此我们必须经贵昆线赴昆明。这次旅行的火车，已经没有来成都之时那么拥挤，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座位，此车也不是红卫兵专列，除串联的学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公因私出行的人们。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老江湖，他人生得颇有几分富态，且极善言辞。一路上我们靠听他介绍沿途风土人情来打发时间。路过资阳的时候，他向我们介绍说，资阳的豆瓣酱特别有名，他还特意买了一大罐放在座椅之上。路过内江之时，他又身体力行买了一大包著名的“内江白糖。当火车停靠在遵义会议举行之地遵义时，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直站在身旁的中学生“小安”，拎着大包小包土特产的这位老兄挤下了火车。很快火车开始启动，即将驶离历史名城遵义之时。突然，我们发现那位老兄气喘吁吁的又跑了回来，边跑边呼喊着：
“小安！小安！”
小安赶紧问他有何“要事”交代，此时火车已经启动，老江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小安，酱！我的酱！”
我们这才发现他把颇具纪念意义的，著名的资阳豆瓣酱遗忘在座椅上了。小安当然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立即请示如何完璧归赵。他斩金截铁地说：“扔！快扔！”
说时迟那时快，小安立即抄起装酱的大罐子朝他扔将过去，随着“扑哧”地一声，立时“酱花”飞溅，我们只得用“得其所哉”来告别我们有趣的旅伴。此时火车越开越快，“老江湖”先是在我们视野中化为一个小点，最后变得踪影全无。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他那可爱的形象仍让我难以忘怀。
（十五）缺少阳光的地方——贵阳
当火车停靠在贵阳车站之时，由于必须在此换乘去昆明的火车，所以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
“贵阳”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该市位在“贵山”之阳。古代在地名的命名时，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阴阳向背取名，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汉水沿岸城市例外，汉水之南为阳，汉水之北为阴）。这就是说，贵阳因为在贵山的南面所以得名。不过一般老百姓却认为该地多阴雨天，少见太阳，也就是太阳光非常珍贵之意。古时将贵州称作“瘴疠之地”，用三句话对贵州作了形象的概括，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年我们看到的贵阳确实比内地要落后一些，换一种说法叫做“生活水平”要低一些，比如我们只需花两分钱就能吃到满意的饭菜。
市区可供我们闲逛的地方也就大、小十字，也就是贵阳城最繁华的两个十字路口。其它可游之处，我们只打听到黔灵公园、地下公园和仙人洞。黔灵公园位于贵阳市西北角，因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而得名。园内古木参天，植被茂密，集贵州高原灵气于一身。
地下公园位于贵阳市南郊小车河畔，当年我们去时才刚刚开发。这也是我今生所游第一个喀斯特溶洞，溶洞全长5８7米，中部有一天然窗口，将洞分成两段。其岩壁和岩浆凝结物呈乳白色，千奇百怪的石幔、石笋、石柱、石花、浅池、流水，拟人状物，维妙维肖，引人入胜。
仙人洞位于贵阳市区东南面约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传说曾有仙人到此住过，故名仙人洞，是贵阳唯一的道教胜地，想必今天再去的话，一定盛况空前。而当年我与张国栋游玩之时，也就和内地的小土地庙相差无几，山上未见游人，最后我们二人对山上一个似乎无人光顾过的无名野洞发生了兴趣。此洞洞口仅能容下一人入内，进去之后发现里边稍大，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借助一只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发现身旁全是乱石堆，洞的高度刚刚让我们把腰伸直，为了不被绊倒，我们只能摸着乱石向前爬行。爬了约二十米，鼻子已经碰到洞壁，于是折回。爬回约两米，发现在高约一米五处有一小洞，洞口还是仅能容下一人入内，我们再从此处爬入，进去之后发现空间又变得稍大一点，又爬了十多米，看到了一个向下的洞口。此时我们二人突然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于是害怕起来。一怕洞内突然出现什么野兽，二怕万一我们的手电筒坏了，我们将无法找到归路。于是我们赶紧从原路爬了出来。
（十六）运动是绝对的
贵阳已经没有更多吸引我们之处，于是我们打算迈开“继续革命”的步伐。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取消了原定去昆明的计划，而直接办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而当年由贵阳至北京最近的路是必须经过桂林的。
我们带了一些路上必需的食品，就在贵阳火车站等车，此时全国的铁路运输已经极度混乱。虽然车票上有开车的时间，但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间来，我们就在候车室内傻等，除去方便之外，一刻也不敢离开。当我们在候车室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之后，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我们等候的那趟火车进站了！不过又是空欢喜了一场，虽说我们很快就上了火车，但火车纹丝不动地一直停在站台旁。车上看不到列车员，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车，大家都显得极有修养，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扑克牌以消磨时光。时间不紧不慢地又过了一天一夜，这时火车终于开始挪动，然而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几分钟后，列车再次停下，一打听这次列车被定位在了车库，好客的贵阳似乎舍不得我们离开。在这里我们一分一秒地又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我真后悔自己没有随身携带一本《一千零一夜》，那样就能看看谁能耗过谁。
最终还是自然规律起了作用，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永远是相对的。火车终于带着欢天喜地的我们离开了好客的贵阳。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临时停车”之后，列车终于驶入了桂林车站。
（十七）三山、两洞、一条江
红卫兵们立即兴奋地向车门涌去，我们也扛上自己的行李作下车状。由于红卫兵们都想一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下车的人太多，我只好从窗户爬下去，然后张国栋再将行李从窗户丢下来，让我抱憾终生的是，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没有把他的行李接待好，让他的被子与铁道旁一堆高级动物的排泄物发生了亲密接触。好在张国栋是一名重视思想改造，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同志，只是对我略加埋怨而已。此时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下面这段话：
“红卫兵小将们，中央已经决定停止串联，请大家不要在桂林车站下车，你们即使下车也不会接待……”
此时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好像同时失聪，“尽管‘喇叭’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想法，管他接待不接待！亲眼目睹甲天下的桂林，其幸福程度仅亚于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伟大的领袖。
不知是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还是车站的广播原本就是吓唬毛孩子的，红卫兵接待站仍然忠于职守，二话不说就安排我们住到了广西师范学院。
桂林城可以说是一座地道的公园城市，当年的广西师范学院就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央，名闻天下的独秀峰就座落在校园之中，以致每天早饭之后登高揽胜成了我们必做的功课。
独秀峰平地拔起,孤峰独秀,人称“南天一柱”。其相对高度虽仅66米。但由于孤峰耸立,四壁如削,却越发显得挺拔秀丽。从西麓上山,登三百余级到达山顶,纵目眺望,整个桂林山水如画卷般展现在眼前。山上建有玄武阁, 观音堂, 三客庙、三神祠等，山下还有月牙池与之相映，这些给本就峭拔峻秀的独秀峰增色不少。
随后的日子我们每天便奔走于著名的三山、两洞、一条江之间。三山是指象鼻山、叠彩山和伏波山，两洞是指七星岩和芦笛岩，一条江自然是指漓江啰。由于我的笔拙，而且这些著名景点大多数人都游览过，我就不再废话。总之桂林风景可概括为“无山不洞，无洞不奇”，至于漓江沿岸风光嘛，“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其最恰如其分的写照。当我漫步在清可见底的漓江岸边时，啜饮一口江水的欲望简直无法抗拒，我立即捧起一掬江水喝到肚中，我不能不用“清甜甘冽”这四个字来加以形容。不知今天游漓江之人，因江水污染，是否还有勇气像当年的我那样去生喝江水。
关于桂林的七星岩和芦笛岩我想多说两句，因洞内景色奇特,令人应接不暇,是贵阳地下公园所无法匹敌的。
七星岩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在漫长的岁月里，雨水沿洞顶不断渗入，溶解石灰石，并在洞内结晶，于是形成了千姿百态，冰雪晶莹的石钟乳、石柱、石笋、石幔。此溶洞开发时间较早，配有各种彩色灯光，人们根据其各异的形态，并附会美丽的民间传说，给众多景观配上妙趣横生的的名字，如古榕迎宾、白兔守门、仙人晒网，巨石镇蛇、九龙戏水、银河鹊桥等等。还有一处叫歌仙台，据说刘三姐就是在此唱歌之后，升仙而去。导游说七星岩内多暗河，因此叮嘱大家不要随便攀爬，否则一不小心掉入暗河之中就要不知会被冲到何处。他还告诫我们说，不要乱摸洞内的石钟乳等，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还能不断生长，人手摸过之后就令其呜呼哀哉了。
芦笛岩与七星岩同属岩溶洞穴，二者却风格迥异，前者玲珑瑰丽，后者雄伟壮观。因洞口过去长满可制成笛子的芦荻而得名。芦笛岩洞内的景物多姿多彩、千奇百怪，有从洞顶垂下的石乳，有从地上向上生长的石笋，还有石乳与石笋连接而成的石柱。那些被大自然雕琢成不同形状的，则被人们分别称做石幔、石枝、石花、石瀑等；有些石头内空，敲打时还会发出悦耳的声响，根据其声音的高低，分别称做石琴、石鼓、石钟等。由这些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钟乳石构成了芦笛岩内的四个洞天，叫做“石幔层林”、“天柱云山”、“水晶宫”和“曲径画廊”。而当游人置身于“狮岭朝霞”、“高峡飞瀑”、“塔松傲雪”等一个个神秘虚幻的景观时，仿佛是在神话世界里周游一般。芦笛岩可说是桂林众多奇妙岩洞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十八）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
游完甲天下的桂林，掐指一算，我们离开北京的时间已经不短，虽然与原计划的半年还相差甚远，不过我心中已经萌生“不如归去”的想法，而曹、张二位却还游兴未尽，我们三人只得分道扬镳，我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北京，因为“家”已经变成了伤心之地，途经武汉的时候也没有下车。回到学校，感觉到学校里的人烟像沙漠一样稀少。自然是许多人还在紧张地继续进行着“革命大串联”的缘故，以致“君问归期未有期”。
人总是这样，得不到的很想得到，得到之后又不知道珍惜。可是机遇不可能永远眷顾你，一次的失去，往往就是永远地失去。“串联”就是如此，出去久了想回来，回来之后又吃后悔药，埋怨自己怎么没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此时已经真真切切再没有机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2月至4月期间连续4次发出停止大串联和要求红卫兵返校进行“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全国性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自然我的大串联也随之结束。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大串联刚开始也许属于一些青年学生自发的行动，但后来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最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也许是始料所不及的，不过这不属小老百姓的评论之列，我们只是顺应时势，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而已，也算没有虚度光阴吧！
最后再讲点题外的话：
我的这篇回忆文字主要还是写游山玩水方面的内容，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属于闻所未闻的“历史”。所以有网友建议我投稿到某杂志，结果遭到退稿，原因是“现在出版政策有限制”。想必是有些人害怕揭历史疮疤的原因吧？
（全文完）
此文本已写完，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文革”时还有一段经历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联”吧，故又续写了两段。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一）“武汉7.20事件”
此文本已写完，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文革”时还有一段经历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联”吧，故续写如下。要知后事如何，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如今关于该事件“真相”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也用不着我来转述。现仅将从公开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简述如下（当年一般群众对“真相”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
1967年上半年，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发生了严重对立。为此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七月十四日先后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给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平反，并释放其被关押的头头。他指派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出面做工作。由于一般人无从了解主席的指示，导致“百万雄师”认为这是王力背着中央私自乱表态，以致在7.20那天发生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居住的东湖宾馆的严重事件。当时毛主席居住在东湖宾馆内梅岭一号，谢富治、王力住在百花二号，他们冲进百花二号将王力抓走并痛扁一顿。此事件严重地威胁到了伟大领袖的安全。
得知此事以后，已经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周总理原先是住在百花一号的），不得不又立即从北京赶赴武汉，紧急安排伟大领袖秘密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1949年之后毛主席唯一的一次被迫从住处“逃离”，因此他老人家非常愤怒，到上海后电话指挥了以后的行动。
7月22日下午，打着石膏，系着绷带被周总理解救回到北京的王力，获得了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当天“副统帅”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电召陈再道赴京，陈于26日到京后即被批斗，23日起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举行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事件”。25日，北京市举行了百万人的军民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8201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部队）被认定为“叛军”，当兵的全部安排复员。“百万雄师”组织也迅速解体，此后武汉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在此背景之下，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派人奔赴武汉，以支持武汉的“革命造反派”，从而表明自己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我所在的北机院“东方红”也不列外，临时组织了一个“五湖四海战斗队”第一时间赶赴武汉。成员七男三女，清一色为家在武汉的同学。
因为“大串联”已经在当年4月结束，我们必须购买火车票才能乘车。虽然我们属于“公派”人员，是有“差旅费”的，但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十个人只买了5张票，其余5人用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上车之后为了躲过查票，5张车票全由余BK一人拿着，其他人分散行动（因为车上没座位的人很多，所以分散行动有了借口），遇到查票就说车票在第几车厢的某某人处。
我一个人在餐车内找到了一个座位，坐在我旁边的是车上的一名列车员，我与他天南海北谈得很是投机。他属于那种非常精明干练之人，一边交谈还一边打量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一个衣冠不整之人从他身边走过，他立马从后面扯住那人要查他的车票，那人挣脱之后，一边回答说车票在后面车厢的同伴手中（看来此法已经被人用滥了），一边急速地向车后挤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很敬业的列车员大哥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追上去把那人抓住送给列车长发落——他的判断确实很正确——而后我们继续东拉西扯开心地谈着。此时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半大孩子从他身边走过。理所当然又被这位大哥逮住交到列车长那里。当他回到座位上之后，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哼！什么人没买票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此时更加得意的自然是我，心里哼了一声想道：“我就没买票，你怎么看不出来呢？”。看来最危险的地方确实是最安全的。
到武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湖北医学院，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大学医学部。我们住在一栋L型的楼房的二楼，这就是我们“五湖四海战斗队”的队部，室内安了一部电话，对外称呼是北机院东方红驻汉联络处，以便开展我们的“革命工作”。在楼房的拐角处，从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好像是实验室之类的房间。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有个北大附中的小女孩，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所以就时常到我们住处来串门，因她有一个圆圆的脸蛋，大家都叫她“小皮球”。
我们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就是办了一份小报，先到汉口的长江日报社去制了一块报头用的版。报纸的主笔是有铁笔杆之称的李HS和铸造教研室的董FL老师。写了一些什么“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还有“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要揪你”之类的文章。而后由医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最后大家拿到街上二分钱一份去卖。其实“革命工作”很轻松，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找人聊天，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邓MS在该校就读，他是每天必来的常客，晚饭后我们还到东湖去游泳，因为八月一号还将要有一个横渡长江的大规模群众庆祝活动。为此我们定制了一面“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董FL老师找人借了一台135相机，准备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二）八一渡江的悲剧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二）八一渡江的悲剧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16号，毛主席曾在武汉由王任重等人陪同横渡长江，并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后来不知何故，被江青说成是CC特务而倒台）。此后每年的7月16号武汉都要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1967年的7月16号，虽说也举办了横渡长江，但由于当时“造反派”受到压制，这一派别的群众未能参加。等到“造反派”扬眉吐气之后，就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其用意当然是对“造反派”的胜利进行庆祝，时间就定在八月一号。
对于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们必须留下一人在住处守电话机。商量的结果是拿一副扑克牌来抽，谁抽的牌最小，谁就留下来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张“小二”，无奈被留下来值班。
八月一号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我一个人无聊地守在电话机前。到了中午的时候，听到传言说横渡长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传言还说是“百万雄师”派出水鬼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许多卡车开到我们这栋楼前。而后有人用担架把一具具仅穿泳装的男女尸体抬进一楼的房间内。睡在担架上的人，有些手臂垂在担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处有血迹。虽然我并不怕死人，但也不愿多看这惨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没有心情下楼去看。从楼房的拐角处向楼下的房间内看过去，只见房内地上一排排躺满了死尸。北大附中的“小皮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她便赶到楼下去看了个仔细。回来后“小皮球”说，她看见那些尸体被抬进房间之后，就被用很粗的针管往大腿根部（动脉血管内？）灌福尔马林。我想是否因为当时武汉的天气非常炎热，又没有什么冷藏设施，所以只好用福尔马林来防腐。几天之后，当我再看见这些尸体被抬走火化时，发现他们的头已经膨胀得像篮球一样大，非常之恐怖。有一个水利电力学院（现武大工学部）死去的女学生，她的父母从乡下开来一辆卡车运尸体，当穿着泳衣，头部变形的她从停尸房内抬出后，她母亲扑上去嚎啕大哭起来，而她的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令人惨不忍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我们“联络处”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但陆续有不少武汉和北京高校的学生，到医学院的停尸房来寻找他们失踪的同伴，他们说殡仪馆也停满了尸体，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又上这儿来找找看，估计几处尸体加起来有200多具。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还哭着说，他们学校女民兵横渡方阵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全军覆没。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得知当天横渡长江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还是组织者缺乏经验造成的（与“百万雄师”不沾边），当时武昌江边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参加横渡的人员外，还有万人以上的围观者。
渡江指挥部位于江边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队伍的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第二个方阵是十二块语录牌，一共有多少个方阵也说不清楚。
按照惯例，每个方阵之间应当间隔一定的距离下水。而那天没有这样做。上午九时许，指挥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发出渡江信号，随后还吹起了冲锋号以壮声势。
于是所有的方阵均由汉阳门江边的台阶向江中涌去，队伍越挤越近，挤成了一团，到了码头下台阶处，便由高处向下潮水般压下去，仪仗队一下被冲倒了十几人，从岸上看过去，人就像下饺子一样被后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还未游走，后面的人就整个身子压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压上去，再也收不住。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后来人压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被活活憋闷而死，这也就是死者口鼻处有血迹的缘故。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担心我们那9名同伴的安全，于是守着电话机不停地拨电话，但由于当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单位才有电话，一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听情况，最后毫无结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无人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第二天早饭后，那九名老师和同学一个不少地都相继回到了住处，我心中紧绷着的那根弦才松了下来。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吊胆瞎操心。他们进一步向我叙述了横渡长江时的混乱情况。
我们学校没有人参加横渡的方阵，开始他们只是在下水处的岸边看热闹。后来看到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江里倒，而且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涌过来，再不离开就要被挤到江里去了，于是他们立即跳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救生木船上。这时候有许多被压在水下的横渡者挣扎着探出头来，见到木船就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试图爬上船来。于是木船向一边倾斜过去。船上有人大喊，快开船，快开船，船要翻了。于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划离了这是非之地，大家总算躲过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后，余BK扛着我们“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让董老师照了许多照片。船总算划到了对岸，劫后余生的我的同伴们就赶紧各自回家向家人报平安去了。唯独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轮渡返回武昌时，看到江面上还有漂浮着的尸体，猜想可能是被江中的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时才浮起来。打捞尸体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候董老师拿出他那记录了珍贵历史镜头的照相机。由于相机是借来的，他鼓捣半天也打不开。那个年代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我们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机。135相机很少见，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倒卷一说，我从他手里拿过相机，摆弄了几下就把相机盖子打开了。由于没有倒卷，问题很严重，董老师很生气——胶卷全部被曝光。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录便在瞬间毁于我手——我成了“历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达理，埋怨几句也就拉倒。
“8.1”过后，事情越来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杨YZ自告奋勇地到武汉锅炉厂设了一个联络处，把他街坊邻居中无学可上的“小弟小妹”们安排在那里“再就业”，帮他值班守电话机。当时武汉各工厂的生产已经停顿。“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还要来喝酸梅汤。”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就走光）。当然也是无事可干。当我们到武锅去“下基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时，看到“小弟小妹”们正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招牌，手拎开水瓶打酸梅汤。
而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丁XL，则每天单独一人奔忙在武汉军区大院。据他说，他还曾经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的家中。以致于到了文革后期，湖北各地揪“反党乱军分子”的时候，有外调人员找到李YX调查丁当年的情况，而李YX却苦于当年无人和丁在一起，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许多人到军区去抢枪，丁XL是绝对没有干过那种事的。不光没干，他老父亲还深受其害。
话说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一名武钢的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上突然有个小伙子用一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很“客气”地对他说：
“老师傅，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老师傅还算镇定：
“‘借’自行车干什么用？”
“我的手表掉到电车上了，我要到电车公司去找手表。”
老师傅看见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太阳晒出来的印子，感觉他没有说谎。当然不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开来一辆电车。那年头武汉的公交车属于“稀有动物”，往往等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辆车，车来之后人们就一窝蜂地往上挤，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从窗户翻将进去。最后几位实在挤不进去，就手扒车门挂在车外，而司机照样敢开，不开不行呀——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至于电车嘛，由于车后有梯子可以爬到车顶，所以车顶上也常常会有几位老兄在那里“指点江山”，曾经有老外在长江大桥上看到公交车如此招摇过市，而向翻译打听这是在干什么。翻译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别爱国之人担当，于是向老外解释说：
“这是在进行‘民兵演习’呢。”
话说那位小伙子看见“稀有动物”来了，扔下自行车，跑到电车前边朝天开了一枪——乖乖还真是真家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枪！
他大喊着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此车被“征收”了。乘客们不想下也得下，就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征收了一样——在暴力面前，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那位小伙子上车之后，对司机嘀咕了几句，电车就变成了他的专车，在大家的视线中绝尘而去。
终于我们感觉在武汉已经无事可干，我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北京。这一次我们不用买火车票，而是到省高教厅去“借”火车票。这次的“借”与第一次串联时的“借”可大不一样。最终还是有人找到学校要我们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好，头头签个字也就万事大吉。当然我们也可说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游。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武汉，开销肯定不小，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十二万分地拥护。后来有人在回忆中喜欢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我想说，当年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三）火车上的小插曲
上文讲到经历了“8.1渡江惨剧”之后，我们乘火车从武汉返回了北京。在火车上有一段小插曲，本来不准备写的，因为牵涉到当年的几个“群众组织”，怕有褒此贬彼的嫌疑。现在想想，当年所谓的“群众组织”根本就无对错之分。大家斗得你死我活，其实都属上当受骗，都是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反而是一些被人称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才真正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其余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可说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所以褒也好贬也好，在今天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把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所了解。我想总不至于会有“遗老遗少”借此来找我的麻烦吧？
回到北京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已经由“文斗”发展到了“武斗”的高级阶段。除北京之外，全国所有地方（声明一下台湾和港澳地区除外）两派群众都被武装起来，动枪动炮地大开杀戒。更有甚者，四川连坦克也出动了，我们班江AW的弟弟就是在重庆的武斗中遇难。武汉大学有一个叫刘朝阳的学生，武斗时“光荣牺牲”，还被追认为“烈士”，他被安葬在樱花大道下的鲜花丛中，并建了一座高高的墓碑。“文革”后期，他的“烈士”称号被取消，坟墓当然也被扒掉，从而成为可悲的千千万万个“文革”殉葬者之一。
有人要问，当年社会虽乱，却即无贩毒集团，也无贩枪团伙，武斗时的那些枪支又是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都是从部队“抢”来的！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认为我在胡说，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么能够从“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手中抢到枪？其实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因为那时当兵的虽说表面上不介入“文化革命”，实际上他们暗地里还是支持某一个派别——是他们故意让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派群众去“抢”自己手中的枪，一“抢”就给。所以毛主席在讲话中曾说：“说是部队不介入，其实早就介入了”之类的话。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里面谈话的内容也多与“武斗”有关。一天刚从郑州返校的王GF对我说，河南“××公社××战团”的人那才叫不怕死呀，武斗时对方的枪打得噼里啪啦地，就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而他们却个个勇敢异常，顶着枪林弹雨愣是不要命地往上冲。
听了他的话我就笑了——于是我向他讲了返京途中火车上的那个小插曲：
那天我们乘坐的是卧铺车厢。火车上操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但主要还是武汉“钢工总”、“钢二司”和湖南“湘江风雷”的成员——那年头许多人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表明自己身份的袖标。他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我也没打听——因为“7.20”之后，各地的“造反派”都已平反，不存在进京上访的问题。火车上有一位约３０岁左右瘦瘦的“湘江风雷”成员，作为雷锋叔叔的家乡人，他在车厢里一刻不停地做好事。一会见他因打扫车厢卫生而忙得满头大汗，一会又帮列车员一遍又一遍地送开水。大家都对其投之以赞赏的目光。我们就称其为“风雷大哥”吧。
车停漯河车站的时候，来了一帮自称为河南“××公社××战团”的人。每人手握一把手枪就要往卧铺车厢里挤。由于车厢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铺位，列车员不让他们上，但有枪就是大爷，不许上也得上。进到车厢之后，提着枪还咋咋呼呼地拉动枪栓，很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突然“呯”的一声响，手枪走火了，弄得车厢里边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风雷大哥”实在看不过去，走过去要他们把枪收好，告诉他们在火车上玩枪很容易伤及无辜。“××战团”也不是吃素的，但见一人把手中的枪对准了“风雷大哥”的脑袋，要他少管闲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说时迟那时快“风雷大哥”表演了空手夺枪的绝招——还真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鸡蛋壳揩屁股，嘁里喀嚓三下五除二就下了他的枪！“风雷大哥”用夺来的手枪指着那人的脑袋命令说：“给我滚下车去！”
此时车上所有“湘江风雷”、“钢工总”、“钢二司”的成员们都把自己的家伙抄了出来，乖乖隆地咚，他们都带着真家伙！大伙把枪口一齐指向“××战团”。“风雷大哥”挥挥手说，“把这帮家伙赶下火车去，不下去的就当小流氓打死！”
毕竟谁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于是“××战团”一个个二话不说，乖乖地下了火车。
这段经历告诉我们，那个年头社会上的枪支已经大大地失控。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在如今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年代，社会上持枪抢劫案还时有所闻。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虽说没有网络，但也没有新闻审查，各地新闻第一时间就可以在大字报上看到——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持枪抢劫的。为什么呢？？？？？
等待有识之士给以解答……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tzdztxd (2026-02-22 01:31:15) 评论 (0)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一）“革那些革过命的命”
如今我对“文化大革命”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早已淡忘，四十年前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磨灭。不过其中“大串联”的一些片段，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因为这一段经历太过荒诞，太过“空前”，也不知是否能够绝后，还是趁我彻底忘却之前将其写下来，以供后人饭后一笑。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缺衣少食的生活之后，一九六五年我考入了原北京机械学院。当年我们读大学基本不花钱，每个月15.5元的伙食费全免，我感觉自己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已经“三年不知肉味”，进大学后虽然有时还要吃窝窝头，但天天有肉吃，已经让我们十二万分地满足，我们用“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来形容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首长时不时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对“苏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嘲笑，和对祖国未来美好的憧憬。
时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九六六年。社会上经常听到一些人议论北京市长彭真是否政治上出了问题，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六月一号晚上，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从幕后的权利斗争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批判“三家村”等少数“打棍子”文人的批判文章，转变成了群众广泛参与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可悲的是，运动一开始，许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醒过神来，他们不明白这次运动的对象是谁，他们凭老经验认为，与过去的多次运动一样，自己永远属于打倒别人的人，是革别人命的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林副统帅”发明了著名的绕口令，“文化革命是革那些革过命的命”，他们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的子女由于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彩色光环之下，仍然天真的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己是天生革别人命的“自来红”。于是清华大学由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王任重的女儿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殴打致死，首开全国第一例教师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宋任穷之女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小将”，当伟大领袖得知她叫“宋彬彬”时，脱口发出了“要武嘛”三个铿锵有力的音节，从此宋斌斌改名“宋要武”，而早期以抄家和“破四旧”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也开始席卷大江南北。
（二）砸烂“狗头”和剃“阴阳头”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从“破四旧”开始，“不破不立”是其理论基础。虽说要“破旧”，但人们的日常用品还是越旧越好，大家以穿破衣烂衫为荣，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今天看起来，当年的“破旧立新”还不如叫“破新立旧”更为确切。比如谁如果烫了“新式”的头发，就要被剃“阴阳头”，也就是那种半边脑袋有头发，半边脑袋是光头的“发型”，谁穿了“新式”的高跟鞋，她的鞋后跟就要被红卫兵剁去，当然代表资本主义“糟粕”的“新式”尖头皮鞋也属于被剁之列。
当年我们都还只是二十岁左右，无知和幼稚的青年学生，却自以为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继承人。开始时，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暂时还未触及到我们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因此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空前大劫难，我们还毫无感觉，我们有的只是对领袖狂热的崇拜和对被害者的幸灾乐祸。
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许多“破四旧”的新闻，我们虽说位于运动的中心——首都北京，但我们其实都还缺乏对运动的感性认识。有一天不知是谁突发奇想。觉得应当走出去见见世面。到哪里去呢？北京市内大家都已了解“破四旧”的威力，没人敢于让“四旧”公开露头。我们应当到火车站去——那里有许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还不了解“破四旧”的真正含义，一定毫无准备，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热闹，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
这一建议立即被全票通过。于是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弟兄，在某天晚饭之后向北京火车站溜达过去。一进入北京站广场，立即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最搞笑的一条题为“勒令”。其大意是：北京站钟楼的大钟，应当立即停奏资产阶级的音乐，勒令北京站的站长必须在24小时之内将大钟改为奏《东方红》乐曲，否则对站长就要“格揍勿论”，砸烂他的狗头云云。
天啊！站长除非有孙猴子的神通，他在24小时之内绝对无法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见识一下站长如何应对这一“革命行动”，我们找到了站长办公室。想必站长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此时他早已逃之夭夭，踪影全无。
我们看见许多红卫兵正围在站长办公室，一打听，他们不是来“砸狗头”的。而是要求借火车票。我们以前只知道火车票是用钱买的，这下开了眼界，火车票居然还能“借”！据他们说，只要有学校“革委会”的介绍信，就可以“借火车票”。不记得当时是谁提议我们也到学校“革委会”去开一张介绍信，也借火车票外出见见世面。我一向比较循规蹈矩，觉得“欠债”总是要还的，将来拿什么还？但多数人认为先出去再说，管他以后还不还呢！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如愿看到了“破四旧”的“伟大成果”。一位女士用纱巾包着被剃的“阴阳头”，急匆匆地走在被行道树枝叶遮住灯光的人行道上，以躲避旁人的目光，她光着脚，手里提着一双被剁去高跟的鞋。一群小孩跟在她的后面起哄，高声喊着：“美丽啰！美丽啰！高跟鞋被剁啰！”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校“革委会”，要求开一张借火车票的介绍信，今天如果谁提这种要求，一定会被笑掉大牙，当年我们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要求。但“革委会”不同意，认为我们应当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就像当年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法庭上一样，表示如果不开介绍信，我们就不离开。最后还是“革委会”让了步，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们借火车票的事。这当然是不影响我们“革命气节”的条件，于是我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我们就在火车站“借”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我们当时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是火车站有许多言及西安革命群众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的大字报，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到西安去和“走资派”斗争，去支持西安的“革命群众”。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几个人默默地做好了出远门的准备，晚饭后我们没有告诉任何其他的同学，偷偷地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三）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火车还未开出，金210班来了几位同学，他们登上火车一个劲地动员我们不要离开北京，要留在学校搞好“斗、批、改”，见我们无动于衷，他们又向我们宣传《十六条》。但我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我们毫不动摇，我们还是被火车带往了古城西安。
在火车上，几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交给我们一大摞批判他们学校校长的宣传资料，让我们广为散发。一路上我们不辱使命，就像如今街头散发房地产广告的人一样敬业，见人就发，根本就不管该文所述内容是否真实，我们天真的认为，凡是用铅字印成的东西就不会是假的。
火车刚一开动，一群红卫兵就占领了火车播音室。他们向列车长发出“勒令”：第一，每节车厢的两端必须张贴毛主席像，否则就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第二，火车上的盖浇饭三毛钱一份太贵，广大工农兵群众吃不起，必须立即将荤的降为一毛钱一份，素的五分钱一份。否则也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
由于火车正在行进之中，无法做到红卫兵要求的第一条，也就没有追究。至于第二条嘛，列车长毫不犹豫的照办了，因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享受到了一毛钱一份的盖浇饭，可惜当时没有人将这最低价格的盖浇饭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火车离开北京不久，就有几个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抽打着三位老人，让他们从每一节车厢爬过去，那几位红卫兵高声向乘客们宣布，被他们抽打的两女一男，是他们从软卧车厢里搜出来的，男的是原国民党某高级将领，两位女人是他的大、小老婆。红卫兵义愤填膺地说，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绝不允许这些人民的敌人在软卧车厢里享福，我们必须要对他们实行革命的专政，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四）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
火车到达西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了西安交通大学。我们每天的“革命活动”就是乘车到西安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当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路过大雁塔时，汽车司机热心地介绍说，这是一处著名的名胜古迹，你们应当去参观、参观。他的好心立即遭到我们义正辞严的驳斥，我们大声说，我们是来革命的，而不是游山玩水的！
当年我所看过的大字报的内容除去两篇之外，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其中之一是叶帅的一个讲话，叶帅说，根据医生的检查，“林副统帅”的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还有一个是陶铸同志的讲话，陶铸说，中央决定让红卫兵小将到全国各地免费串联，他强调说，有人讲红卫兵串联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好的嘛！
陶铸后来被称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翻在地，可当年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党内老四，地位仅在“副统帅”和周总理之下，当时他的讲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是否有钱归还所借火车票了，这是对我们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在参加了一次全国各地三万多名学生声援西安“革命群众”的大会之后，立即决定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精神，把我们的“革命大串联”进行到底。这次我们再也不用去“借”火车票了，我们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到火车站去“领”一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除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可以安排免费住宿，可以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车，还可以免费借军大衣。如果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连吃饭也都免费。由于同行的老覃同学是重庆人，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下一个“革命”目的地定在了重庆。
（五）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
这次所乘火车，比起我们从北京来时的那一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行李架被捷足先登者占领，成为他们专用的“卧铺”，许多没有座位又不能忍受长途站立之苦者，此时正放倒身躯，铺几张旧报纸躺在座椅之下梦见周公，不过这也要异常小心，旧报纸上不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否则就会犯下“反革命罪”，而当年报纸几乎每一版面都有他老人家的照片。火车在当年最伟大的铁路工程宝成线上飞驰，跨过千山万水，穿越无数的涵洞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我们被安排住到了风景优美的西南师范学院。“西师”位于著名的北温泉附近，学校里所有的房屋都在绿树的掩映之下，你从任何一扇窗户朝外看去，视力绝不会达到五米之外。可当年的“西师”也非世外桃源，校内所有可供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我还是没有谨遵陶铸同志游山玩水的教诲，一直未能搞清楚北温泉的大门朝哪开。只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面“干革命”（也就是看大字报），离开“西师”时也要和“红五类”的同学同行，若单独外出，从来不敢多嘴多舌。因为当年在重庆这个地方，你若与人争辩起来，对方会突然对你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此时我便立即气短，大气不敢出。因为我的父亲已受到运动的冲击。和我父亲多有来往的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作为“武汉三家村”的代表人物已被整死，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女士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当我母亲在街上看到她时，她正以拖板车谋生，有人劝她将孩子送人，她却要与孩子相依为命。当敬爱的周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尽管他自己也身处困境，还是派人将石曼华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排到北京东单居住，这是后话。
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李哲愚伯伯，是我父亲三十年代留日的同学，1986年我父亲病逝后，他出差时还来看过我母亲。此时李伯伯被“西师”的“造反派”称作“头号走资派”，正处于被批斗的状态，学校里贴满了“打倒西师头号走资派李哲愚”的大字报。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单位，只要是“当权派”，其头衔前面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个字，否则该单位就被认为不正常，就会有红卫兵来“揭盖子”。还有一位叶老教授（他的名字电脑无法打出，该字几乎所有字典都未收录，猛一看以为是“鹰”字，其实是“广”字头下面一个“化”字，“化”字下面是一个“鸟”字，该字念“lín”），也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他被批斗的原因是，在红卫兵“破四旧”时，要求大家把“封、资、修”的书上交，于是叶老先生把家中除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书全都上交了，其中许多都是马列的原著。我亲历了叶老先生的批斗会，批斗会上他假装糊涂地说，“我还以为今后除毛主席的书之外任何书都不许读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傲气，可是当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学生哪里懂得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们一起大声地呼喊口号，以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回到武汉家中，我向父亲谈起了叶老教授被“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情形，父亲只是告诉我，叶教授也是他多年的朋友，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六）一只会下米的石鸡
终于我们有了实践陶铸同志教诲的机会。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对于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来说，看到江上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轮船，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压抑的心情也为之一振。宽阔的长江江面上百舸争流，还有那么多可敬的工人、农民坚守在生产第一线，这才保证了我们的国家尽管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仍然能够勉强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在轮船上我们被分配住在货舱里面，每人一条草席，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条件比起拥挤的火车不知要好多少倍。上午从朝天门启航后，为了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色，我整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甲板上观赏江景，站累了，我就坐在船舷的栏杆之上。这时来了一位老者，他说这样太危险了，要我下来。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已经退休，原先在船上负责收发邮件。老人对长江沿线的景色了如指掌。这时他指着江边一处景点要我看：只见长江北岸临水处有一拔地而起四壁如削的陡壁孤峰，山顶与山脚树木葱茏，沿着石壁建有一座木结构的宝塔，山顶有寺庙。华山自古一条路，而此山却没有路，只能踏着宝塔内的楼梯到达山顶。老人说此处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也就是“石宝”，此山因此被称作“石宝寨”。
老人说此山虽孤峰独立，但山上既不缺水，也不缺粮。山上有水也许并不稀奇（当然孤峰独立的山上有水实为奇事），有粮就稀奇了。山上自古就有一只石母鸡，此鸡虽不会下蛋，但会“下米”，每日有米从鸡屁眼里流出来，不多不少，刚好够山上僧人食用，食后一颗剩余也无。如果有客人来，石鸡就多下一点米，没有客人就少下一点，反正每人都能吃饱，食完之后却一粒不多一粒不少。有一天老和尚萌发了“资本主义思想”，起了贪心，想要获得一些“剩余价值”，他认为鸡屁眼也许太小一点，如将其凿大些，岂不可以多下一点米？于是找来凿子，一凿子下去，鸡屁眼倒是凿大了，可是如今鸡还在，却再也不会下米了。
傍晚时分轮船到了万县县城（今天的万州区），由于三峡自古不夜航，所以轮船要在此停泊一夜，我们起坡浏览了一下万县的市容，不过除去码头上一些卖土产的小贩之外，并没有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内容。
（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轮船进入了全长192公里的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高峰夹峙，风光无限。江面最窄处仅仅一百多米，站在甲板之上，只见轮船航行在一片狭小的水域之中，四面高峰环绕，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在长江之上，而是位于一方小小的湖泊当中，但眼前又分明不是一汪宁静的湖水，而是汹涌奔腾，惊涛拍岸的急流险滩。在这重岩叠嶂，峭壁对峙的一汪“湖水”之中我们感觉轮船已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轮船正开足马力向迎面的山崖撞将过去，可是顷刻之间，轮船一个拐弯，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就像电影银幕上突然换了一个镜头，万千景象奔来眼中。而两岸的山峰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着各种形态和姿势，令人目不暇接。
终于在傍晚时分轮船停靠到了宜昌港，不过当年的宜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此时长江突破了崇山峻岭的阻拦，进入了九曲回肠的荆江。与三峡比较起来，荆江好像静如处子，谁知此处却号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又经过一夜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汉口港。武汉是我从七岁开始生活的城市，自然怀有很深的感情，轮船从万里长江第一桥下穿过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此处江面开阔，江上船行如梭，看着奔流不息，滚滚东去的江水，想到孔老夫子“逝者如斯”的名言，此时唯有感觉人是那么的渺小，只有永恒的宇宙才是最最伟大的。
在武汉，我没有回家去住，而是仅仅回家探视了一下父母，大半年不见，感觉到他们明显地苍老了许多，父亲虽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可是那个年头，谁又能够避免呢？
我们在武汉大学住了几天，看了一些批判所谓“武汉三家村”的大字报，而后就匆匆地乘车返回了北京。
（八）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
谁知回到学校却令我大感意外。学校里边冷冷清清地，我们班的同学全都踪影全无——大家全都响应陶铸同志的号召，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了，直到临近国庆节，才有人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学校，比较起来我们成了行程最短的人。最为奇怪的是，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变成了“造反派”，学校里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红卫兵大会，我和丁某某乘车去参加大会，上车后我正准备买票，丁对我说，这年头谁还买票？不要买！他当时的话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他说，没想到你去上海一趟，“造反精神”变得这么强了。还有些同学串联回来后，对社会上的一些荒诞说法信之凿凿。比如说，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郭沫若给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的书名内隐含着“反毛泽东”四个字，我天生愚笨，怎么也看不出来，当然也就不相信啰。还有的人说某张主席的照片上因衣服皱折而显出的阴影，是刺向主席心脏的尖刀，真不知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来的。不过当年还真有诅咒领袖之人，我曾亲眼看到某张报纸上有一段“语录”，“语录”用小点组成的花边包围着，但仔细看那花边时，却明显的是由小点组成的“北京大垃圾”几个汉字。
回到北京后，在学校里过了几个月略显平静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我忙于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亲友和昔日同学,其中还包括如今满世界在城头上遗矢的某学术走召男（由于现在我与他社会地位悬殊，以致缺乏共同语言，因此不想利用其大名提高此文的“点击率”）。按规定他们在北京的吃、住、行都是免费的，由红卫兵接待站发给他们一张不记名乘车证，北京市的任何公交车都可以免费乘坐，期限是一个月，到了月底，你如果还不想离开北京，可以凭外地的学生证去红卫兵接待站重新换一张，当然在他们离开北京之前都没有忘记把乘车证留给我，这样我也就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不过由于要陪他们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还要陪他们游览北京多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所以把我累得半死，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连我自己都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上过几次鬼见愁。
（九）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我们的心反而开始躁动起来，此时报纸上正大力提倡红卫兵徒步“长征”，以减轻交通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又聚在一起研究是否该离开北京经经风雨，见见世面。经过“民主评议”，大家一致决定，此次一定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否则绝不收兵。而且还要背上行李，必要的时候步行走到延安或是韶山。为此我们每人都向学校预支了半年的生活费，而且学校还发给我们二十元的“宣传费”，主要是给我们买胶卷照相用。
这次我们一同出行的共六个人，覃民茂、张国栋、赵嗣龙、曹灵生、丁锡林和我。我们站在中国地图前“指点江山”，有人主张先去韶山，然后再走遍全国，有人主张先去延安，最后曹灵生建议大家先去他的家乡山西太原。他介绍说，山西现在出现了两派，一派保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一派支持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曹介绍说袁振虽说只是市委书记，但他是六级干部，比省委书记卫恒还高一级。因此受到卫的打击排挤。袁振曾任鞍钢第一书记兼总经理，曾主持制定了受到毛主席称赞的“鞍钢宪法”，因此袁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而卫恒呢，据说在其家中还抄出了国民党的党旗，所以我们应当到太原去支持袁。另外太原还有晋祠，那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为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祠内的参天古柏为西周时期所植，可见其历史之悠久。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串联的第一站定在了太原，以后再上哪去，那是以后的事。
1966年十一月中旬，我们一行六人打起背包，乘火车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太原城，由于我们将徒步“长征”纳入了串联计划之中，所以我们要背上不算太轻的行李。太原市虽说纬度比北京要低不少，但气温反而要比北京低很多，这大概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吧。整个山西省东边是太行山，西边为吕梁山，每到冬天，北风便顺着这一巨大的风筒自北向南毫无阻拦地吹遍整个山西大地，而不像北京那样有燕山山脉阻挡肆虐的北风，所以太原比纬度稍高的北京要冷得多。不知是天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街上行人稀少。当我们出现在太原市红卫兵接待站时，被接待人员问及要在太原呆多久，我们回答先住一个月再说，那人听后舌头立即“中风”，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能在太原住到一个星期以上的串联学生。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直到我们在餐馆坐下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来太原串联的学生，没有人能在此呆到一周以上。餐馆里面能够买到的主食只有玉米面窝头，副食也仅大白菜而已，许多当地人吃窝头时根本不用菜，他们把窝头蘸着盐和醋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山西当时在经济发展上比起北京来不知落后多少年，我随身携带了一只自制的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好随时收听中央的声音，可是到太原后有一个焊点开焊了，在太原城里竟然找不到一个维修的地方，最后还是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答应把电烙铁借给我用，才将其修好。
我们的“革命活动”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到街上和大学里面去看大字报。丁锡林由于有在上海串联的经验，善于走上层路线，他找到山西省某副省长，要求批给他500令纸，以便印刷《毛主席著作索引》，对此革命要求，副省长不敢不答应，很快批给了500令纸，并批示由山西日报印刷厂协助印刷。
正当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之时，丁锡林突然说他要立即回北京一次，并向我们解释说，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他要回北京去看看是什么文件。大家都劝他，说文件肯定会发到太原来的，没必要到北京去看。但他执意不肯，非要回去不可，于是他把行李留在太原，只身乘车返回北京去了。
（十）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丁锡林刚刚离开太原，中央文件就贴满了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其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由于红卫兵的大串联，不仅给各地造成混乱，而且使铁路运输秩序恶化，超载严重，车辆损坏，迟发误点，使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周恩来总理曾忧虑重重地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966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暂停免费乘车串联。11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紧急会议上再次指示：“免费乘火车、轮船、公共汽车限在今年11月20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联的各地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
中央的这一决定，显然使我们这六个人的“伟大战略部署”泡汤，此时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即离开太原，要赶在11月20日之前跑得越远越好，至于晋祠我们也顾不上去游览了。此时所有串联的学生的想法也都出奇的一致，我们立即以可能的最快速度赶到火车站去办票！但火车站办票的队伍已经排出了几百米长，轮到我们之时，除去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外，所有其他地方的车票都没有了，没有选择，我们只好再次向大西南进军。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我们把丁锡林的行李抛在了太原，五个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天晚上火车到达“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风陵渡位于黄河从北到南，继而从西折东的转折处，由于修建黄河三门峡电站的原因，原风陵渡大桥已被拆除，所以要过黄河只有乘船。当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渡口附近的一所小学内过夜。说是过夜，其实就是在稻草堆里凑合了一夜，虽说我们自己带着被子，但由于门窗都透风，第二天我还是因感冒而发起烧来。
吃过早饭，我们来到渡口排队准备过黄河，河对岸是陕西省的潼关。这时又有一列满载串联学生的火车到达，我们这两千多人就站立在寒风之中等待渡河。风陵渡虽说在郑州的上游，河面比郑州要窄得多，不过感觉水量却要比郑州的大。我们所乘渡船与见惯了的长江上的渡轮不在一个档次。渡船不大，还没有动力，靠一条拖轮拖着向上游方向驶去，到了河中央之后，拖轮与之脱开，然后渡船顺流飘到对岸。
（十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说来奇怪，潼关虽说与风陵渡仅一河之隔，却让人感觉气温一下高了许多。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没有抢在第一批过黄河，等我们渡过黄河之后，才知道离潼关火车站还有二十里山路，此处虽有长途汽车可乘，不过要轮到我们的话，必须等到下午三点。
此时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我们五个人经过紧急磋商之后一致决定走到火车站去。大家认为我的个子高，步行的速度快些，因此他们帮我背了一部分行李，让我轻装上阵，一个人先走。我此时已经忘记自己还在发烧，甩开步子，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潼关居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北临涛涛黄河，南依巍巍秦岭，自古就是关中的东大门，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放眼望去，前方是一些黄土形成的寸草不生的山峰，等我吃力地爬上峰顶之后，才明白其实我所爬的并非山峰，而是一块“平地”，“平地”的边缘经雨水常年冲刷而形成沟壑，从下边朝上看时，还以为上边是“山峰”。而平地之上还有“山峰”，真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但谁又能知道那些“山峰”之上是否仍为“平地”？
终于我不辱使命，在步行者之中，第一名到达了火车站，在我之前仅有一辆长途汽车先行到达。虽说陆续到达的红卫兵多达两千多人，但车站只肯签100张票，沾我的光，我们这五个人顺利签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
潼关火车站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铁路两旁都是悬崖，你若没有车票，要想混进车站，那就只有从悬崖之上纵身跳下，不过当年还没有哪个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强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一百名幸运儿，都规规矩矩的在车站工作人员带领下提前进入候车站台。其余没有签到票的约两千人，只有等候办理回程车票，打道回校去“复课闹革命”了。
随着一声汽笛，全国最后一列红卫兵专列驶入了潼关车站。这是一趟真正的“末班车”，可是当列车停下之后，我们全都傻了眼，车厢里面已经挤满了红卫兵，不要奢望车上还有立锥之地。所有的车厢门都像接到上级指示一般，无一打开，我们只能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了，我们还真没有勇气爬到车厢顶上去指点江山！
这时不知是车内哪个“傻冒”，打开了一扇窗户——也许他是对车厢内污浊的空气无法忍受，总之是有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于是形势变得不可收拾，车下的人不顾一切地涌了过去，试图从窗户爬进车厢，但混乱之中少有人成功，因为车内已经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个人。
看到如此混乱的景象，我动摇了，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去吧！可是我们那四个弟兄死活不同意，非但不同意，他们还提议要我先爬上火车，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一个整体呢！我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把自己的行李扔给他们，他们推挤着我向那唯一打开的窗户挤去。我分开人群，他们用力把我向上推，很快我就技压群雄，不辱使命地从窗户钻进了车厢，爬进车厢之后，我就立即向旁边的窗户转移，此时我也顾不得自己是踩在桌子上还是别人的肩膀上，因为车厢内已无立锥之地。当我转移到旁边的窗户之后，我的几个弟兄已经在窗下等候，此时我站在窗前的桌子上，弯腰去开窗户，立即遭到窗前所有人的反对，不用说反对无效！窗户被我强行打开，早已等在窗下的几个弟兄先把我的行李递上来，而后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劲地往上爬。此时其他未能爬上火车的“小将”也都一齐向此窗口挤了过来。由于覃民茂和赵嗣龙没有谨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他们当成自己是在“请客吃饭”，因而太过文质彬彬，最终没能爬上火车。当火车拉响汽笛终于缓慢驶离潼关车站之时，我们一同从北京出来的六个兄弟中，只剩下张国栋、曹灵生和我三个人了。到达成都站之后，我们曾在车站留言牌上给覃、赵二位老兄留言，但最终还是没有联络上。据他们后来“交待”，火车开出之后，人民的好站长向他们承诺，他们所签车票仍然有效，所以他们二位最后还是挤上了下一趟赴成都的火车，再后来又从成都步行走到老覃的家乡重庆。顺便交代一下，丁锡林火速赶到北京之后，他还未走出车站站台，就已经看见到处张贴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紧跟党中央的他老弟还未走出车站，立马就领会了自己日思夜盼希望看到的中央文件精神。掉头跳上一列开往太原的火车，又星夜赶回太原，此时我们早已人去楼空。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太原，将《毛主席著作索引》印刷完毕，并托运回北京，最后他一个人从太原步行到了延安，那都是后话。
在去成都的火车上，我有幸领略了“挤”是什么概念。我“站”在车厢内，一只脚着地练着金鸡独立——另一只脚如不悬在空中的话，就会踩到别人的脚，不过也有好处，此时火车若来一个急刹车的话，绝对不会有人摔倒，因为人们就像罐头里面的沙丁鱼一样，互相之间毫无空隙。而且椅背上、行李架上全都坐满了人，车厢自然是无人打扫，地板上铺满了厚厚一层垃圾。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连厕所里面也挤进了几位仁兄，由于味道不雅，所以那里的人口密度稍低，但那些人就像生了根一样，在大小便之中茁壮成长，若有人要想方便一下，可不论你如何做思想工作，里边的人都不愿放弃那块“领地”，因此常常连挤好几节车厢都无法找到一个方便之处，这可苦了那些女生，无奈之下只好尿裤子了事。
我由于在风陵渡那一夜受了风寒，一直在发烧，又没有药物，此时处于这种混合着汗臭的污浊空气之中，突然感觉一阵眩晕，我强忍着才没把胃里的食物吐到旁人的身上，此时我满身大汗淋漓，而后感觉自己的烧奇迹般地退去了。
（十二）成都——我的出生之地
经过约三十个小时的旅行，我们终于到达成都车站，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四川大学，在我未满周岁时父母就带着我离开了此地，自然对“川大”也就无任何印象可言。我们首先还是要熟悉校内外的环境，此时我们对“看大字报”之类的“革命工作”已经全然没了兴趣，食堂成了我们的第一目的地。四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经过“文革”半年的动乱，北京等地的生活质量已经明显下降，但在“川大”食堂，我们仍然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而且只花五分钱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由于菜是每人一份，但饭是可以随便添的，所以每当饭桶从厨房间推出来之时，红卫兵们就充分展露了自己的“造反精神”，大家一拥而上，盛饭变成基本靠抢，我们也不得不斯文扫地加入“抢”饭的行列。有一次我饭虽抢到手，但却不知什么人又在我背上扣上一碗稀饭，搞得我狼狈不堪。顺便提一下，1969年初的春节前后，我曾在北京至成都的火车上当过一段临时列车员，当时成都的商店已经空空如也，甚至连“陈列品”都难得一见，可见“文革”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之大。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此时成了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而紧挨“川大”的望江楼公园自然成了首选之地。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号称成都三大名胜，其名声早已如雷贯耳，迫使我们有了到彼一游的强烈使命感。
望江楼公园坐落在成都东门外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之中。园内岸柳石栏，波光楼影，翠竹夹道，亭阁相映，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和游览胜地。园内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望江楼和濯锦楼枕江而立，是园里的主要建筑。濯锦楼相传因薛涛曾在此濯锦而得名。公园内还有薛涛所建之“吟诗楼”，不过其址本在成都西北角的碧鸡坊，此处为后人托名重建。关于锦江的得名，唐诗三百首的注释之中有介绍说，由于在此江中濯锦是越洗越鲜亮，故此名之，可惜我们游览之时江水早已不复当年，唯有黑臭而已。
薛涛字洪度，原籍长安，随父宦居蜀中，自幼聪颖好学，才智出众。父丧后，因家贫，十五岁编入乐籍。她能诗善文，又谙练音律，时称女校书（后世遂以“女校书”作为妓女的雅称）。据记载，薛涛有诗五百首，与她同时的著名诗人元稹、杜枚、白居易等，都对她十分推崇，并写诗互相唱和。她死后葬于望江楼公园附近，故后人建楼以纪念之。
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涛一生爱竹，后人便在园中遍植各类佳竹，据说其中有不少为名品，如人面竹、弥勒竹、方竹、观音竹、鸡爪竹等，品种多达100余种。我等俗人全然不识，但觉行走在四季苍翠，随风摇曳，高可蔽日的竹林之中，感觉情趣无穷，使人俗念顿消，恨不得在此林中终老一生。
望江楼公园自然是得名于高39米的望江楼，其每层的屋脊、雀替都饰有精美的禽兽泥塑和人物雕刻。阁顶为鎏金宝顶，丽日之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设计巧妙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颇为雄伟壮观。登斯楼也，则锦江秀色，尽收眼底。此外，吟诗楼四面敞开，三叠相依；濯锦楼两层三间，状如舟船。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
（十三）像福尔摩斯一样
好不容易来一次成都，一个望江楼公园自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游兴，而当年成都市上所售地图全然不把陶铸同志的指示当回事，把各名胜古迹全都隐去。我们只好像福尔摩斯那样在地图上寻找蛛丝马迹。果然我们在地图上发现一处地方叫“南郊公园”，按方位应当是武侯祠了，还有一处公汽车站的站名叫“草堂”，想必就是杜甫草堂。
首先我们乘车找到了南郊公园，果不其然，那里正是我们要找的“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又名“汉昭烈庙”，是中国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始建于公元223年，为刘备陵寝。武侯祠建于唐，初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
武侯祠与昭烈庙、刘备墓（惠陵）相毗连。整个武侯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大门，二门，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以刘备殿最高，建筑最为雄伟壮丽。武侯祠后还有三义庙、结义楼等建筑。
大门匾额为“汉昭烈庙”。大门内至二门之间浓荫丛中共有六通石碑，两侧各有一碑廊，东侧碑廊内有一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为国家一级文物。此碑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此碑因文章、书法绝妙、雕刻精巧，因此明代始被称为“三绝碑”。
二门之后是刘备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殿内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谌。据说，由于后主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在后主刘禅降魏时，其子刘谌到刘备墓前哭拜，杀掉家人后自杀身亡。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两侧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东侧文臣廊坊以庞统为首，西侧武将廊房以赵云领衔。
刘备殿后，下数节台阶(武侯祠低于汉昭烈庙，象征古代君臣关系)，是一座过厅，挂有“武侯祠”匾额。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故纪念他的祠堂均称作“武侯祠”。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大殿顶梁由乌木制成，上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殿西侧是刘备墓，史称“惠陵”。由诸葛亮亲选宝地，葬刘备于此。惠陵与武侯祠主要建筑一样亦为坐北朝南，紧邻在汉昭烈庙与武侯祠西侧，与武侯祠之间有红墙夹道相连。
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少年时令我读后异常感动的一首诗。我为封建时代的诗人所具有的“共产主义思想”所折服。因此杜甫草堂成了我们成都之行的必游之地。当我们乘坐公汽来到“草堂”站后，惊喜地发现此处果为杜甫草堂遗址。不过此处并非诗人潦倒时所居之“草庐”，在“文革”那样动乱的年代，“草庐”竟然早已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草堂”本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在友人的帮助之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既然能为“秋风所破”，当然是一处破败的草房。我想若诗圣复生，看到如今天堂般的“草堂”不知作何感想，是否会再作一首《茅屋不为秋风所破歌》？
当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后来五代时的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建茅屋，后世遂将其保存下来，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虽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实为后人托名之作。
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诗史堂正中是杜甫塑像，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我们当年游览之时，其中好像还有董必武、郭沫若等人题写的匾额，印象最深的是一块署名“康生左手”的匾额，我想现在必定已经无处可寻了。工部祠内供奉有杜甫画像。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此草堂虽非彼草堂，但却象征着人民的诗人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十四）小安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
在将成都主要名胜游览过后，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挪个地方，以把我们的“革命串联”进行到底。按中央文件精神，我们现在只可免费乘车返回学校所在地北京。不过活人岂能让尿憋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很快就办好了返京的火车票，那年头到北京去的火车票可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许多串联学生都抢着要与我们交换。由于当年还未发明“实名制”，我们本着“市场经济”的精神，很快就和几名昆明的学生完成了“物物”交换，他们堂而皇之拿着我们的车票上北京，我们则理直气壮地手执他们的车票下昆明，实乃得其所哉。有了这一“对策”，理论上我们又可以免费到我们想去的，全国除宝岛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进行“串联”了。
当年成昆铁路还未通车，因此我们必须经贵昆线赴昆明。这次旅行的火车，已经没有来成都之时那么拥挤，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座位，此车也不是红卫兵专列，除串联的学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公因私出行的人们。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老江湖，他人生得颇有几分富态，且极善言辞。一路上我们靠听他介绍沿途风土人情来打发时间。路过资阳的时候，他向我们介绍说，资阳的豆瓣酱特别有名，他还特意买了一大罐放在座椅之上。路过内江之时，他又身体力行买了一大包著名的“内江白糖。当火车停靠在遵义会议举行之地遵义时，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直站在身旁的中学生“小安”，拎着大包小包土特产的这位老兄挤下了火车。很快火车开始启动，即将驶离历史名城遵义之时。突然，我们发现那位老兄气喘吁吁的又跑了回来，边跑边呼喊着：
“小安！小安！”
小安赶紧问他有何“要事”交代，此时火车已经启动，老江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小安，酱！我的酱！”
我们这才发现他把颇具纪念意义的，著名的资阳豆瓣酱遗忘在座椅上了。小安当然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立即请示如何完璧归赵。他斩金截铁地说：“扔！快扔！”
说时迟那时快，小安立即抄起装酱的大罐子朝他扔将过去，随着“扑哧”地一声，立时“酱花”飞溅，我们只得用“得其所哉”来告别我们有趣的旅伴。此时火车越开越快，“老江湖”先是在我们视野中化为一个小点，最后变得踪影全无。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他那可爱的形象仍让我难以忘怀。
（十五）缺少阳光的地方——贵阳
当火车停靠在贵阳车站之时，由于必须在此换乘去昆明的火车，所以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
“贵阳”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该市位在“贵山”之阳。古代在地名的命名时，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阴阳向背取名，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汉水沿岸城市例外，汉水之南为阳，汉水之北为阴）。这就是说，贵阳因为在贵山的南面所以得名。不过一般老百姓却认为该地多阴雨天，少见太阳，也就是太阳光非常珍贵之意。古时将贵州称作“瘴疠之地”，用三句话对贵州作了形象的概括，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年我们看到的贵阳确实比内地要落后一些，换一种说法叫做“生活水平”要低一些，比如我们只需花两分钱就能吃到满意的饭菜。
市区可供我们闲逛的地方也就大、小十字，也就是贵阳城最繁华的两个十字路口。其它可游之处，我们只打听到黔灵公园、地下公园和仙人洞。黔灵公园位于贵阳市西北角，因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而得名。园内古木参天，植被茂密，集贵州高原灵气于一身。
地下公园位于贵阳市南郊小车河畔，当年我们去时才刚刚开发。这也是我今生所游第一个喀斯特溶洞，溶洞全长5８7米，中部有一天然窗口，将洞分成两段。其岩壁和岩浆凝结物呈乳白色，千奇百怪的石幔、石笋、石柱、石花、浅池、流水，拟人状物，维妙维肖，引人入胜。
仙人洞位于贵阳市区东南面约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传说曾有仙人到此住过，故名仙人洞，是贵阳唯一的道教胜地，想必今天再去的话，一定盛况空前。而当年我与张国栋游玩之时，也就和内地的小土地庙相差无几，山上未见游人，最后我们二人对山上一个似乎无人光顾过的无名野洞发生了兴趣。此洞洞口仅能容下一人入内，进去之后发现里边稍大，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借助一只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发现身旁全是乱石堆，洞的高度刚刚让我们把腰伸直，为了不被绊倒，我们只能摸着乱石向前爬行。爬了约二十米，鼻子已经碰到洞壁，于是折回。爬回约两米，发现在高约一米五处有一小洞，洞口还是仅能容下一人入内，我们再从此处爬入，进去之后发现空间又变得稍大一点，又爬了十多米，看到了一个向下的洞口。此时我们二人突然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于是害怕起来。一怕洞内突然出现什么野兽，二怕万一我们的手电筒坏了，我们将无法找到归路。于是我们赶紧从原路爬了出来。
（十六）运动是绝对的
贵阳已经没有更多吸引我们之处，于是我们打算迈开“继续革命”的步伐。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取消了原定去昆明的计划，而直接办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而当年由贵阳至北京最近的路是必须经过桂林的。
我们带了一些路上必需的食品，就在贵阳火车站等车，此时全国的铁路运输已经极度混乱。虽然车票上有开车的时间，但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间来，我们就在候车室内傻等，除去方便之外，一刻也不敢离开。当我们在候车室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之后，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我们等候的那趟火车进站了！不过又是空欢喜了一场，虽说我们很快就上了火车，但火车纹丝不动地一直停在站台旁。车上看不到列车员，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车，大家都显得极有修养，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扑克牌以消磨时光。时间不紧不慢地又过了一天一夜，这时火车终于开始挪动，然而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几分钟后，列车再次停下，一打听这次列车被定位在了车库，好客的贵阳似乎舍不得我们离开。在这里我们一分一秒地又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夜——我真后悔自己没有随身携带一本《一千零一夜》，那样就能看看谁能耗过谁。
最终还是自然规律起了作用，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永远是相对的。火车终于带着欢天喜地的我们离开了好客的贵阳。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临时停车”之后，列车终于驶入了桂林车站。
（十七）三山、两洞、一条江
红卫兵们立即兴奋地向车门涌去，我们也扛上自己的行李作下车状。由于红卫兵们都想一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下车的人太多，我只好从窗户爬下去，然后张国栋再将行李从窗户丢下来，让我抱憾终生的是，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没有把他的行李接待好，让他的被子与铁道旁一堆高级动物的排泄物发生了亲密接触。好在张国栋是一名重视思想改造，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同志，只是对我略加埋怨而已。此时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下面这段话：
“红卫兵小将们，中央已经决定停止串联，请大家不要在桂林车站下车，你们即使下车也不会接待……”
此时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好像同时失聪，“尽管‘喇叭’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其实大家都是同样的想法，管他接待不接待！亲眼目睹甲天下的桂林，其幸福程度仅亚于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伟大的领袖。
不知是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还是车站的广播原本就是吓唬毛孩子的，红卫兵接待站仍然忠于职守，二话不说就安排我们住到了广西师范学院。
桂林城可以说是一座地道的公园城市，当年的广西师范学院就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央，名闻天下的独秀峰就座落在校园之中，以致每天早饭之后登高揽胜成了我们必做的功课。
独秀峰平地拔起,孤峰独秀,人称“南天一柱”。其相对高度虽仅66米。但由于孤峰耸立,四壁如削,却越发显得挺拔秀丽。从西麓上山,登三百余级到达山顶,纵目眺望,整个桂林山水如画卷般展现在眼前。山上建有玄武阁, 观音堂, 三客庙、三神祠等，山下还有月牙池与之相映，这些给本就峭拔峻秀的独秀峰增色不少。
随后的日子我们每天便奔走于著名的三山、两洞、一条江之间。三山是指象鼻山、叠彩山和伏波山，两洞是指七星岩和芦笛岩，一条江自然是指漓江啰。由于我的笔拙，而且这些著名景点大多数人都游览过，我就不再废话。总之桂林风景可概括为“无山不洞，无洞不奇”，至于漓江沿岸风光嘛，“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其最恰如其分的写照。当我漫步在清可见底的漓江岸边时，啜饮一口江水的欲望简直无法抗拒，我立即捧起一掬江水喝到肚中，我不能不用“清甜甘冽”这四个字来加以形容。不知今天游漓江之人，因江水污染，是否还有勇气像当年的我那样去生喝江水。
关于桂林的七星岩和芦笛岩我想多说两句，因洞内景色奇特,令人应接不暇,是贵阳地下公园所无法匹敌的。
七星岩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在漫长的岁月里，雨水沿洞顶不断渗入，溶解石灰石，并在洞内结晶，于是形成了千姿百态，冰雪晶莹的石钟乳、石柱、石笋、石幔。此溶洞开发时间较早，配有各种彩色灯光，人们根据其各异的形态，并附会美丽的民间传说，给众多景观配上妙趣横生的的名字，如古榕迎宾、白兔守门、仙人晒网，巨石镇蛇、九龙戏水、银河鹊桥等等。还有一处叫歌仙台，据说刘三姐就是在此唱歌之后，升仙而去。导游说七星岩内多暗河，因此叮嘱大家不要随便攀爬，否则一不小心掉入暗河之中就要不知会被冲到何处。他还告诫我们说，不要乱摸洞内的石钟乳等，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还能不断生长，人手摸过之后就令其呜呼哀哉了。
芦笛岩与七星岩同属岩溶洞穴，二者却风格迥异，前者玲珑瑰丽，后者雄伟壮观。因洞口过去长满可制成笛子的芦荻而得名。芦笛岩洞内的景物多姿多彩、千奇百怪，有从洞顶垂下的石乳，有从地上向上生长的石笋，还有石乳与石笋连接而成的石柱。那些被大自然雕琢成不同形状的，则被人们分别称做石幔、石枝、石花、石瀑等；有些石头内空，敲打时还会发出悦耳的声响，根据其声音的高低，分别称做石琴、石鼓、石钟等。由这些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钟乳石构成了芦笛岩内的四个洞天，叫做“石幔层林”、“天柱云山”、“水晶宫”和“曲径画廊”。而当游人置身于“狮岭朝霞”、“高峡飞瀑”、“塔松傲雪”等一个个神秘虚幻的景观时，仿佛是在神话世界里周游一般。芦笛岩可说是桂林众多奇妙岩洞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十八）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
游完甲天下的桂林，掐指一算，我们离开北京的时间已经不短，虽然与原计划的半年还相差甚远，不过我心中已经萌生“不如归去”的想法，而曹、张二位却还游兴未尽，我们三人只得分道扬镳，我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北京，因为“家”已经变成了伤心之地，途经武汉的时候也没有下车。回到学校，感觉到学校里的人烟像沙漠一样稀少。自然是许多人还在紧张地继续进行着“革命大串联”的缘故，以致“君问归期未有期”。
人总是这样，得不到的很想得到，得到之后又不知道珍惜。可是机遇不可能永远眷顾你，一次的失去，往往就是永远地失去。“串联”就是如此，出去久了想回来，回来之后又吃后悔药，埋怨自己怎么没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此时已经真真切切再没有机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2月至4月期间连续4次发出停止大串联和要求红卫兵返校进行“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全国性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自然我的大串联也随之结束。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大串联刚开始也许属于一些青年学生自发的行动，但后来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最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也许是始料所不及的，不过这不属小老百姓的评论之列，我们只是顺应时势，秀了一把“全民公费旅游”而已，也算没有虚度光阴吧！
最后再讲点题外的话：
我的这篇回忆文字主要还是写游山玩水方面的内容，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属于闻所未闻的“历史”。所以有网友建议我投稿到某杂志，结果遭到退稿，原因是“现在出版政策有限制”。想必是有些人害怕揭历史疮疤的原因吧？
（全文完）
此文本已写完，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文革”时还有一段经历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联”吧，故又续写了两段。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一）“武汉7.20事件”
此文本已写完，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文革”时还有一段经历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联”吧，故续写如下。要知后事如何，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如今关于该事件“真相”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也用不着我来转述。现仅将从公开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简述如下（当年一般群众对“真相”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
1967年上半年，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发生了严重对立。为此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七月十四日先后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给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平反，并释放其被关押的头头。他指派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出面做工作。由于一般人无从了解主席的指示，导致“百万雄师”认为这是王力背着中央私自乱表态，以致在7.20那天发生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居住的东湖宾馆的严重事件。当时毛主席居住在东湖宾馆内梅岭一号，谢富治、王力住在百花二号，他们冲进百花二号将王力抓走并痛扁一顿。此事件严重地威胁到了伟大领袖的安全。
得知此事以后，已经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周总理原先是住在百花一号的），不得不又立即从北京赶赴武汉，紧急安排伟大领袖秘密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1949年之后毛主席唯一的一次被迫从住处“逃离”，因此他老人家非常愤怒，到上海后电话指挥了以后的行动。
7月22日下午，打着石膏，系着绷带被周总理解救回到北京的王力，获得了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当天“副统帅”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电召陈再道赴京，陈于26日到京后即被批斗，23日起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举行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事件”。25日，北京市举行了百万人的军民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8201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部队）被认定为“叛军”，当兵的全部安排复员。“百万雄师”组织也迅速解体，此后武汉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在此背景之下，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派人奔赴武汉，以支持武汉的“革命造反派”，从而表明自己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我所在的北机院“东方红”也不列外，临时组织了一个“五湖四海战斗队”第一时间赶赴武汉。成员七男三女，清一色为家在武汉的同学。
因为“大串联”已经在当年4月结束，我们必须购买火车票才能乘车。虽然我们属于“公派”人员，是有“差旅费”的，但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十个人只买了5张票，其余5人用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上车之后为了躲过查票，5张车票全由余BK一人拿着，其他人分散行动（因为车上没座位的人很多，所以分散行动有了借口），遇到查票就说车票在第几车厢的某某人处。
我一个人在餐车内找到了一个座位，坐在我旁边的是车上的一名列车员，我与他天南海北谈得很是投机。他属于那种非常精明干练之人，一边交谈还一边打量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一个衣冠不整之人从他身边走过，他立马从后面扯住那人要查他的车票，那人挣脱之后，一边回答说车票在后面车厢的同伴手中（看来此法已经被人用滥了），一边急速地向车后挤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很敬业的列车员大哥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追上去把那人抓住送给列车长发落——他的判断确实很正确——而后我们继续东拉西扯开心地谈着。此时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半大孩子从他身边走过。理所当然又被这位大哥逮住交到列车长那里。当他回到座位上之后，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哼！什么人没买票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此时更加得意的自然是我，心里哼了一声想道：“我就没买票，你怎么看不出来呢？”。看来最危险的地方确实是最安全的。
到武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到了湖北医学院，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大学医学部。我们住在一栋L型的楼房的二楼，这就是我们“五湖四海战斗队”的队部，室内安了一部电话，对外称呼是北机院东方红驻汉联络处，以便开展我们的“革命工作”。在楼房的拐角处，从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好像是实验室之类的房间。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有个北大附中的小女孩，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所以就时常到我们住处来串门，因她有一个圆圆的脸蛋，大家都叫她“小皮球”。
我们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就是办了一份小报，先到汉口的长江日报社去制了一块报头用的版。报纸的主笔是有铁笔杆之称的李HS和铸造教研室的董FL老师。写了一些什么“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还有“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要揪你”之类的文章。而后由医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最后大家拿到街上二分钱一份去卖。其实“革命工作”很轻松，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找人聊天，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邓MS在该校就读，他是每天必来的常客，晚饭后我们还到东湖去游泳，因为八月一号还将要有一个横渡长江的大规模群众庆祝活动。为此我们定制了一面“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董FL老师找人借了一台135相机，准备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二）八一渡江的悲剧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二）八一渡江的悲剧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16号，毛主席曾在武汉由王任重等人陪同横渡长江，并号召全国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经风雨见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后来不知何故，被江青说成是CC特务而倒台）。此后每年的7月16号武汉都要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1967年的7月16号，虽说也举办了横渡长江，但由于当时“造反派”受到压制，这一派别的群众未能参加。等到“造反派”扬眉吐气之后，就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渡江活动，其用意当然是对“造反派”的胜利进行庆祝，时间就定在八月一号。
对于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热闹也是好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们必须留下一人在住处守电话机。商量的结果是拿一副扑克牌来抽，谁抽的牌最小，谁就留下来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张“小二”，无奈被留下来值班。
八月一号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我一个人无聊地守在电话机前。到了中午的时候，听到传言说横渡长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传言还说是“百万雄师”派出水鬼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许多卡车开到我们这栋楼前。而后有人用担架把一具具仅穿泳装的男女尸体抬进一楼的房间内。睡在担架上的人，有些手臂垂在担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处有血迹。虽然我并不怕死人，但也不愿多看这惨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没有心情下楼去看。从楼房的拐角处向楼下的房间内看过去，只见房内地上一排排躺满了死尸。北大附中的“小皮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她便赶到楼下去看了个仔细。回来后“小皮球”说，她看见那些尸体被抬进房间之后，就被用很粗的针管往大腿根部（动脉血管内？）灌福尔马林。我想是否因为当时武汉的天气非常炎热，又没有什么冷藏设施，所以只好用福尔马林来防腐。几天之后，当我再看见这些尸体被抬走火化时，发现他们的头已经膨胀得像篮球一样大，非常之恐怖。有一个水利电力学院（现武大工学部）死去的女学生，她的父母从乡下开来一辆卡车运尸体，当穿着泳衣，头部变形的她从停尸房内抬出后，她母亲扑上去嚎啕大哭起来，而她的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令人惨不忍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我们“联络处”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但陆续有不少武汉和北京高校的学生，到医学院的停尸房来寻找他们失踪的同伴，他们说殡仪馆也停满了尸体，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又上这儿来找找看，估计几处尸体加起来有200多具。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还哭着说，他们学校女民兵横渡方阵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全军覆没。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得知当天横渡长江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还是组织者缺乏经验造成的（与“百万雄师”不沾边），当时武昌江边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参加横渡的人员外，还有万人以上的围观者。
渡江指挥部位于江边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队伍的最前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第二个方阵是十二块语录牌，一共有多少个方阵也说不清楚。
按照惯例，每个方阵之间应当间隔一定的距离下水。而那天没有这样做。上午九时许，指挥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枪，发出渡江信号，随后还吹起了冲锋号以壮声势。
于是所有的方阵均由汉阳门江边的台阶向江中涌去，队伍越挤越近，挤成了一团，到了码头下台阶处，便由高处向下潮水般压下去，仪仗队一下被冲倒了十几人，从岸上看过去，人就像下饺子一样被后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还未游走，后面的人就整个身子压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压上去，再也收不住。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后来人压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无法游走，被活活憋闷而死，这也就是死者口鼻处有血迹的缘故。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担心我们那9名同伴的安全，于是守着电话机不停地拨电话，但由于当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只有单位才有电话，一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听情况，最后毫无结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无人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第二天早饭后，那九名老师和同学一个不少地都相继回到了住处，我心中紧绷着的那根弦才松了下来。原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吊胆瞎操心。他们进一步向我叙述了横渡长江时的混乱情况。
我们学校没有人参加横渡的方阵，开始他们只是在下水处的岸边看热闹。后来看到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江里倒，而且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涌过来，再不离开就要被挤到江里去了，于是他们立即跳到一条停靠在江边的救生木船上。这时候有许多被压在水下的横渡者挣扎着探出头来，见到木船就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试图爬上船来。于是木船向一边倾斜过去。船上有人大喊，快开船，快开船，船要翻了。于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划离了这是非之地，大家总算躲过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后，余BK扛着我们“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让董老师照了许多照片。船总算划到了对岸，劫后余生的我的同伴们就赶紧各自回家向家人报平安去了。唯独把我忘到九霄云外。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轮渡返回武昌时，看到江面上还有漂浮着的尸体，猜想可能是被江中的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时才浮起来。打捞尸体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这时候董老师拿出他那记录了珍贵历史镜头的照相机。由于相机是借来的，他鼓捣半天也打不开。那个年代相机属于高档奢侈品。我们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机。135相机很少见，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倒卷一说，我从他手里拿过相机，摆弄了几下就把相机盖子打开了。由于没有倒卷，问题很严重，董老师很生气——胶卷全部被曝光。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录便在瞬间毁于我手——我成了“历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达理，埋怨几句也就拉倒。
“8.1”过后，事情越来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杨YZ自告奋勇地到武汉锅炉厂设了一个联络处，把他街坊邻居中无学可上的“小弟小妹”们安排在那里“再就业”，帮他值班守电话机。当时武汉各工厂的生产已经停顿。“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还要来喝酸梅汤。”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就走光）。当然也是无事可干。当我们到武锅去“下基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时，看到“小弟小妹”们正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招牌，手拎开水瓶打酸梅汤。
而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丁XL，则每天单独一人奔忙在武汉军区大院。据他说，他还曾经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的家中。以致于到了文革后期，湖北各地揪“反党乱军分子”的时候，有外调人员找到李YX调查丁当年的情况，而李YX却苦于当年无人和丁在一起，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许多人到军区去抢枪，丁XL是绝对没有干过那种事的。不光没干，他老父亲还深受其害。
话说有一天早上他父亲——一名武钢的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路上突然有个小伙子用一把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很“客气”地对他说：
“老师傅，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老师傅还算镇定：
“‘借’自行车干什么用？”
“我的手表掉到电车上了，我要到电车公司去找手表。”
老师傅看见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太阳晒出来的印子，感觉他没有说谎。当然不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车‘借’给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开来一辆电车。那年头武汉的公交车属于“稀有动物”，往往等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辆车，车来之后人们就一窝蜂地往上挤，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从窗户翻将进去。最后几位实在挤不进去，就手扒车门挂在车外，而司机照样敢开，不开不行呀——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至于电车嘛，由于车后有梯子可以爬到车顶，所以车顶上也常常会有几位老兄在那里“指点江山”，曾经有老外在长江大桥上看到公交车如此招摇过市，而向翻译打听这是在干什么。翻译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别爱国之人担当，于是向老外解释说：
“这是在进行‘民兵演习’呢。”
话说那位小伙子看见“稀有动物”来了，扔下自行车，跑到电车前边朝天开了一枪——乖乖还真是真家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枪！
他大喊着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此车被“征收”了。乘客们不想下也得下，就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征收了一样——在暴力面前，最好还是放乖一点。
那位小伙子上车之后，对司机嘀咕了几句，电车就变成了他的专车，在大家的视线中绝尘而去。
终于我们感觉在武汉已经无事可干，我们就都陆续返回了北京。这一次我们不用买火车票，而是到省高教厅去“借”火车票。这次的“借”与第一次串联时的“借”可大不一样。最终还是有人找到学校要我们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好，头头签个字也就万事大吉。当然我们也可说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游。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武汉，开销肯定不小，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表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十二万分地拥护。后来有人在回忆中喜欢对那段历史说三道四，我想说，当年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续三）火车上的小插曲
上文讲到经历了“8.1渡江惨剧”之后，我们乘火车从武汉返回了北京。在火车上有一段小插曲，本来不准备写的，因为牵涉到当年的几个“群众组织”，怕有褒此贬彼的嫌疑。现在想想，当年所谓的“群众组织”根本就无对错之分。大家斗得你死我活，其实都属上当受骗，都是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反而是一些被人称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才真正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其余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可说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所以褒也好贬也好，在今天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把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所了解。我想总不至于会有“遗老遗少”借此来找我的麻烦吧？
回到北京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革”已经由“文斗”发展到了“武斗”的高级阶段。除北京之外，全国所有地方（声明一下台湾和港澳地区除外）两派群众都被武装起来，动枪动炮地大开杀戒。更有甚者，四川连坦克也出动了，我们班江AW的弟弟就是在重庆的武斗中遇难。武汉大学有一个叫刘朝阳的学生，武斗时“光荣牺牲”，还被追认为“烈士”，他被安葬在樱花大道下的鲜花丛中，并建了一座高高的墓碑。“文革”后期，他的“烈士”称号被取消，坟墓当然也被扒掉，从而成为可悲的千千万万个“文革”殉葬者之一。
有人要问，当年社会虽乱，却即无贩毒集团，也无贩枪团伙，武斗时的那些枪支又是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都是从部队“抢”来的！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认为我在胡说，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么能够从“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手中抢到枪？其实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因为那时当兵的虽说表面上不介入“文化革命”，实际上他们暗地里还是支持某一个派别——是他们故意让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派群众去“抢”自己手中的枪，一“抢”就给。所以毛主席在讲话中曾说：“说是部队不介入，其实早就介入了”之类的话。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里面谈话的内容也多与“武斗”有关。一天刚从郑州返校的王GF对我说，河南“××公社××战团”的人那才叫不怕死呀，武斗时对方的枪打得噼里啪啦地，就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而他们却个个勇敢异常，顶着枪林弹雨愣是不要命地往上冲。
听了他的话我就笑了——于是我向他讲了返京途中火车上的那个小插曲：
那天我们乘坐的是卧铺车厢。火车上操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但主要还是武汉“钢工总”、“钢二司”和湖南“湘江风雷”的成员——那年头许多人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表明自己身份的袖标。他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我也没打听——因为“7.20”之后，各地的“造反派”都已平反，不存在进京上访的问题。火车上有一位约３０岁左右瘦瘦的“湘江风雷”成员，作为雷锋叔叔的家乡人，他在车厢里一刻不停地做好事。一会见他因打扫车厢卫生而忙得满头大汗，一会又帮列车员一遍又一遍地送开水。大家都对其投之以赞赏的目光。我们就称其为“风雷大哥”吧。
车停漯河车站的时候，来了一帮自称为河南“××公社××战团”的人。每人手握一把手枪就要往卧铺车厢里挤。由于车厢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铺位，列车员不让他们上，但有枪就是大爷，不许上也得上。进到车厢之后，提着枪还咋咋呼呼地拉动枪栓，很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突然“呯”的一声响，手枪走火了，弄得车厢里边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风雷大哥”实在看不过去，走过去要他们把枪收好，告诉他们在火车上玩枪很容易伤及无辜。“××战团”也不是吃素的，但见一人把手中的枪对准了“风雷大哥”的脑袋，要他少管闲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说时迟那时快“风雷大哥”表演了空手夺枪的绝招——还真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鸡蛋壳揩屁股，嘁里喀嚓三下五除二就下了他的枪！“风雷大哥”用夺来的手枪指着那人的脑袋命令说：“给我滚下车去！”
此时车上所有“湘江风雷”、“钢工总”、“钢二司”的成员们都把自己的家伙抄了出来，乖乖隆地咚，他们都带着真家伙！大伙把枪口一齐指向“××战团”。“风雷大哥”挥挥手说，“把这帮家伙赶下火车去，不下去的就当小流氓打死！”
毕竟谁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于是“××战团”一个个二话不说，乖乖地下了火车。
这段经历告诉我们，那个年头社会上的枪支已经大大地失控。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在如今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年代，社会上持枪抢劫案还时有所闻。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虽说没有网络，但也没有新闻审查，各地新闻第一时间就可以在大字报上看到——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持枪抢劫的。为什么呢？？？？？
等待有识之士给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