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实施的关税措施违法。这一裁决非常明确地传递了制度底线，那就是，把总统的权力重新关回法律框架之中。

这样的判决恰恰体现了美国制度内部制衡机制的运作，没有绝对的权力，而是权力始终受到约束。

很多新移民刚来美国时，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美国制度稳定，是因为领导人比较理性、社会比较文明。其实恰恰相反。美国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人性并不可靠，所以必须靠制度约束。三权分立、媒体监督、定期选举、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散——这些安排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换句话说，美国制度从一开始就是“防坏人”的，而不是“依赖好人”的。从这个角度看，一个风格强烈、争议巨大的总统，并不会那么容易就摧毁制度。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制度是否还能有效运转。

在治国理念上，美国和中国的制度逻辑有本质的不同。

美国建国时，开国先贤对权力本身充满警惕。他们并不假设未来的总统一定贤明，而是假设权力可能被滥用。因此，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分权与制衡，把权力拆开，让它们彼此牵制。总统权力再大，也必须接受国会授权和司法审查。

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则更强调“贤君政治”。从儒家理想到历史叙事，长期强调“明君”“清官”“贤相”。制度运行往往围绕“人” 的德性展开，而不是制度。没有围绕权力结构的相互制衡的制度。遇到能力强、道德自律的统治者，社会可能繁荣稳定；但一旦遇到昏君或权力失控， 老百姓就只能忍受或者等待下一个明君出现。

这是两种不同的文明路径，一种强调制度优先，一种强调德治优先。也正因为这种差异，美国制度更能承受强势总统的冲击，而不至于立即失控。这是因为有一种缓冲机制。

然而制度是一回事，政治文化是另一回事。不可否认，川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美国政治虽然也有激烈争论，但总体维持着一些默认共识，其中包括选举结果应被尊重，而不是输了就指控舞弊；媒体虽有立场，但仍被视为公共机构，而不是全面否定，动不动就fake news。政治人物之间保持某种体面距离，互相尊重，而不是彻底标签化对手，给人家起外号。

这些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文化中的默契在川普上台以来，完全被漠视和破坏。结果就是政治表达更情绪化，社会分裂更公开，公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持续下降。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再往深一层看，川普的现象本身更像结果，而不是起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制造业外流，收入差距扩大，网络信息碎片化。不少普通美国人逐渐觉得，传统政治和经济精英未必代表他们的利益。当精英信任下降，政治就会寻找新的表达出口。某种程度上，把政治素人推上权力核心，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无论喜欢还是反感，都不能忽视这一结构性背景。

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剧烈冲突：民权运动时期的撕裂、越战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水门事件带来的政治震荡……每一次都伴随着“制度危机”的声音。但制度最终没有瓦解，而是在争议中修补、调整，然后继续运作。这也是美国制度的重要特征，它不追求完美稳定，而依靠不断修正维持平衡。

现实一点说，川普并未真正破坏制度。这次最高法院的裁决某种程度上再次说明，三权分立仍在发挥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加速了美国社会原本已经存在的分化，有些问题被提前暴露，有些矛盾被放大讨论，制度因此经历了一次压力测试。

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看似矛盾的特点，既警惕权力，又依赖制度；既反感精英，又离不开专业。川普时代只是让这种矛盾更加显性。制度是否被破坏，历史最终会给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公众对权威的态度正在改变，信任不再来自光环，而越来越依赖规则。

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更现实的选择仍然是，少一点情绪判断，多一点现实观察。毕竟政治会改变，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