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参观考古遗迹和博物馆，看得多了，再加上查阅有关资料，就知道所有的人类遗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阶段，从距今三百万年左右到距今一万年，占比超过人类历史的 99%。这个漫长的时代以古人打制石器为核心标志， 没有农业、没有陶器、没有定居，人类完全依赖狩猎或采集为生。根据考古发掘，人类最早的石器证据见于非洲，距今约 330 万年。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则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
二是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人类从 “找饭吃” 发展成为“种饭吃”，这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起点，期间距今约一万年 — 4000 年前左右（世界各地不一）。 此时期关键的变化是人类有意识地磨制石器（不再是随便敲，而是精细打磨），出现原始农业（种粮食）和家畜饲养（养猪、狗、牛、羊），并定居生活。为了 做饭和储存，还出现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常被冠以“XX 文化”，指的是一群人生活方式、使用器物和习俗相近的人居住在一起。如中国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
三是“文明社会”的遗址，这是指从“XX文化”发展到了“XX文明“：已经发展出文字，青铜器，国家、城市、王权和礼制等高级社会形态。西方考古界对认定“文明”的标准是：城市 + 文字 + 青铜器，如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中国的殷墟文明等。 中国考古界对“文明”的标准则提出了“中国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三要素：城市 + 阶级 + 王权和国家。 尽管采用的评判标准有所不同，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文明“社会是指已经形成国家的高级文化。简单来说，文化是生活方式，文明是国家形态；文化能发展成文明，但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叫文明。国际考古界公认的世界最早的“文明“，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六年前我曾参观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馆和附近的遗址。 用考古界的话来说，良渚遗址的发现是“非专业人士的非职业行为”：它的首位科学发掘者叫施昕更（1912—1939），浙江良渚人，职业学校绘图专业出身，长期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自1930 年起， 施昕更作为绘图员参与了当地古荡遗址的发掘工作，负责标本绘制与田野记录， 由此具备了精准记录和绘制出土文物，并撰写考古报告的能力。1936 年，施昕更回家乡发现了良渚遗址，并进行了三次试掘。他在抗战时期曾任瑞安县抗日自卫会秘书，从事救亡工作；期间在1938年撰写并出版了《良渚 ——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可惜的是施昕更在1939 年病逝于云南，年仅 28 岁。一位无正规历史或考古学教育背景的绘图员，靠自学与实践成为良渚考古奠基人。为感激其贡献，施昕更的家乡人在良渚博物馆的门口为他树立了雕像以供后人纪念。
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与报告，是良渚文化研究的起点。此后梁思永和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也意识到了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并将其归入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系统，肯定其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史前遗存。1959 年，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正式命名其为“良渚文化“，将其从龙山文化中独立出来，确立为环太湖地区的独立考古学文化。这里请注意，夏鼐先生对此的命名是“良渚文化“，而不是“文明”。
1980代以后，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先是发掘出十一座大墓，出土了一千多件玉器和完整神人兽面纹，从而确认这些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地。 1987年发现瑶山祭坛与墓地，出土大量玉器，这是人工堆筑祭坛 + 高等级墓葬，证实神权与王权结合； 此后又发现大型人工台基（约30 万平方米），此为宫殿区核心。2000年后又发掘出古城与水利，由此确认了良渚古城的全貌：宫城 — 内城 — 外郭三重结构，总面积达6.3 平方公里。 良渚的外围水利系统竟有十一条堤坝，控制范围达100 平方公里，为世界最早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毋庸讳言的是，尽管存在大量刻画符号，但良渚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成系统和成熟的文字；在遗址地区发掘的器物以玉器、黑陶、石器为主，没有冶炼青铜的证据，也未发现青铜的工具、礼器、兵器等。如果按照西方考古界的标准，在”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和青铜器） 中缺失了两个。但按照“中国方案”，良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国家，王级大墓有随葬数百件玉器，象征王权与神权；而平民墓：仅少量陶器、石器，无玉器，阶级分化极端明显。社会分工明确：贵族、祭司、工匠、农民、士兵，形成复杂国家结构，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一套 认定“古代文明” 的学术定义标准，而是用 “世界文化遗产“ 的标准来评定，这并不是考古学上对“文明”的判定。如我曾走访过的秘鲁的马丘比丘（印加文明）遗址，那里既没有发现文字系统，也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它靠城市 + 国家 + 工程与管理体系，在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对“良渚文明“的认定也是如此。
良渚遗址的考古成果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无文字、无青铜器，但它具备都城、水利、王权、神权、阶级和统一信仰，符合“文明“的标准。 良渚文明的年代距今约 5300–4300 年，在中国，比它更早的遗址很多，但都达不到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 级别：河姆渡遗址、仰韶遗址和红山文化，尽管都出土了神庙和玉器等，但没有发现阶级、没有城市，没有形成完整国家与城市体系，因此都只能是“文化”，而不是“文明“。 简单来说，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比良渚早的遗址，都不能算“文明“；而良渚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社会， 它将中华文明的可信起点从商代（约 3600 年）向前推进至 5300 年前，由此证实它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属于同时期的文明，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重量级的成果。
在《史记》和《尚书》等古籍中，都没有直接和明确地记载 “良渚文化” 或 “良渚古国”，它们对长江下游的史前历史几乎没有记录。良渚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 改写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叙事； 它彻底打破了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地”的旧观念， 证实了长江下游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
如果按时间来排序，良渚文明的年代是在距今5300–4300 年前，而中原的二里头文明则在距今3800–3500 年前； 良渚文明的结束年代到二里头文明的初始阶段，之间相隔约 500 年。换句话说，良渚文明消失后，又过了大约 500 年，二里头文明才兴起。这就证明在中原“文明“产生之前，长江中下游就出现了辉煌的“文明”。
良渚博物馆里展出了不少镇馆之宝，它们与我所见过的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有着显著区别： 神人兽面纹玉琮：外方内圆，四面琢刻完整神人兽面纹，是 “礼地” 重器，神徽覆盖整个良渚文化圈，体现神王合一的意识形态。
刻符黑陶罐：夹砂黑皮陶，因长期水浸带红褐色锈迹，肩部和上腹部有12 个连续刻符，被推测记录猎虎场景，是研究良渚原始文字雏形的核心标本。
刻鸟立高台符玉璧： 阴刻鸟伏首敛翅立于三级高台的图案（鸟立高台纹），为良渚晚期玉器特有符号，高台象征祭坛，鸟是神使 / 王权象征，是统一信仰与上层统治的直接物证。
神人兽面纹玉钺组合：一套完整玉钺含钺身、钺瑁（杖冠）、钺镦（杖端）。 它是军权、王权的象征，纹饰延续神人兽面系统，证明军事与神权高度绑定。
嵌玉漆杯： 良渚 “高精尖” 的工艺代表，瘦长带把宽流杯，口沿弦纹带镶嵌小玉粒，图案含重圈、螺旋纹，极为罕见，反映贵族阶层的奢华礼仪生活。
我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过一件良渚出土的玉琮，器型为内圆外方的短筒状，是良渚文化早期 “镯式琮” 的典型代表。它的纹饰分为上下两节纹饰：上层为简化的 “小眼面纹”，代表巫师的面部；下层为 “大眼面纹”，是兽面纹的简化形式，以重圈为眼，线条细腻。玉琮象征着 “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也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玉器工艺和复杂的社会信仰。
所有参观良渚博物馆的观众们都有一个疑问，如此辉煌的文明，为何在距今4300年左右突然衰落，古城废弃？对此有多种假说，如遭遇特大洪水；气候突变；海平面上升、气候干冷，农业崩溃；社会崩溃；和战争/ 迁徙等。 这就又要回到老问题了，良渚遗址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记录，因此它的神权运作、技术细节、社会结构、兴衰原因等，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中，这也是中国上古史最大的谜题之一，也需要考古人的继续努力和探索。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社会 – 良渚
长岛退休客 (2026-02-18 17:18:06) 评论 (4) 我喜欢参观考古遗迹和博物馆，看得多了，再加上查阅有关资料，就知道所有的人类遗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阶段，从距今三百万年左右到距今一万年，占比超过人类历史的 99%。这个漫长的时代以古人打制石器为核心标志， 没有农业、没有陶器、没有定居，人类完全依赖狩猎或采集为生。根据考古发掘，人类最早的石器证据见于非洲，距今约 330 万年。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则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
二是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人类从 “找饭吃” 发展成为“种饭吃”，这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起点，期间距今约一万年 — 4000 年前左右（世界各地不一）。 此时期关键的变化是人类有意识地磨制石器（不再是随便敲，而是精细打磨），出现原始农业（种粮食）和家畜饲养（养猪、狗、牛、羊），并定居生活。为了 做饭和储存，还出现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常被冠以“XX 文化”，指的是一群人生活方式、使用器物和习俗相近的人居住在一起。如中国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
三是“文明社会”的遗址，这是指从“XX文化”发展到了“XX文明“：已经发展出文字，青铜器，国家、城市、王权和礼制等高级社会形态。西方考古界对认定“文明”的标准是：城市 + 文字 + 青铜器，如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中国的殷墟文明等。 中国考古界对“文明”的标准则提出了“中国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三要素：城市 + 阶级 + 王权和国家。 尽管采用的评判标准有所不同，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文明“社会是指已经形成国家的高级文化。简单来说，文化是生活方式，文明是国家形态；文化能发展成文明，但不是所有文化都能叫文明。国际考古界公认的世界最早的“文明“，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六年前我曾参观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馆和附近的遗址。 用考古界的话来说，良渚遗址的发现是“非专业人士的非职业行为”：它的首位科学发掘者叫施昕更（1912—1939），浙江良渚人，职业学校绘图专业出身，长期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自1930 年起， 施昕更作为绘图员参与了当地古荡遗址的发掘工作，负责标本绘制与田野记录， 由此具备了精准记录和绘制出土文物，并撰写考古报告的能力。1936 年，施昕更回家乡发现了良渚遗址，并进行了三次试掘。他在抗战时期曾任瑞安县抗日自卫会秘书，从事救亡工作；期间在1938年撰写并出版了《良渚 ——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可惜的是施昕更在1939 年病逝于云南，年仅 28 岁。一位无正规历史或考古学教育背景的绘图员，靠自学与实践成为良渚考古奠基人。为感激其贡献，施昕更的家乡人在良渚博物馆的门口为他树立了雕像以供后人纪念。
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与报告，是良渚文化研究的起点。此后梁思永和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也意识到了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并将其归入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系统，肯定其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史前遗存。1959 年，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正式命名其为“良渚文化“，将其从龙山文化中独立出来，确立为环太湖地区的独立考古学文化。这里请注意，夏鼐先生对此的命名是“良渚文化“，而不是“文明”。
1980代以后，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先是发掘出十一座大墓，出土了一千多件玉器和完整神人兽面纹，从而确认这些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地。 1987年发现瑶山祭坛与墓地，出土大量玉器，这是人工堆筑祭坛 + 高等级墓葬，证实神权与王权结合； 此后又发现大型人工台基（约30 万平方米），此为宫殿区核心。2000年后又发掘出古城与水利，由此确认了良渚古城的全貌：宫城 — 内城 — 外郭三重结构，总面积达6.3 平方公里。 良渚的外围水利系统竟有十一条堤坝，控制范围达100 平方公里，为世界最早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毋庸讳言的是，尽管存在大量刻画符号，但良渚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成系统和成熟的文字；在遗址地区发掘的器物以玉器、黑陶、石器为主，没有冶炼青铜的证据，也未发现青铜的工具、礼器、兵器等。如果按照西方考古界的标准，在”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和青铜器） 中缺失了两个。但按照“中国方案”，良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国家，王级大墓有随葬数百件玉器，象征王权与神权；而平民墓：仅少量陶器、石器，无玉器，阶级分化极端明显。社会分工明确：贵族、祭司、工匠、农民、士兵，形成复杂国家结构，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一套 认定“古代文明” 的学术定义标准，而是用 “世界文化遗产“ 的标准来评定，这并不是考古学上对“文明”的判定。如我曾走访过的秘鲁的马丘比丘（印加文明）遗址，那里既没有发现文字系统，也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它靠城市 + 国家 + 工程与管理体系，在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对“良渚文明“的认定也是如此。
良渚遗址的考古成果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无文字、无青铜器，但它具备都城、水利、王权、神权、阶级和统一信仰，符合“文明“的标准。 良渚文明的年代距今约 5300–4300 年，在中国，比它更早的遗址很多，但都达不到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 级别：河姆渡遗址、仰韶遗址和红山文化，尽管都出土了神庙和玉器等，但没有发现阶级、没有城市，没有形成完整国家与城市体系，因此都只能是“文化”，而不是“文明“。 简单来说，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比良渚早的遗址，都不能算“文明“；而良渚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社会， 它将中华文明的可信起点从商代（约 3600 年）向前推进至 5300 年前，由此证实它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属于同时期的文明，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重量级的成果。
在《史记》和《尚书》等古籍中，都没有直接和明确地记载 “良渚文化” 或 “良渚古国”，它们对长江下游的史前历史几乎没有记录。良渚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 改写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叙事； 它彻底打破了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地”的旧观念， 证实了长江下游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
如果按时间来排序，良渚文明的年代是在距今5300–4300 年前，而中原的二里头文明则在距今3800–3500 年前； 良渚文明的结束年代到二里头文明的初始阶段，之间相隔约 500 年。换句话说，良渚文明消失后，又过了大约 500 年，二里头文明才兴起。这就证明在中原“文明“产生之前，长江中下游就出现了辉煌的“文明”。
良渚博物馆里展出了不少镇馆之宝，它们与我所见过的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有着显著区别： 神人兽面纹玉琮：外方内圆，四面琢刻完整神人兽面纹，是 “礼地” 重器，神徽覆盖整个良渚文化圈，体现神王合一的意识形态。
刻符黑陶罐：夹砂黑皮陶，因长期水浸带红褐色锈迹，肩部和上腹部有12 个连续刻符，被推测记录猎虎场景，是研究良渚原始文字雏形的核心标本。
刻鸟立高台符玉璧： 阴刻鸟伏首敛翅立于三级高台的图案（鸟立高台纹），为良渚晚期玉器特有符号，高台象征祭坛，鸟是神使 / 王权象征，是统一信仰与上层统治的直接物证。
神人兽面纹玉钺组合：一套完整玉钺含钺身、钺瑁（杖冠）、钺镦（杖端）。 它是军权、王权的象征，纹饰延续神人兽面系统，证明军事与神权高度绑定。
嵌玉漆杯： 良渚 “高精尖” 的工艺代表，瘦长带把宽流杯，口沿弦纹带镶嵌小玉粒，图案含重圈、螺旋纹，极为罕见，反映贵族阶层的奢华礼仪生活。
我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过一件良渚出土的玉琮，器型为内圆外方的短筒状，是良渚文化早期 “镯式琮” 的典型代表。它的纹饰分为上下两节纹饰：上层为简化的 “小眼面纹”，代表巫师的面部；下层为 “大眼面纹”，是兽面纹的简化形式，以重圈为眼，线条细腻。玉琮象征着 “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也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玉器工艺和复杂的社会信仰。
所有参观良渚博物馆的观众们都有一个疑问，如此辉煌的文明，为何在距今4300年左右突然衰落，古城废弃？对此有多种假说，如遭遇特大洪水；气候突变；海平面上升、气候干冷，农业崩溃；社会崩溃；和战争/ 迁徙等。 这就又要回到老问题了，良渚遗址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记录，因此它的神权运作、技术细节、社会结构、兴衰原因等，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中，这也是中国上古史最大的谜题之一，也需要考古人的继续努力和探索。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